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知识为人类。

作者：胡鞍钢  2018-11-21

【编者按】10月2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主题发表演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讲坛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主持。

本文根据胡鞍钢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全文共计2.4万余字，分上下篇推出，今天推出下篇。

三、改革初期的不利条件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改革初期存在着许多不利条件、约束条件。

第一是巨大的人口规模发展压力。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发展，更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曾经解决过这么多的发展问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在1980年要实行提倡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是党中央对于中国国情的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是中国人均收入居世界后列，仍然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人均总国民收入为200美元（现价），在188个国家中居第175位，相当于世界最后的7%位置。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才认识到“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经济发展，让人民富裕起来，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首要任务。

第三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按中国官方农村贫困线，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1978年约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30.7%；按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贫困人口，估计7.9亿的农村人口几乎都是贫困人口。对此，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他留给邓小平最大的经济遗产，也是邓小平发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解放农民生产力，让农民摆脱贫困的重中之重任务。

第四是明显的城乡差距。这是中国基本国情的特点之一，估计建国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3倍左右，1957年上升至2.9倍左右，到1977年降至2.2倍左右，如果从实际人均支出的角度看，城乡差距会更大。其根源还是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甚大。

第五是特殊的经济结构，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了，虽然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居世界后列，但是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常高，那么就会出现了工农之间的不平衡性，反过来看，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又太低，还不如低收入经济体的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就更低了。

中国80年代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改革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了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改革战略是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农业自由化而非工业自由化，非国有化而非全面私有化，经济自由化而非政治自由化，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而非资本主义方向，不仅保留了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而且通过改革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而前苏联、东欧国家所实行的是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私有化或全面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公开化、民主化的改革战略。

当时中国面临加速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因此，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的国家的初始条件大为不同，客观地说，中国的发展条件最差、水平最低，但是，中国后来发展的最好。实际上现在去波兰、捷克等这些国家，实际上他们的工业化，在我们之前都已经具有很高水平，但是回过头来看，就如上次王绍光所介绍的，现在的波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还没有超过改革之前的1985年的水平，可以称之为“大倒退”。为什么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进则退，进慢了还是退。这就是国际竞争的简单真理。

总之，中国改革初期所面临的条件是极不利的，但是按不变价格计算，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是1978年的23.8倍，创造了世界记录，首先是人口规模纪录，其次是经济增长速度的纪录，最后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纪录。

四、邓小平等重新认识中国国情

中国领导人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又是如何制定中国发展战略？应当说，不断认识中国国情，不断提出现代化战略与路线图，都反映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前瞻性的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图，当时的提法是：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

从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对基本国情的判断就是把它界定为阶级斗争与道路斗争。对此，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这一判断：

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16]

1969年党的“九大”党章总纲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定义为：“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四个存在说”。[17]

文革之后，邓小平等领导人重新认识国情，特别是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多次讲到，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这是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观点：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18]

1979年谈到基本国情时，邓小平讲的第一句话是“底子薄”，是指现代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二句话是“人口多”，是什么含义？邓小平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9亿多，其中80%是农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是邓小平对人口国情的进一步深化认识。

第三句话是邓小平加上了“耕地少”。[19]在当时的统计，中国耕地占世界总量比重只有7%，水资源占世界总量的6.5%，但是要养活22%的世界总人口，所以说他把这个基本国情说的很清楚。

此外，邓小平还提出“大国小国论”。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小国。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是世界大国，但是我们人口一多、一平均下来，又是小国。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很低。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首次用了这个概念和指标。1987年十三大报告首次指出，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因此邓小平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是两点论，既看到优势，也看到劣势，既看到有利条件，也看到不利条件。

文革之后，主要领导人重新认识中国国情，这是他们发动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因，也是他们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图的国情基础，形成了政治共识，集体决策，共同发动改革开放。不仅是邓小平同志，还包括了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

文革之后，领导人重新界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回过头来看40年前，当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必然重新转向“天下大治”为执政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历史使命。

首先是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同志提出：中国要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宣布历时十一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国怎么能改革开放？这就是历史。

第二，党的十一大党章，重申了

“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使命。

这里定义的是“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后来党的十二大报告改为“社会主义国家”目标。

最后，就是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确立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着力点、注意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

五、结语：改革初始条件与初始选择

我们作一个历史回顾的话，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明显高于毛泽东创立新中国的初始条件，即毛泽东时代为邓小平时代奠定了更好的基础、更高的起点。

为什么中国需要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属于危机型的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特别到后期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背景下，因此改革起因于深刻的危机，改革也来自于外部的挑战，改革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改革属于挑战型的改革。改革起因于各种内外部挑战，特别是新的全球化。改革也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作出的主动回应。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体制内的改革，即改革的发动者、推动者、领导者，都是体制内领导人的自我发动、自我改革，并且在原来的政治体制框架下进行改革，它就有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过程，不是大的“翻烧饼”，而是一个不断试错的探索实践的过程。

总之，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对改革的初始选择，并不是随意的、主观的，而是理性的、务实主义的，还是渐进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是陈云同志提出的。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既看到毛泽东的巨大成功，也看到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他们在推动和决策改革的时候，更多的是务实主义、渐进主义，结合中国国情，既不会在实行激进主义、冒险主义的路线，也不会去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模式，从一开始，他们所提出的最核心观点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搞中国式的现代化。

谢谢大家！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第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7]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评  论

王绍光：首先是看到这个标题，40年前，一看到40年前，我就感慨万千，因为40年前就是我们俩作为学者的初始条件，40年前我和他两人都是77级进大学，说是77级，实际上进大学的时间已经是1978年之初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这个提法，但是过了不久，就有了改革开放的提法，那个时候，有首流行歌曲叫80年代新一代，其中唱到“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那时候想20年以后，或2000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现在一眨眼，不但2000年就过去了，又过了18年，不由人不感慨万千。我们两人走上学术道路，初始条件就是在40年前，我们今天来讨论40年前共和国的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

这个初始条件，胡老师刚才分析的很到位，就是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不管是在当时，还是40年后，对有利条件、不利条件的感知与认识并不是那么容易。有些条件是容易观察到的，比如说像一些物质条件，耕地少，人口多，这是能直接感受到的东西，当然即便是这类条件能准确概括也非易事。刚才胡老师讲了，毛泽东讲人口多，底子薄，然后邓小平等又加一个耕地少。可见即使是物质条件，把最关键的方面点出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世界上的客观现象太多了，哪些条件是重要的，对你今后的发展是最重要的、相关的，把它们清晰地点出来也是不容易的。

还有很多条件更不太容易观察到，比如说经济、社会、心理和国际条件，因为它们不那么直观。有些条件，当时看到觉得是一个负面条件、不利条件，但事后看、长远看却会发现，未必是这么回事。比如说人口，人口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人那么多，关键是怎么看待他们。他们到底是“人口”还是“人手”？这个就得做分析。如果把庞大的人群看成“人口”的话，是上十亿吃饭的口，那就太多了，是一个不利条件。但是回头看的话，当时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恰恰表明中国正在进入所谓人口的红利期。其实，从数据分析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恰恰是中国进入人口红利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当然要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种种压力问题，但总体看，它恰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期。另一个例子是所谓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初期，很多经济学家与其他学者老觉得二元结构好像是一个不利的条件，好像是不得已才要弄出个双轨制。今天回头去看的话，也未必是这么回事。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有一段时间关注苏联和东欧地区多一点点。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时不少人觉得苏联的计划经济搞得比我们成功一些。像胡老师刚才也讲到的，它们成功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苏联要生产香皂，它布局几个点生产香皂就完了，全国的香皂都这几个点进行香皂生产，然后分配到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看似很有效率。中国当时看起来乱糟糟的。大跃进的时候，中国大量出现了第一批农村中小企业，城市里边也开办了无数家街道的集体企业。中国妇女第一次大规模的进入就业市场，就是大跃进时期。但是到了1961、1962年，当经济出现困难时，这两类企业大量关停并转，把那些工人赶回田中或家中；当然也留下了一部分。十年后，在文革后期，农村又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的“社队企业”，后来叫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生产的东西质量不好，效率也不高，重复生产严重，看起来是浪费宝贵的经济资源。但是，这些东西的存在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文革后期，为了备战要求全国每个地方都要发展五小企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其实除了这五小，还有无数个其它类型的小企业。文革结束后、甚至今天都有“专家”指责这种发展是落后的、没有必要的。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也未必。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每个省、每个市、甚至每个县都有啤酒厂，这么多啤酒同时存在，啤酒市场就会产生竞争了。同样，那时每个省、市、县都在生产肥皂、电视机、洗衣机。我们当年记得的、各地生产的名牌电视机，现在几乎99%都不在了，但它们当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提供了一个竞争的环境。正是有了国内充分竞争的条件，到90年代，中国各种消费品纷纷具备了国际竞争能力、走出国门、占据世界小商品市场的巨大份额。所以，有些初始条件，当时未必能够那么清晰的认识到；今天回头去重新评估这些初始条件，对我们认识改革开放成功的要素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类初始条件就更难以观察到和注意到了，即改革开放的制度条件。比如，胡老师刚才讲到，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不管农村、城市，基尼系数，也就是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数都是很低的。换句话说，中国当时是很平等。但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把社会平等看成一个不利条件。如果回头查阅1979年、1980年出版的经济刊物的话，当时大量的讨论是讲怎么才能够拉大差距。当然，那时并没有明说要扩大不平等，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那时，不少“专家”认为，只有打破“大锅饭”，人为把差距拉大一点，才能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但是回头去想，假设改革初期中国十分不平等，假设解放后没有进行土改，农村搞承包的话，那是要打破头的。我们的承包是什么样的承包？是非常公平的承包。一个村里宅基地与责任田的划分，都是相当相当平均的；一家分到的土地往往不是一块儿地，而是七八块地，好地、坏地搭配。如果不这样分配，农民不造反才怪。而没有新中国的土改，承包制能这样分配土地吗？这样一种初始条件有多么重要？只要放眼看看世界其它地方就清楚了。前几年，津巴布韦就为了一点点土改闹的天翻地覆，全世界的国家都制裁它。今年八月，南非要搞土改，美国总统特朗普出来一威胁，南非就赶紧缩回去了。它希望改革，却硬是无法推进，一来它本来的初始条件很不平等；二来它国力不强，无法抗拒外部势力的压力。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从1947年在老解放区开始，到1953年全国完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彻底消除了一些制度性的障碍。制度性障碍在几十年前就被消除了，结果这个初始条件往往被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忽略。

此外，还有一些初始条件，不认真琢磨的话，也不一定能注意到。例如，1996年开始的大规模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到2002年前后，造成大约6000万人下岗失业。我经常跟外国人开玩笑，我说6000万人相当于一个英国的人口。这么大规模的人口下岗失业，在全世界都可能要闹的天翻地覆，在中国居然就这么过来了。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风平浪静，不过最终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风波。为什么如此？如果不是因为前面几十年的铺垫，如果中国的工人阶级对这个党、这个政府没有非常强的信心，唱几句“从头再来”的歌，他们是不会买帐的。从解放以后，几十年下来，中国千千万万工人大众对党和政府有一种朴素的感情，相信党和政府的政策最终定会惠及自己，于是形成了一种信任。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这种信任产生的力量比什么都大，让中国的工人阶级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当然，绝不能滥用工人阶级的信任。于是，2002年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行低收入保障等一系列社会政策，对改革开放的利益受损方进行兜底与补偿。但不管怎么说，上述制度条件都是极为重要的，今天回头去看，对此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不然的话，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就会缺掉一大块。

从理论上说，初始条件首先是改革的理由。因为对当时的现有条件不满意，因此有必要进行改革开放。其次，初始条件也决定了改革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肆意妄为。鞍钢在讲演一开始引用的那段马克思的话，讲得非常到位。初始条件决定了我们改革的起点。就中国当时的初始条件而言，改革不仅应该从农村开始，也必须从农村开始，而不是从其他地方开始。中国的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几乎晚了5年，到大约1984年以后才开始，当时叫做“包字进城”，即将农村改革的承包概念引入城市。初始条件也决定了改革的顺序。比如，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是先有农副产品的市场，然后有其它商品的市场，再后有生产环节的中间产品市场，最后有经济学家所说的“要素市场”，对劳动力、资本、技术都进行市场配置。走过这个顺序经历了一二十年。所有制改革也是如此，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相反，我们都是先立后破，即一开始不动公有制企业，而是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的成长；等非公经济壮大起来以后，即等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大规模地把效益不高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进行改制，让它们慢慢推出市场。初始条件还决定的改革的速度。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初始条件就是，没有可以直接照搬的外部经验。全世界历史从来没有这么大一个经济体要同时进行多重转型。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改革的速度不能太快，它必须是渐进的。我们也确实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而没有去听信什么哈佛教授的说法，没有实行振荡疗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震荡疗法听起来似乎是蛮有道理的：前面有条沟，你只能一跃而过，而不能指望分两次或多次跳过去。不过，这个比喻没有告诉大家，这条沟到底有多宽。如果这条沟非常宽，一次根本就跳不过去；那么，如果任何人试图一跃而过，其结局必然是跌入沟中。所以，振荡疗法的比喻好像很形象，很到位，其实里边有个明显的陷阱，那一跳可能是惊险的一跳、致命的一跳。那些听信这个比喻的国家后来就掉到沟里去了，一蹶不振；其中有几个国家至今人均GDP水平还没有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也就是33年前的水平；它们也许还需要另外一个33年，即一公66年才能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可见那条无法一跃而过的沟到底有多深。既然转型是如此艰难、不确定性是如此之大，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绝对不能以十几亿的人的前途命运作赌注、作代价。

最后，改革的初始条件也决定了我们改革的节奏。节奏不同于速度，速度快慢与有没有节奏是两回事。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讲究文武之道，一张一驰。推进改革开放是必要的，但只顾推进，不会停歇是不行的。跑马拉松如果只用一个速度有可能产生疲劳；改革开放也一样，如果一路推进，会让人们产生改革疲劳症。回首过去40年，改革开放有时快一点、急一点，有时慢一点、缓一点，这就是阶段性的一张一驰，这也跟初始条件有关，这个初始条件就是，我们都是人，人类做事情必需一张一弛，不能绷得太紧、太久。

最后一点，从理论上来讲，既然我们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是与初始条件分不开的，那么，不管我们的改革开放可以总结出什么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其实都难以输出，因为别的国家初始条件不同，它们无法复制我们的初始条件，如共产党的领导。很多人喜欢讲中国模式，我基本上从来不用这么一个词。模式好像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供效仿，放到哪里都可以用。显然，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初始条件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初始条件，改革的成败与它们都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具体做法是无法复制的，无法出口的。我们能够介绍的只是，我们的不惟书、不惟洋、只惟实，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至于改革开放中采用的一些具体战略、具体做法，我们没有办法出口，也不宜向外边推广。反倒是像欧美那些国家，他们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他们把自己发展起来的初始条件完全忘掉了，比如战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等等。西方国家发展的初始阶段是用非常残酷手段攫取第一桶金，现在他们都不讲了；只讲抽象的市场、产权、自由，仿佛他们是靠这些起家的，完全是自欺欺人。而我们必须讲清楚，我们的初始条件跟别人的初始条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宜出口自己的模式。好，谢谢各位。

郑京海：非常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做这么一个精彩的报告，我下面从理论的角度，来对胡老师这个题目做几点评论。

胡老师一直是很重视理论研究的，胡老师说“中国奇迹”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能够把它上升到理论，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理论进一步的指导实践。所以，我的第一个命题是，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说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是符合所谓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的，包括政治经济学和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从纯理论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历史背景，也是有世界意义的。

首先"天下为公"的概念是孔子2000多年以前提出来的，翻译成英文叫做“Allunder Heaven are equal”。它实际上是一个绝对平等的概念。然后基于“天下为公”又有了“耕者有其田”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再对应一下1949年的革命，它实际上是土地革命。所以中国发生的这类大事件，实际上都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这些概念和概念的实践也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考路径。当然土地革命以后，中国主要还是搞了计划经济。 胡老师也说了，实际上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成就也是世界瞩目的，但是它缺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知道，搞计划经济的这些国家，从纯粹民生的角度来讲，当时都不是很成功。当时计划经济的这个理论基础是兰格，一个波兰经济学家，在1936年提出的一个计划经济的模型。从现在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它给主流经济学打下了一个基础。但是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市场模型。1954年时，所谓的竞争市场模型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们还提供了一些数学证明。就是说，如果搞市场经济，那么市场上必须都是小企业。如果企业是私有的，如果这个市场达到了均衡的话，社会福利就会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模型和上面那个模型，在市场达到均衡时的很多性质是一样的，只是说计划经济模型里的企业是公有的，而现代经济学的市场经济模型里的企业是私有的。

那么中国改革的创新在什么地方呢？它其实是把这两个模型合在一起。把这两个模型合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型”。这个模型里面的企业有私有的，也有公有的，一般小企业可以是私有的，大企业的话可以是公有的，或者说搞成国有控股，或者是说受政府监督的民营企业。所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模型合在一起，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解释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 前30年可能偏计划，后40年又把市场的成分加进来了，这样的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平衡。

所以从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胡老师也已经提供了很多数据了。现在反过来看美国这几十年，它的经济实践的情况，反而是不断地出现了危机，它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它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它的寡头垄断，不断地制造经济危机。第二是私人寡头垄断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什么？一个是私人垄断资本，再有一个就是劳资分开。把劳资分开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较，与通常说的市场经济模型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最后，美国的这种寡头垄断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导致经济增长没有动力。

有数据显示，现在美国的垄断资本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的垄断，2008年的金融危机前后，美国前五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了50%，然后它的银行之间又有很多业务，而银行业的产品又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所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从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讲，它是不可避免的。刘鹤副总理，2013年主编的这本书里边就发现，历史上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前（1929年和2008年），美国都是处在金融监管宽松时期。如果你有私人垄断企业，特别是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话，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你一定要监管。如果你监管不过来的话，你就把它国有化。这是中国这么多年一直搞国有银行的原因。这个做法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没有遇到所谓金融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收入两级分化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一次是30年代大萧条之前，1%的家庭的收入占到了全国家庭总收入的20%多。所以这个收入的不平等是金融垄断资本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这又正好跟这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联系起来。

2016年的时候，就有数据说，美国有4900万人是吃不饱的，是没有吃饱就上床睡觉的。美国的人均GDP是6万多美元，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讲，当经济运行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偏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最终会出现什么情况。另外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的情况也有问题。有个叫罗思义的英国人，他的英文名字叫John Ross。他就估算了一下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最近的美国20年移动平均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增长率的趋势是往下走的。美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十几二十年基本是靠借贷。所以我感觉，把中国的实践跟这个理论联系起来以后，我们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是符合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它的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中国的这个实践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最后，从纯粹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这个所谓的“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是和现代经济学理论是一致的，我就讲这些。

Q&A

问：相对于40年前，目前改革开放红利是否存在临界点？红利是否到头了？再开放也无非是增加外资，侵吞国资的利益而已。

胡鞍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改革开放，它是有多种红利的，有几方面构成。当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前进入人口红利期（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60%），到2010年达到高峰，而后有所下降，但还是处在人口红利期的后半段，还没有关闭（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于60%）。现在中国进入人力资源红利期和人才红利期、教育红利期等，突出表现为各类人才和熟练技能劳动者规模扩大、占人口或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上升。因此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先上升、后下降，但是其他红利是持续上升的。毛泽东时代，无论是教育红利，还是健康红利，都对改革开放起到重要的基础性、长期性作用。如195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到1978年已经达到4.0年，人均预期寿命从41岁提高至65.8岁，现在又分别达到10.5年和76.6岁，仍然发挥和释放红利作用。

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最大的红利，不仅在经济领域，又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也包括生态环境领域。当然，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有深刻教训的。1989年我们在《生态赤字：21世纪中华民族最大生存危机》的《国情报告》中指出，不仅要利用后发优势，也要避免后发劣势，尤其是不能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实际上还是不可避免走了这条道路。直到后来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努力，开始收获生态红利，突出表现为中国各地特别是北京PM2.5的明显下降。

在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什么经验，而后每十年进行一次重大的决策和顶层设计。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简称50条）；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简称42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60条）。这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本身就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一步步走到今天，也不断地释放各种改革开放红利。

问：你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在1978年，为什么非得在1978年？而不是1971年和1979年？

胡鞍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即将出版）一书中专门用两章来讲这一段历史，从1976年10月，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既是政治徘徊期，也是改革的政治准备期，是改革开放必经的阶段。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及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达成政治共识，才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之际进行了全面整顿，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错误，是一次改革的预演。由于毛泽东的反对，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最终失败。不过毛泽东批邓小平还是搞黑猫白猫那一套，让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了“猫论”。从邓小平被打倒那天，他就意识到早晚要搞改革开放。

当然，不仅还有邓小平一个人，毛泽东时代也给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治党、治国领导人才资本。以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会为例，首先邓小平、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叶剑英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恢复工作的彭真是中共七届和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其他的老同志。还有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八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他不仅协助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还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八大文件，也包括协助邓小平起草八大党章。他们都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集体领导，开启并推动了改革开放。这就经历了一个政治准备期，转变成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领导人和平过渡阶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改革开放的起点。

谢谢大家。

-END-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换思想、交流经验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传递中国话语、中国风格。

此讲座系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