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编者按】2019年4月1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25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1949-2019）”主题发表演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作点评。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主持。讲坛合作媒体光明网进行全程网络直播。本文根据胡鞍钢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全文共约2.6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下篇。

▌（八）从世界最大贫穷人口之国到世界最大“全面小康社会”

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大贫困人口之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全面小康之国。外国人老问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底是什么概念？简要的说，就是上中等收入水平社会，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明显地看出来，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GDP，还是城乡恩格尔系数，以及人类发展指数，70年沧桑巨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到2018年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51元与14617元，相当于1949年的393倍与332倍。[28]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8123美元，居世界（230个国家或地区）第91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例的79.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OECD年度报告，一个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需要经过四至五代（约150年）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在中国，仅需要一至两代人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且人口规模达到14亿，占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总人口（25.76亿人）比重的53.8%。

建国初，我们估计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类型。从恩格尔系数下降趋势看，城市居民从2000年之后下降至2018年的27.7%，属于富足阶段；农村居民已降至30.1%以下[29]，即将进入富足阶段，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

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0.225（1950年）的极低水平，提高到1980年的0.456，2017年提高至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成为过去40年世界各国中提高幅度最快的国家，,1990-2017年平均增长率为1.51%，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速（为0.73%）的两倍。

再来观察中国和世界减少绝对贫困标准的情况，这是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贫困线标准，即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90美元，可以看到，1981年中国有8.8亿绝对贫困人口，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2500万人，而全世界其他国家则从1981年10.19亿人，到2013年降至7.66亿人，减少了3.6亿人，其中中国减少了8.59亿人（见表14），中国减贫对世界贡献率达到了75.5%，这说明中国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再来看一看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方面作出的庄严政治承诺。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政府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敢于真正作出这样的庄严政治承诺，为什么呢？因为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就是全体人口的小康社会，包括绝对贫困人口彻底脱贫的小康社会。中国将是世界上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可以告别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上千年、上百年还是上几十年人类最大的敌人即绝对贫困，我想这个意义就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自身发展的意义。

▌（九）从科学技术“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大国”

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当时毛泽东曾经讲到中国是“一穷二白”，这个“白”说明科技水平不高。1949年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空白之国，建国初期，中国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中还有一部分去了台湾，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相当于就业总人数的0.028%，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足500人。[30]这也就是为什么1956年制定了第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明确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针，旨在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亟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31]之后又编制过多次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过去40多年，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从事研发的人员折合全时人数，2018年已经达到了418万人年，相当于美国总数（2014年为135万人年）的3.1倍，关键是在我国人口实际上已经占世界比重已经降至19%以下的情况下，2015年我国的研发人员却上升到了世界比重的44.4%。这也显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显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大量的科技人员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

我国直到1984年才制定了《专利法》，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我国发明专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最大。根据世界知识产权提供的数据（见图10），1985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比重仅为0.9%，到2017年已经上升至57.6%，相当于美国总数的4.24倍，相当于日本总数的4.79倍。

中国也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方面，我国是第一大国。[32]在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申请量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商标。同样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数据，更关键的是高质量的、国际化的数据即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这是2000年至2018年的数据，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7.1%，日本为9.6%，美国为2.0%。世界知识产权数据库的数据说明，我国PCT不仅2017年超过了日本，而且2018年也超过了美国（见表15、图11）。[33]因此，实际上现在的科技之战就是国际之战，主要是中美日这三家，再加上欧盟，就是四家，中国技术创新异军突起的国际意义在于代表南方国家的崛起，从而带动整个南方国家的科技合作，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

▌（十）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

中国的现代化突出反映在如何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业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1949年全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市区人口3949万人，城市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7.3%。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仅有10个，占7.6%。[34]到了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美国了，已经是世界最大城市人口国家或社会。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8.3亿人，相当于美国城镇人口数（2017年为2.67亿人）的3.1倍，相当于欧盟城镇人口数（2017年为3.87亿人）的2.1倍，相当于印度城镇人口数（2017年为4.5亿人）的1.84倍。[35]截至2016年末，全国设市城市657个，比上年增加1个，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93个，县级市360个。因此中国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城市人口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包括使得将近两亿多农民工如何变成市民，使得他们所享受到的现代化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越来越多。此外还包括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2016年，用水普及率为98.4%，燃气普及率为95.8%，城市污水处理率93.44%，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我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农村。[36]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战略格局，将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逐步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

中国从世界最大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城镇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92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最高峰后持久下降，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从“二八”开现在已经达到了超过了达到“四六开”（见图12），在短短的时间内很快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城镇化道路。

全国城镇吸纳了最多的新增就业人口，1952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2486万人，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12.0%，到2017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达到42462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7.1倍，也相当于1978年（9514万人）的4.4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1%，占全国总就业人员比重的54.7%。我国城镇规模显著扩大，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城市数从1978年末的193个增加至2017年末的667个，其中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从1个提高至16个，300万-500万人口城市数从3个提高至25个，50万-300万人口城市数从60个提高至271个，50万以下人口城市数从129个提高至349个。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潜力，还有两亿左右的非户籍人口需要成为城镇户籍人口。

▌（十一）从封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

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只相当于美国的6.4%，相当于德国的8%。[37]据海关统计，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进口12.46万亿元，我国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下一个目标我国应该变成世界最大进口国，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总的来看1982年到2017年中国的贸易增长率无论出口和进口都达到14.2%，而美国出口达到了5.9%，进口要高一些达到了6.7%（见表16、图13），因此，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的中国市场，此外这些数据也都表征了中国在出口方面已经居世界首位，但是在进口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如何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实现出口和进口相对平衡，是下一步的目标。

我国对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世界投资国，2017年末我国直接对外投资存量达到1.48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尤其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直接促进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迅速扩大，累计签订合同额近2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4万亿美元。[38]这是现代中国最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还是中国影响世界最显著的时代，更是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最大的时代。

▌（十二）从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

中国进入新的世纪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文化建设纳入现代化总体布局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大发展、大开放、大繁荣的时代。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高达37万种，仅一年的出版量就大大超过了古代到辛亥革命2000年的出版量的总和（20万种）。[39]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7年的4.29%，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进入了世界文化产业大国前列。公共文化事业迅猛发展，到2017年末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8.7%和99.1%，实现覆盖城乡14亿人口和3亿多户家庭（2017年全国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用户数达到3.4亿户，其中双向覆盖用户1.9亿户；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2.1亿户，其中数字电视实际用户，占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比例达90.7%。全国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率分别达到57.5%和97.0%，直播卫星用户超过1.3亿，专营服务网点3.5万个，法定服务区域59.5万个行政村），[40]以极低的成本享受各种文化服务和个性消费，进入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好时期。在国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积极鼓励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既要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创新出反映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的基本方针，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十三）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

70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从被挨打、被歧视的世界弱国[41]，建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国，进而跃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列的过程。在二百多年世界性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曾是现代化的落伍者、后来者，但是后来居上，大踏步地赶上时代，仅用了七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了最发达国家美国用两百多年时间所达到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成就，当然这个现代化过程还远未结束，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四）从世界边缘走进世界舞台中心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到了近代中国，成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边缘化者、落伍者，边缘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开始崛起，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42]

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打开大门，请进来，走出去，相继成为世界第三、第二、第一大国。其中，到2000年有两个指标居世界第一位；到2010年有七项指标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共有十一项指标居世界第一，有五项居世界第二，有一项居世界第三（见表17）。这反映了中国进入21世纪走向世界舞台，到2017年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就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巨变之路；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穷、经济最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之路；是世界上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包括改革的创新之路；还是由一个十几亿人民，56个民族，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海外侨胞共同组成的，共同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中国迅速崛起走向世界强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43]其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44]

谢谢大家！

点  评

王绍光：刚才胡老师讲的非常详细，满满的干货，从十四个方面讲了中国在过去70年里面走过的道路，因为基本上都是用数据说话，所以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的点评可能不算是一个评论，反而算是一个补充，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想提出问题让在座的各位听众和我们一起思考。

在讲座的开始，胡老师引用了毛泽东在1949年9月23号的一个讲话，那篇讲话叫做“中国人民站起来”，那篇讲话后面还有一句非常大气的话：“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说这个话，他心中是有气的，因为一直到1948年，不光是美国，包括当时的苏联，都认为中国会统一在国民党政府之下，而不是共产党。所以那个时候说中国不行的，不仅有仇视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国，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者苏联也有疑虑，所以才会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说法。

事实上，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就不断有人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反复有人在做预测。我要讲的是两条：一个是有关中国前途的预测，另一个是作为预测基础的现代化发展理论。现在70年过去了，回头看，所有的预测的基本上都失败了，因此也表明这类预测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预测每一次都失败，因为预测的背后有些理论假设，每一次预测失败说明理论有问题。很多有问题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教科书里面，在媒体上面经常听到的一些流行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论。

1949年以后，不断有人预测新中国会倒台、崩溃甚至解体。当时没有人觉得中国会走向一条现代化康庄大道，当然我们那时自己也估计今后的道路会是非常曲折的、漫长的。当时外面的人争论的问题不是中国垮不垮台问题，而是何时垮台？是以什么样方式垮台？垮台会对周边大国利益造成什么影响的问题？1991年苏联崩溃，关于中国崩溃预测更是不绝于耳，当然这些东西今天回头看显然不是科学的预测，而反映的是一些人的阴暗心理，是他们的一种期待。

比如说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即将崩溃》，这个是一个叫Gordon G. Chang（章家敦）写的。2002年这本书马上被台湾翻译成中文，李登辉写的推荐语认为这本书描写大陆实况非常具体，很值得推荐。2003年这本书在台湾有一个新版，不幸的是，我和胡鞍钢的名字都放在封面上，说大陆著名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有同样的看法，因为我们（和胡鞍钢、丁元竹）在这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讲当时面临的一些挑战，但是我们没有预测中国要崩溃。

章家敦的预测本来是“即将”崩溃；即将应该是很快的意思，结果等了十年也没有崩溃。到2012年，很多人说你预测的事情怎么还没有来呢？2011年底，章家敦又写了一篇文章叫“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2012 Edition”（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2012年版），他在文中承认说，上次预测确实有点问题，但是这一次没有问题了，上次预测2010年崩溃没有实现，但我的预测只有两年误差，因为到2012年，中国笃定会垮掉。但是2012年过去了，中国依然没有垮。但章家敦还不死心，他又来了一个2015年版的预测，“2015：The Year China Broke？”（2015年，中国崩溃之年）。这种人死脑筋就死在这里，鸭子已经死了，嘴巴还非常非常硬。他后来没有再写，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又来一个新的版本。

其实何止一个章家敦。2016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发表了一篇题为“Coming Chinese Crackup”（中国即将崩溃），他后来辩解说他没有这个意思，但标题那么醒目，文章引起那么多人关注，不是几句辩解可以打发的。

到了2017年，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一对夫妻，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崩而不溃》。女的原来是记者，叫何清涟；男的曾在体改部门工作过，叫程晓农。我一直读不懂这个书名，崩了怎么会不溃呢？他们似乎想说中国要崩溃，但又没有多大把握，为了显得不那么离谱，所以弄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书名。

2018年，美国著名杂志《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文章，煞有其事地问道，如果中国突然崩溃了，我们准备好了吗？2018年稍晚一点，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叫“The Land Failed to Fail”，意思是中国应该失败但是结果它没有失败。这个标题透露出一种极度的失望。它表明西方人很肯定地认为中国的那种发展方式肯定不会成功，一直等着中国崩溃，等了70年，到现在还贼心不死。

以上的例证让我们看到，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不断有人说，中国的制度是不好的，中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一定会碰的头破血流；但是胡老师刚才从十四个方面点用大量的证据说明这些人说的全是错误的。

问题是为什么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有人会一条道走到黑呢？这涉及到预测背后的理论依据。西方的确有一整套理论，它使得很多人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道路肯定走得通，就是所谓的西方道路，其它的道路肯定行不通，包括中国道路。

这些理论五花八门、不仅相同、层出不穷。这方面的书实在太多、太多了，我简单地列举一点点，看看他们怎么说的，然后对照一下它们的经验，它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自己所走的道路。

1963年，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目的是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唱反调。这本书一问世，便好评如潮，获得若干个图书奖。该书的重点是第三部分，“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作者说，“在1500年时，大西洋沿海地区的欧洲人具有三项天赋特性。第一，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第二，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在航海方面；第三，能抵抗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流行的各种瘟疫。这些特性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二十多年后，作者自己承认，这本书实际上是“战后美国帝国心态的表现”，是“一种知识帝国主义”。

与这本书相似的是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 1981年出版的《欧洲的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八十年代以后，我们经常听说，日本奇迹、东亚奇迹、中国奇迹，但此前欧美已有人大谈欧洲的奇迹。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不用详细介绍，因为后来有其他学者评论这本书说，它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甚至“文化种族主义”的色彩。

在过去20多年，这一类的书也大行其道。1997年，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ason Diamond）出版了《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有中译本。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中国、印度或其它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 他给出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很关键，因为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这也就是说，欧洲国家天然具有更强的竞争性，是生存的需要迫使它们不断竞争、不断创新和发展。而中国恰恰太大了，太统一了，缺乏竞争，难以发展。问题是，中国今天依然很大，很统一，不是照样发展起来了吗？这套理论解释得了吗？

1998年出版了一部影响很大的书，由哈佛大学退休教授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写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Poor）。这本书里面举的主要几个变量。第一个是气候，气候在西方解释社会变迁理论里面一直很重要，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是一个例子。第二个是竞争性政治。第三个是经济自由。最后一个是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态度。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这些因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似乎缺乏这些因素，气候条件也不如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应该不会太成功。

十年以后，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于2008年出版的《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 1500-1850》（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这本书的论点是，导致欧洲成功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作者列举了六项因素：1）新发现导致思想解放；2）数学和科学思维方式；3）实证的研究方法；4）工具驱动的实验和观察；5）宽容与多元；6）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工匠之间的互动。他认为这些是欧洲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如果拿这种解释套中国，可以说这六项要素都似有还无。如果中国缺乏这些要素，那么怎么解释中国过去7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现象呢？值得大家思考。

2010年，斯坦福大学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Reveal About the Future）。这本书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地理。据作者说，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之间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可以用来解释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欧洲有地中海，而中国没有一个自己的地中海。沿着地中海，欧洲各国可以通过发展航海技术，进行海上贸易，贸易圈比较大。不仅如此，航海技术也使得欧洲各国可以比较早地发现新大陆，然后开拓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原料来源地。而中国由于没有自己的地中海，恰恰缺少这些东西。问题是，地理变量是恒久不变的，而经济发展水平却时有高低，这怎么解释？中国的地理与几千年、几百年前比，并没有什么变化；解放后与解放前更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新中国可以行，旧中国却不行呢？

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出版了《文明：西方与它方》（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这位作者经常来清华大学交流，对中国也很有兴趣。他对西方崛起的解释似乎也是老套路，据说西方掌握了六个其它地区国家缺乏的杀手锏（killer apps），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科学，第三是法治，第四是医学，第五是消费主义，第六工作伦理。我不是太理解这套说法的内在逻辑，觉得有大大杂烩的意思。无非是想说，我们领先是因为我们有传家宝，而其他的地方没有。按这个逻辑，其它国家哪有机会翻身呀？

最后再提一本2012年出版的书，标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Robinson）。他们的论点很简单、很有力，据说一些国家失败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是榨取性的制度，另一些国家成功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是包容性的制度。西方国家是包容性的制度，所以成功；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当然是榨取性的制度，这类国家不可能成功；哪怕短期内看起来成功，也不是真正的成功，必然是短期的，是昙花一现，今后必定会失败。

按照这些解释西方成功的书来套中国的现实，恐怕完全套不上。其实，在我看来，这些煌煌巨著的提供的那些理论，不仅无法解释中国，连西方本身也解释不了。他们中有些人也承认，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成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隶制、奴隶贸易东西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紧接着他们笔锋一转，不再讨论这些野蛮的、血腥的、丑恶的因素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而是希望将人们的目光转移到所谓西方的亮点上去，比如民主、市场、所有制、竞争、法治，即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倡导的那些东西上去。他们的这套说辞，在西方是主流，在第三世界、在中国也有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深信不疑。一旦将这类理论内化于心，对中国的预测只会有一个指向，即中国的体制不可能持续有效的运作，哪怕短期里取得一些成就，最后也一定会破产。但问题是，他们的预测都落空了。现在中国已经走过了70年，一步步往上走，越来越富、越来越强，很快会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70年可不是什么短期了；作为一个人来讲，已经是人到七十古来稀了。所以西方某些人士的预测完全没有科学性，其理论基础完全错误，已成为历史的笑柄了。

将上面所说的概括一下，最后提出两个问题，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这些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及它的成功？在我看来，这些理论都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第二个问题是，既然他们的预测是失败的，理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自己能否拿出一套解释中国现代化之路及其成功的理论？就实践而言，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中国人有一点嘴不利落，西方人一拿就是六个杀手锏，八个杀手锏，我们的杀手锏是什么？能不能总结出来？能不能说服我们自己，也说服他人？我希望有更多的具有理论探求欲望的同行们一起来思考，怎么解释中国的成功？谢谢各位。

问  答

问题1：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核心在哪里？

胡鞍钢：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全球当时有50多个主权国家，现在是190多个，再加上各个地区，总共2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现代国家竞争，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了，但是国家竞争却没有结束，它涉及到经济竞争、军事竞争特别是科技竞争也包括文化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到底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更有效地应对竞争？很显然毛泽东所创立的中国这套制度就是最好的成功案例，只不过我们没有很好地去认识它，这就包括共产党领导，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等。虽然毛泽东也有失败，但是毛泽东的失败不在于这个制度，不管是国家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而主要在政，在于他过急过快地希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包括“大跃进”等。如果按照这样逻辑来看，其实毛泽东给我们后人留下来了巨大的制度资产，也包括理论资产、思想资产，而且它是原创性的，它是内生的、基于中国国情的。邓小平的本事在于把“文化大革命”这件坏事变成好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要经过很多探索和总结。

中国道路已经形成自身的逻辑，从毛泽东1.0版本到邓小平2.0版本，再到江泽民的3.0版本。最近我刚刚把《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92-2002》的初稿写完了，共37万字，更加能体会20世纪90年代初所面临的那种对社会主义中国形成的巨大压力，最后中国作出积极回应，使我国没有走向苏联解体这样的道路，反而在90年代无论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以及综合国力都迈上一个大台阶。因此这个逻辑就从江泽民的3.0版本，胡锦涛的4.0版本，再到现在习近平的5.0版本，它是一个不断升级的版本，这个版本按照十九大报告的逻辑，就是四个自信，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再到文化自信。这四位一体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回答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化能成功？为什么会持续的成功？在全世界不说独一无二的也差不多，因为比我国规模更小的越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无论是减贫，无论是对外开放也包括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基本上都是非常高速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为第二次大战之后的非西方或南方国家百年历史或者说更远的未来探索现代化道路。苏联现代化是先成功、后失败、再解体，中国现代化曾经先成功（1949-1957）、之后有过挫折（1958-1962），甚至重大失误（1966-1976），但是我国继续的成功（1978至今）。中国就是按照这个道路70年走过来的，未来30年（到2050年）或者未来更长的时间有待于后几代人，正如邓小平所说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不断的努力。

问题2：: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来源于各种红利，在未来红利消失之后中国的发展出路又在何处？

胡鞍钢：今天我已经讲到了我国人口红利已经开始下降了，总人口绝对数可能在2030年之前达到高峰然后有所下降，特别是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已达到高峰开始所有下降。但是我国人才总量持续高增长，已经接近1.8亿人，占世界比例不断提高，我国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占世界总数比例从2000年不足20%，到2020年原定目标是380万人年，但2018年已达到418万人年，占世界总数比重已经达到40%多，未来将达到50%。因此就可以从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设计和制定了三大规划：一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二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三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现在这三大规划的主要目标已经超过了当时的预期，如2020年我国大专以上人数达到1.95亿人，预计实际会超过2亿人，相当于世界第7大人口国家（尼日利亚）总人口数。它将表明中国无论是人力资本、人才资本，还是物质资本都是世界第一。目前我国仍有非常之高的国内储蓄率，同样我国也是全世界国内投资总额比例非常高的国家，或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所以我们有相当大的底气认为那些“中国崩溃论”只不过是学术泡沫，因为它们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时间的检验。

刚才王绍光老师提到《中国即将崩溃》那本书，作者曾大量引用我的文章，20世纪90年代包括本世纪初，我是谈了很多中国的发展挑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逻辑，即“挑战机遇论”，就是因为挑战所以积极响应挑战，创造新的机遇。20年前，我国发生了一场世界级的历史性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但是最终把洪水遏制住了。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也不出现这种情况了，更不要说今天了。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会成为我国几代领导人的政治财富、历史财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总结出来，中国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既可以很好地去判断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不管是“黑天鹅”事件，还是“灰犀牛”事件，无论是来自国内的挑战，还是国际的挑战，如美国对中国的外部挑战，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就是积极的回应、主动对应，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无论是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10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最后我国都将它们转化为巨大的机遇，恰恰在这个危机过程中，美国经济实力明显下降，而中国经济实力明显上升。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书写了人类奇迹。王绍光老师后面说到的这个奇迹背后理论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搞的更加清楚，就可以具有这种理论自觉性，从而形成理论自信。这个自信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基于实践的检验、经验的总结、理论的自觉，而理论的自觉一定是基于我们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个伟大社会实践。

总之，除了中国以外，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OECD国家（为13亿人），可以带领14亿人民用了相对短的时间从世界最贫穷的人口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走完了OECD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将来中国还会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收入或中等发达国家，未来几十年还要成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这成为长达百年中国现代化的长征之路，也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谢谢大家。

[28]参见《经济日报》，2011年10月4日。

[29]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9》，54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30]参见武衡、杨凌主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4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页。

[32] 2017年中国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数比重上升至43.6%，相当于美国的2.27倍。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

[3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

[34]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城市五十年》，第53-54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

[35]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URB.TOTL?locations=US-EU-IN

[36]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217-222、32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37]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29_402591155.htm

[38]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53-56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39]参见张贺：《每年出书37万种，意味着什么》，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22日。

[40]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40年》，第241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41]毛泽东曾指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那末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指1949-1956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参见《毛泽东文集》，1版，第7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99页。

[43]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是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的老路。参见

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44]参见《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新华网，2011年7月1日。

文字整理｜谢宜泽 李兆辰

摄影｜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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