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夏成 · 2019-04-07 · 来源：保马

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高比例说明大部分居民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无法积累并形成财产，基本的吃穿用度依然不得不依靠工资性收入来维持。通常一个家庭有一名以上的家庭成员通过就业赚取劳动性收入，而且多名家庭成员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多，但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速度虽然略微高于工资收入涨幅，但远远达不到国家经济整体增长的幅度。

保马编者按：

韩国青瓦台于3月4日提名前任青瓦台政策室室长张夏成为新任驻华大使。张夏成是韩国经济学家，力主改革财阀。在本文中，张夏成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韩国资本主义同样存在着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日趋加剧、经济发展却无法创造就业机会的无就业增长的问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缩小收入不平等方面，韩国政府决心不够，制度性建设不足，收入再分配政策没有办法很好地贯彻。同时韩国还出现低就业率与低失业率的畸形状态，究其原因，是弱势群体(低学历就业者、女性与高龄就业者)被排斥在就业阵营之外，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本文作者站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角度审视韩国经济发展，尽管指认出了韩国资本主义的病态发展，但这种市场神话依旧需要警惕。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韩国公布的26名部长、副部长级高官的资产情况中，张夏成以总资产93.2亿韩元位居榜首。

生病的韩国资本主义

张夏成

韩国资本主义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一样，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日趋加剧，存在经济发展却无法创造就业机会的无就业增长等持续恶化的问题。而无就业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国家的收入分配改革计划陷入“空转”状态，贫富差距不仅不能缩小，反而很有可能会被进一步拉大。

不仅如此，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甚至存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不具备的诸多问题，比如：市场竞争结构极度不公平;社会财富和经济支持向财阀集中倾斜;临时性劳动者和个体经营劳动者比例严重过高，雇用就业结构极度不稳定。与此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祉出现倒退的今天，韩国才刚刚开始重视社会福祉问题;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缩减政府对自由市场的调控，韩国却在实行计划经济。

总之，韩国不存在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竞争市场。

因此，韩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也大不相同。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是以充分市场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韩国的问题则来自不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派生了诸多具有韩国特色的问题。

在本书中，笔者将对韩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进行说明，并阐述韩国式资本主义与美国、欧洲的充分市场自由式的资本主义有何不同。在此之前，笔者将首先向大家呈现韩国式资本主义目前的真实面貌。

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失败

日益恶化的收入不平等

韩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不可避免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经济发展却无法创造就业机会，无就业增长现象严重，雇用与就业的结构恶化、质量低下。比如，用基尼系数衡量的韩国收入不平等现象自1990年以后的20年间呈现持续恶化的态势。1997年外汇危机以后，韩国的收入不平等开始急转直下，2000年之后韩国经济逐渐走出外汇危机的阴影，但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持续恶化。

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收入不平等加剧不仅恶化速度快，收入不平等的水平亦居于高位。以可支配收入为基数的OECD的统计显示，韩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在OECD国家中属于中等水平。

但是，在上述OECD对韩国收入的统计资料中，富有阶层的收入存在漏报及低报的现象，如果将上述因素考虑进去，根据有关资料显示韩国与美国一样，属于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不同的研究资料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可否认，1990年以后的20年间，韩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升高大约60%。从贫富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韩国的收入不平等依然比其他国家偏高。以可支配收入为基数，最顶端10%的收入为最底端10%的收入的4.8倍，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八位。最顶端20%的收入为最底端20%的收入的5.7倍，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九位。

收入比例最大的部分为劳动收入，即工资收入。韩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扩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贫富阶层间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扩大化。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力工资收入不平等成为收入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也属于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国家。OECD国家中，韩国是全职正式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平等水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从全职正式劳动者的总收入分布来看，2011年韩国的工资收入水平最顶端10%的收入为最底端后10%的收入的4.8倍，收入差距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2000年，最顶端10%的收入还是最底端10%的收入的4倍，2005年就扩大到4.5倍，之后一路攀升，从2010年的4.7倍扩大到2011年的4.8倍，可见工资收入的不平等呈现逐年扩大的态势。另外，低于中间工资收入水平2/3的低收入人群占全部劳动者的25.2%，这一比例与美国相当，在OECD国家中比例最高，且该比例在2000年以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直接原因虽然是劳动工资收入的不平等，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韩国改善这一问题的努力不足。不仅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的制度性建设薄弱，而且政府的决心不足，在对策与措施方面行动不积极。收入再分配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执行，这一结果反映在居民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的贫富差距，换句话说，居民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的贫富差距表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失败。居民收入是指劳动工资收入、利息及其他投资收入共同组成的财产收入的总和。

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市场容量的大小，市场容量一方面受制于宏观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在居民收入中扣除税收之后，再加上年金、政府补助、福利待遇等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消费与购买力的源泉。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的是政府的税收政策、福利政策等收入再分配政策作用后的收入。韩国相对于OECD其他国家，基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入不平等比基于居民总收入的收入不平等严重得多。

虽然OECD的统计数据存在富有阶层收入的漏报和低报现象，但是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韩国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未能像其他国家一样缓解收入不平等。

扩大的两极分化

与收入不平等问题一样，韩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亦非常严重。为了更好地认识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有必要首先认清收入不平等与贫富两极分化在概念上的区别。收入不平等反映的是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倾向某个特定阶层(尤指上层)的分布情况，而两极分化指的是随着收入分布集中倾向上层或下层某一方面，从而造成中产阶层规模缩小的现象。居民收入不平等情况严重，不代表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一定严重。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两极分化有可能同时加剧，在一定情况下也有可能得到缓解。

两极分化问题之所以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同样重要，是因为两极分化指数高意味着中产阶层缩小，收入向上层和下层两个极端分化。两极分化指数如果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可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必要的生机和活力，最终使广大民众走向共同富裕，但不合理的贫富极化只能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对抗，影响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总之，贫富两个阶层的差距增大意味着社会矛盾和社会的不安定风险增大。

韩国的两极分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不是非常明显，20世纪90年代亦保持在平稳水平，直到1997年外汇危机爆发之后，两极分化才开始急剧恶化。尤其是1998年，受到外汇危机的直接影响，中产阶层急剧缩小，上层与下层的分化现象进一步凸显。

21世纪以来，韩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继续扩大，2000年上半年，贫富两极分化的速度开始进入快车道，超过收入不平等恶化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现象亦属严重。最终韩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结果是，2000—2010年，韩国的中间收入阶层减少5.8%，这意味着中产阶层比例减少11%。从中间收入阶层的移动情况来看，在减少的中间收入阶层中，62%下降为低收入阶层，38%上升为高收入阶层。

在韩国如此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工资收入的两极分化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两极分化与经济发展变化情况无关，持续呈现扩大的趋势，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换句话说，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并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得到解决，形势非常严峻。在经济好转或发展的大背景下，民众却逐渐变身为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事实足以威胁到现有的体制，由此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也便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了。

“三无”增长：无就业、无工资、无分配

无就业增长

前面提到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同时加剧，而这种恶化与经济发展的好坏并无关系，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为冰冻三尺之功，而非一日之寒，它们属于结构性的问题。收入不平等与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并发的表面原因是就业岗位的提供与经济发展无法同步。深层次的原因为经济发展成果未能得到公平分配，分配制度与福利制度建设薄弱。经济发展体制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只能将其视为改善生活条件的手段与过程。

改善生活条件首先必须有收入，而收入的保障便是就业岗位的提供。只有资本家阶层才可以不依靠就业岗位生存，而我们无法指望极少数的资本家来确保体制的正当性。经济发展与就业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经济发展，就业岗位需要增加，而只有就业岗位增加了，经济才能得到长足持续的发展。

韩国的就业岗位不仅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就业供给效率反而比过去大幅下降。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持续发展，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业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韩国“无就业增长”已成为既定事实。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发展与就业增加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必然关系。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劳动与资本投入的结果，还包括技术发展与革新等因素带来的发展，因此雇用和就业并不会与经济发展呈现比例上的增长关系。

曾有研究指出，韩国的就业增长率低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率本身比过去低。也有研究针对韩国的就业增长率减速是否比经济增长率减速还要严重提出疑问。不论何种情况，韩国在OECD国家中就业率偏低，而且在过去经济发展的十年内就业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的动力开始持续大幅下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就业问题，韩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呈现某些特定的特征。除了外汇危机时期，韩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属于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OECD国家失业率的排名来看，最近韩国的失业率再刷新低。如果仅以低失业率为标准进行社会问题的分析，那么似乎对失业率最低的韩国来说，就业问题不应该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韩国的情况非常特殊。

韩国的就业问题依然是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因为在韩国不仅失业率低，就业率也偏低。在OECD国家中，韩国的就业率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国的失业率和就业率全部偏低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失业率低说明找不到工作的民众占比小，而就业率低说明已经就业的民众占比低，换言之，找到工作的概率很大却没有去工作，这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状态。

如果说有很多韩国人明明可以轻易地求得就业岗位却不去努力工作，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韩国社会竞争激烈，人们生活节奏快，工作时间长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因此上述假设是空穴来风，反而应该说韩国人的勤奋是世界一流的。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意向就业者来说，不是因为这个群体的人数少，恰恰是因为就业岗位不足或者就业成功的可能性小，因此没能加入就业的阵营。

比如女性就业者、低学历就业者、高龄就业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起被排除在就业阵营之外，也许他们宁愿选择不去就业。另外一个原因，政府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甚至在外汇危机时期，伴随着大量企业破产，大量劳动者被解雇，露宿街头的流浪汉随处可见，面临如此严重的失业问题，韩国在OECD国家中的失业率排名竟然还是中间水平。

韩国在经济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汉江奇迹”，但1997年底外汇危机爆发使韩国经济全面下降。此次外汇危机不仅是因为韩国经济停滞、经常收支逆差等实体经济的恶化，而且是东南亚外汇危机、国际金融资本新兴市场脱离等外部环境要素的变动、政府应对危机管理能力不够和老百姓的泡沫消费等多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

同时，韩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危机也是从根本上导致此次外汇危机的原因之一。外汇危机期间出口停滞，出口产品对外竞争力下降，对出口依存度高的韩国经济遭受重挫，大型企业连续倒闭，发生了所谓的产业危机。

由于大型企业开始倒闭，外国的银行和企业不再与韩国银行和企业合作，要求偿还贷款，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外汇危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连续破产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因此，笔者无法相信韩国政府关于失业率的统计数据。

无就业的制造业增长

失业率与就业率同时较低是一种非正常现象。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在OECD国家中非常高，过去十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是OECD国家的平均值1.7%的两倍，在34个成员中排名第七。即使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韩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依然以2.9%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0.6%，位列第五。然而，韩国的就业率在过去十年仅增长了1.3%，在OECD国家中仅为中间水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韩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增长是严重失调的，这说明韩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严重不足，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要从韩国的产业结构中寻找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业机会创造效率低的制造业在韩国占比非常大，而且还有占比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就业弹性系数是指每10亿韩元规模的生产拉动的就业数，就业弹性系数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动态作用。因此，一般说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效果越大，就业弹性系数就越高;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效果越不明显，就业弹性系数就越低。

当就业弹性水平较低时，即使经济保持高增长，也不一定会对就业有较强的拉动。韩国2011年制造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5.5，服务业为11.5，即每10亿韩元的生产规模带动的就业人数分别为5.5名与11.5名。显而易见，服务业的就业创造效率和就业弹性水平是制造业的两倍。在韩国，传统的制造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原动力，但是这不仅需要制造业本身增速快，还需要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增速更快，这种原动力才能持续。

在不发达国家，服务业之所以发展缓慢，一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服务业是一种浪费，二是由于经济上对服务型产品的消费能力不足。在韩国，原本传统制造业的就业弹性水平就低于服务业，在过去十年间，传统制造业的就业弹性水平与服务业相比降幅更大。

然而，韩国的产业结构与十年前相比，就业弹性水平低的制造业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有所增加，而就业弹性水平高的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反而略有下降。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虽然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有所增加，但其就业拉动结果却并没有明显变化。与此相反，在GDP中占比降低的服务业却增加了就业拉动。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出现的此种现象，意味着质量低下的就业岗位增多。

韩国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为33.8%，在34个OECD国家中排名第二。日本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为21.9%，美国为16.2%，德国为26.2%，可以看到韩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非常高。也有一些主张认为由于所谓的“制造业同质化”，一部分制造业正在渐渐消失，这是造成制造业不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原因，然而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即使制造业再增加，其就业拉动效果也很难让人期待。

与此相反，就业拉动效果明显的韩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非常小。2011年韩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为57.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三。而日本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为71.4%，美国为78.8%，德国为68.3%，均远远高于韩国的水平。其他国家服务业的比重增加，而韩国却呈现制造业比重增加的趋势，这种问题被称作“无就业增长”，而无就业增长是产业结构的必然产物。

在韩国人的经济意识中，根深蒂固地认为制造业是第一位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起步阶段，韩国制造业像海绵吸水一样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制造业的就业创造水平处于正常状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制造业仍然占比很大的情况便违背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规律，因为这可以导致就业层面的“动脉硬化”。

一般性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进入成熟期后，服务业便会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在韩国这种现象被称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经济学中将这种现象称作“经济服务化”。经济服务化是工业化高度发展阶段以后产业结构的一种转变过程，表现为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工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因此，经济服务化又称为第三产业化。随着产业规模及结构升级，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必然要从农业流向制造业，进而再向服务业转移。而服务的扩大达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即一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产值和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均超过一半以上并不断增加，就表明该国进入经济服务化阶段。

经济服务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不管人们谈论知识经济也好，服务经济也好，或者是软性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经济形态，都包含有经济生活的服务化变革这一层含义，这是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

在经济服务化现象的背后，既有制造业本身具备的相对生产性增加，也有消费的大众化作用，即生产性增加的制造业反而就业减少，在制造业就业中减少的劳动力被服务业大量吸收。当然，这种情况的前提是制造业创造的高附加值可以转化为服务业的消费能力，即把制造业中挣到的钱花到服务业中去。取得经济增长不是终极目标，而仅仅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因此居民家庭总收入随着经济发展有所增长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只有在生产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的发展与消费实现转化，财富实现再分配时才会成为可能。

如果只有制造业实现单方面增长，而这种增长未能向经济的其他部门传导，那么经济便只能处于一种不均衡状态。在这种不均衡状态下，财富的再分配则通过制造业从业者的工资收入增长或政府制定财富再分配政策将制造业成果向其他部门转移的方式来实现。那么，韩国制造业实现的增长和创造的高附加值真的对韩国整体经济做出贡献了吗?

无工资收入增长

与“无就业增长”并肩齐名，韩国经济中存在的又一严重问题是“无工资收入增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韩国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却长期停滞，陷入“无工资收入增长”结构状态。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8%，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率仅为2.1%;韩国经济整体增长了45.6%，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却只有经济整体增长率的一半，为23.2%。经济增长与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五年间这种差距更为突出。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2012年这五年的数据显示，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2%，而实际工资收入增长率仅为0.5%。最终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里，韩国经济增长了17%，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长仅停留在2.5%，劳动者们逐渐被排除在享受经济增长成果的阵营之外，而这种结构已发展成为常态。

韩国居民工资增长水平与单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之间也呈现出差异。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人均GDP增加了38.8%，年均增长率为3.3%，但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2.1%。2007年到2012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间，人均GDP虽然增长了13.7%，但实际工资仅增加2.5%，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国家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却没有增长的事实，意味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在劳动者之间实现分配。在国家经济整体得以发展，单位人口居民收入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却处于停滞状态的现象，被称为“无工资收入增长”，站在普通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就不得不问到底国家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

另外，“无工资收入增长”并不仅仅是应该讨论谁拿走了经济发展果实的分配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经济发展成果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均衡分配的问题，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分配本身，不能简单地在分配概念的层面为了分配而分配，而是应该将分配作为实现持续性、增长性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只有实现了与经济发展成比例的增长，市场需求的增加和投资拉动的就业机会才能够得到保障。

这一点在后面将进行详细论述，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企业的收入实现增长，但是增长的企业收入又没有全部转化为再投资。总之，经济发展成果应作为工资收入进行分配，从而释放消费需求，而且新的需求又拉动新的投资，只有实现这种良性循环，经济才有可能取得持续性、增长性的发展。

无分配增长

经济取得增长意味着企业创造的附加值增长。因此，工资收入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事实应该被看作企业创造的附加值在分配时流向劳动者的份额减少。国民核算是国民收入和产出核算的简称，是测量GDP的基本方法和框架。劳动收入分配率的概念是对国民统计数据的补充，一项劳动收入分配率的研究表明，韩国的劳动收入分配率在过去十年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1975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近几年的劳动收入分配率达到历史新低。1998年韩国劳动收入分配率为80.4%，2000年下降到75.4%。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下降到70.9%，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下降到67.6%和68.1%，为1975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有研究在统计方法上与上一研究略有不同，将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中一部分补充为劳动收入，基于上述统计方法的研究结果显示，韩国劳动收入分配率自1990年持续下降，最近劳动收入分配率下跌到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劳动收入分配率走低，最终反映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任何提高。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经济增长率和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过高，而且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韩国在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8%，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8%，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平均低2.0%。十年间经济增长了45.6%，居民家庭收入仅增长17.1%，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间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经济增长了17%，但实际居民家庭收入不到经济发展水平的1/3，仅增加了5.3%。

韩国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与国家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落差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五。2001年到2012年的数据显示，26个成员中有12个国家出现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另外14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低于国家经济增长率。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停滞状态，26个OECD国家中16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发源地美国和英国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小于其他国家，但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的现象反而尤为严重。

一般来讲，老百姓在生活条件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将会有能力扩大存款或投资等金融资产。因此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劳动收入所占比重降低，资产收入比重增大是必然发展方向。但是，韩国的情况值得关注，居民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对工资性收入的依存度不降反增。

2012年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为86.3%，这一数据甚至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高比例说明大部分居民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无法积累并形成财产，基本的吃穿用度依然不得不依靠工资性收入来维持。通常一个家庭有一名以上的家庭成员通过就业赚取劳动性收入，而且多名家庭成员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多，但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速度虽然略微高于工资收入涨幅，但远远达不到国家经济整体增长的幅度。

由于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高，“无工资收入增长”与“无分配增长”便会持续下去，从而居民家庭收入得不到提高便成为理所当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