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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二次回归——香港的五大困局与出路(下) |
原创: 戍天九思 戍天九思 过去折腾的警示:香港的未来不在英美而在中国大陆 从历史上看,1997年香港回归时GDP为1.21万亿元(人民币),是当时中国内地GDP排名前9个城市的总和,2018年香港GDP为2.40万亿(深圳已超过香港),香港GDP在中国内地GDP占比由1997年15%下降到2018年的2.66%,中国内地2018年与香港同在万亿级GDP的城市已高达17个,香港GDP在中国城市排名第四,将来香港可能连一线城市的地位都保不住了。 为什么?这是不仅因为中国内地发展太快,更为主要的还是香港回归后前十年的折腾,并一次次错失回归后的历史机遇、大陆快速工业化的机遇和科技发展的机遇,始终停留在过去做转口贸易、当“倒爷”的思维定势上,问题出在不审势上。 深圳从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开始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2001年中国入世后增长更快。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因为转口贸易,经济增长很快;1997年至2008年徘徊不前,有时甚至负增长;2008年后恢复正常增长。笔者认为,香港回归后10年徘徊不前,既有中国入世全方位开放不再需要香港转口贸易的原因,也有香港内部折腾的原因,更有英美倒乱搅局的外因。2008年后,因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无暇自顾,英美搅局有所收敛,香港经济增长得以恢复增加。 今年6月下旬,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在接受采访时也讲,香港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有很好发展,是极大地受益于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这种“运气”不是英国人给的,而是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提升的地位。香港现在要摆脱困境、继续发展,就需要在“一国两制”基础上拥抱内地,将自己融入国家的整体规划中,香港人也要改变观念,更加认识内地、更加拥抱内地,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一部分。 马丁.雅克还讲,现在内地开放程度大大加强,外国公司想进入内地市场没有必要绕道香港,当年使香港成功的因素就不复存在了。有些人,如末任港督彭定康,会说香港衰落是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他反驳称,英国管治香港155年,香港人连民主的影子都没看到,直到中国开始收回对港主权的时候,英国人才开始叫嚣香港必须民主,这是非常虚伪的。 历史上,港英当局给予香港只有殖民、奴役和榨取。现在,英美什么也给不了香港。英国已经被“脱欧”折腾得死去活来,“脱欧”后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将大大降低,自身难保,很难说国家不会走向分裂,连美国都瞧不起它,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据2014年1月9日《环球时报》报道,“撒切尔当局用居英权挖香港精英”。文章称:1984年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认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英方已表明香港人将不会获得英国居留权。但是为了“安抚民心”,当时的撒切尔内阁决定向6400名当时在港英政府任职的官员、当地法官及警方人员等发放居英权。根据英国内政部统计,自1991年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有13.7万余人因此获得英国国籍,1998至1999年又有3454名港人得到英国身份,共计有14.9万多人获得居英权。 美国作为一个落日帝国,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原则指引下,吃相很难看,连盟友和邻居都要通吃,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还能给香港什么带来好处! 英美能给香港的,只有画饼充饥,只有让你反中反共窝里斗的瘦主意,而它正好从中坐收渔利!有的香港人异想天开——想把未来赌英美,这无异于白日做梦! 其实,英美一直是香港的拔毛者和搅局者,只不过是历史的过客!中国大陆与香港才是命运共同体,过去是这样,现在和未来也是这样! 毫无疑问,香港的未来不在英美,而在中国大陆!国家好,民族好,香港才会好!香港越是折腾越落后,香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香港人必须彻底丢掉幻想,直面这个现实!香港如果还继续任由“港独”势力为所欲为,只能是毫无希望的作死! 治港兴港之战略四策 香港五大困局,相互关联,环环相扣,表象在经济,本质是治权,根子在美英。可见,香港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中美战略博弈的问题。解决香港问题,如果不从战略上破局就是死结,就很难有出路。如果说97年香港是第一次回归,只有主权回归,那么,现在香港迫切需要二次回归——治权回归。 美国著名大战略研究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论大战略》讲:战略关键在于“目标和能力的平衡”。也就是说:好战略必须根据能力的变化,合理设定具体的、连续的台阶。 因此,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必须自觉把它放在中美战略博奕的大背景中来理解,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来把握,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培养政治家为根本,以去殖民化为抓手,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契机,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第一要务,在全面落地《香港基本法》中实现治权回归和稳定繁荣! 一、培养一批有远见有担当的政治家是治港兴港的根本。有人说,香港没有真正有担当、有远见的政治家,现在香港的问题与过去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的担当作为不无关系。历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都是富人,子女都送往英美留学,没有一个把子女送到中国大陆来学习的,他(她)们在英美都有大量房产和利益,与英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与英美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人,很难说能与香港民众和中国大陆是命运共同体!香港的未来恐怕也很难指望上这些富豪! 《香港基本法》第五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也就是说,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时间是50年,现在还有28年。因此,无论是现在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还是2047年后真正融入中国大陆,都需要选拔和培养一批“我们自己的政治家”,因为资本主义的土壤培养不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香港精英都是在国外接受的英美式教育,这必须引起高层关注,真正忧起来、急起来、紧起来。 这就是需要着眼长远,一方面要改革香港的教育、改良土壤,另一方面注重从优秀年轻人中选拔和培养政治家苗子,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尤其要注意选拔优秀年轻人,中央党校也应有针对地加强对港澳台优秀年轻人的培养,以此逐步改善香港的政治生态。 笔者预言:什么时候,香港拥有了自己有远见有担当的政治家,是“自己人当家作主”了,香港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去殖民化是治港兴港的重要前提。国家领导人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通俗地讲,一个地区的治权主要由枪杆子、印把子和笔杆子组成,香港问题主要是特区政府并不掌握完整的治权,特别是不掌握笔杆子,只掌握部分印把子。去殖民化的本质就是要通过全面理解和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改良香港土壤,收回香港完整的治权。 去殖民化是每一个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和解放后都必须进行的工作,蒋介石到台湾后做了,新加坡、印度、韩国独立后都做了去殖民化工作,但是,香港回归后却基本没有做。 香港去殖民化,这是形成“一国两制”共识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场争夺人心的持久战,不仅要有政策制度的保证,而且需要良好的舆论氛围。香港特区政府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不仿学学特朗普的斗争精神,不仿学学台湾民进党执政时“去中国化”的思路和做法(从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从台南农民抓起),因为做事的思路和逻辑是相通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当务之急,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排除阻力通过《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这是中国与英美在香港问题上矛盾斗争的焦点,也是香港繁荣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在香港,决不允许搞选择性立法和执法,决不允许只强调“两制”而否认“一国”,因为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没有《基本法》就没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港人治港。不仅要顶住压力让23条落地,还要据此减少英美日驻港领事馆人数,而且要通过全囯人大常委会依法释法,完善和细化《基本法》条款,从法律上彻底摆脱英美势力控制,真正立起《基本法》的权威。必要时,可利用《基本法》第八十九条,对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法官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予以免职,清除殖民残余法官,依法打击“港独”分子骚乱,不能有任何法外之地和法外之人,切实把香港的法律导向搞端正。 二是推行基本国民教育,清除殖民化痕迹。就是要清除香港教材、人名、地名、街名、行政活动中等殖民化痕迹,“维多利亚湾”不能再叫“维多利亚湾”了,“麦理浩道”也不能再叫“麦理浩道”了,香港立法会不能再用英文宣誓了,法庭上不能再向洋法官九十度鞠躬了,等等。特别是香港的教育和教材。本来,香港学者和大陆学者共同编纂了一套香港的教材,却没有推行下去。就是因为不少人捣乱,示威游行,说那套教材推行了就会被“洗脑”。其实,那套教材只有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的,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难道你香港就那么特殊吗? 三是掌握舆论和话语权。高度重视思想舆论阵地建设,迫切需要“甩石头、掺沙子”。可采取加大投入、另起炉灶、鼓励扶植、控股等多种形式,大力弘扬正能量,依法打击造谣生事、搞假新闻的黑媒体,端正香港舆论导向,通过改变舆论氛围逐步改善香港政治生态,坚决扭转美英资本控制香港媒体、用舆论绑架特区政府依法行政的被动局面。7月14日,英国《金融时报》造谣说:特首林郑月娥在过去数周曾数度提出请辞,但遭到北京拒绝。居心叵测,不难看出英美势力想重演董建华式推出限价房而被逼辞职闹剧的险恶用心!值得警惕! 三、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治港兴港的必由之路。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各自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香港回归时由于中国驻香港的中英联络小组内部出了汉奸,泄漏了底牌,加之英美频频插手干预,回归之路很不顺利,回归后又幻想依靠英美势力反复折腾。 澳门回归由于葡萄牙势弱无力干涉,加之有香港回归的经验教训,澳门回归之路比较顺利,走了一条紧紧依靠中国大陆、快速融入中国大陆的发展之路。澳门回归前连续4年经济负增长,黑社会活动猖獗。澳门回归后不被国际势力牵着鼻子走,一直以低调、务实的态度专心发展经济,2009年就让《基本法》23条落了地,还设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全国人大还批准澳门大学在珠海横琴岛建新校区并授权澳门特区政府管辖,大大拓展了澳门发展空间,澳门上下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澳门所有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全覆盖,澳门因此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澳门GDP总量从1999年回归时64.9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545.4亿美元,增长了8.4倍;人均GDP从1.55万美元增长到8.26万美元(全世界排第二,仅次于卢森堡),增长了5.3倍。 当然,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繁荣发展也是有代价的。据金灿荣讲:澳门一张澳门博彩业许可证就意味着一年近100亿美元的收入。1999年前,两张澳门博彩业许可证都在华人手上。之后,两张变成六张,其中三张由美国人掌握。澳门回归的那一年5月8日,发生美军炸馆事件,国力不济,也不得不妥协让步。现在不同了,中美贸易战,这也是可打的牌。 笔者认为,虽然香港不同于澳门和台湾,但是澳门依靠大陆、搭顺风车、不折腾的智慧值得学习,从某种程度上说,澳门的今天完全可以成为香港和台湾的明天。 在美国推行“印太战略”、中美贸易战、甚至幻想经济“脱钩”的大背景下,香港的地位作用将进一步凸现,是三心二意或暗中跟着英美走,还是坚定地跟着中国大陆走,考验着香港的良心、忠心和眼光!香港只有认清大势,找准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坚定地走面向世界、背靠大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发展之路,才能突破“井底之蛙”“弹丸之地”的历史局限,才能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否则,就会再一次错失良机,最终被时代所抛弃,彻底沦为中国的二流城市、三流城市! 四、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治港兴港的第一要务。得人心者得天下!香港回归后要巩固政权,也重在得人心,必须下大力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但是,在垄断资本控制的香港经济体制下,要解决民生问题又谈何容易,正如美国垄断资本下永远也解决不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这就需要有远见有担当的政治家,下大力推进香港的改革,更加积极地关注和解决经济社会问题。这方面,德国和新加坡“大市场、大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值得借鉴。 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大市场、大政府”模式的优越性凸显,美国似乎也在转向更多的政府干预,转向“大市场、大政府”模式。 最近,美国《经济学人》发表了题为“美国的未来,就看这两个地方”。文章称,美国的未来,不是看纽约、华盛顿,而是看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和得克萨斯州(得州)。这两个州都与墨西哥相连,是当年从墨西哥人手中抢来的,并不在美国建国时的13个州之内。 因为这两个州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经济规模,得州相当于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加州相当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紧跟德国,超过法英)。过去20年,加、得两州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就占全美的三分之一。美国20%的人口住在这两个州,由于墨西哥移民的数量飙升,2000年、2005年加州和得州的非白人的数量就超过了白人,正改变着美国的政治生态。 而加州和得州经济社会发展是两种不同模式,也预示了美国的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简单地说,得州模式是典型的低税率、松管制、小政府的模式。而加州正好相反,是高税率、强管制、大政府的模式。这两个模式的竞争、最后谁胜出?它对美国的影响,比下次总统选举的结果还要重要。从目前看,加州模式有明显优势,而且与特朗普“大政府干预”的执政理念一致。于是,有人说:得州是青少年时期的加州,加州是长大后的得州。 笔者认为,加州“高税率、强管制、大政府”的模式也许就是下一步香港的改革方向!而且,中美在战略博弈中,可能殊途同归,正在走向一条共同的“大市场、大政府”的道路! 古人讲,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做任何事都要有全局战略考量和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笔者认为,香港再怎么乱也翻不了天,香港就像中国家门口的一口麻辣火锅。英国人走了,留下又麻又辣的火锅底料;美国人来了,时不时地再加点麻辣佐料,有时甚至还想点把火;来来往往的过客,都虎视眈眈,想从锅里吃两口;真正为它操心的只有中国大陆,不仅时不时地添加食材,还要提防有人砸场子。 下一步,怎么办?立马端走,客人就都走了;掀翻火锅,另起炉灶,显然不太明智;那就让它先煮一煮,多吸引点人气财气,等到煮得火候到了,就一锅端回来。因此,急不得,慢不得,也拖不得,必须学会等待,但不是无所作为,而要久久为功。什么时候收回台湾就一起端回来,最迟也就是香港回归50年后的2047年。 香港的二次回归,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有这样的战略定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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