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

关键字: 中国崛起，历史逻辑，政治的逻辑，抗美援朝

【历史上我们曾经领先西方，这个领先是有原因的；后来我们落后了，落后就会有教训；现在我们又赶上来了，甚至在不少领域超越西方了，那么这种赶超也是有原因的。

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每周一晚21:30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比较中西文化，建构中国话语。

在5月13日的第十八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讲述中国从领导到落后再赶超的历史过程，解释这一过程背后的历史逻辑。观察者网整理节目演讲与对答部分，以飨读者。】

张维为：

2017年，我参加了在荷兰举办的奈克萨斯辩论会。辩论开始时，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拿破仑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权力背后总会有某种不安，今天这种不安是否变得更强烈了？似乎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某种不确定。

当时有一位反华的法国哲学家Levy，他第一个发言。他说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走向了孤立主义，整个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受到了挫折，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欧洲自由主义传统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这些“反启蒙”、“反自由”主义国家的挑战。他说中国、俄罗斯这种专制主义模式乘势走强，给西方造成了许多的不安，西方世界要重振自由主义。

持人就这个问题请我谈谈看法，我是这样说的：西方这种权力的不安，问题是出在这个权力脱离人民。孔子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就是人民，脱离人民就有覆舟的危险。

当时十九大刚刚开过，我提到十九大的核心理念就是权力要永远与人民在一起，以人民为中心，才能无往而不胜。实际上，今天的西方出现这么多乱象，包括“黑天鹅”现象，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的政治权力严重脱离本国民众，也严重脱离世界人民，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

过去我多次讲过一个观点，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历史上我们曾经领先西方，这个领先是有原因的；后来我们落后了，落后也就会有教训；现在我们又赶上来了，甚至在不少领域超越西方了，那么这种赶超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今天赶超成功的原因，和历史上我们领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种正向关系。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历史上领先西方主要是什么原因；第二，后来为什么中国落伍了；第三，中国是如何赶上来的。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和大家一起探讨。

先谈第一个问题，过去2000多年，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应该说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几乎是全面领先当时的欧洲。我认为，一切在于比较，没有绝对的好，但是相对而言，历史上的中国是相对先进的。就像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国际比较的方式衡量中国，确实中国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做得更成功，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中国也可以做得更好。

古代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回头看，我们当时也有很多问题，但总的来说比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地方的国家还是要好一些。当时中国领先欧洲有那么几个主要原因，首先就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本传统，也是我们古训讲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看作是国家的基石，看作是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把民生问题看得非常重，把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看作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情。

管子就说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首先就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孔子也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不光要使老百姓富裕起来，而且使他们活得寿命长一些。中国本土的经济学传统也是“经世济民”。

我们的先哲提出过很多民本、民富的具体政策。比方说孔子还有他的弟子一直主张轻徭薄赋，重视农业，重视民生。这些思想在17、18世纪传到欧洲，给欧洲的经济学家，给欧洲的朝廷带来了震撼。当时法国有个大经济学家叫魁奈，他极力主张学习中国的重农政策和土地政策，因为大家都是农业经济。法国和奥地利的国王也模仿中国皇帝，在每年春耕的时候举行亲耕仪式。

中国的民本传统除了富民，还有其他内容，比方说教民，孔子说的“有教无类”，通过教育“人人皆可成舜尧”。这些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中国古代还有“常平仓”政策，通过国家储备，防止“谷贱伤农”，因为谷价跌的时候，会伤害种谷农民；也要防止“谷贵伤民”，万一谷价贵了，老百姓买不起。所以由政府进行采购，必要的时候拿出来出售。

后来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推出所谓新政的时候，他的农业政策实际上就借鉴了一些宋朝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做法。这些事实本身也说明，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实际上有不少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我想这为后来中国接受社会主义理念和制度，做了一些政治文化方面的铺垫。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中国古代政治当中有“天命观”的理念，可以说“天命”是中国漫长历史中国家权力的最高来源，它与欧洲历史上的“君权神授”是不一样的。“天命观”实际上是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在中国历史概念中，“天”总是用来表示最为重要的意义，比方说“民以食为天”、“王者以民为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换句话说，“天”指的不只是大自然的天，它实际上是包括了自然、民众、社会、祖先、世间万物的一种汇聚，代表最高的正义和权威。

统治者代表“天”去统治和保护民众，但是一旦统治者违背了天命，开始蹂躏百姓，“天命”会被召回，人民会揭竿而起来实现新的天命。所以历史上我们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既是顺天，又是应乎人。这里所说的“汤”，指的是商朝代替夏朝，距今三千五六百年了。西周代替商汤，两次王朝更迭被称为革命。

用今天的政治哲学来看，实际上“天命观”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自己的“契约论”，也就是荀子引用孔子所说的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意义上，“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向背”，就是对皇帝的警训。有位中国学者曾经这样描述，“天命观”实际上就是一种“政绩合法性”。“天命观”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统治者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他可以通过德行，通过自己的政绩来影响天的意愿，当上天对一个统治者不满的时候，它会通过自然灾害等形式对这个皇帝发出警告。当一个皇帝的天命被广泛地认为不复存在的时候，中国百姓可以揭竿而起。

这在古代欧洲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中国的“契约论”比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的“契约论”要早2000多年。卢梭在18世纪中叶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他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要认识“公意”、实践“公意”。卢梭还提出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安排来落实这种契约。但是，在他去世之后，法国的政治一直非常动荡，动荡将近200年，最后才逐步稳定下来，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

与“天命论”平行的还有一些中国人的理念，比方“天下为公”的思想。中国先哲早在《礼记》中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认为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后来成为美好社会的一种政治理想，为中国社会所广泛认同。这对中国历代朝廷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道德制约。实际上，这些都是同时代的欧洲君主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典型的例子就是科举制度，科举严格来说是从隋朝开始的，到宋朝的时候，科举制度变得非常成熟，多数官员通过是科举考试选拔的。相比当时的欧洲，大多数国家一直是绝对君主制，官员也是贵族世袭制。直到19世纪，欧洲才从中国借鉴了，或者说引进了科举制度，形成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是，总体上古代中国的社会自由度普遍要高于欧洲古代社会。农业社会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中国土地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买卖的。中国是个小农社会，小农经济为主，而欧洲是农奴社会，土地属于农奴主，所以小农生活的自由度远远超过农奴。

至于知识界的自由度，我记得中国学者刘梦溪曾经这样描述过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狂”，就是一种自由的概念。他说“狂”这个字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本中是个常见词。中国还有源远流长的武侠文化、写意绘画、书法狂草等传统，有儒家的圣人理想，也有佛教禅宗的顿悟超越，有道教崇尚自然。这种“狂”的程度和范围在古代的欧洲文化中是罕见的。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西方人天天嘴上喊着自由，可能正好证明了古代的欧洲人享受的自由太少了。

那么欧洲后来靠什么超越了中国？

首先是战争。从16世纪算起，欧洲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在打仗，从四五百个国家开始打到最后剩下二三十个国家。有人做过统计，从1500年到1799年，欧洲主要国家多数时间里都卷入了大规模的战争，西班牙是81%的时间卷入，英国是53%的时间，法国是52%。

上图为1490年欧洲版图，下图为1990年欧洲版图。正是市场扩张的欲望导致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最终由500个政治体兼并为25-28个民族国家。

但是坏事变“好”事，有些欧洲国家在本身付出巨大的生命财产代价之后，在死亡和破坏无以计数之后，一些国家的军事实力发展起来了，然后它就开始到处攻打别人，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夺别人的财富和资源。后来他们打败了中国，并强迫中国支付天价的赔偿，为欧洲的发展注入了大量资金，而中国自己则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西方的军事崛起还带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现代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科技实力提高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原因是金融，从西方和东方贸易中一些发了财的西方人，比方说在威尼斯，这些商人就开始投资战争，发战争财。他们资助了欧洲内部的许多战争，这个传统后来又在荷兰、英国等国家得到延续。我记得美国学者彭慕兰曾经这样讲过，他说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动力是棉花，而棉花来自于美洲奴隶主控制的农场。工业革命产品的主要市场是美洲和亚洲，而不是英国本身。

尽管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好，造成我们整个国家对进口白银的依赖。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而且向中国出口白银，结果中国患上了“白银依赖症”，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供应取决于外部世界提供的商品，白银。现在回头看，包括明朝李自成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发不出薪水，缺乏货币，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供应量迅速减少。由于种种原因，比方说西班牙的贸易体系出了问题，过去一年之内有60多艘货轮运着白银到中国来，一下子减到一年只有6到7艘船的白银，减少十倍，这就造成了货币供应的危机。清朝的覆灭也跟这个有关系，英国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在1870年左右开始由“银本位”转向“金本位”，所以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钱一下子跌了很多。这些原因促使中国被欧洲超越。

这些情况也说明当时的中国朝廷缺少国际眼光，缺少处理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能力。尽管中国是发明纸币的国家，但是到明清两朝，中国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好货币短缺和货币信用的问题，最后只能通过进口白银来平衡。过去明朝也有皇帝尝试过建立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货币信用，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到民国时期，我们发行过法币也没有真正成功。中国的货币自主实际上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确立起来的。

第三个原因，中国朝廷后来确实存在妄自尊大的心理，不思进取的心态，闭关锁国的政策等等，我把这个叫做中国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当时的中国认为中国是天下最牛的、最富裕的、最好的制度，别人都不可能超越我们。对于整个外界发生的变化，包括工业革命几乎是麻木无知，整个国家自然也无法与时俱进，无法应对后来西方列强崛起所带来的血与火的挑战。

我记得许倬云（历史学者，台湾“中研院”院士）曾经这样感叹过，他说19世纪前半叶，这个世界已经有一个整合得相当好的全球经济体系。国际贸易经过长途的海运，把商品比方说美洲的白银运到中国，把中国的商品运到欧美。那么在东方，当时英国已经在新加坡设立了据点，控制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航道。也就是说，当时这些事情都是欧洲的商人与政客天天讨论的话题，但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些情况完全不了解。这种无知，结果导致了在这样一个浪潮中，中国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回望这段历史，英国和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以军事和金融手段掠夺非洲、美洲、亚洲，用同样的手段打败了当时的中国。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其实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世界的控制主要还是依赖这两个手段：一个军事，一个金融。美国在海外有大量的军事基地，甚至唯恐天下不乱，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常制造紧张局势，包括战争。同时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控制着对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体系。

中国是怎么赶上来的，甚至在不少领域内后来居上？

首先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传统和选贤任能传统，我们重新诠释了“天命”的概念。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说过，他直接把中国人民称呼为中国共产党的“上帝”，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力量的直接来源。在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政治词汇中，人民的意愿、认同和支持被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是一种新的具有人民性的 “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以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自己的使命和天职。

第二个原因，我想是我们比较好地解决了刚才提到的“军事”和“金融”这两个关键问题。

在军事方面，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扭转乾坤。这是1840年以来，西方大国第一次对侵略中国的选择感到了畏惧；1949年4月还在中国长江，在中国内河里上下游弋的西方军舰再也不敢回来了，从此我们获得了近70年的和平。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缔造和培育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过去的军队打不过西方国家，新中国彻底终结了西方大国可以随意入侵中国的屈辱史，这使我们得以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在金融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很快形成了统一的、独立的国家财政体系。这无疑是500年来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环顾今天这个世界，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财政状况最好的大国，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我们的人民币正在稳健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比较强势的、具有高度信誉的货币。

当然，在金融问题上，我们还是要谨慎。我曾经和中国研究院的陈平老师，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在伦敦见过当时已经年过90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这也是霍布斯鲍姆生前会见的最后一批中国客人。

他跟我们的会见中讲到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纵观历史，西方强国一个接一个走衰，他认为主要原因就是经济金融化，就是玩钱生钱的游戏玩得上瘾了，难以改邪归正了。当年的荷兰是这个情况，后来的英国也是这个情况，今天的美国看来也是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反复强调金融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是有深刻道理的。

另外一位很好的经济学家史正富，他把金融分为两块，一块叫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一块叫做为自我服务的金融。美国今天的麻烦困境就是，为自我服务的金融超过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这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中国也要防止这种问题可能会产生的外溢及可能会带来的破坏性。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防范金融危机，决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那么最后就是中国汲取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教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全世界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地改进自己，发展自己，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但绝不盲从。整个国家因此而迅速崛起，给全世界带来了震撼。我想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世界，并将继续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未来格局及其演变。

叶青林（节目嘉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我们手上把它变得更强盛，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最大的意义，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用心。

骆珺（节目嘉宾）：中国人是特别善于自省的一个民族。其实我们在回忆过去为什么落后的问题上已经做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反思，中国应当开放，要睁眼看世界。但是在总结我们为什么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领先，和现在为什么又迎头超越的这两个问题上，确实研究得还不太够，张教授的讲解给了我很多启发。

张教授也提到，在奈克萨斯的辩论中，那应该算是全世界最顶级的思想者论坛之一，原本我们会期待参加这样论坛的外国学者能够实事求是地来看待分析中国，分析世界问题。但是刚才张教授提到那位学者的论述，其实和普通的西方媒体，和普通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标签式妖魔化的误解没有什么不同。面对国际上这种不理解的声音，国内也有一些人觉得我们可以不需要对外说什么，我们只要埋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想问一下张教授怎么看。

张维为：我想是这样的，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不仅要做好，而且一定要讲好，否则付出太大的代价，取得再多的成绩，会被人家一下子否定掉。

提到奈克萨斯这个辩论，你看你讲为什么它不能实事求是呢？实际上“实事求是”是个非常中国的概念，是我们汉朝时候《汉书》里边提出来的，西方可能有类似的观点，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西方总是认为绝对真理的存在，你跟我的绝对真理不一样，你就可能错的。所以这个是哲学上的差别。

包括我们讲的一神论和多神论，一神论世界里只有“我是对的，你就是错的”，如果你对了而我是错的，这很难让他们接受。所以这是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过程中将会长期面临的挑战。

但是没有关系，我老讲西方最后它会承认实力，包括话语的实力。如果话语起来了，它没有办法。

Q1：张教授您好，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一带一路”对于当今中国和世界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谢谢。

张维为：中国崛起实际上是一种突破，突破了什么呢？就是过去二次大战之后，在世界经济结构上呈现的中心外围关系，中心国家是西方国家，外围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由外围供养中心，是个极端不平等的关系。

中国崛起实际上突破了这个世界体系，中国成为单独的一极，同时和中心国家、西方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技术伙伴。现在世界体系演化为这样三种角色，就是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和中国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个互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一些条件。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拥抱开放，拥抱多边主义，拥抱合作共赢，而不是像过去西方大国那样搞零和游戏，非得我赢你输。这时候，整个世界格局确实会改变，“一带一路”现在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格局。

叶青林（节目嘉宾）：其实我觉得“一带一路”就是用实际行动在讲好中国故事。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强盛的时候，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跟全世界来共享，一起来共同繁荣。今天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实践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最后达到共赢的目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价值。

张维为：这次峰会从人数来说，与会者几乎增加了一倍。西方媒体将“一带一路”描绘成中国虚荣心的爆发，现在没有人相信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成百上千个项目同时在展开，而且这个项目多数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

很明显它代表一种历史潮流，就是大家讲和平发展的愿望。大家希望和平，希望发展，消除贫困，希望改变生活，成为了一种潮流。我这次听到印象最深的发言之一是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他用了个词是game changer，游戏规则的改变。从今以后，世界不一样了，他对此评价非常之高。

Q2：张教授，您好，今天在听完您讲近现代史从落后到今天的强大，我觉得感慨很深，因为我身处在这个时代，我感到我们祖国的强大。但是前不久发生了DG的辱华事件，以及近日也不断的有一些对中国不好的声音出现。为什么那些国家还是会经常出现一些这样的声音干扰我们？

张维为：我觉得不要神经太脆弱，要坚强一点，有各种杂音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看大趋势，总体来说对中国印象好的在增加。在最新的国家领导力民调中，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我自己走了很多地方，我觉得大致上是这样的。世界分为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比较复杂，应该说有相当一批头脑明白的人看得非常清楚，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上，德国派了一位经济部长，他是怎么界定中国的？他一开始就说，首先我代表德国政府向人民共和国70周年国庆表示祝贺。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新兴经济体，现在又变成了Highly industrialized innovative country，高度工业化的创新国家，这就是他的定义。所以你看这个部长在北京，说是恐怕欧洲国家要考虑，作为一个集体来参与“一带一路”。当然，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这已经说明他看到了很多真实的情况。

确实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到现在还总是在挖苦中国、黑中国等等这样的态度。我觉得，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所以有时候我是很同情他们。他们怎么办？过去30年，他们预测中国从来都没有预测对过，总是中国经济要崩溃，要崩溃，要崩溃……最惨的是那个章家敦，他预测崩溃可以精确到年甚至到月，结果现在变成国际社会的笑柄。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大势放在那儿。

非西方国家，总体上多数非常佩服中国，我们有些交流，如果要谈中国的问题，他们会说不要跟我们谈问题，我们都有问题，而且比你们还严重，真这么回事。但是他们会请教你，你怎么成功的？怎么这么快地消除这么多贫困？上海的地铁怎么建得这么快？诸如此类。他们更多地把中国崛起看作机遇，这就是为何这么多发展中国家都拥抱“一带一路”倡议。

Q3：张教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赶超”这个词，我想请问一下，在赶超过程中，是我国的工业力量在发展壮大，还是我们新兴的互联网经济在深入人心，或者说是两者都有？前段时间习总书记说过一句话是“促进实体经济跟互联网经济的深度融合”。我想请您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解读，谢谢。

张维为：我觉得这是中国崛起非常精彩的地方，就是新旧动能转换，我们称为新经济、新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比方说淘宝就让你待在家里买东西，对不对？腾讯让你待在家里玩游戏，美团让你待在家里吃饭餐饮。会有一些人认为这样不好，都宅在家里。但中国人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有些问题在发展中再来解决，总体上我觉得这是利大于弊的事情。

我们的市场大，我们的投入也大，技术也相当之先进，各种各样的试验在进行。上海就在做“206工程”，实际上就是法律服务加人工智能，说白了就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上百万个案例，这就大大减少了对律师的需求，这只有在中国能够做。比方说你要打一个，你只要把你的情况输进去，基本上就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让你决定这官司要不要打。

我想这种东西大概只能在中国做，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就是我们律师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在美国律师是巨大的利益集团，阻碍了美国的进步，在美国存在官司文化，什么东西要打官司，那么导致治理成本非常昂贵，甚至导致无法进行改革。

我觉得中国新技术革命对传统产业带来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体会到了。你看这次“一带一路”峰会就讨论，比方说云服务，我们的云服务随着“一带一路”都走出去了，这是了不得的，以后也会形成中国标准。

原标题：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十八期：新中国得以赶超西方，抗美援朝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