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鸿评论  宋鸿兵观天下

■ 文 | 鸿评论

据央视新闻报道，工信部于6月6日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

实际早在获得牌照之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就在积极布局5G网络建设。中国移动规划2019年投资约172亿元，完成3万至5万个5G基站建设；中国电信计划2019年投资90亿元，建设2万个5G基站；中国联通计划2019年投资60亿至80亿元。

而近来因遭受美国制裁而备受关注的华为公司，早在2009年就着手5G研究，已累计投入20亿美金研发，具备了从芯片、产品到系统组网全面领先的5G能力，也是全球唯一能够提供端到端5G商用解决方案的通信企业。目前华为已在全球30个国家获得了46个5G商用合同，5G基站发货量超过10万个，居全球首位。

但倒退10年，在4G刚刚兴起之初，中国的运营商也好，企业也罢，还全面落后于美国。

我们不禁要问，曾经风光无限、遥遥领先的美国，为什么仅仅在10年之后就被中国反超，远远甩在了身后？

如果仅仅考查技术层面，美国并未落后，而是仍然保持着优势。在5G技术标准主导权的争夺中，高通相对华为仍具有较大优势。在5G的三大应用场景：eMBB（大流量移动宽带场景）、mMTC （大规模物联网场景）、URLLC （高可靠低时延场景）中，华为仅赢得了eMBB的控制信道投票，而且只占最终胜出的Polar码的不足一半专利。

中国5G产业领先全球主要体现在应用层面，尤其是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可以用更低的推广成本，让5G产业发展大大加速。

首先，中国运营商在使用5G频谱方面节省了大量资金，这在高投入低产出的早期推广阶段是一种巨大的先发优势。

虽然2018年底公布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将招标、拍卖作为一项制度设立下来，明确了对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等商用频率可以采用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分配。

但为了鼓励战略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发改委财政部等对5G频率占用费标准实行“前三年减免，后三年逐步到位”的优惠政策，即自5G频谱使用许可证发放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收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第4年至第6年分别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25%、50%、75%收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第7年及以后按照100%收取频率占用费。

而且即便如此，中国的频段占用费在全球都是非常低的。根据发改委去年4月发布的发改价格〔2018〕60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发展5G的主要频段中，3.3-3.6GHz、4.8-5GHz的中频段资源，收费标准分别为500万元/MHz/年、30万元/MHz/年，而未来将用于5G的24GHz为主的高频段资源，价格更是低至0.5万元/兆赫/年。

相较之下，欧美国家的频谱资源不仅更稀缺，而且价格高得吓人。经过多年的发展，2G、3G、4G时代已经占用了大量的中低频段资源，剩余频段都是天价，比如2015年初在美国结束的一次频谱拍卖中，1695-1710 MHz和1755-1780 MHz频段引来ATT、T-Mobile等众多运营商参与竞拍，总拍卖金额竞高达449亿美元。

中低频段价格高，高频段也不便宜。英国2018年举行的5G频谱拍卖中，仅3.5GHz一个频段，英国四家运营商共投入了13.5亿英镑，均价达764万英镑/MHz，折合人民币6696万元/MHz。

美国的5G频谱成本也很高，在今年4月结束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一轮5G频谱拍卖（24 GHz频段）中，AT&T、Docomo Pacific、T-Mobile、US Cellular等公司共付出了19.88亿美元。尽管也很贵，但仍远低于2017年为一段仅有600MHz的频谱付出的200亿美元天价。

可以想见，随着频谱资源稀缺程度日益加剧，未来的拍卖价还会不断创造新高。而在5G还未创造效益的早期阶段，要投入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来购买频谱资源，这给美国运营商带来的压力有多么巨大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运营商背靠国家，可以有效降低基建成本，而美国运营商不但必须自掏腰包，更要“从零起步”。

美国运营商可用于5G的频谱资源仅有少量中低频段，如600MHz、3.4GHz-4.2GHz，大量需求只能靠24GHz、28GHz的高频段来满足。这导致美国现有的中低频段电信设备无法通过简单改造用于5G服务，而需要建造新的5G基站。

而且由于5G信号波长更短，传输距离也相应缩减，因此需要更多基站来接力传递信号，据估计，5G基站数量可能将是4G的3至5倍。

而美国缺乏可“共享”的电信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各家运营商要在早期投入巨资各自在美国的每一座城市里设置5G基站。不仅资金负担巨大，而且要逐一和每座城市的建筑物业进行协调。资金成本、时间成本都不容小觑。

其实早在4G时代，美国运营商的信号问题就饱受诟病，所以至少在5G时代的早期，其信号最多只能覆盖到城市的主要地区，城市边缘及更广大的农村地区还要很久才能享受到5G的便利性。

不仅如此，由于华为、中兴在美国受到政治排挤，所以美国运营商只能选择价格更高而质量却可能更差的替代产品，这中间增加的数以十亿计的成本只能由运营商和消费者来承担。

相较而言，中国运营商基本上仍会使用3G和4G时代的无线频段，因此大量的既有基站在5G时代仍可以使用。

更重要的是，中国运营商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享受高质量全覆盖的基础设施服务。众所周知，各大典型运营商于2014年合资成立了“中国铁塔”公司，中国铁塔称，一旦政府完成无线频段的分配，该公司可以用3年时间在全中国范围内完成5G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也就是说，中国将在2023年完成5G网络的全覆盖。

运营商也好，中国铁塔也罢，其国资背景意味着政府公权力带来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国家补贴。如果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运营商还可以通过自建自营的方式满足基础设施的需求，那么在偌大的中国全境，只有“抱团取暖”才可能基本实现收支平衡，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在最偏远地区，即使如此也必然是收不抵支。如果没有国资背景在进行补贴，再大的运营商也不可能让所有人享受到电信服务。

综上所述，美国尽管在技术层面仍然保有优势，但在应用层面已经被中国全面超越。这中间体现了中国巨大的体制优势，一方面是政府分配频段资源免去了运营商在推广早期的巨额成本，另一方面反应了政府主导模式的效率要明显优于完全的市场化运营。

5G服务的本质与公民教育、医疗、养老、基础建设一样，都属于公共品范畴，是政府服务的天职，更是公民生存权的基本保障。

市场经济并非在水平方向上简单分为私有部门与公共部门，而是分为垂直方向的不同层级，底层由公共部门提供非竞争性使用和非排斥性受益的普惠服务，而表层的市场则由利润驱动的自由竞争所主导。

市场底层越公平和普惠，市场表层才能竞争越充分和高效，这才是市场经济的精髓，也是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