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逸 来源：观察者网

在“硬遏制”与“软演变”两个选项之间打转，在美国的“大棒”与“胡萝卜”之间举棋不定，是美国战略能力陷入困境最为生动和详实的写照。

2019年6月29日，《华盛顿邮报》刊发题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的公开信。公开信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和前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7人执笔，得到了100名美国政、军、商、学、研界人员的联署。根据公开信结尾的表述，“我们认为，这封公开信得到大量签名就清楚地表明，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华盛顿并没有一个共识支持对华整体对抗的立场。”

整体来看，这封包含了6点看法和1项解决建议的信件，体现了美方“建制派”主要成员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认识，以及对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以来执行的对华战略的质疑。这种质疑包括两个方面：一则，是认为特朗普政府夸大了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严重程度;二则，是指出特朗普决策团队采取的政策实践存在显著的错误，不仅无法应对威胁，而且还可能适得其反，导致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失。

这封公开信让人回想起1995年4月16日《洛杉矶时报》刊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开始将中国看作为潜在的敌人”，文中引述了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约瑟夫·奈的话，“如果你将中国当做敌人来对待，中国就真的会变成美国的敌人。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彼时，美国仍然沉浸在“赢得冷战胜利”的情绪中，正在“历史终结”的乐观主义的支配下，在全球范围享受收割冷战红利所带来的喜悦。

对比24年前后的两篇文章，可以发现美国精英的对华认知框架几乎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1995年，美方部分人将中国视为“潜在敌人”的理由，包括中国军费开支的稳定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持续购买高技术武器装备，对中国国内所谓“民主进程”的“压制”，以及在南海的主权声索等。在过了24年之后，此次“百人信”中，同样列举了中国“令美国感到不安”的“行径”，包括“转向更大的(对)国内(‘民主’)压制，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增加，未能履行其若干贸易承诺，更大程度地控制外国舆论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除开措辞，时间的流逝，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对美方精英认识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对华战略选择中，同样让人看到的是身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战略上面临的贫困。1995年，讨论的焦点是，是否需要对华采取像苏联一样的遏制战略；2019年，讨论的焦点是，当特朗普团队名为“极限施压”的短促战略突击无法取得预期效果时，如何重新回到基于鲁杰所说的“内嵌的自由主义”的传统框架，继续谋求用美国的软实力、美国的盟友体系、以及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和机制来“规训”中国，将中国引导并吸纳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在“硬遏制”与“软演变”两个选项之间打转，在美国的“大棒”与“胡萝卜”之间举棋不定，是美国战略能力陷入困境最为生动和详实的写照。

“百人信”中提到，“美国对中国的成功做法必须侧重于与其他国家建立持久联盟，以支持经济和安全目标。它必须基于对中国观念、兴趣、目标和行为的现实评价，美国和盟国在资源于政策目标、利益上的准确匹配，并重新致力于美国努力加强自身作为他人榜样的能力。”但真正的挑战在于，美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冷战后的世界已经、以及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对美国战略提出的最本质的挑战，是美国大战略所追求的目标，即在一个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体系力量进入大调整大变革的时代，继续维持美国世界霸权的环境、基础以及前提，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尝试维持美国“单一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已经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方必须对自身战略进行更加深刻和彻底的调整，而非将目标仅仅定位在既定战略框架内的不同政策工具的调整。美国需要战略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需要实现对美国霸权战略的扬弃，而非简单的小修小补。而从“百人信”的内容来看，即使是以开明、理性自居的那部分美国精英，其公开表达的认识水平，仍然相距甚远：

其一，“百人信”的作者们，与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的战略认知，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维持和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而非拥抱一个正在实质性走向多极化的新世界，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中国实力的增长，被认为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冲击和挑战，区别在于，对这种冲击和挑战的严重程度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回应策略的不同选择。但问题在于，挑战美国霸权，从来不是中国的主观目标。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国发展的合理性，以及中美力量变化的历史必然性。不改变这种认知，美国对华战略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突破，构建一种稳定的新时期的新型中美关系，也就无从谈起。

其二，“百人信”的作者们，与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都没有看到生产方式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刻变化。

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是由市场经济的内生逻辑所决定的。这种进程，无法被任何形式的战略或者是政策工具所扭转。甚至，“百人信”作者们的认识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特朗普及其团队。因为后者至少发现，冷战后全球化的发展正在美国国内造成一种负面的利益分配格局，过多的美国普通个体承担了维系美国收割冷战红利时产生的成本，而受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特朗普至少知道，需要为这种局面找到一种逻辑上能够自洽的解决方案，将中国作为美国国内问题的根源并制定相应政策。

“百人信”的作者们，则更加纯粹的聚焦于他们熟悉的对华战略领域，没有从政治经济深刻的互动中，去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所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而特朗普及其团队的问题则是，选择了一种对抗经济规律的战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因为违反市场经济的内生要求，而遭遇了挫败。

其三，“百人信”的作者们，与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都拒绝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方式，去看待和理解中国的利益诉求、以及建立在这种利益诉求基础上的中国对外战略。

对话，或者对抗，都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工具。但真正的问题，不是选择工具，而是如何认识对方的利益诉求。2019年6月29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大阪会晤时，中方领导人指出，“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总统先生多次表示，希望搞好中美关系;你还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这是我们应该牢牢把握的正确方向。”相互尊重，互惠互利，这是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在经贸问题上，中方指出，“中方有诚意同美方继续谈判，管控分歧，但谈判应该是平等的，体现相互尊重，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分歧终归是要通过对话磋商，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

正是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中美两国在处理两国关系上的差异，也是导致中美两国冷战后发展呈现显著差异的关键。尽管在口头表达上，美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在核心认知上，美方的问题，是始终拒绝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方式，来制定对华战略。这个问题不真正得到解决，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就注定要经历更多的起伏、波折甚至是动荡。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前进，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脚步。美国能够早日通过重构对华战略认知，来为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固然是一件值得期待的好事，但最终，中国凭借自身的努力，也完全可以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新的阶段，推动世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这同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希望美方能早日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选择，为世界，也为美国的未来，作出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