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老板

2003年5月，北京SARS疫情紧张，摩托罗拉集团总裁迈克·扎菲罗夫斯基（Mike Zafirovski）却准备不走寻常路，决定冒险访问中国。

飞机降落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首都国际机场，在穿过了无数由测温计、白口罩和铁栏杆组成的防线后，扎菲罗夫斯基抵达了东道主为他安排的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他在这里代表摩托罗拉向中国捐赠了价值1180万人民币的设备物资，并对发改委主任马凯说：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碳难。无独有偶，在他抵达北京20天后，高盛集团CEO亨利·保尔森的专机也降落首都机场，《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头条称赞“患难之中见英雄”。这些长期耕耘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高管们心里清楚，“患难之交”的身份在东方的文化和生意里，是一笔无形的资产。

这笔无形资产是扎菲罗夫斯基急需的，在他访华的同时，一场秘密谈判正在南方的深圳进行。

谈判的对象，是日后横扫全球的华为。到扎菲罗夫斯基访华的2003年5月，两家公司的谈判已经进行了接近一年。二者彼时体量悬殊，摩托罗拉2002年收入高达267亿美金，华为勉强超过100亿人民币。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互补性又很强：摩托罗拉电信部门的短板是核心网，这正是华为的强项。

扎菲罗夫斯基很清楚华为的价值，因此极力推动此事。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他旋即飞往深圳，督促项目组继续谈判。又经过了6个多月的反复拉锯，收购条款才最终敲定：摩托罗拉出资75亿美金收购华为100%股权，华为的6个业务部门3个独立发展，3个合并吸收进摩托罗拉[1]。

2003年12月底，扎菲罗夫斯基再次回到中国，入驻海南亚龙湾的喜来登酒店。这座刚开业不久的五星级度假村，被谈判双方包下了一半房间。后来任正非回忆道[2]：“……合同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打乒乓球，等待批准。”

一张内部照片被拍了下来，运动员身材的扎菲罗夫斯基和一脸轻松的任正非在沙滩上散步，直到谈判的15年后，这张照片才公布与众。

扎菲罗夫斯基对此胸有成竹。事实上，摩托罗拉CEO小高尔文(Christopher J. Galvin)由于跟董事会严重分歧，在2003年9月被迫退休，留任岗位直到董事会决定继任人选。出身通用电气的扎菲罗夫斯基业绩突出作风强悍，被小高尔文连续火箭提拔，在公司内部呼声极高，是接任CEO的完美人选。

天雷滚滚的是，2004年1月5日，摩托罗拉董事会突然公布了人事任命，银湖资本（Silver Lake）董事总经理爱德华·詹德出任CEO，扎菲罗夫斯基被判出局。詹德既不了解华为，也不重视中国，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收购，正在等待消息的华为和任正非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历史的必然往往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在那个星期，两家公司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扎菲罗夫斯基心灰意冷，更是跟新领导水火不容，这是个“空降老大”和“强势老二”之间的经典博弈，但拥有董事会支持的詹德逐渐占了上风。知道大势已去的扎菲罗夫斯基选择离职，加入了另一家科技巨头担任CEO，这家公司就是加拿大最大的科技公司北电网络（Nortel Network）。

并购华为的交易无疾而终，但无论是执掌摩托罗拉的爱德华·詹德，还是执掌北电的扎菲罗夫斯基，他们跟华为的纠缠和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01.  余晖：首席执行官的6辆跑车

扎菲罗夫斯基的新东家北电网络血统高贵，其诞生可以追溯到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贝尔。

贝尔早年跟父母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场里，1876年他在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后，很快就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并在加拿大设立分公司来制造电话机。后来这家分公司的机械制造部门于1895年逐渐独立，并于1914年成立了北电网络的前身“北方电子”。

这家公司自成立以来，就是加拿大“国宝级”科技公司，其在二战时为军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军用电话、微波雷达和无线电设备，战功彪炳。后面几经重组，公司在1995年100周岁生日时更名北电（Nortel），并迎来了其诞生以来最强势的CEO：John Roth（中文名罗世杰）。

罗世杰1969年就加入北电，从工程师做起，一路做到北电的研发中心BNR（Bell-Northern Research）的总裁，并在1995年担任集团CEO。他上台时对媒体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很多人喜欢防御，而我却喜欢进攻。"而时代也给了他也一个豪赌进攻的机会：90年开启的光纤革命。

当时光纤通信已经大规模应用，但人们普遍认为2.5G的带宽就是极限，再高的速度也不会有人用。罗世杰对此有不同看法，上任伊始就豪赌研发，带领北电开发出10G的光通信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彻底甩开最大的竞争对手朗讯，市占有率高达90%，罗世杰一战成名。

在豪赌研发的同时，罗世杰大手笔并购，先后将Bay Network、Aptis、Qtera、Cambrian等公司纳入麾下，用以完善公司的产品线。而随着90年代科技股和互联网热潮的升温，罗世杰发现一个秘密：并购可以大幅度提升股价，而资本市场似乎并不在乎你到底买的是什么。

股价跟罗世杰的奖金激励息息相关。工程师出身的罗世杰此时已经完全是一副跨国公司CEO派头：热衷豪宅、赛车和高尔夫，他需要高额的奖金来满足自己的生活。而90年代末的科技股狂热为他提供了便利，他利用泡沫化的股价进行增发并购，又进一步推高股价，形成“良性循环”。

从1997年底到2001年10月，北电花了321亿美元进行并购，但所收购公司的净资产总额全部加起来，只有11亿美元[4]。

除此之外，北电向员工，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发放了十几亿美金的股票期权，甚至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竖立在了位于Brampton总部的大堂里，上面滚动着公司股价，每个员工在路过时都在暗自计算自己的身价，而伴随着公司股价的节节高涨，公司每天都洋溢着狂热和兴奋的情绪。

缔造这一切的罗世杰更是获益丰厚：仅在2000年就兑现了1.3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凭借着抛售股票所得，他在风景秀丽的Caledon Hills建造了华丽的豪宅，为求安静甚至把周围邻居的房产全部买下，把昂贵精致的模型火车摆在翻新的谷仓里，还在车库里塞了6辆顶级跑车。

2000年，北电的收入和股价达到了顶峰：2000年收入高达303亿美元，占据全球光纤设备市场的43％，几乎是第二名朗讯的３倍；同时总市值飙涨到2670亿美元，占据了整个多伦多交易所总市值的37%，并催发出惊人的财富效应：总部所在地渥太华的房价一年涨了60%。

这一切全部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结束：科技股大幅度下跌，电信运营商纷纷破产，北电的客户数量从4000家缩水到400家，昔日的订单全部化为乌有，残存的客户宁肯支付违约金也不愿提货，超过65亿美元的产品被积压在北电的仓库中，其业绩和股价遭遇重创。

人们在回过头来复盘时，才会发现泡沫对企业的伤害：例如北电花1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叫做Promatory的公司，17个月后就把公司关掉人员裁光；再比如，北电2000年花了78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Alteon Websystem，等到9年之后将其卖掉，价格只有1800万美元，缩水98%。

于此同时，公司最重要的中央研发部门BNR却被随意拆解，研发能力逐渐掉队，自2000年起，北电就再也没能推出革命性的产品。

但这一切都跟罗世杰无关了，他在2001年2月向董事会提出辞职。啼笑皆非地是，其指定的继任者，北电首席运营官Clarence Chandran不想接这个烂摊子，借口旧伤复发拒绝接班，董事会敦促罗世杰继续留任直到找到继任者，这让罗世杰非常生气，但也只好勉强同意。

最终，公司首席财务官Frank Dunn（中文名邓富康）接任北电CEO，只比任正非大两岁的罗世杰“功成身退”，拿着股票套现的巨款去过逍遥日子了。这家百年历史的公司，尽管还拥有4万名员工、8000项专利和百亿美金的营收，但已经露出了颓势，无可救药地向深渊滑去。

02. 垂危：棺材板上密集的钉子

邓富康搞财务出身，擅长控制成本，这对陷入亏损泥潭的北电来说似乎很对路，但也正是他，用“娴熟”的财务技巧又给北电捅了一刀。

互联网泡沫破灭对北电影响极大，2001年二季度亏损高达192亿美元，股价从120美元暴跌到10美元，影响了所有高管的奖金。因此，董事会要求邓富康在2002年之前结束亏损状态，但这在互联网寒冬的背景下谈何容易，无米之炊的邓富康只好在自己擅长的财务领域做起了文章。

当然，邓富康对于搞好业绩有很强的个人动机：他劝说董事会通过了一项议案，规定只要北电扭亏为盈，就要向管理层发放“盈利回归”奖金。二到了2004年1月，在邓富康的妙手腾挪下，北电终于回春，公布了一份靓丽的年报：盈利7.32亿美元，股价随即大涨。

根据之前的议案，北电要向43位经理人发放总计7,000万美元的“盈利回转”奖金，其中780万美元的奖金发给了邓富康。但靓丽的业绩引起了北电独立审计师德勤和公司一位董事的怀疑，他们秘密聘请了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对财报进行审查，发现了邓富康造假的痕迹。

董事会痛定思痛，决定清理门户。2004年3月10日，北电表示要重新审计年报，推迟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2003年度报告，这引起舆论大哗；3月15日，邓富康以及相关财务人员被强制休假。4月5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启动对北电的调查。4月28日，北电解雇了邓富康。

财务丑闻给北电的棺材上又钉上了一颗钉子，不仅让股价暴跌名誉扫地，更把北电拖入了集体诉讼和巨额罚款的泥潭，最终向股东赔偿了24.5亿美元。

邓富康被解雇后，退休的美国海军上将比尔·欧文斯（当时是董事会成员）被任命为临时CEO，但很显然，北电急需一个“救世主”来拯救公司，正在这时，北电向担任摩托罗拉总裁的扎菲罗夫斯基伸出了橄榄枝，郁郁不得志的扎菲罗夫斯基正想跳槽，于是两者一拍即合。

扎菲罗夫斯基是那种标准的西方公司白人CEO：精力充沛、热爱运动、毫不疲倦。他出生于南斯拉夫，15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俄亥俄州，一点儿英语都不会说，但两年后却能考入大学。他热衷游泳和铁人三项，在摩托罗拉担任总裁时，他经常冒着30度的高温跑步，让同事瞠目结舌。

困境中北电对扎菲罗夫斯基寄予厚望，不仅代他向摩托罗拉赔偿了1150万美元的跳槽违约金，但交给扎菲罗夫斯基的摊子确是一笔烂账。更重要的是，公司连年亏损和巨额罚款，已经无法承受巨额的研发投入，北电必须选择性放弃一些业务，节省资金来做重点突破。

在扎菲罗夫斯基接任北电CEO的当天，北电的股价大涨5个百分点，这位差点儿买下华为的人，能让北电起死回生吗？

03.  崩溃：大象如何被冲进马桶

2006年11月，扎菲罗夫斯基再次访问北京，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北电网络的CEO。

跟摩托罗拉一样，北电跟中国渊源很深，早在1972年，其就为尼克松和毛主席的握手提供卫星转播设备；1988年4月，北电和电子工业部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电信合资公司；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北电捐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8000门程控交换机，号称价值400万美金，很会来事儿。

扎菲罗夫斯基此次访华的目的，一是为了维护北电在中国的市场关系，二是出席中国区总部大楼的落成典礼。大楼位于北京望京，投资3200万人民币，占地5.5万平方米，气派非凡。但时隔三年重返中国，无论是华为，还是中国的发展的速度，都让扎菲罗夫斯基感到惊叹。

没有卖身成功的华为，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任正非后来回忆道[7]：“这个想法（卖掉华为）没能实现之后，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我也不能违背。我告诉他们，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

走出冬天的华为，开始展露出狼性的獠牙，无论是摩托罗拉还是北电网络，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强大的冲击。

为了节省研发费用，扎菲罗夫斯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在3G技术路线上押注CDMA2000，并将UMTS（即WCDMA技术，也是当年中国联通的3G路线）部门以3.6亿美元卖给了阿尔卡特。后来结局证明：WCDMA大获全胜，CDMA2000 则被边缘化，北电在3G时代彻底沦为看客。

与此同时，华为却在重点开发WCDMA技术，国内卖不出去（3G牌照2009年才发），就出海远征，结果势如破竹，2005年的海外收入就超过了50亿美金，后来更是开发出了明星级的Single-RAN产品，横扫欧洲几乎所有运营商，让无线产品收入跃居世界第二，逼近爱立信。

除了错失WCDMA之外，扎菲罗夫斯基还将押错了WiMAX。这门技术表面上是Intel、IBM和摩托罗拉等一众美国公司推动，背后推手是美国政府，后者用政治手段在3G标准提交截止9年之后，将WiMAX强行纳入成第四个3G国际电信标准。加拿大的北电紧跟美国，并不令人意外。

后来的结局令人意外：WiMAX路线被欧洲和中国合谋做掉，北电大量投资打了水漂，无法转化成收入，2008年金融危机又让财务问题进一步放大。

危急时刻，扎维罗夫斯基向加拿大政府求助，但哈珀政府拒绝了北电10亿美元援助申请，他们认为糟糕的局面是北电自己一手制造的，因此拒绝援助。但讽刺的是，200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毫不犹豫掏出137亿美元，来购买美国通用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股票。

终于，在2009年1月14日，北电无法偿还一笔1.07亿美元的债务利息，不得不向法院申请了破产，百年科技巨头就此终结。

破产后的北电被巨头分食：爱立信11.3亿美元买下CDMA和LTE资产，Avaya4.75亿美元收购了企业网业务， Ciena花5.21亿美元收购了光纤城域网部门，GenBand1.82亿美元收购网络电话部门。而在2011年7月，苹果、微软、爱立信等组成的财团以45亿美元收购了北电的6000项专利。

加拿大自由党领导人Michael Ignatieff 对此评论道[7]：“欧洲永远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诺基亚和爱立信身上，但加拿大却允许北电资产落入外国手中。在他们拯救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时候，他们并未想过我们能否重组北电，以保留加拿大的知识产权和研发能力。”

北电破产对加拿大科技行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08年，北电所在的渥太华和加蒂诺地区高科技行业就业人数为5.8万人，十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4.4万人。渥太华当地媒体的一名记者伤感地写道：北电就像一头被肢解的大象，尸体被冲进下水道，什么都没有剩下[6]。

除了北电之外，加拿大其他科技企业也后劲不足：昔日风光无限的黑莓（RIM公司）追随诺基亚后尘，最大的芯片公司ATI被并购，最大的医药公司Valeant被曝光为“制药业的安然”。在2018年世界500强加拿大上榜的11家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银行等金融类公司。

在破产10年之后，昔日北电所在的安大略省也迎来新的明星企业Canopy Growth，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大麻公司。

04. 抹黑：谁杀死了北电？

在北电破产的2009年，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的一群研究人员就行动起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研究北电到底因何衰落？

这项研究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他们采访了从1997年至2009年1月期间所有北电高管人员的48％，还采访了53位北电的客户，以及若干竞争对手、记者、学者、行业观察员、产业顾问和政府官员，做了133次直接采访，收集到了343项调查报告，素材笔记多达2,500多页[8]。

报告给出了三个结论：1. 外部环境变化：北电误读市场，无法应对竞争和技术的快速迭代；2. 客户质疑 ：丑闻导致主要客户不再相信北电长期服务客户的能力；3. 缺乏弹性：北电糟糕的战略、架构、财务、人员和文化降低了公司适应全球经济衰退和竞争加剧等环境的能力。

结论相对枯燥，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35页的报告概述中，华为被提到了0次。

2009年之后，两本研究北电衰落的出版物相继面世：Adventures in Innovation: Insid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el和100 Days: The rush to judgement that killed Nortel。在这两本研究北电破产的专著中，华为仅被提到了2次，且被纯粹称作“来自亚洲的低成本电竞争对手”。

事实上，基本上所有的北电研究者，都会把北电破产归咎在公司自己身上。但从2012年起，事情开始起了变化，一位叫做Brian Shields的前北电员工，开始四处散播关于华为黑客攻击北电的谣言，并将北电破产的原因直接扣给了华为：华为黑进了北电系统，所以北电破产了。

这种“要证据没有，但我偏要这么说”的态势，在2018年之前并没有多少市场，媒体也懒得理他。但在2018年之后，形势突然变化，北美媒体纷纷开始采访这位Brian Shields，CBS甚至在著名节目《60 Minutes》也采用了这种说法，这显然为“华为恐惧症”添油加火了一把。

北电的失败，是由草率并购、财务丑闻、研发失误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其真正衰落是在2000年之后，此时北电技术上跟华为基本上是两条路，“华为偷走北电技术导致北电破产”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这种阴谋论在一个“恰当”的时间点，就有人那么轻易地信了。

一位前北电员工在Hacker News上这样评论道：“北电消失并非因为华为，如今，中国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被当做替罪羊。”

如果说华为跟北电的破产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在北电破产后吸纳了不少人才，例如在北电做到了全球网络技术实验室主管的童文博士，其于2009年北电破产后加入了华为渥太华研究所，成为华为无线通信首席科学家。他现在的身份则更加知名：华为5G首席科学家。

当然，北电作为一个大型企业失败标本，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任正非面前，这是千金难买的商学院案例。华为从中得到的，远远不止几个顶级人才那么多。

05.  教训：科技企业的九死一生

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一条就是：永不上市。

北电一名叫做Tom McKinney的前研发经理在接受某家媒体采访时，指出了北电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现任和前任北电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观点——公司高管的所有薪酬都与股票激励相关联，这种只关心股票价格，不关注真相和长期的机制，最终决定了公司的存亡。”

北电的管理层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暴跌之后，就陷入维护股价的疲于奔命之中，却意外地造成了财务丑闻，进而大幅影响了公司对研发的投入，只能螺狮壳里做道场，在技术路线之中做“选择题”，最后却赌错了方向，丧失了所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终于被债务拖进破产的漩涡。

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二条就是：死贴客户。

在早期（1970年代和1980年代），北电通过为大客户提供技术服务，与客户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但在90年代后期，傲慢的研发部门不再倾听客户需求，而是想当然的认为“我研发什么，你就应该用什么”。事实上，北电之所以赌错了WCDMA和WiMAX，主要原因就是离客户太远。

而反观华为，摩根斯坦利斯蒂芬·罗奇曾带队去华为考察，任正非安排同事接待，没有亲自出面。事后罗奇有些失望：“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000亿美元的团队。”任正非对此事的回应则是：“他罗奇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

《毛选》中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任正非，深谙这句话的意义。

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三条就是：居安思危。

北电在鼎盛的90年代末期，挥金如土并购如麻，却再也没有为下一代技术做提前准备，结果2000年后技术储备严重不足，没能推出过任何新的重磅产品，基本上以升级为主。导致到了2005年至2006年，大多数客户担心北电无法在未来五年内生存，不愿意做出长期销售承诺。

相反，华为居安思危的案例很多，这里讲一个小案例：研发中心二线化。

1995年至2008年间，华为在深圳一共拿到了160万平方米土地，一共才花了6个亿，均价只有375/平，当然那个时候地便宜，地方政府自然也愿意给低价土地，在2010年之后，华为在一线城市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平。不过即使这样，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中心向二线城市迁移。

华为的一位高管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公司在北上广深核心地段搞快地不难，但假设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单程30分钟内最低房价7万，单程1小时内最低房价4万，按照平均每天加班2小时左右的强度，年轻员工要么买贵的房子背不起房贷，要么买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如何奋斗？

因此，在其他公司还在为自己物业升值而沾沾自喜时，华为已经意识到了房价会削弱年轻人的战斗力，开始把研发中心向东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等地迁移。

百年北电的破产，对电信业界和华为最大的震撼，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了科技行业的九死一生。从c&c08万门机研发的豪赌，到差点儿被摩托罗拉收购，华为其实是由无数偶然铸就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有华为这样的企业是非常幸运的，而非历史后视镜里呈现出的必然。

06.  尾声：中国拖拉机产业的损失

2009年8月，扎菲罗夫斯基在北电破产12天后辞职，成为加拿大媒体唾弃的对象。这位有着运动员身材的标准美式公司CEO，可能到今天也无法明白：昔日弱小的中国同行，是如何一步步摘得电信领域的皇冠，营收15年狂飙60倍，并在2018年举世闻名，成为全球所有媒体的焦点。

不过对于摩托罗拉那75亿美金的收购巨款，任正非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透露了当年的想法[9]：

为了避免跟美国竞争，在十几年前我们真的想把公司出售了，连出售以后的计划都已经想好了。有一种假设，是把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厂全部收购，中国拖拉机的最大问题是漏油、不耐高温，我们用IPD的研究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拖拉机1000美金一辆，我们把质量提高以后卖2000美金，如果走了这条路，也许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

历史没有偶然，中国拖拉机行业没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辉时刻，这是它们的重大损失。

一位日本网友在读了任正非的采访之后，写了如下的感慨：现在，明明是最新的报告，却有种在读江户幕府末期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的文献的感觉。

很幸运，我们有一个华为。不那么幸运的是，我们只有一个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