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欧洲崛起于中国古代纸币的崩溃？-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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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欧洲崛起于中国古代纸币的崩溃？

1．为什么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只能在中国产生？

众所周知，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交子。1023年，朝廷在益州设"交子务"，并于第二年正式发行官交子，以取代私交子。并以盐钞为准备金，当时就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纸币调控技术。

经过宋、金时期的实践之后，元朝的纸币发展的相当成熟。至元24年（公元1287年），元世祖接受杭州人叶李的建议，颁布《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发行不兑换纸币，其要求是在民间可以保有金银，并可以向平准库买卖，但禁止私人交易，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通货。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到：“大汗令这种纸币普遍流通于他所有的各王国、各省、各地，以及他权力所及的地方。无论何人，虽然自己以为怎样权要，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汗领域内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纸币通用，可以拿来做货物买卖的媒介，有如纯金的货币那样”。“以区区一小块纸片，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注：《马可·波罗游记》，第115页。）马可波罗对纸币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对大汗王国通行纸币赞赏有加，也证实了元朝纸币在当时信誉昭著。

明承元制，明朝发行的纸币名称为"大明通行宝钞"，但是到了明朝中叶，纸币逐渐退出了流通，白银取而代之。

有人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事实上，纸币最先诞生于中国，绝非偶然，而有其内在必然性。笔者以为，纸币的出现与流通有三大必要条件。

一是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我们知道，人们保有与使用货币是为了满足交易与储藏等需要，那么，越发达的经济体，所需要的货币量越大。

金属货币固然有币值稳定等优点，但毕竟比较沉重，不适于大规模与长距离携带、运输。而纸币相对轻便、安全，在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中优势十分明显。当时的中国经济发达、商贸繁荣，对于货币有巨大的需求，而同时期的欧洲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经济水平十分低下。

二是造纸与印刷技术。纸币的出现还需要有材料和制作工艺上的要求，同列中国四大发明的造纸术与印刷术为纸币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三是大一统且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纸币本身并不具备价值，要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广泛流通，必须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法令来保证。

中国自秦始皇起就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中央政府的法令为纸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提供了法律保证。而欧洲当时尚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到处是“封建”的城邦，缺少一个可以号令全社会的中央政府，也不具备出现纸币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在1000年前就能孕育出纸币，而欧洲却不得不继续使用沉重的贵金属货币，这是历史的必然。从现代社会的观点来看，纸币之于贵金属货币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也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但非常遗憾的是，古代中国在货币制度上的优势不仅未能保持，反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国际贸易而丧失殆尽。

2．哥伦布和麦哲伦为什么启航？

国际贸易古已有之，15世纪末以前，从西方通往东方的商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陆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从君士坦丁堡登陆，经小亚细亚、黑海和里海南岸至中亚，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中国。另外两条是海路：一条从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另一条从埃及经红海至波斯湾，再换船到印度和中国。

但是，古代东西方的贸易几乎是单向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科技比较落后，生产的产品相对比较粗糙，无法销往中国；而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香料、茶叶在欧洲却十分畅销，于是在中国产品源源不断运往欧洲的同时，欧洲大量的货币（主要是白银和黄金）也就流入了中国。

用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中国对西方的整体巨额贸易顺差。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西方没有纸币，中国只接受贵金属货币白银和黄金。欧洲产金不多，白银主要产于德国。从15世纪后半期起，德国产银量不断增加，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货币短缺迫使欧洲人不得不在四处寻找黄金与白银。

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历中国回到威尼斯之后，1299年发表了《马可·波罗游记》（由马可?波罗口述，比萨人鲁思梯谦整理成书）。书中描写北京的宫墙、房壁和天花板满涂了黄金和白银，而日本的黄金则多到用来盖房，并且声言绝对确实可信。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日本，他是根据传闻写的关于日本的几章。根据他的记述，日本位于距中国海岸 2400公里的海上，国内有取之不尽的黄金。国王用黄金盖成了宫殿，在宫中用4厘米厚的金砖铺起了道路以及房间的地板，甚至用金子做窗户框。并且在那里还到处都能采集到玫瑰色的珍珠，人们要把一颗珍珠放在土葬时死人的嘴里。

这本书在欧洲广泛流传，使西欧人垂涎三尺，决心远渡重洋、到富庶的东方去寻找黄金。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瓦斯科·达·伽马、尼迪克特，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弗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

哥伦布曾在一封信中说自己日夜祈求从上帝那里得到产金的土地，在信中他写道：“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了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

恩格斯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

正是出于对黄金和白银的渴望，西班牙和葡萄牙积极支持航海事业和开辟直通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在恩里克王子的支持下，向南航行，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和中国，并且他们垄断了这条航路。面对葡萄牙的垄断，西班牙不得不寻找其它通往东方的航路，在这方面首建功勋的是哥伦布。

哥伦布不仅读过《马可·波罗游记》，而且十分崇拜马可·波罗，非常向往印度和中国。当时，地圆说已经很盛行，哥伦布也深信不疑，他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的印度和中国。

1492年4月17日，哥伦布与西班牙国王签订著名的“圣大菲协定。”协定规定：西班牙国王是一切新发现土地的宗主和统治者，任命哥伦布为上述地方的总督、钦差大臣和海军司令，有权获得当地总收入的1/10。“圣大菲协定”的签订使哥伦布的西航计划有了实现的可能。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87名水手，分乘圣玛丽亚号（130吨）、平塔号（90吨）、尼尼亚号（60吨）3只船，从巴罗斯港出发。为避开逆流和风暴，船队先向西南方向航行，9月初抵达加那利群岛之戈梅腊岛。9月8日，又从戈梅腊岛出发，先向西后向西南航行，进入茫茫的大西洋。经七十昼夜的艰苦航行，10月12日凌晨终于发现了陆地，哥伦布当即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将其占领，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他认为他所到的地方就是印度，把当地土著居民称为“印第安人”，即印度人，并向他们查询黄金产地。

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回到西班牙，受到隆重欢迎。5月底，西班牙国王颁布命令，任命哥伦布为新发现地方的海军司令、钦差大臣和总督，正式颁发授衔证书。

后来，一个叫做亚美利哥的意大利学者，经过更多的考察，才知道哥伦布到达的这些地方不是印度，而是一个原来不为人知的新的大陆。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507年，德国学者瓦尔茨•米勒按照亚美利哥的说法，称新大陆为“亚美利加”洲。哥伦布一直到死都认为他到达的是印度，而不是一个他所不知道的美洲大陆。

此后哥伦布又三次重复他的向西航行，又登上了美洲的许多海岸，建立起殖民地，大肆掠夺当地的黄金和白银。

地圆说在哥伦布时已经风靡，但一直无法证实。尽管哥伦布坚信地圆说并多次尝试，但他始终未能穿越美洲，在这方面做出历史性贡献的是葡萄牙人麦哲伦。

1511年麦哲伦跟随新任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Monsode Albuquerque)参加攻占马六甲。他在东南亚参与殖民战争时了解到，香料群岛东面还是一片大海。麦哲伦坚信地球是圆的，他猜测这片大海就是地圆说中的“南海”，而“南海”以东就是哥伦布发现的美洲。于是，他便有了做一次环球航行的打算。

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率领五条船和270名水手的船队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城的港口出发。船队在大西洋中航行了70天，11月29日到达巴西海岸，但寻找通过美洲大陆的海峡却是非常困难的。直到次年8月底，在南纬52°的地方，才找到通往“南海”的海峡。经过20多天艰苦迂回的航行，终于到达海峡的西口，进入浩瀚无际的“南海”。为了纪念麦哲伦，这条海峡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

“南海”这片水域是如此的辽阔，以至于麦哲伦足足航行了100多天才得以穿越。令人神奇的是，在这100多天里，这片海域一直风平浪静，麦哲伦的船队得以太平无事，因此他将“南海”命名为“太平洋”。

1521年，麦哲伦来到菲律宾群岛。此时，麦哲伦和他的同伴们终于首次完成横渡太平洋的壮举，证实了美洲与亚洲之间存在着一片辽阔的水域。一天，麦哲伦船队在棉兰老岛北面的小岛停泊下来，当地土著人的一只小船向“特立尼达”号船驶来，麦哲伦的一个奴仆恩里克用马来西亚语向小船的桨手们喊话，他们立刻听懂了恩里克的意思。恩里克生在苏门答腊岛，是12年前麦哲伦从马六甲带到欧洲去的。两个小时后，驶来了两只大船，船上坐满了人，当地的头人也来了。恩里克与他们自由地交谈。这时，麦哲伦才恍然大悟，现在又来到了说马来语的人们中间，离“香料群岛”已经不远了，他们快要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了。而麦哲伦的这位奴仆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环绕地球一周的人。

由于麦哲伦在当地推行殖民主义，参与当地土著的内讧，在战斗中被乱刀砍死。麦哲伦死后，他的同伴们继续航行。1522年5月20日“维多利亚”号船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9月6日，“维多利亚”号返抵西班牙，终于完成了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

尽管麦哲伦本人并未能完成全球航行，但正是由于他的贡献，第一次实证了地圆说，并开辟了从欧洲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这条新航线在随后的贸易中对东西方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货币变革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3．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带来多少白银？

因为恩里克王子与多位航海家的贡献，葡萄牙人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横跨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来到大明帝国的东南沿海；而西班牙人则由于哥伦布与麦哲伦的贡献，横渡大西洋，穿越南美洲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及大明帝国的沿海。相对于陆上的丝绸之路，这就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其中导致巨额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是三条航线。[1]

第一条航线是：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葡萄牙）

这是16世纪中叶通往欧洲的最长航线，全程为11890海里。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果阿和欧洲的商品有生丝、各种颜色的细丝、绸缎、瓷器、砂糖、中药等，其中以生丝为最大宗。由里斯本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有胡椒、苏木、象牙、檀香和白银，其中以白银为最大宗，仅1585—1591年，经澳门运入广州的白银约20万两。

第二条航线是：广州——澳门——长崎

这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开辟的东方航线。葡萄牙人到广州购买中国的生丝、绸缎、砂糖、铅、棉线、中药等商品运往长崎，其中以生丝为最大宗。据统计，自1578—1638年，运往长崎的生丝共11540担，丝织物21000多担。从长崎运经澳门入广州的商品主要是白银，据统计，自1585—1640年，从长崎经澳门输入广州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达到1489.9万两。

第三条航线是：福建——澳门——马尼拉——美洲

这是西班牙入侵菲律宾后开辟的新航线，把明朝商品从福建月港经澳门至马尼拉中转，运往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甚至转运到欧洲。这条航道东起墨西哥西岸的阿卡普尔科，西至菲律宾的马尼拉，运往美洲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瓷器、棉布、中药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从美洲经马尼拉运回澳门入广州的商品有白银、苏木、蜂蜡、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以白银最多。运输这些货物的都是载重在300吨左右的大帆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从1565年到1815年，时间跨度长达250年史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据统计，大帆船贸易中流入中国白银高达4.4亿两。[2]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是以中国的丝绸与西方的白银为主的，被学界称为“丝银对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等商品，而巨量白银则涌入中国。

根据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提供的1500－1800年间世界白银生产、出口和进口的图表，可以估算出在这30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5.1万－7.3万吨。[3]

4．为什么说一代明相张居正亲手摧毁了中国古代的纸币制度？

朱元璋早在建立明朝以前，就开始发行铜钱，曾设宝源局和货泉局，铸行“大中通宝”铜钱。洪武建元后，又颁行“洪武通宝”铜钱。但是明初铜源十分紧张，朝廷在民间搜括铜器，仍不敷使用，而商人们仍习惯于元朝的纸币，认为铜钱有诸多不便，于是朱元璋决定发行纸币。

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设立宝钞提举司，次年三月，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大明通行宝钞大体沿袭元钞的形制，分为六等，即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折钱一千文、银一两，宝钞四贯合黄金一两。因此，在明朝初期实际上是“钱钞兼行”，即铜钱与纸币同时流通，民间禁用金银。

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大明宝钞这种纸币是以桑皮纸为原料，长方形，高34厘米，宽22厘米，相当于7张100元的人民币拼在一起，是世界上迄今为止钞票幅面最大的纸币。明钞呈淡青色，外圈是龙纹花栏，横着题写在门面位置的是：“大明通行宝钞”，它的里面上部两旁为八个篆文：“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间绘着成贯的铜钱，十串为一贯。如果是五百文的就画着五串，其余的如果是在这个面额下边依次减少。宝钞的下部写道：“中书省（后改为“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钱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

尽管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与流通使用得到朝廷的法律保障，但由于朝廷滥发纸币，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不得不退出流通。在明钞刚开始流通的二十年内还比较稳定，但后来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不得不滥发纸币。在1385年明朝的各钞局就印发了2700万贯——3400万贯左右的新钞，到了1390年，印钞的数量就倒到了7500贯，增长了120.6%——177.8%，之后还愈演愈烈。

疯狂增长的纸钞，使得纸币兑铜钱和白银大幅贬值。明初时一贯宝钞折1000文铜钱，或一两白银。随着纸钞的大量印发，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前后，一些地方的宝钞开始贬值。特别是南方两浙、江西、闽、广一带，民间重钱轻钞，钞一贯，只能换铜钱160文，若按铜钱购买力不变计，用纸币计算的物价已经上涨了六倍。民间开始私用金银交易。政府虽然一再重申不准使用金银交易的禁令，但宝钞仍在继续贬值。至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明钞一贯只值铜钱一文，通胀达到1000倍以上。明初时，银一两合钞一贯，15世纪初合八十贯，15世纪中超过一千贯。

明钞不仅兑铜钱和白银大幅贬值，其实际购买力也极度贬值。初行宝钞时，米一石值钞一贯，到成祖永乐二年，已上涨到米一石值钞三十贯。到宣德初年，米价已达宝钞五十贯，民间不愿用钞，政府不得不允许民间用实物交易。正统九年（1444年），米价涨到宝钞一百贯，全国上下不愿用钞而用银、钱，朝廷只能放弃使用白银的禁令。到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年间，钞法已实际上废止不行了。

一方面是不断增发的纸钞，纸币信用丧失，另一方面是在对外贸易中不断收入白银，相对于滥发无度的纸钞，不能随意增长的白银其币值更加稳定，受到广泛的欢迎。白银从官方严厉禁止的非货币贵金属，逐步占领了原本由纸钞流通的领域。最初仅限于民间的交易，后来逐步被官方认可、接受，最终完全取代了纸币的地位，其标志性事件是一条鞭法的颁布。

万历九年（1581年），一代明相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并不是并于货币的法令，其主要内容是役法改革，也涉及田赋。在此之前，税赋的征收主要是通过实物来进行的，但是，一条鞭法将大部分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折成银两缴纳，首次从中央政府层面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自此中国进入事实上的银本位制时代。一条鞭法的实施，是白银在明朝完成货币化的标志，也代表中央政府信用为基础的纸币制度完败于银本位制，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之后数百年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条鞭法之后，明清两朝执行的都是银本位制。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颁行《币制则例》，规定以“元”为货币单位，银币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是90%，名为大清银币。这是中央政府从法律上明确地确立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

辛亥革命后，于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再次以法律形式确立银本位制。民间保有量很高的“袁大头”银元就是银本位在中国的具体货币形式。

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克，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克。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超大型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同年4月，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孙中山头像”银元。

1935年国民政府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宣布废止银本位。

银本位从1581年建立，到1935年废止，在中国历史上长达355年。

再滥发纸币的同时，帝国对同前的发行量也大规模增加。最终导致了“钞不如钱，钱不如银”的尴尬境地。

以后就贬值，而且越来越严重。正统以后，明钞已不能通行。政府也放弃用银的禁令。明钞到后来只有一贯一种了，最后导致明钞彻底失败。

5．为什么说银本位是古代中国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现代货币银行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货币的供应量十分重要，只有适当的货币供应量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货币供给太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扭曲物价，从而损害经济的发展；货币供给太少，就会导致通货紧缩，百业萧条。也就是说，一国的货币供应量应当与该国的经济规模相适应，过多或者过少的货币供给都会造成价值尺度的扭曲与失衡，并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一国货币当局如果能够根据该国经济发展的规模提供适当的货币供给，就能促进该国经济的发展。信用货币制度的缺点在于政府有滥发纸币的冲动，因此，现代货币银行学理论要求央行在货币政策上具备高度的独立性，在这方面，欧洲央行是一个典范。但是以贵金属为本位的实物货币，其供给主要由产量决定，而产量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产量必然导致货币体系的紊乱，从而引发实体经济的紊乱。

当中国在明朝建立银本位制后，在其后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就完全丧失了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权，因为中国的白银货币供给主要来自于进口。

当白银流入时，货币的扩张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是当白银流入减少时，经济发展就出现停滞甚至危机。国外学者W•S•阿特韦尔认为，明朝的灭亡同当时白银进口的锐减有关系。从1610年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进口白银大大减少，原因包括：美洲白银产量下降；1630年之前荷兰和英国对中国和西班牙航海的骚扰；1634-1635年西班牙国王的限制贸易政策；1639-1640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2万多名中国人的事件；荷兰封锁果阿和马六甲商道；日本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同时，中国国内明朝政府在1618-1636年为对付农民起义和满族入侵，将税收提高了7倍，投资人宁可将白银窖藏起来等待时机，由此造成流通中的白银大大减少和银贵钱贱，从而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4]

银本位制下明朝丧失了货币调控手段，不能通过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弥补财政赤字，以及刺激经济发展。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为了减少财政支出，明思宗在崇祯元年（1628年）对驿站进行了改革，精简人员。时任驿卒的李自成在精简中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次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不久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

明王朝的灭亡并非仅仅因为这个时期白银进口的锐减，但货币调控手段的丧失必定加重了它的困难，动摇了它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受银本位之害的，并非只有明朝，清朝和民国也饱受其害。虽然在清初，中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白银流入，但到了1808年白银流入停止了。欧洲在和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巨额逆差，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流入中国，欧洲因此出现严重的白银货币短缺。为了平衡巨额逆差，使白银重新回流，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出口鸦片，这就是鸦片贸易的起因。鸦片贸易使清朝的白银迅速外流。1790—1838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40576箱，价值24000万两白银。[5]白银外流导致银价从1821年的每两1000文上涨到1838年1300—1600文。白银外流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战争赔款（2100万元合1476万两白银，1：0.71）进一步使白银外流。据统计，自1840—1915年的75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达到12.5亿两。晚清政府同样国库空虚，最后经由胡雪岩向洋人六次借款，累汁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才筹措到收复新疆的军费。而中国，也正是自1840年经历了百年屈辱史。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布了《银购入法》，1934年5月又颁布了《白银法案》，其原意是想通过提升白银价格，争取白银集团的支持。美国的白银政策造成白银价格的大幅上升，中国大量白银潮水般外流，1934年净流出白银25673万元，1935年达29000万元。致使中国存银严重下降，这就直接抽紧了中国的银根，金融梗塞，物价下跌，工商各业资金周转困难，银行、钱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停业，造成大面积经济萧条，从而迫使中国进行币制改革。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颁发《施行法币布告》，宣布废除银本位。长达355年的银本位在中国正式寿终正寝。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银本位在中国的一建一废，中国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建立银本位的过程，是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也是白银流入中国的过程；废除银本位的过程，是白银去货币化的过程，也是白银流出中国的过程。一进一出，中国是赚了，还是亏了？我们不得不谈谈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财富？

货币存在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包括流通、储藏、价值尺度等职能。货币的形式既可以是黄金、白银、铜这样的实物货币，也可以是纸币这样的信用货币，还可以是今天广泛使用的电子虚拟货币。今天的社会现实已经实证了，货币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要在社会中建立广泛的信用、保持适度的规模，从而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哪怕是黄金、白银之类的贵金属货币，如果不能保持币值的稳定，一定造成经济上的灾难；哪怕是纸币、电子货币，只要能够维持人们的信心与稳定的币值，一样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于个人或者企业来说，货币的确可以看作是一种财富。但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不管什么样形态的货币，只不过是满足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工具，其本身并不具备特别的价值，不能按照其面值视为财富。真正的财富是那些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各种有形的实物与无形的服务（或服务能力）。因此，一国财富的多寡不应以其拥有的货币数量来衡量，而应以其拥有的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来衡量。

在银本位建立的过程中，中国得到的一堆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白银，如果它不用于工业或者装饰等实际用途，其货币职能完全可以由其它更加廉价、高效的货币工具所替代，但中国为了获得其货币职能，付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巨量实物财富。在付出了巨量实物财富之后，中国衰落了，而获得巨量实物财富流入的欧洲却崛起了。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随后是荷兰、法国、英国等欧洲强国。可以毫不夸张的讲，中国通过建立银本位的方式，向欧洲流入了巨额的财富，欧洲从此崛起，而中国却由此衰落。崛起的欧洲，又通过战争的方式从中国把白银抢走。

纵观中国的货币史，银本位建立之时，正是中国极盛之时，随后逐渐衰落。而废除银本位制之后，中国才逐步稳住脚步，并日益强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中国百年屈辱近代史，究其根源，因银本位丧失货币主权是罪魁祸首！

20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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