关键词：日本外交，东亚政治  

作者：林晓光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对外政策一直奉行三大原则，其中亚洲外交是重要内容之一，而东南亚国家又是其亚洲外交的重点之一。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凭借商品、设备、资金、技术的优势，向东南亚地区全面扩展势力，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并为走向政治大国积累了地缘意义上的经济，政治的实力基础。

一、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界的恢复与展开

二战结束至20世紀50年代末，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恢复关系的时期。随着《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通过名为”赔偿”，实际上是商品——资本和劳务输出的经济形式，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战后处理”，与各国先后建立外交关系。按《旧金山和约》的规定，东南亚国家应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而日本则应向东南亚各国给予经济补偿，可以用商品——劳务等形式支付。同时规定有关补偿的一切事项由当事国面对面地协商。而日本则坚持与东南亚国家1:1地谈判，使日本不致于单独面对所有这些国家的压力，而相对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1951—1959年，日本政府与东南亚地区的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越等国先后签订补偿协议与和平条约，与东南亚国家在法律意义上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尽管东南亚国家提出了总额达300多亿美元的补偿要求，但日方在1:1的谈判中讨价还价，采取各个击破——达不成协议宁肯拖下去的谈判策略，使战后急于恢复经济的东南亚各国不得不一再降低要价，最终达成了对日本相当有利的补偿协议。日本以商品——劳务和资本等形式对东南亚国家的补偿，包括无偿援助和日元贷款，一共是17.286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不足5亿美元，平均每年支付的金额不到当时日本每年工业产值的1%[1].这样轻微的补偿费，对于日本政府的财政没有构成任何负担，而日本商品和资本重新打入东南亚市场，却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1.战后日本失去了作为主要资源供应和商品市场的中国，除了美国的援助外，只有东南亚国家能够提供日本恢复经济所必需的——离日本最近的资源供应和海外市场。随着日本经济在50年代中期完成恢复工作，进入增长期，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需要也日益增长，东南亚国家作为市场对日本经济的意义也随之上升；

2.通过补偿，日本国内滞销——国际竞争力不强的产品大量涌入东南亚地区，不仅使日货重新打入东南亚市场，而且使”通常贸易中出口较为困难的物资，国内滞销的货物——找到了销路”，既”有益于赔偿后的销路开拓”，“对于国内不况企业也无需特别救助措施”[2].因为日方出口的多为”钢铁——机械——有色金属——纺织品和人造丝”，“对促进国内竞争力不强的企业的发展，具有不小的效果”，从而挽救了大批濒于破产的日本企业。如：日本建筑业此前并无海外市场，“由于赔偿提供了机会，不仅打入东南亚，还远至非洲”。日本学者认为：”赔偿成为日本扩大出口的动力，提供了国内企业进入海外的机会，起到了开拓潜在市场的作用”[4]。同时经济补偿还具有“飞去来效应”，不仅”导致出口，也租金了原料的进口，带来双重效益”[5].即使是无偿援助和日元贷款。也是“以赔偿名义的投资，一旦受援国经济发展而成为日本的市场，投资也能收回”[6].因此，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第一个外交回合的结果，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真是利莫大焉；

3.从地缘战略上看，日本在经济上重返东南亚地区，不仅为日本重新走向世界打开出路，而且奠定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济格局中，作为资金和技术的提供者的优势地位的基础，最终形成以日本为顶点的”金字塔”式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体系，并为日本在该地区扩大政治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然，由于日本的补偿把大量工业产品和成套设备输往东南亚，使东南亚国家得以满足国内对消费品和制成品的需求，并建立起以轻工产品和初加工制成品为主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以出口资源换取工业产品的经济运行机制，对东南亚各国战后恢复经济，重建基本工业体系，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经贸和政治上都迅速发展。日本借助补偿方式与东南亚国家重建经贸关系后，便以贸易、投资和援助”三位一体”的经济行为模式，大规模地进入东南亚地区。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经济势力已经进入东南亚地区的各个角落，并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地位。1、贸易。战后日本发展经济采取的”外向型出口替代”，是”贸易立国”的方针政策。日本前外相——著名经济学者大来佐五郎说：”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仅仅是由于对外贸易的相应发展才得以实现的”[7].对于资源短缺——市场狭小——过于倚赖海外市场的日本来说，对外贸易是其通过合法途径，有效获取资源的唯一手段，是保障经济顺利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进口附加值较低的能源——原料和初级产品，向东南亚国家出口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形成了贸易的不均衡。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统计，60年代日本进口的天然橡胶的98%,锡的96%,椰制品的59%,麻制品的47%,铜矿石的37%,木材的32%,铁矾土的30%,镍的24%,石油的14%,均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而在东南亚国家的进口中，日货占了30%以上，主要有汽车——家用电器——化工产品——钢材和机械等。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平均为20—30%,而印度尼西亚更高达41.9%,除了新加坡外，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第一贸易对象国都是日本[8]；

2、投资。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实际上是通过战后补偿的形式而实现的，无论是日元贷款，还是直接投资，都是日本资本的扩展。吉田茂首相对此直言不讳：”因为对方讨厌投资这个词，所以我们就用了补偿这个提法。对我们而言，这完全是一种投资”[9].1951—1970年，日本对东盟五国（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为4.91亿美元。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并不是很多。这是因为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前，日本的外汇储备、贸易顺差并不大，国内经济发展较快吸引了大量资金，日本尚无雄厚的资金力量对东南亚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效果开始显现，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对海外的资金供应能力大为提高，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也迅速增长。1972—1982年，日本对东盟五国的直接投资总计为101.66亿美元，10年的投资额是前20年的20多倍，占同期日本对外总投资额531.31亿美元的19.13%,居第一位[10].80年代日元持续升值，日本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大批日本企业于是扩大对外投资，意图利用海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而东盟国家政局相对稳定，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政府对外资给予优惠政策，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较完备，投资环境较好，成为日资在海外的首选之地。日本企业纷纷投资东盟国家开办工厂。到1990年，日本企业开办的工厂遍及东南亚地区，其中泰国2000家，印尼1500家，马来2000家，菲律宾2000家，新加坡2000家[12].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1987年，日本对亚洲投资48.6亿美元中，东盟国家就达15.24亿美元，占总额的31%[13].实际上不仅仅是1987年，东盟国家长期以来在日本对外投资中一直保持着这一比例，是日本对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从投资结构看，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以制造业和资源开发为主。据日本大藏省统计，日本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34.8%,资源开发占52.2%,其它产业占13.1%[14].可见，日本企业对东南亚国家投资的目的，一是要确保资源的供应，二是要占领当地市场，三是利用当地劳动力的廉价和政府的优惠政策，以以价格低廉的产品向第三国销售，扩大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15]。

当然，作为经贸行为是互利互惠的，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既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增长，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如：增加了就业机会，提供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优化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供了科技和管理的水平。但日资的大量涌入，必然对当地企业和民族资本构成猛烈的冲击，形成东南亚国家在资金上对日本的非对等相互依存，从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外交和战略上，形成对日本极为有利的潜在力量和影响。

3、援助。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补偿中已包含有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但那毕竟是以订立补偿协议的形式提供的，还不是正式的官方援助。到50年代中期，美国出于亚太地区战略的需要，将对外援助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促成“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形成。日本政府为在地区战略上配合美国，也为了在美国的保护下扩展自己的势力，开始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以下简称ODA）。1953年，日本政府提出加入“新加坡计划”（1951年成立的西方国家对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的多边组织），遭到欧洲国家的拒绝，后经美国斡旋始得加入。但这一组织为欧美国家控制，日本只是忝居后排的小伙计，并不能为日本扩大地区影响提供有效的渠道和机会，加上当时日本外汇储备不多，所以直到1957年6月，日本通过这一计划提供的ODA总共为10万英镑，占该计划总额的0.98%[16].于是日本谋求另起炉灶，提出结合美欧和日本的资金——技术，东南亚的资源，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基金总额5亿美元，其中美国2亿，欧洲2亿，日本1亿。美欧也许看透了日本的潜在意图，不愿为人作嫁，所以对此反应并不热烈。日本政府虽然按计划于1959年出资50亿日元，但终究未能以此作为对东南亚进行资金扩展的主渠道。随着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和国内资金储备的增加，日本政府通过对外援助扩大影响的意识日益强烈。把1958年版的《通商白皮书》命名为《经济核算做的现状与问题》，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解决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背景，渐渐进入一个新阶段。”1958—1960年，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ODA分别为1.18亿美元，1.95亿美元，2.56亿美元，各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22%,0.34%,0.49%[17],虽然金额还不算多，但已明显呈不断增长的趋势。1960年日本政府制订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法》，1961年成立海外协力基金，1963年成立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使日本的ODA具备了法律依据和专门的运作机构，最终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步入全面发展和大规模扩充的轨道。

从一开始，日本实施ODA的重心就放在了东南亚地区。1960—1978年，日本ODA总额为35亿美元，其中东盟五国占39.3%，从地区别看，位居第一；除新加坡外，所有东盟国家均在接受日元贷款最多的前十名之内；东盟国家所接受的外援中日援占1/3以上[18]。随着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逐步调整了对东盟国家ODA的结构。60年代，主要面向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70年代，重点支持农业——中小企业和人才培育；80年带，根据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先后减少和停止了无偿援助，使日元贷款成为日本对东盟国家援助的主要形式。日本的ODA从其动机和目的看，当然是要扩大日本资金的输出，为民间企业占领海外市场打开方便之门，通过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加强日本在地区战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但在客观效果上，作为日本援助主体的日元贷款金额大——利率低——偿还期长，条件相当优惠，对东南亚国家完善基础设施——技术设备更新——培训科技人才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无可置疑的促进作用。

4、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虽然以经济为主，但经济关系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关系的加强，何况日本政府的经济外交本来就具有谋求政治效应的深远战略意图。因此双方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在逐步发展。1957年，刚上台的首相岸信介首访美国，再访东南亚，表明了日本外交的重点和次序，而且开创了直到80年代末日本历任首相上台之后出访次序安排的模式。在冷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受到很大的制约。一是只能服从于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起配合——补充的作用;二是1967年东盟成立后，东南亚地区分成资本主义的东盟，社会主义的印度支那和闭关自守的缅甸撒大部分，使日本外交面临着价值理念和操作运行上的两难选择。日本外交从国家最基本的利益出发，采取了战略上追随美国，战术上就事论事，以东盟为中心，以经济关系为主体的策略方针，力图不动声色地扩大日本对该地区的影响。

但历史教训使东盟国家对日本大举扩展势力深具戒心，尽管到1976年已有4位日本首相访问过东盟国家，东盟仍拒绝日方举行双方首脑会议的建议。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盟国家时，还遇到了空前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活动。说明日本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远不如经济关系来得密切和稳定。1977年，日本福田首相出访东盟国家和缅甸，应邀出席了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并发表了”福田主义三原则”：1——不做军事大国，为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作贡献；2——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3——通过与东盟国家的积极合作，建立与印支三国相互理解的关系，共同构筑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会后发表了日本—东盟宣言。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日本外务省官员认为：这是战后首次向东南亚明确了我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明确化——原则化，说明日本外交力图从经济贸易扩展到政治安全领域，谋求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当然，日本的政治外交也是以经济外交作后盾的，福田此行与东盟国家签订了总额为1800亿日元（按当时267日元=1美元的汇率，约为7亿美元）的援助协议。日本媒体就此评论说：”心心相印的内里还是钱和物的援助”，对东南亚的外交”消除不了经济优先的痕迹”[19].

20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使日本与东盟国家在政治安全上的合作有了较大的进展。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东盟国家面对越南的扩张主义，颇有唇亡齿寒之感，因而作出了强烈反应。一方面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越南的侵略行为，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西方国家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以加强抗衡越南扩张主义的力量，维护自身安全。日本为保障其途经东南亚地区的能源运输线的安全，采取了联合东盟，抗衡越南的方针政策。1981年和1983年，铃木首相和中曾根首相先后访问东盟国家，在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强调从综合安全保障的战略高度，向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的东盟国家和”纷争周边国”提供战略性援助[20].同时以积极的外交活动促使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1988年，竹下登首相邀请西哈努克亲王访日商讨解决柬问题的途径，又派外交官出访东南亚国家，为促使柬各方会谈而奔走斡旋。意在以大国外交的积极姿态，广泛参与地区事务，树立”和平推动者”的形象，加强在地区内的政治存在，为”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打下地区性的基础。由于中曾根首相访美时提出日本在亚太地区要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要防卫”1000海里防卫圈”，使东盟国家”担心1000海里有多大，对本国的影响如何？”，因而”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抱有不安”[21].希望日本的地区作用主要保持在经济方面，适当地扩大到政治方面，但不要突出军事作用。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政策，与东南亚国家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

总之，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主要出于4个动因：1、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2、确保稳定的资本和商品市场；3、保障自中东和西亚而来的能源运输线的安全；4、建立和扩大对地区事务的政治影响，奠定作为世界大国的地区性战略基础。但由于历史而产生的特殊国情，以及东南亚地区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分裂的现实，又使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追随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缺乏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和长远目标；2、在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上，滞后反应型的对策多，超前主动型的政策少，事件发生后的被动应付多，事件发生前的预防外交少；3、地区政策以东盟为中心，对印支国家开展的外交相对不足；4、以经贸开路，经济合作为主，政治影响和战略作用相对较小。

二、20世纪末期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发展与转型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格局和亚太形势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也进入了新阶段。

由于柬埔寨问题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障碍，所以日本政府力图以柬问题为突破点，通过积极的斡旋外交，为柬问题的政治解决作出努力和贡献，巩固与东盟国家的传统关系，发展与印支国家的新关系，以便重返印支地区，抢先占领这一市场，同时确保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参与和战略地位。为此，日本针对柬各方和与柬问题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展开了积极主动的全方位外交。1990年2月，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野和东南亚课课长河野分别访问越——柬——泰——中等国，进行秘密的穿梭外交。6月，海部首相分别致信西哈努克和洪森，实现了两人在东京的会谈，促使双方达成协议，成立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使柬问题的和平解决有了重大进展。8月，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率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了越、柬。10月，越南外长阮基石访日，会谈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一致表示要改善双边关系，致力于柬问题的和平解决。1991年，中山外相正式访问越南，是自1975年以来的首次，日方以恢复对越援助为条件，说服越南从柬撤军。日本媒体对这一阶段的积极外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使“日本第一次登上为解决地区冲突而发挥政治作用的国际舞台”，标志日本外交“从地区和平后资金合作的传统方式，发展成为直接参与和平实现进程的大国志向型模式，从单纯经济援助转变为发挥政治影响”，是“以政治大国外交为地区和平作贡献”[22].国际舆论也对日本外交的进展给予肯定，认为：西——洪东京会谈”标志日本为解决地区争端而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政治作用的外交取得圆满成功。日本决心参与国际事务是显而易见的，它正以担任国际会谈东道主的方式来实现宿愿”[23]。

正是由于积极的外交活动，日本担任了关于柬问题的巴黎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成为柬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为联柬机构和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了全部经费的1/4（位居第一），多次作为召集人主持国际援柬会议，共筹集资金25亿美元，并向柬排出了一支500多人的工兵大队。总之日本在柬问题的政治解决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几乎达到了其全部的外交目的，是日本开展大国外交的一次成功的范例，也为其今后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提供了实践经验。越南从柬撤军，柬问题的和平解决，为日本以援助为先导——以经济为主体的重返印度支那开辟了道路。1993年，日本抢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之前，恢复对越援助，提供了500亿日元贷款，50亿日元无偿援助，又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多边援越计划提供了600亿日元资金，因此而当上了国际援越会议的主席，掌握了在援助越南问题上的的主动权，从而为进入越南市场争得先手之利。1993年，宫泽首相访问东南亚时，提出”印度支那开发构想”，试图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优势，联合东盟国家作为”二传手”，抢占印度支那这一亚洲最后一个未充分开发的大市场，把印度支那”吸收进以东亚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最多的日本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圈”[24].以便巩固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对日本的非对等依存关系，并把这一关系模式扩大到印支三国，从而建立日本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优势地位，最终得以依托东南亚国家，展开面向世界的全球性大国外交。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导向，及其为经济行为提供的保障和各种日越经贸协议的签订，促使日本企业争先恐后地涌入印度支那。到1993年9月，在河内设立办事处的日本企业已有127家，另外还有几十家已提出申请。日越贸易1992年达到12.88亿美元，比1990年的7.79亿美元增长了60.48%[25].法国报纸对此评论说：”日本将很快凭借经济实力在整个印度支那树立威望”[26]。因此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对东南亚外交的突出特点是对东盟和印支各有侧重的”双轨制”。即：一方面以解决柬问题为突破点，打开印度支那的大门，以对越外交为重点，以经济援助为先导，以资金——技术为手段，大举进入印度支那地区;另一方面，利用东盟国家依靠外部力量解决地区内部事务的机会，扩大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全面介入，经济上形成日本为首——东盟居次——印度支那第三的非水平地区内国际性产业分工，政治上为日本在东亚和亚太地区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打下基础。正如国际舆论所说：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将改变亚洲的政治平衡，日本在该地区的政治作用将大大加强”[27]。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攻势和政治影响。1993年1月，宫泽首相访问东南亚4国，在泰国首都曼谷发表了题为《亚太新时代与日本--东盟的合作》的演说，提出发展双方关系的四项原则：1——推进政治安全对话;2——坚持开放的自由经济;3——推进政治的民主化;4——合作支援印度支那。第一次把政治安全的对话与合作置于双方关系的首位，并加入了民主等西方价值观念的参数，反映出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发展趋势和突出特点。外务省官员认为：“这是自1977年’福田主义’发表以来，又一个对东南亚的综合政策”[28]。经济上，日本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继续快速增长。到1990年累计金额达243亿美元，比1985年的22亿美元增长了10倍之多。到1995年累计达619亿美元，又比1990年增长了154.73%[29].其中1994—1995年度对东盟国家的投资额分别为：印尼74.28亿，泰国25.6亿，马来西亚18.4亿，新加坡13.46亿，菲律宾9.48亿，分别比上一年增长73%,12%,147%,15%,566%[30].投资结构也有所变化，从早期的轻工业——加工业和资源开发，转向机械——电子——电机——化工等制造业。这对于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如下正面作用：

1、促进东盟国家产业结构的一体化。外资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高了东盟国家的整体工业化水平和产业内部的生产一体化程度。如电机生产实现了从设计——生产，到组装——检验的一条龙作业;纺织业建立了纺——织——染——整——缝连续作业的生产线;半导体业从切割——加工——装配——布线——测试——包装，直到销售，全部在同一企业内完成;从而加强了企业的集约经营程度和技术——资本的密集化。

2、促使东盟国家贸易结构优化。由出口原料——能源——初级产品，进口消费品——半成品，转为出口纺织——电子——电机——电器——机械等产品。与日本之间的垂直型贸易结构向互相进、出口同类同级产品的水平型贸易结构转化。据日本大藏省统计：1981—1990年，东盟国家对日制成品出口占日本制成品进口的比重从8.4%上升到23.9%;1993—1994年度，日本对东盟国家出口1140.92亿美元，进口552.4亿美元，其中从东盟国家进口的汽车——汽车配件——半导体——电器等产品分别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3.9%,24%,36.3%,20.6%[31]。

3、推动东盟国家经济的增长。产业和贸易的结构优化推动了东盟国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东盟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从80年代的4%提高到90年代前半期的6—8%[32];而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增强了东盟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发展。

在政治安全方面，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既有利益一致之处，如：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开展预防性外交，合作打击跨地区犯罪集团，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也有利益矛盾之处，如：日本想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组委会亚洲的代言人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东南亚国家则希望日本以非军事的方式在地区经济和政治领域发挥合理的作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尽管我们不反对日本保持有限的军事力量，但不能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前景感到不安”[33].菲律宾前外长罗慕洛也明确表示：”希望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不应充当亚洲的国际警察”[34].这在东南亚国家中，是很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意见。对于日本在亚太地区扩大政治影响的政策行为，东南亚国家既不能排斥或反对，又担心日本会从政治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尤其是1997年日美加强安全合作，并准备把双边军事同盟的作用范围扩大到日本的”周边地区”后，东南亚国家就更为担心了。东盟九国驻日本大使在日美重新修订的防卫合作指针发表后，曾联合要求日方就”周边地区”的范围作出明确解释，就是这种担心的表现。

日本外交对东南亚国家，在战略目标上虽然较为明确，但在政策选择上却是两难：既想依靠经济优势在地区内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和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又要竭力避免东南亚国家的疑虑。因此在具体政策实施中较为谨慎。因此，东南亚国家力图以东盟参加或召集的——能发挥较大作用的地区多边对话机制约束日本，日本则既参加地区多边机制，又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力图通过多种手段——多条渠道确保日本的亚太地区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利益的差异使双方在地区政策上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东盟提出排除美国的”东亚经济会议”，日本因顾虑美国的反应而不明确表态;日本希望把亚太经合组织的功能扩大到政治安全方面，东盟反应不热烈;东盟意图以”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雏形，日本则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同盟;利益的差异和政策的不同，这使得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存在许多的不和谐之处。

在经济方面。1——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使之在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更为严重，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东南亚国家要想充实基础设施，今后十年内至少要筹集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200多亿美元的日本应该是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日本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金融机构不断倒闭，又在进行以削减预算赤字为中心的财政改革，1998年度ODA总额为1732亿日元，比上年度减少了14%[35].因此日本如何通过ODA——黑字还流计划和民间投资担保对东南亚国家提供资金，还是一个问题。2——东南亚各国普遍缺少发展现代经济所必须的专业人才，甚至技术工人也严重不足，日本政府可以在人才培训——智力援助方面多做工作。3——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偏重于加工出口型产业的发展，造成生产零配件的周边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不发达——不配套，日本中小城市企业多，可以通过资金——技术的投入，帮助东南亚国家发展零配件产业。4——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由来已久，进出口产品结构的不同导致日方长期顺差，日方可以通过扩大进口和开放国内市场来改善贸易的不平衡状况。5——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在东南亚地区相当严重，高耗资源——高污染的增长模式，使东南亚国家大气污染——水质浑浊——工业废品增多——生活环境质量下降。日本拥有防止公害的技术和经验，可以加大对环保的资金——技术的投入，帮助东南亚国家解决这一问题。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一是历史问题。近年来，日本国内少数人不断发表否认侵略战争——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论，加剧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是否会重新走上军事扩张之路的担心。李光耀指出：”亚洲国家最担心日本会用武力介入地区安全问题”，日方的道歉——反省”在很大程度上是纸上谈兵，从未有过深刻的反思。”新加坡舆论也认为”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责任，并不是时间可以冲淡的，日本政府必须勇敢地承认他们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一些极右分子变本加厉地为战争罪行翻案，使人很难相信日本有完全悔改之意。[36]”这一历史认识上的差距，导致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心理感情方面的阴影，对双方关系的正常发展是不利的。二是日本军事力量的增长。日本自卫对已成为一支兵员精干——装备高技术化的现代化军队，日本的防卫政策也逐渐从”专守防卫”向”攻势防卫”转化，防卫区域从日本本土向周边地区扩大，并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从双边同盟扩展为对付地区冲突，是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国家走向表示担心。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公开”反对日本发挥军事作用”，印尼前外长阿拉塔斯指出”日本如成为军事大国，将是对亚太地区和平的最大威胁”[37].因此，日本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方向，对它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的发展，将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三、后冷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

1997年1月，桥本首相出访东盟五国，如加上他出席亚欧首脑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访问过的泰国和菲律宾，上任不到一年，已访问了东盟七国，足见日本政府在其亚太外交中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

在新加坡，桥本首相发表了题为《为迎接新时代进行改革—建立更广更深的伙伴关系》的演说，认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应“从以经济为中心转向广泛的对话”，就地区政治——安全问题进行坦率的磋商，在环境——粮食——人口等国际性问题上开展合作，用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取代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并建议举行定期的首脑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建立起更强有力的个人关系[38].国际舆论认为：这一被称之为”桥本主义”的蓝图如能实现，日本将成为第一个与东盟国家定期举行首脑会议的大国[39].与“福田主义”和“宫泽主义”相比，”桥本主义”突出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政治色彩，其意图在于，依托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和日方的优势地位，通过首脑会议的形式，在宏观层次和长远战略方面，确立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基本框架，全面加强对东南亚及亚太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使日本成为在地区内各个领域都能发挥主导作用的名副其实的“全能大国”。

桥本首相东南亚之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越南的访问。日本政府不但向越南提供了810亿日元的贷款和3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而且决定建立两国间防卫部门的副部级定期安全对话制度。日本媒体指出：首相东南亚之行最重要的日程就是“对越南的访问”。因为越南拥有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地面部队（70万人），“北拒中国，南扼马来半岛，直接威胁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日本海上运输线”[40],而且日越都在领土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争执，两国面临同一课题”，通过“加强安全对话，扩大防卫交流”，“可以在主权问题上增强对华外交的发言权”[41].因而“此次东南亚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显然是想联合东盟和越南，对付在东南亚地区影响越来越大的中国”。这虽然只是新闻界的分析，并非日本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方针，但也不能绝对排除其外交战略中这种潜在意图存在的可能性。

日本政府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其目的和动因主要有：1、东盟作为地区性集团在亚太地区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东盟作为10国集团，拥有5亿人口，452平方公里面积，5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之一。目前东盟在地区事务中极为活跃，东盟外长后续会谈已有18个国家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是本地区唯一的政府间安全对话场所，有可能成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雏形。因此，亚太地区将形成中、美、日、俄四大国与东盟“4＋1”的关系结构和力量对比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左右整个亚太地区局势的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亚太地区竞争与合作、矛盾与协调、冲突与对话的政治经济新形势。

2、日本与东盟经济联系更为密切。近年来，日本陷入经济困境，产业结构调整，增长速度缓慢，日元大幅升值，金融机构倒闭，企业振兴乏力。在困境中，东盟作为占日本外贸出口16%的大市场，日本所需10%的原油——80%的天然气的供应地，日本60%的对外援助和直接投资的接受方，对日本经济的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3、日本亚太外交的需要。日本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作为世界大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主导作用。要面向世界就必须立足亚太，必须首先成为亚太地区的政治大国。在亚太地区，东盟不仅是地区格局中的重要角色，而且控制西太平洋南北航线和进出印度洋的通道，日本赖以生存的海外资源的80%要经过这里，日本的亚太外交绝对无法忽视东南亚地区。而且在日本与地区内其它大国打交道时，东盟也不失为一个可以借用的力量。由于日本与东盟之间已形成密切而非对等的经贸关系，所以日本对东盟的外交就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4、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需要。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初步形成”重建信赖关系，继续经济援助，开展外交合作，构筑安全体系”的方针政策。使中日关系从”友好第一”转向”平等对话”，从”经贸合作为主”，转向双边关系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从单纯的双边关系转向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加强合作的战略关系，从而进入了”合作——对话与竞争——磨擦并存交替”的新时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原则也变为”结好中国，稳定周边，主导亚太”和”借助美国，联络东盟，牵制中国”的双轨战略[42].日本政府一方面反复强调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维护中日关系;另一方面有试图借助地区内其它力量，作为牵制中国的砝码。

因此，1997年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仍然是紧锣密鼓——不断加强。4月，柬埔寨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日本政府采取了保持柬国内局势稳定的方针政策。后来又提出在柬结束政治斗争和武力冲突，顺利完成大选的四点建议;并派外务省政务次官赴东南亚开展穿梭外交，力图加强在柬问题和东南亚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12月，桥本首相出席了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国家的首脑会议，并发表了包括10项内容的“日本—东盟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要进一步加强在各个方面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共生共存的传统关系。1998年，桥本首相又访问了遭到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印尼，允诺提供援助，帮助印尼度过难关。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视为扩展本国影响的大好机会，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对策：一是积极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边援助计划，出资40亿美元;二是单独进行援助，于1998年年初公布”紧急援助对策”，承诺拿出7000亿日元援助东盟国家;三是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意在通过援助东盟国家确立以日元为中心的地区金融货币调控机制，巩固和扩大日元在地区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43].1998年4月又决定对印尼提供2640亿日元（约2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以及200亿日元贷款和40亿日元的药品——粮食援助[44].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听任日元贬值，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东南亚国家还未从第一波金融危机中缓过气来，就又陷入了第二波金融危机。日本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对日本的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但却与一个大国在地区经济危机中应有的中流砥柱作用不相适应，不仅使日本政府提供资金援助的效果大打折扣，对日本近年来竭力树立的对地区事务负更多责任的大国形象，也不能不是一个打击。从而暴露了日本外交在本质上还未能摆脱冷战时期注重眼前经济利益，忽略长远战略利益，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的局限性。

1998年5月，日本外相小渊惠三出访新——马——泰等东南亚三国，与各国领导人就加强双边关系——地区安全形势和亚洲金融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日方表示：1、将继续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2、为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美国的军事存在是必要的;3、重要的是增进与中国的合作;4、进一步加强亚太经合组织[45].1999年1月，小渊作为首相访问东南亚三国—柬埔寨。老挝和泰国，意图在将于冲绳召开的8国首脑会议前与亚洲国家沟通信息，并向冲绳首脑会议反映。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把对东南亚的外交放在亚太地区的广大地缘空间内，与对美、对华外交和地区性政策综合起来考虑并处理的政策走向，以及意欲充当亚洲国家代言人的战略意图。

总之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开始具有战略意义的转换和调整，将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框架结构。

1、日本政府已向东盟提出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构想，主要内容有：建立定期首脑对话制度;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培养“亚太地区共同体意识”;为解决超国界的地区性或全球性问题进行合作。这说明，日本政府已经认识到，东盟的国际地位上升和集团实力增强，已成为地区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之一。以往那种援助与被援助，输出与接受式的非对等关系结构，已经不适应亚太地区的发展变化现状，必须在互相信任与了解的基础上，建立在各个领域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才能使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顺利向前发展。

2、日本政府近年来非常重视与地区内各国进行安全对话和加强地区性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目前日本与美国加强了双边安保体制，与俄罗斯进行了防卫首脑的会谈和军舰的互访，与中国实现了军事领导人的互访和副部级的安全对话，对东南亚也积极促进安全合作与对话。日本一方面强调日美安保体制是“地区稳定的公共财产”，美军留驻太平洋“具有重要的稳定和制衡作用”[46],力图以日美安全同盟为基干，构筑日美主导下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掌握对地区安全问题的主导权。另一方面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等现有地区多边对话机制，并谋求使亚太经合组织的功能扩大到政治——安全方面;同时推进与东南亚国家之间“1:1”的安全对话，建议“就地区安全问题与每个东盟国家举行坦诚的双边对话”[47];试图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今后，日本政府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加强安全对话，扩大安全合作的政策倾向将更加明显。

3、经贸合作仍将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基础和中心。这是因为战后几十年来，双方关系首先是从经贸领域发展起来的，已经形成了利益互相交织渗透——彼此互相依存的互补型经济关系。随着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以往那种垂直型的国际分工，也正在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日本的资金——技术，东盟国家的资源——市场，仍然是双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报表吧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仍将以经贸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主体和基础。

说到底，日本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是要成为发挥全球性影响和作用的世界大国，充其量视东盟为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或借用力量，并不愿与东盟国家分享对地区事务的主导作用。而东盟国家则要借助集团力量，利用大国矛盾，通过大国互相制约的均衡外交，争取成为与地区大国分庭抗礼的平等伙伴。这种战略目标上的差异，将造成日本与东盟之间关系的根本性矛盾和竞争。加上日本对外政策”大国化”，经济合作”唯利是图”，对历史问题”欲盖弥彰”，自卫队”质量建军’的趋势，使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发展方向始终存在疑问，导致双方心理和感情上的不信任，从而有可能使利益的冲突更频繁——更多变，而利益的协调更困难——更复杂。当然，这些差异和分歧还不致于破坏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现有结构，也不会引起双方利益冲突的激烈对抗。但问题毕竟是存在的，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东盟国家，如何缓解矛盾——增加信任，如何坚持和平发展方向，如何建立真正的“心心相印”的关系，仍然是日本外交不可避免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当一个5亿人口的”大东盟”出现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版图上时，日本政府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都将对亚太地区格局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密切注意的。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