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私企建立党委的补充看法

作者：张宏良

来源：民族复兴网

目前大家对私企建立党委的讨论，99%以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正确的。其实大家只要看看因制造毒疫苗而闻名于世的长生生物党委在整个毒疫苗生产过程中的罪恶保障作用，就可以看出基层党组织一旦沦为老板手中的作恶工具，后果会有多么可怕，简直比黑社会还要更加可怕！

私人企业长生生物公司连续多年制造有毒疫苗，祸害天下儿童，可是数千名员工，上百名党员却没有一人阻止和举报——最终案发还是个别被除名职工“挟私举报”的结果——为什么这么多员工和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人组织和举报？就是公司党委加强政治纪律教育的结果。对此我们曾经有过专门论述，只是由于文章被删除，看到的人极少而已。

长生生物公司党委是被上级评为私营企业的先进党委，就在案发前，还在举办党员学习班，进行加强政治纪律的教育。当时我们就曾指出，政治纪律不同于组织纪律，组织纪律是保证下级服从上级的，政治纪律是保证党员服从信仰的。脱离了政治信仰的政治纪律，只能成为作恶的工具。

长生生物党委正是用这种没有政治信仰的政治纪律去约束党员和群众，才能够为多年来顺利制造有毒疫苗提供强大的纪律保障。如果没有这种政治纪律的约束，长生生物那么多党员和群众，不可能对制造毒疫苗这种伤天害理的罪恶行径一直保持沉默，明知丧尽天良也默默地给予支持。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以在私营企业建立政治信仰，请问私营企业能够建立起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吗？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就是天下共产，消灭私有制，这与私人资本是不共戴天的你死我活关系，私营企业老板不可能天天教育员工要消灭自己，消灭企业，只能教育员工要忠于自己，忠于企业。而这种对资本的忠诚与对共产党员政治信仰的忠诚是格格不入的，前者必然会否定后者。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私营企业的党委和党员不可能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治信仰。

既然私营企业的党委和党员不可能信仰共产而只能信仰金钱，那么政治纪律也就只能为金钱服务，所以作为长生生物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高俊芳，自然就会把利润最大化和政治纪律结合起来，把政治纪律变成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这是高俊芳的资本职能和党内职务决定的，与她的个人品质没有太大关系，并不排除她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好领导、好母亲、好妻子、好女儿、好朋友、好姐妹……总之，并不排除她在资本经营过程之外成为一个好人。

至于她用政治纪律来保障她制造毒疫苗，则无论是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人格化代表”的角度来衡量，还是从当今右翼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人”的角度来衡量，她都是在忠实地合格地履行其社会职能，并没有违背社会给她规定的角色，并没有超出他作为资本家的本分。资本家的本分就是利润最大化，为此“可以把所有道德都踩在脚下，可以敢犯任何罪行，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语）”。社会给她规定的角色就是这样，她并没有任何越轨的地方。

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会把所有人都变成魔鬼，“哪怕是品格高尚的绅士，只要踏上资本经营这条路，眼前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剥夺他人生命，要么自己生命被剥夺，此外不可能再有其它选择（马克思语）。”这就是私营企业建立党委，只能把党委变成资本牟利工具的原因。党委建在井冈山上可以保证军队的宗旨始终是为穷人打天下，但是建在威虎山上，不仅改变不了威虎山的土匪性质，甚至连党委也会变成土匪。长生生物就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们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治国安邦的基点，只能确立在企业广大员工的基础上，确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而不可能确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何况现在私人资本的时代正在退潮，正在被公共资本和集体资本所取代，连俄罗斯、美国和欧盟这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再把治国理政的基点放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而是放在广大企业员工和人民大众的基础上。普京飞越千里去为欠薪工人讨还工资，特朗普为了阻止15%的药价上涨不惜违法向美国最大的药厂叫板等等，都反映了今天治国理政的基础已经不再是私人资本。

我们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必要在私人资本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去研究如何实现党组织与私人资本相结合。无论是我们党的性质还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都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治国理政的基点，放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上，研究如何实现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如何发动群众来监督和约束权力和资本，把权力和资本同时锁进笼子里，把钥匙放在人民群众手上。这才是我们国家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为政之道，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之路，才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最可靠基础。

而离开群众路线的所有其它探索，都只能是错路，邪路，绝路，死路，都是故意误导党和国家的阴谋之路。

2019-07-11

关联阅读：

张宏良：高度警惕私企建立党委的双刃剑作用

2019-07-10

（张宏良同志在复兴网群聊天摘录）

这两天冯小刚的华谊公司建立党委引起了大家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如果说这是华谊公司内部主动建立党委，就像山东德象集团自己主动建立党支部一样，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可如果是当地党组织派人去建立党委，结果就很难说了。目前全国各地都纷纷在私企中建立党组织，这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确值得认真思考。

在私企包括外企中建立党委，早在十八大之前就开始了。最早是从媒体领域开始的，这主要与我们左翼力量对外资控制中国媒体的反对呼声有关。当时中国五大网络媒体平台全部控制在外资手中，成为美国控制中国舆论的最有效颠覆工具。而且把中国老百姓的发言权交给外国人来管理，属于丧失国家主权的行为。所以我们呼吁必须将五大媒体平台收归国有，至少应该将新浪的博客、微博，腾讯的微信和公众号这些公共舆论平台收归国有，绝不能让公众舆论由外国公司来管理，即便是要坚持私有化，也应该实行本土化管理。这是最低限度的国家主权要求。

当时面对我们的呼吁，国家既不愿意放弃私有化，又不想放弃对媒体的控制，于是便采取了一个折中措施，就是在各大外资控制的媒体平台建立党委，试图以此而进行监督和约束。可见，当初在私企中建立党委，主要是解决政府、企业、个人这三层关系中的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关系，而没有考虑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劳资关系。

但是，由于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我们党又一直坚持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再加上私人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落后的反动力量（美国这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90%以上的私营企业都改革成了员工持股制度的新型集体企业，就是证明），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不考虑在私企中建立党委有利于还是有害于党的建设问题？是代表资本家阶级利益还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是要把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做组织准备，还是要在政治上巩固和发展私有制？这些问题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问题。

首先，私企中建立党委根本解决不了所谓党的政治领导问题。党在国企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是通过权力机构实现的，党委是一个权力机构，具有任免干部这个最核心的权力，所以能够实现党的政治领导作用。而私企中的党委没有任何权力，只能沦为老板的政治工具，最终将不是党组织改变私营企业的性质，而只能是私营企业改变党组织的性质。

其次，私企中的共产党员根本无法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质。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战争期间如同列宁所说的那样是“首先牺牲的权力”，在和平期间是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要求私企中的共产党员发挥无私奉献的模范带头作用，等于是要求工人不计报酬为资本家白干，让资本家榨取工人更多剩余劳动。这样的共产党员不仅已经没有了先进性质，反倒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落后力量。

第三，私企中的党委不可能像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私企中的党组织那样维护工人的利益。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私企中的党组织是为了组织工人同老板进行斗争；尽快把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公有制企业。而如今宪法规定工人不能罢工，党也一再宣布千辛万苦搞起来的私营企业绝不允许走“回头路”，宣布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的人。这就注定了私企中党委的任务不可能是组织工人与老板斗争，而只能帮助老板约束工人。否则就会违背党章国法。

第四，私企中建立党委将会改变工人维权斗争的性质。劳资之间是根本对立的阶级斗争，是除了消灭私有制之外永远无法消除的阶级矛盾。在企业没有建立党委之前，工人的维权斗争只是反对老板的斗争；在企业建立党委后，就会把工人反对老板的斗争变成反党斗争，从而把工人推到党和国家的对立面，变成党和国家的敌对力量。这对党和国家具有毁灭性的灾难影响。

第五，私企中建立党委不可能形成党对资本的控制，而只能形成资本对党的控制。虽然私企建立党委的目的，是要在执政党、资本家、工人这三者关系中，形成党组织对资本家的控制，但是包括党委书记在内的所有党的干部都是老板的下属或心腹，个人利益和前途都攥在老板手中，自然会服从于老板，形成老板对基层党组织的控制，而不是基层党组织对老板的控制。到时候不仅共产党的性质会被改变，甚至连共产党的名称都不会保住，因为共产党这三个字本身就是资本家的噩梦。

当然，目前在私企建立党委也并非是全无用处，可以说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应付战争和突发事变唯一的无奈选择。目前战争风云日益逼近，我们既要搞私有制，又不能发动群众，那么维护国家安全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发挥党组织无所不在的全方位覆盖作用，形成类似日本个人效忠和美国爱国主义那种无形的国防屏障，用党员的政治忠诚来带动私企员工中的爱国主义，以保证国家战时的国防安全和平时社会稳定的政治安全。

只是这种执政党和资本相结合的安全模式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能够发挥党员的核心凝聚作用；可是弄不好就会造成党组织自下而上（与苏联相反）地迅速瓦解，致使国家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所以真正的出路，还是在于党和群众相结合，而不是与资本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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