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韦博 · 2019-09-12 ·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9.4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毛泽东总是能够加以客观分析，实行恰如其分的战争准备，占尽战略主动，为赢得新中国成立后若干次局部战争的伟大胜利、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赵韦博，男，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毛泽东指导战争准备的能力是前无古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毛泽东总是能够加以客观分析，实行恰如其分的战争准备，占尽战略主动，为赢得新中国成立后若干次局部战争的伟大胜利、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在这一伟大军事实践中形成了极为深邃的观点、较为科学的方法，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不仅为世界军事史留下了光辉篇章，更对搞好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在战争准备的基本指向上知己知彼，明晰主要战略方向、战争爆发样式

战争准备的首要问题是“和谁打仗”、“打什么仗”，唯有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战争准备才谈得上是有的放矢，才能够称之为战略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战略格局，毛泽东冷静分析、慧眼独具，始终善于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本质，选准主要战略方向，透析主要作战对手特点，判明战争爆发样式，使得新中国在战争准备的基本指向上一贯清晰坚定。

( 一) 明确主要作战对手，选准主要战略方向

主要战略方向即对战略全局产生关键影响的方向。是否选准主要战略方向，直接关乎军事斗争成效甚或战争胜负。主要战略方向选择是否清晰准确，又根本取决于能否明确辨识主要作战对手。针对分辨真正的敌友，毛泽东早就指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因为始终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笃思明辨，毛泽东总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准确框定一定时期的主要作战对手，灵活调整与之相应的主要战略方向，保证集聚应对战争的强大势能和动能。从1950 年毛泽东提出的“三把尖刀”和“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到1972 年毛泽东提出的“两霸中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毛泽东始终紧盯美国、苏联两大主要作战对手，先后选择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依陆向海、在雅尔塔体系中联苏抗美的策略，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至70 年代初同时“反帝反修”的策略，中美建交后依海向陆、在雅尔塔体系框架中联美抗苏的策略，因敌施策、量敌用兵，在主要战略方向的运筹帷幄上清晰坚定。

毛泽东之所以在战争准备的基本指向问题上能够驾驭时局、高超指导，关键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他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清醒，详细甄别各种敌对势力的性质差别，进而确保主要战略方向清晰突出。20 世纪50 年代末，亚洲战争风云骤起。美国先后同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等八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同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同时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策动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战争集团，不断扩大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毛泽东一直严密关注周边局势，对各种敌对势力区别对待。在他看来，尽管菲、泰、巴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但它们并非新中国的主要敌人。该条约的性质对这三个国家而言，更多地是防御性的，是出于美国胁迫下的防共反苏的“堤坝”。中印之间虽存在边界争议，但新中国的主要敌人也不是印度。毛泽东清晰判断，新中国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台湾，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东面的台湾周围及西太平洋地区，战争准备的主要战略方向是东部沿海方向。二是他始终以自觉的政治敏锐，深刻洞察各种敌对势力的重大变化，进而确保主要战略方向转换适时。进入20 世纪60 年代后，中苏关系持续恶化，毛泽东开始关注苏联在北部的威胁，不仅强调“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还要求总参谋部防备苏联自北向南的“大包抄”⑥。1969 年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毛泽东判断苏联取代美国成为新中国的主要作战对手，要求将战争准备的主要战略方向转向“三北”地区。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善于根据形势变化明确主要作战对手，选准战争准备的主要战略方向，并通过在这个方向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确保强敌在该方向不致发难或者发难后不致造成大患，才能够腾出手来，在次要战略方向同其他敌手周旋，打赢多场边境武装冲突甚至局部战争。

( 二) 知悉主要作战对手，判明战争爆发样式

战争爆发样式，是敌对双方使用军事力量开启交战的具体方式。不同国家面临的战争威胁不同、抱有的战争目的不同、拥有的战争手段不同，战争爆发的样式也会有所区别。在首先搞清一定时期的主要作战对手问题之后，毛泽东总是即刻将目光聚焦于主要作战对手的若干重大政治军事特点上，善于摸透主要作战对手发起战争的可能战略背景以及具体手段和方式，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战争准备。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针对战争爆发样式的思考，更多聚焦于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从战争目的和战争控制加以考虑，思索主要作战对手是企图全面颠覆政权发动全面战争，还是谋取个别利益挑起局部战争。二是从战争手段和战争力量加以考虑，思索主要作战对手对我是采取直接军事冲突，还是间接军事干涉。三是从战争规模和战争强度加以考虑，思索我方即将面临的战争是小打、中打，还是大打。总的看来，毛泽东对于战争爆发样式的基本判断是较为准确的，为战争准备预设了科学前提。

毛泽东眼中的战争不是神物，是有规律可循的。正如他所指出: “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这一点亦在毛泽东对于战争爆发样式的判断中得到充分体现。以美国人挑起战争的通常方式为例，毛泽东注重基于历史规律、现实战略、经验教训多个维度加以科学分析和把握。他指出，从美国历史来看，美国总是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即“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才动手，它才参战”; 从军事战略来看，美国推行的是全球称霸战略，势必在世界范围内四处出击，这也正是美国军事战略上的最大弱点，即“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什么地方都想抓，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亚洲，第三是非洲，第四是拉丁美洲，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抓不到。在战略上，要看到帝国主义的弱点”。从战争教训来看，美国挑起并主导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曾使其身陷困境，进退两难，即“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它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综上所述，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反动派，还有蒋介石”。在他看来，美国的主要战争策略仍将是，极力怂恿中国的周边国家或地区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而后以其为导火索，采取直接出兵或间接支援的方式，策动反华势力共同颠覆我政权。因为这样做既有胜算把握，又能最大限度保存实力。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将战争准备的“未来背景”预设为强敌介入、甚至主导的反华干涉战争，切实想全备实。如金门炮击的发起，毛泽东就是立足于摸清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牌，激化美蒋之间的矛盾，逼迫美国就台湾问题重回谈判桌，重新夺回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主动权。

二、在战争准备的策略选择上拨云见日，力避两线作战危险，识破声东击西诡计

战争准备作为一种敌对双方甚或多方进行的军事对抗活动，通常全程充斥着战略智慧迸发与力量巧妙运用的炽热比拼，谁能够在斗争策略上更胜一筹，就更有一分获胜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美、苏这样强大的战略对手及其频繁的战略互动，毛泽东始终洞若观火、直击要害，力戒出现两线作战的危局，及时识破声东击西的诡计，以斗争策略的远见卓识赢得了战争准备的积极主动。

( 一) 孤立分化作战对手，力避两线作战危险

两线作战，从世界战争史来看，是最大的战略危险。拿破仑战争中法国的两线作战，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两线作战、日本的两线作战，均以极大的人力物力损耗和战争的最终失败而告终。自20 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产生分歧至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也曾一度面对美国、苏联两大强敌，以及印度、日本、韩国等敌视中国的周边邻国和叫嚣“反攻大陆”的台湾蒋介石政权，故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准备两面、甚至多面作战。但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觉察到对于两线作战这个问题，他也是尽力加以避免。在1959 年8 月第一次中印武装冲突发生之前，在对印官方答复的信中，毛泽东就已指出: “中国不会那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显然，毛泽东是力避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作战对手，防止出现西南方向和东部沿海方向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同样，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在同周恩来、叶剑英探讨《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时，毛泽东亦指出，“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后来他在谈到国际局势时又指出，“两霸中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可见，毛泽东不仅善于从最坏情况出发考虑应对两线甚至多线作战，更对极力避免两线作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战略清醒。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两线作战的战略危险，并进而在战略策略上运筹帷幄，展现出防止出现两线作战的高超的斗争策略，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外交分化孤立主要作战对手，以政治斡旋化解两线作战危机。毛泽东外交斗争策略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考量就是，如何孤立分化作战对手、赢得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在谈及1954年日内瓦外交斡旋的成功经验时提出，讲和平、联合多数，反战争、孤立少数的外交斗争策略。在他看来，外交上不能关门，而是要积极走出去。要抓住和平这个口号，联合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来孤立、分化那些好战国家。只要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就可以达到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讲和平、联合多数，反战争、孤立少数的外交方针原则，实质就是坚持有所缓和、有所紧张，重点突出应对主要作战对手，同时应尽力避免四面树敌，为战争准备营造最为有利的战略态势。二是通过对作战时机的准确把握，以精准迅猛的军事行动力避两线作战危险。毛泽东总是以高超的军事斗争艺术及时识别、制造、夺取解决边境危机的重大历史契机，善于把握大国之间对抗博弈陷入僵局之际、大国实施战略调整转移力量真空之际，以积极大胆、精准有力的军事行动打赢若干次局部战争，如利用1962 年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之机，坚决打赢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利用1974 年美国急于脱离越战泥潭、苏联尚未大规模驻军越南之隙，坚决实施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成功破解了若干长期困扰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棘手难题。

( 二) 扭住主要战略方向，防敌实施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是以军事佯动欺骗作战对手，达成集中优势力量，削弱对手作战能力，以奇制胜的重大战略战术。一旦军事佯动成功，发生战略误判的一方将被给予致命一击，再难扭转战场颓势。然而，在现实战略互动与较量中，如若不对对手知之甚深，便很难准确判明声东击西的真实目的。20 世纪70 年代初，针对西方一些人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 欧洲) 还是向东( 中国) ，即还是声东击西这个问题，人声聒噪。基于对苏联全球战略和军事实力的准确判断，毛泽东一语中的地指出: “我的看法，苏联是声东击西，口里讲是整中国，实际上是向欧洲和地中海。”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主要敌人是美国，是“要向西，到欧洲、中东和美国”。他在同基辛格的谈话中分析指出: “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 要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互为最大战略对手。苏联之所以始终未敢挑起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顾及美国在欧洲方向对其本土的巨大军事压力。历史再次证明，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估计得十分正确。也正是基于此种判断，毛泽东才敢于在中苏珍宝岛方向对苏大胆出击。

美国、苏联作为新中国的主要作战对手，用“声东击西”的策略企图诱使中国偏离战争准备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其一贯使用的政治军事伎俩，特别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数次战略佯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毛泽东防敌实施声东击西的战争准备战略指导中。在战略层面，毛泽东一贯藐视美国、苏联实施的战略佯动和欺骗，坚决拆穿其真实目的和本质，甚至坚决把“球踢回去”。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美国为配合其全球收缩战略，一方面在亚洲方向尽力摆脱越战泥潭，主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另一方面在欧洲方向推动西德跟苏联讲和，意欲推动苏联“祸水东移”中国。1973 年，基辛格频繁出访中国，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反复警告苏联要打中国。毛泽东坚决予以驳斥，指出苏联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后来毛泽东在谈及此番谈话的用意时明确指出: “美国说苏联要打我们，才不要信他的话呢! 我那篇讲话，意思就是把他的球踢回去。当心! 北极熊要咬你们，要向西，到欧洲、中东和美国，对付他的‘当心! 北极熊要整中国’。”在战术层面，毛泽东注重把握“声东”与“击西”之间的辩证关系，常常强力军事回击敌之“声东”，迫使敌之“击西”落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前后，美国一直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印度。同一时期，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则在台湾磨刀霍霍，东南沿海方向的大战一触即发。对此，毛泽东于20 世纪60 年代初多次指示抓紧拟定应对印军侵略的作战计划，并于1962 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一举击溃印军。直至中印方向战事平息，意欲干涉中印战事的美军不仅无功而返，美蒋联军在东南沿海方向亦无机可乘。中国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越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的速战速决，正是为聚焦主要战略方向，防敌声东击西的最好战略配合。

三、在战争准备的战略预置上内外结合，加紧国内军事布势、境外战场预置

内线和外线相统一，把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结合起来，坚持内线中的外线作战，是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战略指导的一大亮点。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两强争霸、敌强我弱的基本战略态势，毛泽东总是善于把握时机、扭住关节，以国防整体布局的有力调整和有限军事力量的境外预置紧密结合，有效达成了战胜对手、慑止强敌、固国强边的战略目标。

( 一) 加紧国内军事布势，形成致胜力量优势

准备打才能遏制打是毛泽东战争准备的核心理念。在这其中，毛泽东不仅强调指出小打中打大打“多手准备”，更是将立足打大、强化准备作为慑止战争的重要方法。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突出强调军事思想的准备、军事上物质基础的准备是最关键、最主要的准备，始终把强化国内军事布势当作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基于可能的战争威胁对整个国防布局进行合理规划。他明确指出“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并对四大野战军的兵力部署及作战任务进行了初步规定，使得人民军队的军事布势基点由夺取政权转向巩固国防，有效遏制了美国及其支持下的蒋介石反动军队在若干个战略方向可能的军事干涉和反扑。毛泽东还一直严密关注周边局势发展变化，针对美国及蒋介石集团可能的军事威胁，相继提出“北顶南放”、“中间突破，切断南北”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而牵引国内军事布势有力调整，超前预置积极防御、阻敌入侵的战略屏障，用慑敌胜敌的“硬实力”来警告、消除美国、苏联等国军队可能采取的军事冒险行为。

毛泽东运筹帷幄战争准备、强化国内军事布势，突出体现在他始终把创造战场当作战略任务，善于主动超前塑造于我有利的战场环境。他强调指出: “战备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不能搞全面紧张、全面膨胀。”他着眼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基于不同的战略任务、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的战场空间，强调要根据我国特有的地形地貌，进行合理布局、重点建设、网络构造的战场预置和建设。他指示军委在主要战略方向上，构筑了大纵深多地带的立体坚固防御体系，在关键战略要点和地带构成筑垒地带，形成了若干防御要塞，成了从远到近环形配置、多层次大纵深的防御体系。这些较为巩固、完善的防御体系，力求经略一个大纵深的战略空间，有力保证了主要战略方向上的稳定，为赢得军事斗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毛泽东还强调“先搞临时来不及准备的，就是加快搞尖端技术，搞大小三线”。后来，正是因为加紧发展“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加强“大小三线建设”等一系列积极备战措施，使得中国军事实战与威慑能力不断增强。不仅如此，在处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周边若干军事危机中，毛泽东还总是根据不同的形势，灵活进行战争准备，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把“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能力和决心传递给对手，力求造成威慑对手的心理压力，以控制军事危机的进一步升级，有效慑止战争的爆发。比如，在1954 年、1958 年两次台海危机中，通过炮击金门等一系列军事、外交活动，在处理中南半岛军事危机中，通过制定针对美军干涉行动的“对等升级”的军事援越方针，等等，毛泽东通过在军事上积极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向对手传达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对美国、苏联以及周边敌对国家的战争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遏制了个别国家的侵略野心。

( 二) 积极预置境外战场，力求外线主动破局

毛泽东从不孤立地看待战争问题，总是主动开展外交斗争、布局国家关系，甚至是积极用兵境外，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谋求和平塑造有利战略态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大基本内容是，坚持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战略上处于内线的军队也能争得外线作战的主动。在考虑国防安全问题时，毛泽东也始终秉承这一战略思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百废待兴，人民军队尚无境外作战经验，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毛泽东始终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思考国家安全、运筹国防斗争，积极主动跳出传统守土御敌的惯性思维，因势利导，深远经略，多次充分利用美国处心积虑开辟的东方战场为预置战场，以积极大胆的境外用兵御敌于国门之外。

从对于世界战略格局的认识上，从对于政治外交战略的运用上，特别是从对于若干次境外用兵的实践上来看，毛泽东都是极富预见、极有魄力、极具创意。入朝作战之初，毛泽东在作战部署上的战略设想是: 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将战线由鸭绿江国境线前推至这一地区，因为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针对美国策动越南战争不断升级，毛泽东建议越南要在沿海修阵地，要有一、二、三线。河内是第二线。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人打到河内，只要越南政府要求我们去，那我们是要参加的。这里阐述的作战理念及确定的具体位置，体现出毛泽东关于创设境外战场、外线作战争取国防安全的战略思维。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抗美援老( 挝) 等一系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证明: 从入朝开辟境外战场的具体军事部署到朝鲜停战谈判时界定的“三八线”界域，从以越南境内北纬17°为界间接参战到力援越南北方统一越南全境等一系列的措置裕如，毛泽东始终以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以不畏强敌且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胆识，以一脉相承的“抗美援邻”军事斗争布局境外、量敌用兵，逐步夺取军事主动权和政治主导权，进而以武止戈、卫国保家。毛泽东对于境外战场预置的战略思想及其军事实践，既抗击了美国对朝鲜、越南的入侵，又针锋相对地抗击美国对中国东北方向、西南方向的战争威胁，为巩固新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建立起牢固的地缘屏障，创造性地将“内线问题外线解决”运用到实际博弈当中，以主动外线破局有效突破强敌围堵遏制，反客为主掌握军事斗争战略主动权，下好了一盘克敌制胜的战略“大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