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争经济学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吴戈

在人类现代史上，苏德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都达到了工业社会的极致，这场战争从起源、较量到结局，既与经济目的密切相关，本身也是一个经济过程。

德国的战争经济准备

“目前还不能预见扩充军备的终结，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只是胜利或灭亡。如果我们取得胜利，经济将会得到充分的补偿。这里我们不能根据账本计算利润，只能根据政策的需要，不允许计较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我们现在下的是最大赌注。”

——赫尔曼·戈林担任“四年计划”总办后对企业界的讲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浩大的钢铁搏杀将大国间国力的较量推到一个极致。在德国为摆脱凡尔赛和约而苦心重整军备的同时，“总体战”思想逐步成形。德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总结了萌芽于“一战”的战争经济理论，强调战争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对国家进行改造;要动员包括精神和经济在内的全民力量参战，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消灭敌方军队和平民。同时，针对德国的国情，必须扩大战争资源自给程度，预先储备战略原料，保证海外来源。这些思路无疑是后来纳粹战争实践的重要参考。

希特勒并非“一战”后德国军国主义暗流的正统接班人，而是发迹于经济危机。在1920年慕尼黑“啤酒馆暴动”时作为纳粹党纲提出的《二十五点纲领》中，这个小人物就以民族复仇主义和迎合中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为核心，猛烈抨击资本主义、托拉斯、大工业家和大地主，主张“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分享大工业利润，将大百货公司收归国有，租给小商人”。随后，纳粹党不断以国家定货、解决就业、取缔土地投机等政策主张，拉拢中小企业、手工业者、中小农和社会下层。希特勒的理论是，“国家社会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个人为社会牺牲，这是国家主义;社会为个人服务，这是社会主义。这两点结合，便是国家社会主义”。

希特勒不打算同英法争夺海外殖民地，而是确立了“中欧—欧洲大陆—全球”的扩张顺序。因此，首先令他愤愤不平的就是欧洲的现状。在《我的奋斗》中，他提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不仅把后者视为粮食的来源，而且也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领土政策是不能在喀麦隆实现的，今天几乎完全只能在欧洲实现。要想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新帝国必须……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

1933年2月3日，刚上台5天的希特勒在对高级将领的讲话中表示:“德国惟一的生存可能是移民，但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太小……因此，首要任务是建设国防军，依靠国防军。”

重整军备的前提是经济转入战争轨道。1933年7月，纳粹命令一切工业组织都要成立辛迪加，控制国内市场和价格。同日成立的“德国经济总会”要求所有私人企业必须加入工业、商业、能源、银行、保险和手工业6个大组之一，同时将全国分为18个经济省。1934年，纳粹规定经济部有权设立、解散或合并所有工业组织，并向企业派出领导人，在经济部门实行“领袖原则”。

在扩军过程中，德国中央财政只能负担军费开支的2/3，为此，纳粹除了没收“国家敌人”的财产（仅剥夺犹太人资本就获得60亿～80亿马克），还动用了一切财政手段:控制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政府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处置所有公众资本存储中心的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等大规模公众资本;削减福利开支;发行国库券、特种汇票和税票。

在1933～1939年9月的德国政府收入中，国内税收、海关关税等占了818亿马克，“冶金研究所”信贷105亿马克，税票31亿马克，加上短期信贷69亿马克，长期信贷167亿马克，共1190亿马克，其中军费开支占了600亿马克。1939年9月～1945年5月的战争期间，德国军费开支总额达6220亿马克，占同期国家预算的92%，全部税收累计为1827亿马克，国家预算赤字平均每年34%，1945年春，国债总额达3793亿马克。尽管政府负债累累，还是可以通过征用令其获得所有物资，代价是战争结束时货币体系已面临崩溃边缘。但纳粹并不依靠高税率，因为这可以给大众一种稳定的假象，1941年，1万马克个人年收入的所得税率为13.7%。

德国的另一个财源是“要大炮不要黄油”政策。“熟练的工人进兵工厂，不熟练的修高速公路”，军工及相关产业的繁荣解决了德国严重的失业问题，社会总体购买力得以增加，成为第三帝国标榜的成就之一。当然纳粹的首要目标并非改善生活，食品生产由国家控制，德国人之所以乐于接受纳粹所提倡的农民式简朴生活，很大程度上出于和大萧条的对比，以及对纳粹勾画的强大帝国美好未来的期待。

1932～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提高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1934年初，德国国防工作委员会批准了动员24万家工厂供应战争订货的计划。1933～1936年，德国新建300多家兵工厂，包括55家飞机厂、40家汽车和坦克厂、70家化工厂、15家造船厂和80家火炮厂。到1939年入侵波兰前夕，德国工业产量已超过英国，仅次于美苏。

汲取“一战”时期食品严重不足造成后方不稳的教训，德国到1938年已实现粮食自给，并将粮食储备从上年的308万吨激增至913万吨，足够全国食用两年多，油脂储备也从13万吨增至47万吨，土豆储备高达1546万吨。

但扩军备战并不能真正解决危机，反而使1939年德国出口下降，财政恶化，外汇和黄金储备仅五六亿马克，国债却高达600多亿马克。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说:“对德国来说，经济上的困窘也同样变成了推动力。通过军备生产去刺激世界经济的做法，绝不能在一个长时间里为经济的安排奠定基础……惟一的，或许对我们值得梦想的补救办法，就是要争取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战争已不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必然。

1940年7月31日开始准备侵苏时，德军估计需要120个师，8月2日总参谋长凯特尔要求战时经济与军备局制订装备180个陆军师的军备计划。到1941年2月，半年之内德国军火生产增加近60%，其中弹药增加100%，坦克增产25%，全国及占领区钢产量3180万吨，石油480万吨，煤4.39亿吨，整个西欧还有4876家工厂在为德国生产军火，一时间德国工业基础超过苏联50%以上。同年，德国获得812万吨燃油，基本满足军队需要，加上法、比、荷等国880万吨的石油储备，可以维持7个月的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已控制24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本国领土的三倍，人口2.7亿，其欧洲盟国还有8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7800万人口。在兵员方面，虽然苏联20～39岁男性为3150万，同年龄段德国男性只有1550万，但德国可以利用仆从国军队和被外籍劳工、战俘替换出来的工业劳动力。

苏联的备战

苏联的备战要追溯到1926年的工业化。作为利用“一战”乱局革命成功的惟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和平建设带有超强的备战色彩。

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苏联工业化的全面展开，1931年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有1/3是苏联购买的，次年更高达50%，这一年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上升到70.7%。1933年开始的“二五”计划建成工业企业4500个，工业总产值增加1.2倍，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战前13年，苏联累计国防开支1701亿卢布，只略低于1850亿卢布的工业投资总额。

苏联工业布局也充分考虑了战略纵深。“一五”计划在乌克兰、高加索、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建立了新的工业基地，“二五”计划将半数的重工业投资用于东部，“三五”计划以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为重点。

1927年斯大林在讲话中断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苏联将面临“一场长期的、残酷的竞赛，交战双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基础都将在这场竞赛中受到考验”。1933年他又表示:敌人“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战前一个月，斯大林在红军指挥学员毕业典礼讲话中明确指出:“德国将是敌人。”

苏军的战争准备，特别是计划的机械化装备规模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已达脱离实际的地步。苏军人员从1933年的85.5万扩编到1939年初的194.3万人后，1941年6月增加到500余万人，陆军计划从98个师增加到303个。1941年3月，苏军总参谋部拟定了工业转入战时生产的计划，但装备生产严重滞后。改编要求坦克部队扩充到61个坦克师和31个摩步师，每个师分别应配备375和275辆坦克，共计31400多辆，战前一共只得到7000多辆，其中新型坦克只有26%。改编要求一年内新建25个航空兵师部和106个航空兵团，其中半数装备新式飞机，但到1941年夏，苏联航空工业生产能力比德国高约50%，总产量特别是新机型产量却远远跟不上需要，直到德军入侵时，也只有19个团完成改装。年初开始组建的5个空降军技术兵器严重不足，新的防空体系也尚未真正建成。结果战争爆发一个月，苏军原有编制计划就被迫大幅缩减，航空兵师由4～6个团减为两个团，每团飞机从61架减为22～32架，步兵编制缩小25%，火炮减少52%，汽车减少64%，摸索之中的机械化军则全部撤销。

1940年3月，勉强取胜的苏芬战争，暴露了苏军在大清洗后的虚弱与混乱。“肃反”后提拔的大批军官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造成许多部队训练水平下降。德军作战部队中最年轻的士兵是1940年秋入伍的，1941年春入伍的派往后备军团。而苏军士兵一入伍就充实到一线，战前边境军区竟有2/3以上士兵是第一年服役的，其中又有一半当年才入伍。

用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话说:战争前夜的苏军是一台功能强大，但还未组装完成的机器。这也是为什么希特勒急于动手，而斯大林竭力避免在1941年交战的原因。

苏德开战后双方的实力

“踹开破旧的门板，整个房屋就会轰然倒塌。”——希特勒对侵苏战争的预言

正因为总体战需要动员全民之力，深知德国国力的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特别强调速决战的重要:“必须从一开始就毫无顾忌地投入‘最后一兵一卒’。对许多已知的、可能产生的威胁置之不顾，听从战争的安排。”

希特勒也深知苏联的实力，战前两个月，德国空军代表团曾参观了几个苏联航空轴承、合金和发动机厂，在给戈林的报告中，他们承认苏联的飞机制造业是全欧洲最大、最先进的。

从定下侵苏决心到1941年春，只剩不到一年，高估了自己的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把赌注押在了速决战上，认为侵苏战争只需5个月，不必也不可能全部换装和总动员，只需继续执行“四年计划”和“宽度军备”（即军事工业的面铺得很宽，但规模不是很大）方针，主要通过现有军工力量的全速运转来满足需要。

希特勒更大的赌注在于:“如果（对苏作战）胜利，可能造成迫使英国媾和的形势”，同时“消灭俄国之后就会大大增加日本在远东的力量”，整个世界都会因苏联的崩溃“屏住呼吸”。

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苏联在各方面损失惨重。当年9月，失去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约7500万人口沦陷敌后，一年内苏军战斗减员804万，其中死亡250万人，被俘434万人，伤残120万人。开战半年，工业总产值跌至战前的48%，黑色/有色金属板和轴承等关键武器材料的生产一度停顿。到1942年，煤、生铁和钢的产量分别从1940年的16600万吨、1500万吨和1800万吨下降到7500万吨、500万吨和480万吨。

但是，苏联的后方动员机制很快运转起来。战争爆发两小时，最高苏维埃就发布了“关于战争状态”的命令，规定了公民劳动义务、征用运输工具、生活必需品定量供应等措施，26日发布了“关于战时职工工作时间制度”的命令。6月30日，苏联成立国防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构，7月，将综合性的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改组为航空、造船、军械和弹药4个专业人民委员部，并从中型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中分离出专门的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11月，将普通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改建为火箭装备人民委员部，专门负责火箭炮和迫击炮生产，原有的经济委员会被改组为国防、冶金、燃料和机械制造4个专业经济委员会。

工业东迁是苏联战时动员的重要措施。6月24日成立的疏散委员会从6月29日就安排了11个航空厂搬迁的计划，到1941年下半年从西部搬迁了2593个工业企业的设备和大量物资。1942年5月，基本完成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企业的转移，第二阶段又疏散了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等南部地区企业。整个东迁过程中，铁路共运输工业设备150万个车皮，运送职工1000多万人，其中日俄战争后建成、工业化中得到完善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内迁企业平均不到两个月就在新址开始运转，有些甚至在中途或露天就部分开工。

在1941年第三季度的国民经济动员计划中，苏联迅速增加煤、石油和金属的生产，调整军事工业的原料、电力和设备分配，到1941年下半年坦克产量比上半年增加1.8倍，飞机增加60%，火炮增加两倍，8月通过的1942年战时经济计划要求动员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全部物力，增加军火产量。1941～1945年，仅乌拉尔地区就生产了44万门火炮、13.6万架飞机、10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力量的消长

“我们曾估计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已经查明番号的就有360个……如果我们消灭十几个师，俄国人就会再投入十几个。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靠近自己的资源，而我们却一步步远离自己的资源。”

——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1941年8月的日记

苏德战争爆发6个月后，德军被阻于莫斯科城下，伤亡近75万人，4000辆坦克损失2750辆，到1942年3月底，伤亡增加到100多万人，占东线总兵力的1/3，其中至少损失1.5万名军官，还有大量非战斗减员。40万“后备军”在1941年8月就已抽调一空，而前线还需要13.2万人。在1942年开春前，德军不惜抽调工人、后方人员和西线部队，为东线补充了40多个师，但到当年7月仍只有284.7万兵力，夏季攻势开始时只有8个师完全做好了进攻准备，主攻部队也只有一半的实力。到年底，虽然德国的仆从国军队增加到72.5个师，使总兵力达到266个师620万人，仍低于苏军的659.1万人。而且苏军一直没有两线作战的压力，1942年11月的390个师只有47个部署在远东，而德国的264个师却有71个必须驻扎在西欧、南欧和北非。

由于连年消耗、急功近利的军备方针、组织管理不善和劳动力及原料的制约，德国的战争经济并未达到预期水平，弹药产量大幅降低，火炮和反坦克武器生产不足，步兵火力受到削弱，空军缺少战略轰炸的远程兵器，海军装备差距更大。

苏联也面临巨大压力。首先是食品供应极为困难，其次是劳动力缺乏。为此最高苏维埃实行了配给制，并通过了《战时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参加生产和建设的法令》，成立了劳动力登记分配委员会。到1942年夏，苏联完成了国民经济战争转轨，有1200家东迁的工厂和850家新建工厂投产，东部地区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40年的28.4%上升到70%，仅东部的军工产量就达到战前全国水平，主要军工产品产量超过德国。1944年，苏联飞机年产量达到40300架，坦克28983辆，火炮122500门，均数倍于德国。

第三帝国的黄昏

1942年年初，希特勒不得不承认，闪电战没能击败苏联。同时，德国占领区开始缩小，所能获得的战略资源已达极限，“以战养战”后继乏力，重工业原料和人力资源短缺严重，不得不实行国家经济的总动员，“战争经济”真正开始。

1942年2月，施佩尔被任命为军备与军需部（1943年9月改组为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开始德国工业的大改组。在集中权力的同时，施佩尔也鼓励私人企业的自治、委托代理和联营，这些措施使德国军工管理中的种种争权夺利和随意性有所克服，大规模生产体系得以标准化，无论是克虏伯大型兵工厂，还是西里西亚只有十来个人的家族小厂，都可以协作起来，这对在盟军轰炸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保持产量有特别的意义。另一方面，德国加紧了掠夺，1942年从仆从国获得物资20.08亿马克，1943年从西欧被占领国运走物资42.3亿马克。

应该说，这一时期德国军火工业显示了惊人的适应与生存力，1944年保持了增长，7月武器生产达到顶峰，比1939年扩大5.3倍。这一年的飞机厂从1943年的80家增加到550家，上半年飞机产量增加19.4%，全年飞机产量39870架，其中战斗机30511架，分别是1941年的3.4倍和6.6倍，坦克产量增长33.9%，达到2.7万辆，火炮增加50.3%，达到8.7万门。

然而这一结果也是杀鸡取卵，战争经济畸形发展，1943年德国产品有4/5为军用品，农牧业生产不断下降，工业生产在1943年短暂地达到顶峰后开始下滑，钢铁、煤炭和电力等重要基础产业陷入停滞，到1944年上半年，除电力、钢和铝外，德国多数重工业产品产量下降，战略物资储备越来越少，加上运输困难，都从根本上动摇了军工生产的基础。

1944年4月，苏军打出了战前边界，6月盟军登陆西欧，两线受敌的德国进一步陷入困境，战火很快进入德国本土。双方战争经济的实力对比迅速倾斜，1944年，苏美英三国军火产量与德国之比达9∶2。以空军为例，1943年下半年德国生产作战飞机11395架，修理5144架，1944年上半年分别为15299架和5491架，但战场的损失使实际飞机保有量反而从19932架下降到15233架，整个空军只能为本土防空疲于奔命。盟军不断升级的战略轰炸将潜艇厂、飞机厂、滚珠轴承厂、炼油厂、合成橡胶厂和汽车厂依次作为六类最重要目标，施佩尔后来承认:“抢救空袭造成的破坏动用了数十万士兵。”戈培尔在经历一个相对平静之夜后写道:“真是荒谬绝伦，只不过十架喧闹的轰炸机，就足以把1500万到1800万德国人从床上赶下地来。”战前德国人平均每人每天食品配额可得到热量约3000卡，到1942和1944年分别降至2500和2200卡。到1945年3月，柏林战役前夕，德国钢的平均月产量只有1944年的15%，煤为16%，坦克月产量也从705辆跌至333辆。至此，德国已谈不上战时经济问题。

苏德战争的启示

纵观苏德战争，苏联人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战略战术和冒险行动，决定因素是自己像北极熊的体量一样庞大的人力物力，以及超强的意志和忍耐。开战头几个月德军俘获苏军就达360万，大出意料之余，也以为苏联后备力量已经不多，在莫斯科城下精疲力竭的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博包克说:“此时谁投入最后一个营，谁就能取得胜利！”不料苏军统帅部又动员了9个集团军的预备队。开战不久，希特勒也对苏军的实力深感震惊，他曾对古德里安说:“如果我早知道你那本书（指《坦克，前进！》）列举的苏联坦克数字是真的，也许就不会发动这场战争了！”在纽伦堡受审时，纳粹的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将“红军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列为德国失败三大要素之一。

德国不光经不起作战力量的对等消耗，甚至经不起不对等消耗，苏军在东线损失30万人以上的战役不止一次，但仍能动员出更多的力量，而德军在莫斯科一役便无力全线进攻，斯大林格勒一役便陷入被动。如果说对苏联动员潜力的估计受苏联军事建设的绝对保密所限，那么希特勒和德军将领们认为苏联民心会很快瓦解，只能说是种族主义的狂妄和对苏联国情缺乏了解。

在谈及工业化的代价时，斯大林曾说:“如果德国是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苏联的工业化当然可以从轻工业入手。”以严厉的契卡工作法在经济管理中闻名的捷尔任斯基也有名言:“工农的俄国，难道能是别的样子？只能是金属的。”于是，苏德战争的沉重教训和伟大胜利都成为标本，“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论”成为真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军事生产力布局”成为红色圣经。

苏德双方在武器装备上体现出的两种不同技术哲学也对战时生产有重要影响。苏联设计师始终坚持一个最朴实的真理——武器必须简单可靠，易于大批生产、训练和维修，才能适应战争需要。武器生产必须讲究单位投入所产出的总作战效能最高，而不是单纯地追求性能，这正是苏联坦克和飞机数量优势的原因。德国当然也曾投入过装甲厚度、火炮威力的数量角力，为与T-34中型坦克和KB-1重型坦克对抗，研制过越来越重的“豹”、“虎”和“虎王”等重型坦克。但国力不如苏联的现实，始终使以质胜量的思想贯穿德国军备发展，甚至出现过188吨的“鼠”超重型坦克等“先进”得无法实现的设计。纳粹的种族主义赶走了大量科学家，但德国在“二战”末期赶制出来或即将问世的新式武器仍令后人瞠目结舌，喷气式飞机、制导炸弹、防空导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雏形都源自德国，还有一大批匪夷所思的方案，这与那个疯狂的党魁有一定关系。虽然这些武器一般不用于对付苏军，相比之下，战争中苏军基本上没有追求过比较新颖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