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前卒 2019年4月7日演讲稿，略有修改

1、十年

我读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人民英雄纪念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即便没有，相信大家对纪念碑上的文字也很熟悉：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比较一下，前两句除了“三”和“三十”之外，一字不差，但是第三句就不一样了，不说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而是“历次斗争”。

革命和解放都是有目标的积极行动，斗争是相对消极的抵抗。这说明，在毛泽东等建国一代领导人看来，1919年前，中国社会处于找不到发展方向的消极抵抗阶段；五四运动后才转为主动革命。这是对五四运动历史地位最权威的评价。

我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是从80年代一套历史书开始的。书名是《天翻地覆30年》，给我科普了从五四到新中国的主要事件，我准备给自己的孩子读。但是，这本书也有问题，具体革命故事讲的太多，故事背后的历史大趋势谈的太少。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和解放70周年，我决定弥补一下自己的童年遗憾，放下具体事件，谈谈我对这30年历史大趋势的认识。

在谈历史之前，我先作一道算术题。

五四运动是从占人口极少数的知识青年开始的。按当事人回忆，算上跟着看热闹的，最初的参与人数不到5000，可以聚在一个讲台下听课。而解放全中国彻底改变了5亿人的生活。

5000和5亿差5个零，30年时间增长了十万倍。平均来说，每6年，革命的影响力就扩大十倍，每年得增长46.78%。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为什么46.78%的增长率能保持30年。

对数坐标图。如果把中国革命看作股票，微软和巴菲特都不值一提

2、20世纪只有一次革命

中国每个朝代都要写上一个朝代的官方断代史，于是我们就有了24史。这个史书体系有好处，历史阶段分的很清晰。但是也有坏处，就是用朝代划分扭曲了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比如说，按照历史朝代表，刘邦排在秦朝三个皇帝乃至项羽后面，好像比他们都小很多。但实际上，刘邦只比秦始皇小3岁，是同一代人，他又比项羽大24岁，差了一代人。如果不计算实际年龄，你就没法理解为什么刘邦看到秦始皇的时候说的是“大丈夫当如是”，项羽又说“彼可取而代之”。很明显刘邦是中年人对同龄人的嫉妒，项羽是年轻人的自信。

到了近代，这种基于皇帝（领导人）血统的历史分期越来越不适用了。梁启超就抱怨，说24史不是历史，是24部家谱。但是，为了脉络清晰，很多历史书，包括教科书还是沿用了这个风格。我们很容易形成一个粗略印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一代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解放一代消灭了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集团关系不大。

但是辛亥革命到解放只有38年。38年是什么概念呢？从现在往前数38年是1981年，那年中国人口10亿，到现在还有7亿活得好好的。民国虽然人均寿命低，但辛亥革命一代人和解放一代也有很大的交集。

而且，辛亥革命不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既没有全国战略，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孙中山是从报纸上知道武昌起义的。各地的中下层军人和知识青年发起了一系列缺乏配合的造反，只是因为清朝遇到财政危机和内部矛盾爆发，他们才能赶走皇帝。人民纪念碑把这些行动归类为“历次斗争”，而不是“人民革命”。这个特点决定了参与者的年龄层次，辛亥革命的主导者是19世纪的80后和90后。

解放战争和辛亥革命完全不一样，从土地法大纲到三大战役，一批50岁左右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始终控制着革命的节奏。仔细看，这批人的主体还是19世纪的90后，正是辛亥前后的青年。

从具体履历来看，新中国第一届领导人很多都是辛亥年的志愿兵。主席毛泽东在辛亥年第一时间参加湖南新军，准备应付北洋军的反扑。总司令朱德在云南跟着蔡锷造反，赶走了清朝的云贵总督。副总理，后来的国家主席董必武，武昌起义第3天就到了武昌，正好碰上北洋军南下，参加了最激烈的几场战斗。第一任中央银行行长南汉宸辛亥年只有16岁，在山西组织了2000民兵，去娘子关打仗，是最接近北京的一支反清军队。

我拿这几位当例子，主要原因是他们比较知名。如果把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就能发现，新中国领导集团不仅包含1911年的基层士兵，还有很多人在辛亥年已经是革命领导者或者资深元老了。

比如说1949年的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前好几年，他在全国各地秘密策动军队反清。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他是主持人。又比如说武昌起义的领导机构叫文学社，其中一个核心人物李六如，是黎元洪直属的标统，指挥最精锐的反清军队，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批将军。后来李六如当了毛泽东秘书，1949年在最高检察署当副署长。而辛亥革命的时候，李六如上面，代表中华民国和清朝对抗的两个中央级元帅是黄兴和李书城。黄兴大家都知道，李书城到解放时当了教育部长。新中国的地质部长李四光，1911年在武汉和南京都做过实业部长，在新中国地质部成立之前40年就是正部级干部。

还有，1949年的广西省长，1955年大将张云逸，辛亥革命之前几个月就参加过黄花岗反清起义，是黄花岗72烈士之外的的第73人。而给黄花岗起义供应军火的吴玉章，后来又到四川策动保路运动，他1949年当了中央政府委员，人民大学校长。这些人的资历摆到孙中山面前也是很可以自豪的。从人员构成上来说，完全可以说1949年的新中国继承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但是，前面说了，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有组织的革命，全国一起反清朝皇帝的人，各有各的心思。有人觉得推翻八旗贵族就好，有人觉得只要能地方自治就好，有人觉得能正常发工资就好，有人觉得能让我的企业正常发展就好。大家唯一的共识是旧中国没有给我满意的出路，但是到底该走什么路，完全没有共识。各方面互相牵制，干掉皇帝以后，反而是那些没参加起义的清朝的将军和官僚出来接管政府，连续掌权十几年。

我这几天看各地的五四运动史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安徽学生和皖南镇守使作斗争。当时的皖南镇守使叫马联甲，是光绪24年、19世纪的武进士，给慈禧太后当过侍卫。这几乎是演义小说里才有的人物，到了20世纪20年代还控制着地方实权，说明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化不大，也说明辛亥一代青年并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反差。辛亥年，乃至到1919年，中国大多数知识青年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连基本的共识都没有，只能搞自发斗争。但短短一代人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带着下一代年轻人改变了整个中国。这其中必然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引导他们从自发斗争转向有组织、有目标的行动。

这个转折点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之前，之所以知识青年连达成共识的趋势都没有，原因主要是两个，首先是对传统道路幻想太多。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可以把历史上各种成功道路再走一遍。

比如，有人觉得过去落后，就是因为清朝皇帝是满族。换一个汉族皇帝，我们也可以像古代帝国那么强大。很显然，1916年袁世凯复辟把这个梦撕碎了。

又有人觉得过去中国制度差，错过了欧洲列强的发展时机。现在阻碍发展的封建王朝没了，我们发展几年也是帝国主义。结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老牌帝国主义会用最激烈的手段对付新帝国主义，而且帝国主义国家送自己的国民去死也是不眨眼的，不是什么好榜样。

还有人觉得依附于帝国主义也不错。日本给英国当炮灰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也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不给一点机会吗？

结果这方面打脸最严重，巴黎和会上，列强根本不给中国赚一点面子的机会，要把德国占的青岛割给日本当战利品，而北洋政府之前居然还有一个密约要承认割让。这等于把中国最后一条貌似走得通的路堵死了，也让清朝留下的官僚队伍丧失了全部信誉。

北京的学生无论如何不肯再老老实实读书，决定去天安门抗议，去几个老官僚家里放火，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第一天。

知识青年不愿意达成共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集体回避暴力革命选项。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暴力革命，尤其是底层造反都是破坏性的。义和团运动刚刚过去十几年，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那是一场纯粹的灾难。就算在欧洲，无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激进党派搞革命都没成功过，没有任何靠底层革命的政权能管理现代化社会。所以，知识青年虽然推翻了清朝，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权力还给清朝的将军和部长，不敢考虑底层革命的方案。

五四运动前2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到了1919年，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信息，知道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底层革命。少数知识分子和工人士兵联合起来，居然能够管理一个有几万公里铁路的半工业国，没有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

虽然五四青年不知道苏联将来能打赢二战，不知道苏联再过38年就要发射人造卫星，但1919年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得到了信心。李大钊在五四前不久作了一场著名演讲，标题是《庶民的胜利》，赞美底层革命路线。毛泽东这个辛亥年的士兵就在台下听李大钊演讲。

这些事情积累到一起，等于在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里划掉了几个错误选项，又给了一道类似的例题。所以辛亥青年1911年还很迷茫的，到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看到希望。虽然他们还不知道正确答案，但是起码有了自信，相信自己可以努力学习通过考试。这就是为什么人民英雄纪念碑认为五四运动是历史转折点，比辛亥革命重要的多。

3、第一座山 帝国主义

前面说的是政治理论问题，但是漂亮的理论只是一个开始。互联网在中国也普及这么多年了，你们见过哪个大V靠理论说服对手吗？所以，尽管五四运动初步给中国指明了理论探讨方向，但是知识青年还是需要一个合适的目标才能团结起来。

这个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身份，就是中国被各种不平等条约束缚住的海关税率。

要理解这个目标，我们首先要理解旧中国知识青年的身份和诉求。毛主席在1939年给他们作了一个定义：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大多数知识青年没有资本，为什么要被归为小资产阶级呢？

因为他们渴望拥有资本，渴望分享资本的利润，在社会意识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注意，说他们的社会意识资产阶级化，并不是对他们的贬低。相反，在中国农业社会，资产阶级意识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农业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人均财富很少。大多数人只能靠艰苦的体力劳动勉强谋生。无论社会结构怎么变动，也只有一小撮贵族和官员过好日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肌肉总量决定了生产的上限，怎么投资也没法改变这个上限，所以财富只能用来消费，不是资本。

工业革命以后，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自古以来没有的现象，就是经济的指数增长。由于从煤矿得到了额外的能源，搞生产不靠肌肉力量了。所以，在机器上投资，在技术上投资，就能提高生产效率。拿到的利润又可以变成新的资本，让经济长时间保持很高的增长率。从这个时候起，社会上的财富才普遍变成了资本，人均经济水平才有提高的可能。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

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前100年，资本家可以拿到超额利润，普通人的生活也有缓慢的提升。但是，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最现实的目标是资本家和普通人之间的中产技术阶层。只要技术还在进步，这个阶层就能分享资本的红利，过上体面的生活，比普通人提前几十年进入现代社会。在毕业之前，青年学生已经在期望这样的未来了，所以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

但是，必须依附于工业资本，小资产阶级才能有体面工作。中国的资本很少，想要体面工作的学生很多，所以青年学生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国内积累足够的资本，至少让中国有限的财富也能进入指数增长循环，资本越滚越大。

当时的中国的确还有一些财富可以用来投资，毕竟是5亿人口的农业社会，除了基本的温饱之外总有一点剩余。但是，财富不等于资本，只有能进行现代化生产的财富才是资本。发展资本主义意味着必须组成一些赚钱的现代化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用机器生产更多的机器，最终让中国也变成发达的工业国。

但是，在中国开始搞工业之前，英国工业革命已经100多年了，最落后的日本也比中国先发展了几十年。技术水平不一样，同样的资本投下去，中国的工厂肯定竞争不过西方的工厂。如果没有关税壁垒的保护，中国的产品就算在国内也竞争不过洋货。产品卖不掉，中国的财富就不能变成资本，只能变成坏账，小资产阶级也不会有体面的工作。所以关税壁垒是中国发展的第一前提。

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签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有的割地，有的赔款，有的要做毒品贸易，但是，所有其他的条款加起来，都不如其中两个条款对中国伤害大。第一条是中国的关税不超过5%，第二是所有列强都能分享这个待遇。帝国主义的军舰随时监督中国遵守这两个条款，中国在经济上彻底变成了别国的倾销市场，彻底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成功希望。所以，我们说旧中国是是半殖民地国家。

当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安排了，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像印度那样被完全占领，还有一个貌似独立的政府。所以还有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希望推翻了清朝政府以后，民国政府能给中国企业争取一点空间，积累资本。辛亥年的革命者很多都有这样的梦想，其中最典型的是孙中山，把总统丢给袁世凯以后，决定去修铁路，发展工商业。

孙中山的梦想太大，搞不成也可以理解。但是辛亥青年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就不能看成偶然现象了。前面分析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的时候，提到过武昌起义有个少将叫李六如，山西独立有个民军司令南汉宸，他俩在辛亥革命后都交出了军队，拿着政府给的奖金去开工厂，实业救国，追求资产阶级梦想。但是，由于经营条件太恶劣，斗不过洋货，在五四运动前后，他俩的企业都破产了，辛亥年黎元洪发的奖金，后来民国政府给的津贴都赔光了。

在五四运动的启发下，他们认识到，这不是自己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殖民地本土资本发展。只有联合起来，赶走帝国主义，自己才有前途可言，所以他俩不约而同，先后加入共产党。

从身份来说，这两个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元老，在地方军阀里有很多朋友，是中国搞资本主义条件最好的一批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其他知识青年遇到的失业和破产只会更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西方的工厂都造军火，中国资本主义积攒了一点小资本，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又都赔出去了。所以1919年，全中国知识分子达成了第一个共识，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夺回关税自主权。

夺回关税自主权为什么要内部革命呢？

因为帝国主义的手段很巧妙，签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没有把关税直接降到0，而是留了5%。同时，1943年以前，清朝和民国海关的领导始终是英国人，1943年换成美国人。他们一方面维持中国的低关税水平，另一方面引入西方技术和管理，把中国海关打造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机构，是中国政府很好的税源，比农业税或者其他工商业税收都稳定。

政府可以背叛自己的人民，背叛自己的支持者，甚至和自己的军队对抗，但是，政府是一群要吃饭的人组成的，没有哪个政府能背叛自己的财政基础。中国是穷国，政府更穷，预算非常依赖英美帝国主义转交的海关税收。所以，无论嘴上怎么说，民国的各个政府都很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或者说买办政府。而帝国主义也很懂得维护自己的代理人，在海关税收不够的时候，会允许代理人稍微提高一点税率，或者直接给一笔援助，保证总体上的低税率。

这些关税和援助表面上支撑了中国的财政，实际上像鸦片一样是中国经济的毒品。不推翻这些买办政府，中国就不会有独立关税，当然也不会有自己的工业社会。

4、先搬哪一座山

总体上旧中国的各个政权都是买办，但从具体数据来看，买办化的程度有所不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控制了长江口和上海，掌握2/3以上的洋货进口渠道，拿关税最方便。另一方面，红军长征之前，它对内地的控制不深，收农业税的基础很弱。所以，南京政府的财政最依赖进口关税，1929年达到51%，是一个完全服从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政府。各个省级军阀政府的地盘上几乎没有海关，要像清朝那样收农业税养兵，所以他们的买办性质弱一些，封建性质强一些。北洋军阀介于两者之间。

从经济基础说，买办政权和封建地主政权的利益有区别，但总体上可以相互妥协。买办政权希望中国稳定的进口洋货，给海关交关税；地主政权希望自己掌握的剩余农产品能换来最多、最好的工业品，不希望被强迫买性价比不高的国货，也希望关税低一点。所以，南京政府和各地的军阀联手统治国家，把中国5亿农民在生存之余勉强积累的一点财富都换成洋货。这就是我们历史课本上定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政府追求财富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中国的财富如果变成实体产业资本，买办和地主的收入都会减少，购买力都会降低，所以他们的共识就是反对中国积累工业资本，反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导致大多数知识青年也很快达成了共识，代表沿海买办的民国政府、代表地主的各地军阀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必须用革命手段除掉。

面对两个敌人，最理智的办法不是同时开战，而是先干掉其中较弱的一方，拿到它的资源，再去打另一个。

两边比较一下，买办政府守在沿海、沿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能够直接拿到帝国主义给的武器，是比较扎手的敌人，革命军碰了几次就放弃了。所以，革命者在手段上也逐渐达成共识，必须先先对付内地的地主和小军阀，这就是土地改革，或者说土地革命。

土改是新中国的基础，这不是什么新鲜观点，大多数历史书，包括教科书也这么讲。但是，大多数材料对土改的描述都太简单，太幼稚，往往就是告诉读者，农民分到了土地很高兴，所以愿意参加解放军，愿意给革命出粮食出劳动力，最后就是革命胜利。

然而，这个说法逻辑上说不通，假设解放军有100万人，你去参加解放军，给自己土地增加的安全系数不过是百万分之一，但是家里却实实在在减少一个劳动力。解放军又没说只有参军才能分土地，你会主动去当兵吗？

至于说土地改革后，人民踊跃支援前线，这个说法也有问题。哪次救灾，自行其事的志愿者是主力？几百万分散的农民就算有支持革命的意愿，如果靠自发性去支援，也必然导致一片混乱。最后还得靠政府用强制性命令组织后勤。

更何况土改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全部土地出产分给农民，而是为了从地主军阀手里拿走农业剩余，用来组织一支几百万人的革命军，去围攻买办政权控制的沿海大城市。这意味着土改后必然得有一个新政府来强制性收税、征兵，拿走很大一部分农业财富。

所以，土改真正的作用，是洗掉地主政权这个浪费很大的中介，洗掉腐败的军阀政府。然后公平地向农村征税、征兵，更高效地利用农业剩余。几百万解放军，除了改造的国民党俘虏之外，真正志愿从军的比例并不高。淮海战役动员了600万民工，每一个都是解放区政府雇来的，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雇佣行动。用来雇民工的钱和粮食，只能是解放区几千万农民交的税。

当然，过去地主财产多，交税少，和地方政府勾结起来到处抓壮丁当兵，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的整体负担肯定是减轻了，但也得给新政权交地租，服兵役。土改和解放军的关系，绝不是分了土地换农民感激那么简单。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不把农业剩余集中起来，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革命都不可能成功。

半个中国土改之后，一方面革命政权拿到了农业剩余，另一方面，流到沿海去换洋货的财富也少了。所以南京的买办政权也快速衰落。等到美国援助消耗完了，力量对比转向对解放军有利，就到了决战阶段，我们通常把这个阶段称为三大战役。

看一下三大战役的地图，可以发现三个战场在地理上非常相似。徐州、锦州、天津，这三个大城市都靠近一个海湾，还有铁路通往港口，是洋货进入中国农村最方便的地方，所以是买办政权最牢固的据点。据点里面防守的军队，拿的是帝国主义援助的武器。连这样的城市都守不住，买办政权和封建政权只能退出历史。至于后来占领上海，占领长江以南，虽然也算一件大事，但都是三大战役的必然后续，不算重要事件。

三大战役最大的战果，是1949年10月，新中国任命孔原为海关总署署长。孔原是90年来第一个中国国籍的海关领导人，他就职署长标志着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身份。国民党逃跑的时候，美国籍的海关总税务司也跟着跑到了台北。但是美国人为了避免台湾经济崩溃，被大陆一下子占领，也允许蒋介石任命一个中国人来管海关，自己决定海关税率。1950年1月，台北政权任命罗庆祥替代美国人李度，解放军替海峡两岸的中国都争取到了发展工业的机会。

5、礼下庶人

我们回头再看看人民纪念碑，碑文从1840年开始追溯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解放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这期间很多组织都能从农村拿到资源，也有很多组织企图对抗帝国主义。共产党并不是第一个基于农村去对抗帝国主义的政权，为什么五四运动后的共产党成功了，其他力量没有成功呢？

这里的原因不仅仅是共产党土改搞得彻底。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想消灭地主，把农民都变成自耕农，再对自耕农收税征兵。但是太平天国被帝国主义的洋枪队打败了。解放军要对付的美国枪炮，比当年洪秀全要对付的厉害了不知多少倍，但解放军不仅能打败国内的买办政权，还能出国去朝鲜打真正的美国军队，为什么共产党运用农村资源的效率这么高？

这里还得分析一下五四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塑造社会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承认，文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改变经济和政治。五四运动恰恰首先是一场文化变革，或者说，和五四运动同时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改造了中国革命。

最直接的影响，是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鲁迅带头提倡的白话文写作。抛开鲁迅的政治观点不论，仅仅从他写了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来说，他就是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的几个人之一。因为白话文写作打通了口语和文学，让接受过扫盲教育的下层群众也能享受精神生活，认识到自己和整个国家的关系。过去底层认字，是为了记账；知识分子才有资格用文学来支持政治活动。现在文学是白话文，不再是知识分子小圈子的自娱自乐，所以能够把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给革命党的军队带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自古以来，无论是戚继光还是李自成，征兵的时候都喜欢用没文化的朴实农民。因为他们眼里的士兵只是工具，不是有积极性的战士，脑子越简单越好。反正绝大多人都是塞在方阵里，作非常简单的战术动作。想得太多，反而影响你的作战秩序。

但是机枪出现以后，士兵再也不能排成密集阵型去打仗了，反而要拆成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的战斗班组，相互之间的距离大于一颗炮弹的杀伤半径，导致大多数士兵都在高级军官的视线之外。这些战斗班组要自己根据战场局势决定小规模战术，麻木而没有积极性的士兵毫无用处，上了战场不是当靶子，就是当俘虏。双方火力越强，部队就越分散，对士兵积极性的要求越高。

从北伐军到红军，再到八路军、解放军，革命军队都在努力传播新文化。按照条例，红军每天一半的时间都用来搞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行军的时候没法停下来上课，当时的中宣部长张闻天就就要求每个士兵背后挂一个纸板，写着常用字，不断的变化队形，让士兵认字脱盲，吸收先进文化。所以，虽然火力和敌人差好多倍，但是在革命军也弄到一点机枪以后，总是胜多败少。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提倡白话文，还要发动知识青年去塑造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五四运动那些大学生的身份，在农业社会对应的是儒家士大夫，过去他们的文化和道德只需要对自己这个阶层负责，然后统治其他人。但五四运动一开始，由于旧社会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也因为现有的社会不给知识分子出路，这些学生只能自发地走向下层，给农民传播新型的文化和娱乐。我翻五四运动的回忆录，发现大多数年轻人印象最深刻的活动不是去天安门游行，不是放火烧了汉奸的房子，而是下乡搞宣传，搞演出。事实证明，这也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我给大家摘几段回忆录看：

红军大学校长何长工参加五四运动的回忆：

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许德珩的五四回忆录，他也是邓稼先的岳父：

下面这个最有意思，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顾仲彝的五四回忆录，他的著作刚刚再版，名字是《编剧的自我修养》。顾仲彝不是学戏剧的，也不是学表演出身，但是五四运动期间急着给农民宣传国际形势，业余演话剧演成了中国的编剧权威：

传统的农村的文化产品非常贫乏。即便是80年代，露天放老电影，很多人看过三四遍还要再看；街头打一场架，接下来几天都是全村聊天的主要话题。五四运动把青年学生逼到这片空白地搞文化，还要用白话文和简体字来增加宣传力度，就像把一个跨国公司送到了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土地革命的动员水平当然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

这套起源于五四运动的方法最后被毛泽东总结成了三篇短文，就是著名的“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我读书的时候，这三篇文章都在语文课本里，都要求全文背诵，在座应该也有很多人会背。现在我结合革命史，回头再看，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求全国背诵。因为这根本就是简化版的革命操作手册。

《愚公移山》原来是一个古代寓言，说愚公家族毅力过人，最终感动神灵搬走太行山和王屋山。毛泽东把他改造成一个现代故事，说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军阀是中国的两座山，革命先锋队也要感动神灵搬走他们。但是，故事里的神灵不再是天上的超自然力量，而是几亿中国老百姓。感动他们当然不能仅仅靠自己挖土，还要输出文化产品。这就是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总结的行动方案。

《纪念白求恩》，上来第一句就定性，白求恩是外国人，是技术人员，和传统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人过去是不能成为道德模范的。现在他来中国参加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榜样，说明我们可以，也必须创造前所未有的文化产品，这个文化产品一定是超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为人民服务》说的就更直白了。张思德是一个搞生产的普通战士，自古以来，只有贵族和士大夫有墓志铭，没有纪念劳动者和普通战士的传统。这个规矩从今天开始要改！革命队伍的普通人都要有追悼会！还要对老百姓推广！

追悼会不仅仅是怀念同志去世，更要说他为人民作了哪些事情，要赞美他做过的好事，要让最基层的军民看到为人民服务的荣耀。过去儒家农业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因为整个社会只有贵族和士大夫需要积极性，其他人服从就好。现在革命队伍“礼下庶人”，自然给普通人制造了国家主人的积极性。所以这支军队敢于去攻击火力比自己强几倍的敌人。

读完老三篇，我们再回顾一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文字：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五四之前，只有人民英雄，没有人民革命。五四运动后，人民英雄用新型文化带动了人民，这才有了人民革命。所以，五四运动后的土地革命和以往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都不同，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国农村，但动员的资源更多，组织的军队更有积极性，更强大。在中国工业社会出现以前，共产党靠农民的力量打赢了淮海战役，治好了几千年来治不了的黄河、淮河、海河，还能去朝鲜打联合国军。这都是人民革命的成就，都是五四运动的文化遗产。

6、过渡时代

治理黄淮海平原，把美国军队挡在国境之外，这都是传统社会也会赞美的伟大功绩。土地革命完成了这么伟大的事业，按理说应该得到新旧知识分子一致赞美。然而，我们知道，无论在革命时代还是革命后代新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反对革命的。现在快到全国解放70周年了，还是有大量知识分子质疑革命的合理性。用我们熟悉的词说，这些人就是反动派，是中国进步的障碍。

所谓反动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从封建秩序和买办集团分到利益的人，基于立场反对中国进步，这当然是真反动派。但还有一大部分人，他们未必是蒋介石或者地主的同路人，但是也对革命充满疑虑，这里我想着重分析一下他们的思想。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所谓土地革命，就是在一个贫穷农业社会先打倒封建地主，榨出资源；再用先进的文化带动农民的积极性，去打倒帝国主义买办，为工业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个历史阶段应该算是工业时代，还是农业时代呢？

严格来说都不是，它是一个过渡时代，用任何一边的道德文化标准去衡量都不合适。所以，无论是革命前的农业社会旧知识分子，还是革命后的新一代工业人口，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都会批判革命。

比如说，农业时代有两个基本特征，技术停滞和普遍贫穷。为农业社会设计任何制度，都得尊重这两个前提。停滞的社会，就不能指望通过折腾来提高效率；普遍贫穷的社会，就不要追求普遍富裕。共产党搞革命打破等级，但是改变不了小农经济手工劳动的效率，这就是折腾；而普遍贫穷的社会，共产党搞土改人人分地，就没办法集中资源来供养整个文明。在旧时代的人看来，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也许能一时得势，但占领全国后立刻就会遇到问题，不是崩溃就是退回旧时代。

那么，共产党碰到这些问题没有呢？的确碰到了，而且革命刚刚胜利就遇到了大麻烦。下面是我在人民网找到的历史文献：

《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

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土地改革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这两段文字，都是当时的副总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经济的陈云写的。新中国在靠土改打赢解放战争之后，立刻就遇到了粮食问题。为什么和平时期反而粮食供应不足呢？

因为中国人多地少，过去粮食供应足是假象，完全是靠地主虐待农民，才提供了足够的商品粮。具体说来，就是地主在农民家庭只吃到七分饱的时候，就拿走了剩下的粮食，然后卖到城市，换服务或者换洋货。所以全国只有一亿多吨粮食，就能养活5亿人，尤其是让四五千万城市人口也吃上饭。

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农民第一个目标是要喂饱自己的家庭，先吃到十分饱再说。在这之前，你拿什么东西和我换，粮食也是非卖品。所以尽管和平时期粮食产量上升，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反而快速减少，新中国没有粮食来养活城市和政府了，就算城市居民也乐意吃七成饱，商品粮还是不够。陈云分析原因，也意识到原因在于老百姓吃粮食有弹性，眼下农民的消费还没弹回“正常”值呢。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

因为长期战争造成贫困，人民吃粮的数量是有弹性的，在粮贵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吃得粗一点，稀一点。

从责任来说，这显然是旧中国的错，居然要饿着农民才能养活城市和政府。但反过来说，这恰恰证明了旧社会制度的部分合理性。在普遍贫穷的小农经济背景下，没有封建等级制度，不践踏农民吃饱肚子的权利，文明和政府的生存都成问题。所以他们笑共产党瞎折腾，最后不是开倒车就是解体。

陈云的对策，可以看上面几段引文的标题，就是粮食统购统销，禁止粮食私下交易，强制农民在彻底吃饱之前就卖出一些粮食。这就把过去分散给几百万地主的怨气集中到政府身上，很多人都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傅作义虽然已经当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长，但私下里还是和蒋介石保持联系，说共产党不会管理国家，来一个春荒就要全面崩溃。到时候我发动旧部，接你反攻大陆。

傅作义的预测不算全错，新中国的确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6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饥荒，比如说粮食统购统销和公社化激起一部分农民不满。毕竟旧社会每年饿死几千万人，才能保证粮食基本平衡。新中国死亡率大大下降，耕地却没有增加多少，即便不供应城市，农村粮食也紧张。

但是，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发达，粮食越来越充足，傅作义和蒋介石等到死，也没等到新中国崩溃。

这是因为新中国已经拿回了关税自主权。养几千万城市人口，不是像旧中国那样是为了卖洋货，搞投机，而是要发动他们建设工业；从农民手中强制征购一些粮食，是为了建更多的工厂，供养更多的工人，消化苏联支援的工业技术。一旦中国建立工业体系，能够自己造化肥，造电泵，造汽车，粮食就不再是问题了。旧时代的批评者从他们的视角批评新中国，最大的错误是用错了标准。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如果一个人只懂农业社会的规律，那么在他眼里，所有建设工业化社会的努力就都是胡闹。

现代人批评当年的革命，原因也类似。有人觉得当年的革命太残酷，太着急，太粗糙，伤害了许多好人，所以要批评。这显然是从工业社会的人道主义标准出发，去评判过渡时期的选择。而评价过渡时期的人权问题，必须考虑到农业时代的生活模式。

必须承认，地主里也有好人，被批判的国民党官僚不全是坏人，直接抢了他们的财产，甚至开群众大会杀了地主和国民党官员，被杀的并不一定都是罪有应得。有一段时间根据家庭出身，不许旧社会统治者的后代升学提干，显然也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但是，我们要知道，旧社会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罪恶，如果为了细节面面俱到就拖延革命进度，实际上是对所有人都不负责。60年代困难时期，死亡率有所上升，最惨的一年基本相当于解放前和平时期最好的的年份。而解决饥荒最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快速搞工业。所以，无论有多少瑕疵，快速推进当年的革命，早点创造中国工业社会的发育环境，是20世纪中国的最大正义。五四运动之后30年就迎来了新中国，算是很快了，但如果能更快一点，哪怕再多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

7、必然性

讲到这里，大多数内容已经说完了。我回头总结一下，五四到建国这30年，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历史必然性”。

中国是一个需要追赶世界的落后国家，不可能在工业化的同时养一批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所以必须要求知识青年向下扎根，与没有文化的平民一起创造新中国。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从建立海关起，管理权就在帝国主义手里，甚至中央政府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样的国家必须搞暴力革命才能进步。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已经被西方倾销了几十年，手里的资源只剩下每年一点点农业剩余。所以革命就必须从土地改革发起，先对地主动手。

这几点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看到的30年革命。知识分子利用新文化和平民结合，土改破坏农村社会，农民革命军打败帝国主义代理人。

当然，我说这是历史必然性，很多人可能不服，当时的人也不服。至少不一定赞同上面几件事的顺序。但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从各个角度探索社会变革方案，不只是毛泽东团队得到了试验自己方案的机会。我前几年在清华有一场公开课，也是谈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那次我着重介绍了李大钊创建，毛泽东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

李大钊不止是共产党的建党人，他成立的这个100多人的青年组织，几乎包含了之后几十年所有中国政治派别的领导人物。可以说五四运动制造的政治自信，有一半是通过这个学会传递下去的。

学会成员后来组建的共产党国民党就不介绍了，其他的派别，青年党曾经有十万党员和几个师的部队；第三党改组派占过福建省，乡村建设派得到好几个地方军阀的支持，在华北和西南搞了十几个县的试验区。如果以长征后的红军为标准，应该说少年中国学会的各派都曾经拿到过差不多的政治本钱，都有至少十几年的时间去实践自己的方案。历史不是足球联赛，这么公平的政治竞赛相当少见。结果还是共产党的路线无可争辩的胜利。所以，不管当事人怎么想，我认为其中是有必然性的。

如何从理解共产党人主导这场革命的必然性呢？我想，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系。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剥掉历史上所有制度的道德光环，客观分析各种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效果。有了这种科学态度，革命党才能果断抛弃不适合时代的中国传统制度，砸烂孔家店；才能冷静地从破坏性的农民起义学习经验，把陈胜吴广看成自己的老师。中国这么一个落后国家要改变半殖民地的命运，历史上没有先例可以仿效，甚至苏联经验也不能照搬，只有最本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适合指导革命。

那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是不是偶然呢？

从历史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在中国扎根也是必然，因为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不止我们熟悉的中国共产党一家，周恩来在法国组建的少年共产党后来并入中共，开始也是个独立组织。武昌起义领导者胡鄂公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同志会，一度号称会员上万。前面说过的吴玉章，在四川组织了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另一个辛亥年的起义军官王维舟为了去苏联学习，加入朝鲜共产党，听过列宁演讲。回国后王维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最终加入了共产党。所以在王维舟的档案上，入党时间是1920年，党龄比党的历史还长。从这些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来看。即便没有陈独秀建党，没有毛主席带我们搞土地革命，中国也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新中国。因为辛亥革命那一代人在经过几年碰壁后，很多人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不缺马克思主义的火种。这就是历史必然性。

8、革命理想高于天

说到历史必然性，近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不太提这个词了。现在的作者更喜欢一个似乎意思相近的词：“天命”

自古以来，中国改朝换代都要讲天命，旧中国用了30年转向完全不一样的新中国，还有我这样的人论证历史必然性，我能理解有些人用天命来解释历史。

我100%赞同中国革命，而且也很高兴生活在新中国。但是我反对用天命来描述新中国的建立。因为天命这个词，从使用习惯来说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恶俗，本质上是宗教性的神秘主义，而宗教是不可以用逻辑和科学分析的。

新中国成立，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以天命的名义，否定其中的科学因素，实际上是挖了新中国的地基。当年毛主席把愚公移山改成现代故事，就是用科学去替代宗教神秘主义。那些重新把神秘主义捡回来的人，认识水平和当年批评土地革命的旧文人差不多。考虑到时代背景可能还不如。

当然，无论是用科学解释，还是用神秘主义解释，都不会改变70年前中国解放的事实。但是，70年前确立的很多东西，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用科学的眼光看历史，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比如说，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去看当年的革命制度，才能知道那是一个只适合过渡时代的临时制度。一旦它成功地把中国推进工业化社会，很多细节也就过时了，不认真批判总结，就会制造新的错误。大跃进期间地方干部的浮夸行为，还有现在很多让人看起来尴尬的宣传材料，都和当年那套少数知识分子动员工农群众，为了刺激积极性无所不为的体制惯性有关系。

总之，70年过去了，中国的客观环境有很大变化，需要结合当下的环境找到今天的道路。在考虑我们往哪里走之前，我们需要先好好认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建国70周年的最大意义。

在演讲的最后，我和大家共同学习一段毛主席在1939年，五四运动二十年纪念时的文字。看看毛主席如何总结五四运动：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关于今年这两个纪念日，我还有很多历史细节和大家分享。今后几个月，我还会来参加观学堂。更多的内容，我放在马前卒的微博和马前卒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正在连载解放战争系列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给我的内容作留言评价。谢谢大家。

原标题：用三十年时间 培育一个新中国 ——马前卒谈五四运动到解放的历史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