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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兵:数字货币群雄逐鹿,深圳能否问鼎中原?

原创: 宋鸿兵  宋鸿兵观天下

宋鸿兵:数字货币群雄逐鹿,深圳能否问鼎中原?

■ 文 | 宋鸿兵

2019年8月,中央明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深圳可能就此奠定在粤港澳大湾区体系中的带头地位。那么,为什么香港没能成为龙头呢?本来,香港具有非常广阔的国际接触面、很好的法制基础,拥有高素质的专业团队,优势并不输深圳。

但是香港在最近二三十年,选择了一种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优势不断丧失。在科技创新领域,传统制造业大量迁往内地,本地留下的制造业未能进行有效转型升级,在香港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而没有先进制造业就不会有高薪就业岗位,同时香港最具优势的航运金融地产法律等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导致大量年轻人处在金字塔底端,被压在社会底层。这种态势使得香港的产业多样性逐渐瓦解,越来越单一,只剩少数几个行业,其余的人没有前途没有希望。那么,香港为何会选择这样一种发展模式?

这是因为香港的底层文化心理上存在严重的固步自封。香港人的处境,对比洋人来说是二等公民,但比起大陆人又觉得有优越感,处在一种扭曲的夹心层心理状态。

这种心态让香港人没有意识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很多香港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依赖的,或者心理上更亲近的英国,其实早已没落上百年了。而面对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无比巨大的,且跟香港同宗同源同语言的巨大市场,自己却格格不入无法深入融合,这是香港人需要反思的问题。

如果港英时代有这种扭曲心态还情有可原,那么回归22年后仍然没有改变就完全是香港社会自己的责任。香港社会今天仍然在文化上非常强烈地蔑视大陆,这源于香港的教育体系,在殖民统治结束后22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非常有效的去殖民化教育,部分人持续抹黑大陆,让小孩子从小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压迫与不公平对待。

而在经济模式上,香港主要依赖土地金融航运贸易这种赚快钱的手段,陷入了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但却试图利用自己作为桥头堡的有利地位,保持长期的繁荣,来获得较好的生活水平,这是做不到的。

然而在碰壁之后,香港人不去反思自己过去做错了什么,而是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大陆,推给中央,这公平吗?合理吗?

香港问题最深层的本质是存在“文化心理断层”,是去殖民化过程没有实现,导致没有心理能量去做更高层次的创新,去改变世界。

反观广东珠三角地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出“腾笼换鸟”,经过十年痛苦磨难,现在事实证明这条路是对的,在深圳、东莞等地已经可以看出越来越明显的创新精神和巨大活力,不断有新产业出现。

而香港现在的混乱局面虽然会逐渐结束,但是心理上的调整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二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要改变教材,进行彻底的去殖民化教育,才能使未来的香港产生新的动力。

但时间不等人,这个过程中,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间龙头老大的地位就会旁落。

深圳与香港的实力此消彼长,所以现在中央把深圳定位为先行示范区,我认为这是进行了仔细对比,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

某种意义上深圳是被推上了一个更高的位置,有可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中心,甚至有可能在金融上和香港比肩。

受篇幅所限,我们这里重点研究深圳在“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方面能有哪些作为。

在数字货币方面,我认为摆在深圳面前的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货币改良”。

中国数字货币研究始于2014年,始终是一种货币改良思路,目标是以数字货币取代流通中的现金(M0)。

具体来说,央行的思路是采用“双层运营架构”,即央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商业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

我认为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央行不愿意放弃商业银行,或者说认为商业银行仍将是未来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股依托力量,所以央行的数字货币思路不能够摆脱银行账户。

深圳如果选择这种模式的话,那么将会出现一种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可能再加上腾讯华为这样的公司,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的状况。这对现有的货币机制是一种改良,会有一定效果,创造一些新机会,规模或者涉及面有所扩大。

但这种改良思路的影响效果不会太明显。因为央行这种数字货币思路主要面临四个局限。

1.零售支付已经有了较好的解决方案。央行当初是想解决零售场景中的支付问题,这种目标在2014年还是比较合适的。不过时过境迁,微信和支付宝已经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非常普及的支付工具,当初的需求其实已经被实现了。而且现在所有交易数据都要经过网联平台,数据安全也有保障,没有必要非得用数字货币取代支付宝和微信。

2.与传统货币电子化相比没有明显优势。普通银行的商业贷款,使用数字货币还是使用传统货币的电子化,两者没有本质区别,数字货币不带来任何新的好处。

3.增加转型期额外成本。商业银行体系在转型期必须保持运转两套系统,这会增加银行的负担,最后会转嫁到企业头上,间接增加企业负担。

4.无法解决支付领域最大痛点——跨境支付——的难题。因为国际贸易不认可央行的数字货币,仍要用美元结算,还得用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收款方需要等 3-5 天才能收到钱,各国跨境支付的平均真实成本高达10%。即使和已有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相比,数字货币也没有天然的优势。

如果深圳选择货币改良思路,深圳的银行和科技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拿到更大的订单和更多发财的机会,但是恐怕难以做到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深圳面前的第二条道路,我称之为是一种“开放式数字货币体系”。这是要搞一套真正面向国际的数字货币体系,要求它必须解决客户的痛点问题,如此才会有希望成功。

当今全世界共同面临四大货币痛点:

1.美元被武器化。美元制裁时刻威胁着伊朗、朝鲜,一旦被彻底踢出美元结算体系,就等于被现代金融经贸世界所放逐,直接面临经济崩溃的风险。中东很多国家,甚至包括欧盟也是潜在的受害对象,俄罗斯和中国同样隐约感觉到美元武器化带来的巨大威胁。

2.跨境支付。以SWIFT为例,其底层构架是源于六七十年代电传报文系统,由于付款方与收款方分属不同国家的不同支付体系,因此需借助中间代理银行。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账务系统和清算系统,不同机构之间都需要建立代理关系。每笔交易不仅在本银行记录,还要与交易对手进行资金清算和对账等。这导致跨境支付中的业务处理速度慢,中间结算成本高,支付效率低,同时还存在相当大的支付风险。

3.汇率不稳定。这将严重制约国际贸易的发展。即便可以做汇率对冲,但一切衍生工具都是保险,都会增加成本,降低社会运行效率。

4.货币贬值。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货币都在加速贬值,不过是快慢的问题,这是全世界所有老百姓最痛恨的问题,也意味着整个社会无法做出长远的规划,如果对未来没有信心,又如何要求一个人具备工匠精神,去从事耗时三五十年的伟大事业?

全世界共同面临四大货币难题,中国如果要搞一种真正巨大的世界级意义的创新,就要同时解决这四个难题。

我认为这种开放式数字货币体系需要坚持三大开放理念:组织开放、架构开放和渠道开放。

1.组织开放。虽然可以有少数银行起主导性作用,但必须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进来的体系。

2.架构开放。技术平台应该选择开放式的区块链和智能合约体系,数字货币必须完全独立于银行,任何金融机构都可以平等竞争。否则如果数字货币必须依赖银行,银行就有极大的权力可以压制其他金融机构或者商业伙伴。

3.渠道开放。任何金融机构、贸易机构或者社交媒体,虽然大家各有各的用户,但都可以平等地参与进来。

需要坚持并落实这三大开放理念,才能使这种数字货币具备强大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现在全球各国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甚至脸书这样的商业公司都在研究数字货币,但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对手,更可能是SWIFT系统。SWIFT被称为金融服务业的互联网,已经有了40年与全球银行合作、不断根据客户需求作调整的开发经验。现在它的问题仅限于底层技术模块太落后,不过SWIFT已经准备将其全部替换为区块链,那以它的国际合作经验和开放性架构经验,再加上积累了40年的品牌效应和用户口碑,届时它的竞争力将拥有绝对的先发优势。

SWIFT既是我们必须当心的竞争对手,又是我们应该重点学习的对象,特别是它的开放精神。

对于深圳来说,我们与能够搞出原创级别重大创新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大规模横向开放的精神。人家有天才,你也有天才,但是人家的合作精神可以把天才们组织在一起,不使他们彼此之间恶性竞争,而是在一个框架之下共同合作。这样效率必然更高,产生伟大成就的可能性更大。

另一方面是投入研发的资源单一而且不足。深圳的科研资金、研发人员和专利成果,90%以上都来源于企业,但企业搞的研究永远是最注重短期成效的。

而真正根本性的颠覆性创新,往往需要耗费漫长时间,需要大学、研究机构和国家实验室的深度参与。

深圳在这方面急需加强,我们可以借鉴硅谷崛起的经验。助力硅谷取得今天成就的斯坦福大学,在50年代的美国也只是一个二三流大学,50年之后为何能变成全球一流高校?靠的是大量的资金,有了钱才能够招聘全世界最好的教授,才能够去抢全世界最好的学生,是这些人才最后帮助斯坦福和硅谷走向成功。

深圳的大学需要有这种战略发展的眼光,要把深圳的大学打造成中国的斯坦福。那么斯坦福的钱从何而来?不是靠财政拨款,而是它首创了“科技园”的概念,通过减免土地租金吸引科技企业入驻,同时向园内企业投资,拥有了它们大量的股份,再通过输送人才帮助这些企业发展,它们成功上市之后,斯坦福也跟着获得了高额的回报。

我认为深圳的大学有必要与政府之间谈成一个类似于斯坦福当年发家的模式,必须让大学拥有永久的财富来源,光靠行政拨款是永远不够的,大学得有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如政府可以划拨给大学土地资源,大学以免收土地费用的方式交换入园企业的股份。对企业来说,这降低了它的资金成本,也有明显好处。大学和企业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在深圳打造出几所一流高校,使深圳在未来三十年、五十年长远的发展道路上,能够真正搞出一些伟大的创新,而非老是跟着美国走。

原创级别的创新才是真本事,中国如果不走到那个境界,还是跟着别人走,那就不能真正成为的科技创新大国,永远要受制于人。

总结一下,摆在深圳面前的数字货币道路有两条,一是顺着央行的思路服务于零售支付用途,二是真正解决客户痛点的面向国际的“开放式数字货币体系”。前者虽然也能有所收获,但注定不能改变世界。后者要面临更强大的对手,要坚持更加彻底的三大开放理念,但前景更广阔,是一种更加伟大的创新,也只有做到这个境界,中国才能真正成为科技创新大国。


2019-8-27点击数/观注度 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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