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 2019-09-03 · 来源：党史博采

这两次“九月会议”，成果极其丰硕，对于党的成长和革命的胜利，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上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革命和党发展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召开了两次重要的“九月会议”：一是1941年的“九月会议”，一是1943年的“九月会议”。所谓“九月会议”，是指在九月开始举行的会议，但它们的会期都超过了“九月份”。这两次“九月会议”，成果极其丰硕，对于党的成长和革命的胜利，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1941年的“九月会议”：拉开整风序幕

会议过程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一次“九月会议”。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呢?毛泽东说：是“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拉开了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的序幕。

这次会议的时间比较长，从9月10日开到10月22日。但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5次会。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秦邦宪)、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李维汉)、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九月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9月10日、11日、12日为第一阶段：毛泽东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旨报告，与会者联系实际发言，许多人进行了自我批评。之后休会半个多月;9月29日、10月22日为第二阶段：十年内战后期负责中央工作的博古、洛甫和李维汉，进一步作自我批评。

在政治局召开的5次会议中，先后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肯定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不少同志联系“两个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幡然醒悟，痛心检讨。不少人发言2次，甚至还有的人3次发言。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以及胡乔木、艾思奇等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应取的态度。

会议内容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主题报告，内容有3个方面：(1)过去党长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后者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他指出，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政治路线，但主观主义的遗毒仍在。延安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他指出主观主义来源于：党内“左”倾传统、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三个方面。(3)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要求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要宣传前者，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物主义。为此，要实行学制改革，研究马列的方法论，反对闹独立性。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毛泽东提出：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毛泽东讲话后，张闻天首先发言做自我批评。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路线的观点。他分析说：那条错误路线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号召攻打大城市;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顶点。他检讨说，自己在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根本塌台。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就会转化为教条主义。他建议，七大时一定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张闻天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4个月后，他毅然去陕北农村，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自觉补课。

接着发言的是博古。此次会议前，他就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许多政策错误，他应“直接负责”。此次会议上他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整个路线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问题，都有不正确的认识。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力量，总说革命比以前更“高涨”。这就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主义，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分析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那时，我们把马列主义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做教条在苏区搬用。

9月11日，王稼祥发言说：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致后来还会犯错误。我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很容易地成了教条主义者。

任弼时在9月12日的会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这个报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分析说，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知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它脱离实际，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他联系自己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联系了实际。毛泽东、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他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我们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李维汉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担任过中央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说：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毛泽东;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的路线。他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受到大家的肯定。

在“九月会议”上，大家都认为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路线是错误路线，但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却不一致。这个问题，直到1943年的“九月会议”才得到统一，认为那是一次王明用阴谋手段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中央全会，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王明对抗会议

王明在会议过程中，态度消极，情绪抵触。10月17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找王明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他不但拒不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文过饰非，大讲自己的“功劳”， 并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会议对着干。别人发言时，他傲慢地撇嘴瞟眼，流露出一副十分傲慢的神态。

9月11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他炫功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表明自己一贯正确。接着，他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

9月12日，王明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维汉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维汉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 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认为李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王明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李维汉)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九月会议”后，王明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在10月8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发起进攻。

王明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郑重声明：昨晚和毛泽东等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时局问题。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抗战期间要与国民党搞好关系，应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二是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认为，他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那时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个别问题”包括：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谈话，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说这些都是“作风问题”。 他发言后，气势汹汹地冲毛泽东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全在你。”颇具挑衅性。

本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的错误已作出原则性的阐明，此时他又翻案。10月12日，王明突然称病，不参加政治局会议，拒绝批评，干扰了会议进程。

会议成果

这次“九月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与会同志本着对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自己，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会中也有一些批评和争论，但都是说理的。随着讨论的深入，对几个党的重要历史问题取得了共识。

关于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大家共认，1932年至1935年，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央实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路线，表现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对此，王明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都同意了”。

关于经验主义问题。以往人们对经验主义的危害没有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会议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王稼祥、张闻天和任弼时的发言都认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张闻天指出，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可以互相结合，相互为用。经验主义常作主观主义的俘虏，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如无经验主义帮衬，就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二者能结合。后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谈到经验主义时，吸收了张闻天的观点。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问题。在9月11日的会议上，陈云有一个重要发言。他说：过去白区的主观主义错误路线，在刘少奇、刘晓到达后才得到纠正，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据此，陈云提出，现在刘少奇的位置摆得不适当，将来要提高。这个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后来，刘少奇在延安升为党中央的二把手。

九月政治局会议，尽管受到王明的干扰，但是关于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中央高层还是统一了认识，为以后的全党整风打下良好的思想的基础。会中也提出一些尚待讨论解决的问题，如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始于何时?它的标志是什么?如何评价党的四中全会?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与错误路线的关系如何?等等。

这次“九月会议”的政治思想意义是巨大的。一是鉴于以往对学习重视不够，中央作出《关于设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又称研究组，负责组织党的高级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的某些职员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学习党史，学习理论，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整风学习。12月，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出版，内收文献资料662篇，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1942年10月，又出版《六大以前》)。二是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即“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和“复查受错误路线打击干部委员会”，由毛泽东和陈云分别担任主任，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进行实际清理。三是改革干部教育。为此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四是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各部门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做好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这两件大事;五是中央根据会中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教育是政治局“第一等的业务”意见，决定以整风精神，大力改进宣传工作、《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

以上五点，从思想到组织，从目的到措施，保证了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彻底清算，促进了党的高级干部政治路线水平的提高。

1942年2月，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三四月间，毛泽东回叙了1941年“九月会议”的意义。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意义非常大。“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对于“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1943年10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要改造好中央，就得经过各种步骤，条件成熟。前年的“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在1942年2月1日)到中央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很困难。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九月会议”。

（二）1943年的“九月会议”：奠定七大胜利

会议经过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二次“九月会议”。主题是关于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错误。这次会议，是在非常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开的：平静了两年的国共关系又紧张起来，国民党加紧法西斯化；共产国际解散，国际上反共浪潮弥漫；王明再度暴露出投降主义面目。

先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洛甫、博古、邓发等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请病假。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等19人。

“九月会议”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月7日至10月6日。其中9月7日至9日三天，有博古、林伯渠、叶剑英、陈伯达、朱德发言。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等待彭德怀回延安参加会议，同时安排其他工作。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为此，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两条路线》(上、下)，收入从建党到1943年间党的重要历史文献137篇，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主要学习文件。11月1日，高级学习组召开大会，揭发批评王明的错误，王若飞、陆定一以亲身见闻揭发批判王明;王胜荣、李国华原为王明集团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揭发王明在莫斯科的许多错误。第二阶段：从11月13日复会起，此时彭德怀回到延安，中央高层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有毛泽东讲话，博古、张闻天作检查，周恩来、任弼时发言，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一步揭发批判。11月下旬，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与王明谈话，传达大家的意见。之后，1943年底至1944年初，政治局整风会议又停了一段时间。第三阶段：1944年开春后，中央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此间中央很少开会，以便大家集中学习。5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着手准备召开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形成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至此，第二次“九月会议”经过1年又7个月，胜利结束。

主要发言

博古在第二次“九月会议”上检查说：抗战初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是王明在长江局推行的错误路线。他承认自己是这条路线的“负责者之一”，应该受到批判。博古揭发说，王明反对在《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王看不到国民党的本质，曾对外国记者说，蒋介石是“英明全才”“雄才大略”， 抗战要依靠国民党。对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国民党的法”，放弃独立性;在党的建设上，他把共产党降低为民族革命党，一味追求公开，使党在白色恐怖到来时遭到重大损失;在思想作风上，钦差大臣味道十足，到处发文件，形成另一个中央。11月13日，博古做第二次检查。他承认在莫斯科是教条宗派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人物”，反对过中共代表团;回国后，在米夫、王明扶持下，控制了临时中央，成为在国内推行立三路线的“第一人”。临时中央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传统，打击毛的干部，使毛不能开展工作。遵义会议上，强调客观原因，没有承认错误。抗战后，从极“左”转到右，不同意独立自主，成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赞助者。

林伯渠批评王明的路线是“洋共”，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欺负我们的“土共”，硬搬外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手法。

朱德的发言朴实、真诚。他说：南昌起义以来，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深知创业艰难，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王明错误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朱德还分析了王明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共同性和不同点。

叶剑英发言，批评王明以无知充高明，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知蒋介石为何人。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他是“身在毛营心在蒋”，躺在软椅上睡觉，这就不能不犯投降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主要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四中全会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种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在莫斯科形成的。后来利用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之机，夺取了中央权力，统治全党三年四个月。它没有功劳，其罪过超过立三路线。教条宗派至遵义会议告一段落，以后开始分化，但未死亡。王明是长江局的“总司令”，有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切问题不让中央知道。毛泽东对经验宗派进行了剖析。他说：他们是比较不自觉的，但思想方法是自觉的，片面性，局限性，只看到脚趾上的事，分不清对错，对王明不自觉的相信。经验主义者长期分隔在农村，各占山头，又缺乏马列主义教育，客观上造成各种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大多数是正派的;少数不正派，有的是歪派，如张国焘，弄得亡党亡头。有些经验主义者与教条主义结合，思想教条，政治投降，组织心照不宣。

毛泽东又说，这两个宗派比较，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反对闹独立性，使党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对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要“救人”，问题是要“治病”。最后，毛泽东提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的时间学习有关文件，然后大家交头接耳酝酿。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为这次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定下了基调。

此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1944年9月30日、10月5日开了两次会议，决定：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返回延安前，整风会暂停;扩大会议范围(有700人参加学习);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调整，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

10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讲王明路线问题。他说，王明教条宗派是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它有一条政治纲领，四中全会时他们大闹天宫。王明的小册子是想改造党，它是错误路线的开山祖师。(1938年)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做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

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相继发言。

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讨论党的路线，是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是不好的，应该有意识的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中央同志要有随时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的精神准备;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准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他批判说：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一本记载四中全会及前后党内斗争黑幕的小册子。这一派人，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他们不独没有功，而且有莫大的罪过。这次，不仅思想上要解决问题，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主义。

朱德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后说：王明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事实证明，凡是从实际出发的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在人家反对他时，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他书读得多，能使理论联系实际。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胜利的把握。朱德资格老，威望高，他的发言对大家影响很大。

周恩来离开延安三年，刚回来就参加“九月会议”。他认真研究文件，写出了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发言说：经验主义者政治上没有创建，容易崇拜打着马列、国际旗号的教条主义。经验宗派和教条宗派结合才能称雄。他分析经验主义者的品质时指出，品质有三类：为人的品质、革命者的品质、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所以要整风。11月27日，他根据会前写出的两万多字提纲，做了长篇发言。从27日下午，到12月4日，共讲了5个下午，大家的反映相当好。他对自己20多年的革命历史作了认真反思。他说，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那时，自己不适当的强调正规化，反对游击战争。抗战以来，工作上有成绩也有缺点。缺点是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对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路线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他在发言中，系统批判了王明的小册子。

张闻天发言说，自己毫无实际经验，却在发号施令。到苏区后，反罗明实际是反毛反老干部。他认识到，教条宗派的特点是：崇拜教条，不问实际；布尔什维克气少，“买办”“政客”气多；不讲党性，只有宗派成见；作风恶劣，吓人造谣。

任弼时执行过错误路线。11月下旬他检讨说：在江西苏区时，将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当做是“偏杀风”和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不指名的加以批判。在宁都会议上，认为毛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不得力，同意把他召回后方。

1月下旬，整风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分头找王明夫妇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12月1日，王明签署了孟庆树起草的给毛泽东和中央的信，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错误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12月28日，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传达和讨论“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5项决定 ：(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但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上述5条变作6条作了说明。1945年4月20日，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6项意见。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讨论胜利结束。

特点与成果

1943年的“九月会议”，与1941年的“九月会议”相比，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并且，以其历史性的重大成果，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这次“九月会议”的第一个特点，是时间长、人数多。它从1943年9月开始，至1945年4月结束，时间长达1年又7个月，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因为，此时中央有了相对巩固的根据地，客观环境比较稳定，具备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条件。参加学习的干部范围很广，除了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外，还吸收了政治纯洁、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参加。毛泽东说，1941年那次“九月会议”还不深入，今年则更深入。目前中央停止开会，组织700人来学习，目的就是打散教条宗派、经验宗派。

重点突出，是这次“九月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检讨过去，是为了前进;分清是非，是为了找到正确路线。会议始终以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为议题;以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特别是前者为研究重点;以王明和博古，特别是前者为批判对象;首先搞好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干部学习。由于突出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重点，会议才能按计划正常有序地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次“九月会议”的成果是巨大的。首先，找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法。会中刘少奇、毛泽东都讲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问题。在1943年10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犯错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要以斗争求团结。第二，党内斗争方法，赞同刘少奇的意见，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会议对于党内斗争正确方法的基本内容，有了共识：要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团结要有原则，在犯错误同志检查错误、觉悟的基础上去团结，即以斗争求团结。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避免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种错误方法。对历史上犯错误的同志，批评要严格，作结论时应取宽大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斗争一要放手，二要谨慎。“九月会议”和延安整风创造的这个正确方法，后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斗争—团结”，或者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对这个公式解释说：“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其次，巨大的思想收获。在会议过程中，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党的历史，总结经验，开展批评，进行了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史上历次“左”右倾错误。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诚心作了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全党同志团结在一起;广大党员通过学习，真正解决了 “思想上入党”的问题。经过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的彻底批判，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出现焕然一新的气象。

再次，政治上的成果更为明显。通过党史研究和理论学习，全党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走向胜利的指针，从而紧紧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党第一次达到如此高度的巩固和统一，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核心力量。

这次“九月会议”最后一个成果，是为七大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的带动下，全党学习文件，研究党史，总结经验，达到共识。在此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先后举行了8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17人，列席的有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负责人12人。会议主要讨论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党的历史问题结论。1945年4月20日的第8次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全会，体现了“九月会议”和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达到全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党员121万人。七大开得隆重而热烈，通过了各项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真正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