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纲  来源：智纲智库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出现过一批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农民政治家。他们拥有野心与胆魄，也颇具政治才能。在春潮刚刚涌动的时候，他们抓住时代机遇，发展乡镇企业，带领整个乡镇集体致富，大放异彩。时代向前进步与发展的时候，他们又能绕开制度的壁垒，平稳过渡，将原先的集体产业变成自己的家族企业，如浙江万向的鲁冠球、横店集团的徐文荣。

当然也有沦为悲剧的，如王志纲老师这篇文章里所讲的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同样的出身、同样的事情，因为不同的性格与韬略，走向不同的结局。然而，正如文章里所讲，“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进步不可能没有代价，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总会有牺牲者。这批乡村能人无论成败，都可以称得上是时代的先导者和开拓者了”。

作者：王志纲

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庄。如今罕为人知的天津大邱庄，在90年代一度风头无两。

1992年初，邓公的南巡讲话发表后，沉寂停顿数年的改革开放春潮涌起，再度掀起滔天巨浪，中国又开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思想解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当然其中也带来了一些乱象，其中出现的几朵奇葩或者浪花，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的风云人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另一个是首钢总经理周冠五。小平当时已经是88岁高龄了，但有时候人老了以后，好像回光返照似的，精神反而特别好，南巡后回到北京不久，他就去考察了北京的首钢。

彼时的首钢几乎要到了整个中国一半的国家政策，当时也就是蛇口和深圳才能享受这样的殊荣。当然周冠五如此风光的背后，也为他后面在政治上出现问题埋下很大的隐患，这里就先不多说了。那时候对整个中国影响最大的还是大邱庄和“庄主”禹作敏。

大邱庄之行

1992年是大邱庄最火的年份，大邱庄书记禹作敏被当成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超级典型，中央电视台连篇累牍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长达半个月。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时候舆论一律，没有互联网，没有多渠道的信息，中央电视台就是党和国家的喉舌，上个中央电视台是不得了的事。也就半个月时间，之前名不见经传的禹作敏，就成了整个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大邱庄模式被当成典范。那时候有句话：“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庄 ”，每天排着队去大邱庄朝拜的人简直如过江之卿，数不胜数。不光是中国的部级干部成队去学习、省委书记带队去学习，连外国的大使也率团队去学习参观，大邱庄可谓红极一时。

当时作为新华社记者，我当然也对这个现象非常感兴趣，也去做了采访。我记得我是92年5、6月份去大邱庄的。因为写过几篇影响力很大的报道，当时无论我去哪里采访，都会给我开绿灯。到了天津以后，天津新华分社的社长专门给我写了封介绍信，他说没有这封信，再有名的记者肯定也见不到禹作敏的。

我拿着介绍信到了大邱庄，这里位于天津静海县的一块盐碱地上，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土地条件很差，基本上不长庄稼。很多年来，大邱庄流传着这么一个俗语：“嫁女不嫁大邱庄，十年粮食九年糠”，是个穷得不得了的地方，盐碱地里水都是咸的。禹作敏当初想搞大包干都没法搞，他亲口和我说，当时包给每家一亩半分地，照样不长庄稼饿肚子，搞农业是死路一条，到处是娶不到媳妇、讨饭的人。

大邱庄的旁边就是非常有名的团泊洼，团泊洼位于天津河海交汇处，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曾经是著名的“五七干校”。

我记得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读过一首诗，很有名的近代诗人郭小川写的，叫作《团泊洼的秋天》。到现在我还能背下那首诗，非常苍凉和美丽的语言，前面两句是：“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那几年，有一大批像郭小川这样的文化知识分子在这里吃着窝窝头干苦力。

后来我做战略策划的时候与团泊洼还有一些缘分，我帮助天津把这里改造成了整个京津地区最棒的休闲胜地，为它打造了两个世界级的球场，并且把名字改成团泊湖高尔夫国际球会，这里日后成了整个天津最有名的球场。

言归正传，我拿着介绍信到了大邱庄，看到整个大邱庄人山人海，都是来朝圣学习的人，就像去湖南韶山一样。到了禹作敏居住办公的地方，敲了半天，门终于开了，走出来一个小青年。我说明来意后，他却不让我进去，我只好递上了介绍信。他让我等一等，然后就进去了，五分钟以后又出来。

这种感觉特别像黄门官一样，我脑海里想起古代的很多经典画面，就如白居易《卖炭翁》里面写的一样：“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怪不得这个地方出太监李莲英，这种风格和调性真是一脉相承——“黄门郎”开了门说，“喳，可以进去了”，就是那种皇上身边小太监的感觉。我就跟我的助手进去了，穿过一个大门，就到了一个很简单的农居。

路上经过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七八条汉子，坐在那里喝茶，旁边的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丢了七八条王八盒子。现在的人可能已经不知道王八盒子是什么了，92年继大哥大以后，就是摩托罗拉手机风行，这种手机又厚又重，就像王八盒子一样，售价1万块钱一台。

1万块钱对当时我们这些记者来说，简直就是天价。我记得当时我的工资是两三百块钱一个月，这就是说，等于我三年的工资才能买这么一个东西。因此在我眼里面这属于贵重物品，但是一群大邱庄上的普通大汉，随便就把手机扔在桌子上，那时他们的富裕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

后来又穿过一个房间，终于到了一个有沙发的简单房子里面，有人请我们坐下。坐下不久，旁边的侧门开了，大名鼎鼎的禹作敏出来了。我当时一看，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民，个子很高很瘦，佝偻着腰，脸上是千沟万壑般的被风霜打磨的面容，披着一件西装，叼着一根烟，烟灰颤颤巍巍的，总是有一截烟头烧到一半、快要掉下来摇摇欲坠的样子。他进来以后也不看人，这时旁边有一个女人用怪里怪气的天津话对他说，这是某某某社长介绍来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是他的情人。他也不看我们就开始跟我聊天了。我跟他聊了可能有一个小时，按照现在的说法，那一个小时禹作敏说得上是金句频出。

他坐下以后就说，“你们很有面子啊，今天来大邱庄的正部级干部有二三十个，俺不见，没时间；外国大使团有一百多个俺不见，不够格。你们是今天俺破例见的人，因为给你们写信的人在俺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俺，俺给他这个面子，你们开始问吧。”

我说：“禹作敏书记，您有很多语言在国内影响很大，比如说‘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低头向‘钱’看，讲的是‘金钱’的‘钱’，抬头向前看，‘前面’的‘前’，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也可以说只能向金钱看，才能够往远处看，只能向远处看才能向金钱看。这句话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说：“不管怎么批判，今天我仍然坚持这句话，这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统一的最佳语言。”这个人有很多类似于这样很精彩的句子，金句。的确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物质上的财富，你怎么能够在精神上走得远呢？但如果光是一味地盯着钱不看远处，你怎么能够走得好呢？他经常有很多非常棒的农民语言。

第二个问题我问道：“中国有两个共产党之下的重要人物都是村党支部书记。一个是陈永贵，另外一个就是你了，在中国影响是超级巨大。你怎么看待你们两个人？如果你是从政能当到什么职位，你觉得能拿下来吗？”他说应该副总理没有问题。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陈永贵就是个高粱花子都能当副总理，我搞工业、制造业比他复杂得多，我还当不上副总理吗？这话夹子打开以后，他说了很多精彩的秘密，不是童言无忌，而是肆无忌惮。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尚昆同志的儿子要来采访我，说他要拍小平同志的晚年生活，缺少好的机子。我马上给了他一部德国最好的相机。

这里面他还给我披露了一个非常绝密的信息。我去的时候为什么大邱庄里里外外那么紧张呢？因为小平看完首钢以后，决定要来大邱庄，我去的时候，恰好中央警卫团过来看地形。他让我千万保密。

他还透露了小平的两个丫头先来看他，说是小平要来考察大邱庄，除了工业以外，要在农业上也找个典型，希望大邱庄能够继续扩大生产，再上台阶。

他说他就问她们，说大邱庄是不是改革开放典范？她们说要回去请示。回去以后，她们给我打电话，说跟老爷子汇报了，老爷子说——是典范，他要来。所以我就说，就冲她们这两句话，俺把柜子里面藏的两三个亿全部拿出来扩大再投资。

禹作敏当时原话就是这样跟我讲的，那种豪迈、豪情无法想象。

他甚至还冒出一句轰动全中国的话来。他说大邱庄之所以穷，是因为地利不好，所以通过改革搞工业，搞了很多冷轧钢厂。为什么我一直说国有企业是史前恐龙，就是看到大邱庄以后，感受特别深。从来没搞过工业的农民，决定搞工业以后，刚刚离开土地，一下子就把天津的工厂给打垮了，效率非常高。原来我们不允许农民搞工业，结果农民一搞工业就把国有企业搞垮了，这肯定是体制问题。所以禹作敏富得流油，富了他也想长治久安，那就要改良种子。他就开始鼓励大邱庄的男子去娶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娶到一个奖100万。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很可笑的行为，但他当时觉得天经地义，他就是想改良种子基因。

他还给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前不久，大寨的大妹子郭凤莲（“农业学大寨“时期的传奇人物，时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编者注）来了，说要学我搞工业，没有起步资金，跟我叫穷；我说大妹子给你100万你拿走，她说要打借条还，我说不用还了，农民帮农民不用还。这就是禹作敏。

现在回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是豪情满怀、奇迹频出，也真的催生出来一批人物。除了禹作敏，还有一个后来市场上的牟其中，这些都是枭雄怪才。当时禹作敏跟我讲，说他准备把三五个亿再投资，再继续推动改革开放，意得志满、豪情满怀，一般人他根本看不起。

他在说话的时候，就只知道大口大口地吸烟，一支香烟点燃以后，他一吸就可以吸掉一半，就像吸吗啡一样。他旁边站着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像个小太监似的，看他差不多快要抽完，就在旁边拿出一支烟点上，然后悄悄地走过去，把他嘴边那个给取出来，再把点上火的这支给他递到嘴里去。这过程中，禹作敏继续佝偻着背边谈话边抽烟，根本不抬头看人，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老头是不是吸毒啊！

我跟禹作敏聊天，旁边的女人一直插嘴。本来他谈的正常的话，但是我听起来就像电视剧里面的清宫秘史，声音阴阳怪气的。后来我们聊了有一个小时左右我就告别了，出去的时候看到门口那条血红色的河，铁锈污染非常严重，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禹作敏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我回去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 中国首富村揭秘》。

这篇文章有八九千字，我把整个大邱庄和见面的事情写了一遍，在文章的结尾，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夕阳西下，当我走出大邱庄的大门，门前是一条湍急的河流，但河水存储着一种铁锈色高度污染的物质。这个时候我的眼前有两个农民党支部书记的身影一直挥之不去,一个是山西大寨的陈永贵，一个就是眼前的禹作敏。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的政治家，也都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都是名扬中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但是前者只是种高粱和玉米，在土地上做文章，而后者却是做制造业，虽然经营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两个人的政治智慧和抱负何其相似。这片土地上为什么总是产生土皇帝呢？

大邱庄之变

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刚起步不久的《南方周末》上，当时的创刊社长叫左方，这个人也是很有头脑、很棒的一个大记者，看了以后拍案叫绝，把这篇文章以专版的形式发出来了，名字就叫《中国首富村揭秘》。在这篇文章里，我还顺带给禹作敏起了一个外号叫“大邱庄庄主”。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影响非常大，全中国至少有上百家期刊和杂志转载，一下子把《南方周末》的名声给做大了，但同时也得罪禹作敏了。

禹作敏看完之后不干了，打电话到新华总社，总社追问到了当时我常驻的广东分社。广东社长找我谈话，说我捅娄子了，搞出这么大一个问题。当时我也真的是少年气盛，我跟社长说了两点：“第一，采访时他讲的是不是事实？”社长说这个我不知道。“第二，我用的是自己的名字，没用新华社牌子，我文责自负。”社长说：“你负得起责吗？谁不知道你是新华社的名记者？这个人很不得了的，他有手段会收拾你的，新华社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一直在跟他道歉，最后还做了很多赔偿才完事。他在中央各方面都是能量非同一般的人，可以一手遮天的，他还有各种黑道手段。你怎么负责？”

我说：“咱们当着面把这话说清楚。第一，我这篇文章以事实为准绳；第二，我自己文责自负；第三，如果他不服气，我们可以上法庭用事实说话，他如果用黑道手段，那我就是闻一多、李公朴。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得按照事实来说话，不能因为畏惧权势而堵塞言路。”因为我的坚定，这件事情就僵在这里了，总社也感到压力很大，没想到两个月以后禹作敏就出事了。

当初我对他的结局其实已经能够预感出来了，他的利令智昏，必然导致物极必反。第一，他其实已经得罪了几乎整个天津的官场；第二，他自己无法无天到很严重的程度，小平后来没去成，要去了这件事情还真是不好办了；第三，他私设公堂，为了整顿财务纪律，用私刑的方式，用自己的内部武装力量把人抓起来，严刑逼打最后把人整死了。

这种搞治外法权的恶劣行为，天津总要有人管。结果，当天津的政法部门去管的时候，他居然搞了一个“告全党全国人民书”，上纲上线到“砍旗”，宣称一旦动他，就是砍改革之旗，把天津政府搞急了。如果这件事拎不过来，天津政府在政治立场上也站不住。最后，事情传到了北京，北京的新决策层也受不了他这套做法，决定把他拿下。

既然上面表示没有维护他，下面就开始派军警把整个大邱庄围起来。没想到，禹作敏居然号召全村人武力抵抗。在最后一刻，他找到杨尚昆求援，我也是后来听新华社内部说的，杨没有松口。他又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小平女儿，希望能够帮他挡一挡，但是老爷子说，一切按照党纪国法办。他一听就软了，缴械投降，束手就擒。

后来大家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被公审，虽然很多事情已经掩盖隐藏了，但他杀了人的罪行是躲不掉的，最后判了重刑。他的身体本来就不行，风烛残年，很快死在监狱里面，大邱庄基本也就垮了。一代传奇故事风流云散，而禹作敏临终都没有等到他朝思暮想的“平反”。

尾声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随风而逝的时代故事，而在这个时候他还有个兄弟，就是浙江萧山的鲁冠球。鲁冠球跟他一样，也是村党支部书记，铁匠出身，但是鲁冠球的做法完全是南派风格，而且和浙商普遍比较柔和的经营风格有关系。当禹作敏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去提醒他。兔死狐悲物伤其类，鲁冠球担心禹作敏一次次的行为越线破格，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是禹作敏一直不当一回事。从这一点上看，他有点像袁庚。袁庚在蛇口的时候，如果只是纯粹搞所谓的经济改革，就没有政治风险，但袁庚不满足于这种小小的经济改革，他想把蛇口特区变成政治特区，对历史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

禹作敏也是不满足于一亩二分地，搞成了中国首富村之后，他也想在政治上弄出点声响。再加上他骨子里面是个农民，封建意识太强，所以很多事情超越了国法他都不知道，他以为有上面保住他就够了，根本不知道这个社会进步了。

而浙江的常青树鲁冠球，用连续20年的时间，经过“和平演变”，把乡镇企业萧山万向节厂改制改成了自家的企业，最后通过红帽子获得几乎共产党该给的所有政策，包括金控、进出口优惠等等。尤其，鲁冠球敏锐地抓住了全球化时机， 并购整合，从一个万向节厂一步步蜕变为世界级汽车零部件企业，很迅速地在马云之前成为浙江首富，成了浙商群体中的“教父级”人物。

中国有一批这种农民政治家，深谙政治，本来都是集体的掌门人，最后通过和平演进，将集体变成自己家族的企业。横店的徐文荣也是党支部书记，最后将横店集团转成自己的企业。现在很多文章提及徐文荣，经常使用的字眼是“横店之王”。这样的称呼，和徐文荣的强硬做派有很大的关系。徐文荣自己对记者说过，他曾先后赶走过五个阻碍企业发展的公社或乡镇领导。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放异彩的乡镇，背后往往都有一位强势的基层人物或者农村强人。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江苏华西村吴仁宝、河南南街村王宏斌、横店集团徐文荣等等，虽然成王败寇各有不同，但是无一例外的，最初走的都是超常规发展道路，绕开制度的壁垒，游走于政策的灰色地带，企图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禹作敏的核心悲剧就在于，他对政治既不了解又太冒进，最后成为悲剧人物。

所以同样的出身、同样的事情，不同的韬略形成了不同的结果。但是进步不可能没有代价，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总会有牺牲者。这批乡村能人无论成败，都可以称得上是时代的先导者和开拓者了，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