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达|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来源：《深圳奇迹》

【文/赵达】

一般认为，枢纽地位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催化作用。当你打开一幅世界地图，也许会发现全球绝大多数城市都坐落在这样或那样的河流和港湾的纵横交错之处。据统计，在过去的70年间，全球贸易总额增长了155倍，沿海大都市地理优势凸显。以中国为例，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14个对外开放城市中，便有13个位于海湾或河口。

追溯过往，自1498年达·伽马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以来，香港便成为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枢纽，被誉为“东方之珠”。由其向南，经过与印度洋沟通的马六甲海峡，可达欧美及非洲；向北，又是印度洋通往日本等国的要道。如果欧美、日本等国意图打开中国南部市场，那么香港无疑是最重要的门户。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得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成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亚洲四小龙之首，而彼时的深圳拥有的仅仅是海滩和荒山。不过1979年之后，政策风向突变，特区不断设立，这意味着偏向性的基础设施投入、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在此环境下，企业受到的限制大为减弱，更容易诞生优秀的企业家和创新先驱，使得相关区域具有明显的吸引力。深圳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历经30多年急速发展，在2017年，经济总量已超越香港。考虑到这一奇迹毫无疑问地与紧邻香港的空间特征紧密相关，本章第一节基于区位视角简略回顾香港的近代历史。在此基础上，第二节描绘两座城市间的经济互动。第三节通过同时期四大经济特区对比，探讨不同发展轨迹背后的原因。

往事悠悠：为什么英国选择香港，中央选择深圳？

1757年，清朝乾隆皇帝颁布了“一口通商”命令，使得广州凭借“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随后，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迫切希望占领巨大的中国市场。鸦片由于利润率奇高，成为倾销的不二选择。

1839年6月，林则徐南下广东进行虎门销烟，这场运动随之转变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正式冲突。1839年10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向海军上校义律（Charles Elliot）传达内阁意见，要求夺取中国“舟山群岛的一个岛屿或厦门城”，以“作为远征军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构建为英国贸易机构的牢固基地”，并“永久占领”。该指示等价于封锁大运河与大海之间的交通控制权，以及获得“可能大得多的政治影响力”。

1840年7月，英军攻占舟山，道光皇帝任命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谈判。由于舟山距离北京只要两星期路途，迫于清廷颜面，琦善认为并无退让余地。与此同时，义律发现，在1840年7月至1941年2月的英军染病人数约为700人，死亡600人，伤残1000人，病死人数达到整个鸦片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

这时候，义律的态度开始转变。1943年，他在与巴麦尊的交谈中解释了不愿意占领舟山的原因。“凭借对舟山的亲身了解，我认识到，与我们以往的偏爱截然相反，它完全不适合我们在中国的目标。航行……充满危险，除了动力汽船之外，其他船只几乎无法航行。”随后，义律擅作主张，从舟山撤军，并于1841年1月26日占领了香港岛。

巴麦尊对这一行为勃然大怒，他在1841年4月10日送交女王的报告中指出：“巴麦尊子爵对中国远征军的结局深感羞辱和失望……义律上校似乎完全错误地理解了给他的指令，就在舰队的军事行动大获成功之际，他仅凭一己之愿，认可了非常不恰当的条款。”

毫无意外，1841年4月21日，巴麦尊决定由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代替义律行使在华职权。他在函件中对义律冷嘲热讽，对香港则不屑一顾：“你获得了荒芜之岛香港的割让，岛上几乎没有一幢房屋……很显然，香港不会成为贸易中心……我们的贸易将一如既往地在广州进行。他们（英国侨民）可以前往荒凉的香港岛，在那里修建房屋来隐居。”

实际上，对于占领香港岛，可以从商业和军事两个角度探寻原因。

在商业方面，怡和洋行创办者、鸦片商最重要的发言人查顿（William Jardine）较早提出了占领香港方案。1836年在华英商喉舌《广东记录报》曾公开宣称：“如果狮子（指英国）的脚爪将占据中国南方某个地方，那就占据香港吧，……十年以后，它将成为好望角以东最大的商业中心。”

义律在1841年6月21日给英印总督奥克兰的回信中也指出：由于战争，货运被大量囤积……英国要找另一个地方可以清货，同时不需要再付逾期停泊费和其他额外费用。而且，为了不再给不守诚信的当地商人从中操控和抽取利益，香港行动是有必要的。

在军事角度方面，义律在1842年1月25日送交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an）（巴麦尊的继任者）的报告中指出，与舟山相反，香港“巨大而安全的港口，丰富的淡水，易于由强大海军来保护等优点，地域大小和人口状况都很适合我们的需要”。

作为实际掌舵人，璞鼎查的言行或许值得关注。他曾经明确指出占领香港的三个优势：第一，随着清廷的禁烟措施愈来愈严厉，占领香港，能为英国商人清除一些主要的贸易障碍，同时摆脱澳门葡萄牙人的牵制。据统计，《南京条约》生效后，香港岛逐渐取代伶仃洋，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走私总站。第二，香港在环境、水深、淡水供应、地域大小和人口状况方面非常适合建立海军基地。第三，如果打开中国华南地区地图便会发现，香港与当时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距离最近，可以经营成对华贸易的重要根据地。最终，维多利亚女皇承认了由于“君令有所不受”得来的香港。

峥嵘岁月：香港与深圳的发展互动

深圳和香港一衣带水，跨过连接两地的罗湖桥不过5分钟时间。地理邻近使得两地人员、资本流动颇为频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在香港和深圳两座城市再贴切不过了。

一、风口下的香港

故事的起点或许还要从香港的崛起历程谈起。在1842—1949年的一个多世纪里，香港的发展一直波澜不惊。诚如前文所述，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天然良港是“日不落帝国”进行远东贸易的战略支点。为了对怡和洋行等外贸公司进行融资，这里先后组建了第一家银行——金宝银行（1845年），中央银行——英国渣打银行（1853年），以及汇丰银行（1865年）。在此期间，作为当地人，如果能够从事与洋行相关的服务业便是一份颇为体面的工作了。

即便如此，当时的香港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景气程度与上海相比，都难以望其项背。或许是洋务运动的原因，上海在19世纪中后期便已形成辐射全国的金融市场，甚至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亦是落户于此。1876年，晚清文人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写道：“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上海和香港被拿来相提并论，不知是不是从那时开始的。当时甚至有英文报道幽默地说到，上海英商自认为高香港英商一等。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自1948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及周边地区商人纷纷来到香港，为香港带来了50%以上的财富。香港学者陈冠中在《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中写道：“1949年后，各省来香港的人多了，从山东威海的警察到跑单帮的台湾客，在本地广东人眼中都是外省人。其中，上海人最为瞩目。”

在生活层面，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一个代名词是“时髦”，打扮饮食一直引领着香港潮流，比如上海理发师带来的“平头装”“蛋挞头”“飞机头”均受到格外欢迎。当时的理发店名称上只要出现“上海”，价格就要高出一般水平不少。

随着上海资本的兴盛，作为其支柱产业的纺织业开始在香港生根播种。1953年，恰逢美国放开港制品输入，纺织品和成衣占到香港出口产值的50%以上，这种盛景，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的内地改革开放。相比之下，随着全球冷战氛围日趋浓厚，上海这座城市的金融属性被相继剥离，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要等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

自1960年开始，香港经济进入黄金时期。在随后的三个10年里，其GDP每10年便能够翻一番，“东亚奇迹”名不虚传。一般认为，在1841—1950年的110年间，香港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内地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使得转口贸易额趋于萎缩，从而逼使香港在短时间内适时调整经济结构。

或许是机缘巧合，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进入工业转型期。美、日等国人口增长率下降造成工人短缺和工资上扬，因而要想大力发展钢铁、化工、汽车和机械等出口导向型资本密集工业，自然需要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进行转移。香港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机遇，集中力量发展服装、塑胶、玩具、钟表、化工、电子等轻工业，也因此成为亚洲地区制造业中心之一。

到60年代末，香港制造工业产值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产品出口的比重已由50年代初的10%增加到80%左右，这标志着香港经济结构已成功地由转口贸易为主转变为以轻工业制造业为主。

在20世纪70年代，幸运女神再次降临在香港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两次“石油危机”促使能源、矿产资源等初级价格上涨，严重压缩了美、日重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空间。20世纪80年代，科技革命、信息技术又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高科技产业领域成为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新战场。为了快速占领制高点，美、日必须尽可能多地丢掉旧包袱。于是在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继续转移的同时，标准化的技术产业也开始在外布局，最终促成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崛起的第一道风口。

如果说天时始于运气，那么最终的成功则依托于人和。在外部环境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香港政府不失时机地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对腐败采取了零容忍态度，从而极大地促使香港逐渐转轨为现代、透明的高效政府典范。

与此同时，伴随着法治的进一步健全，金融发展所需的制度土壤日趋完善。1969年12月17日是香港金融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由华商李福兆牵头筹备的“远东交易所”正式开业，标志着由外资统治香港证券市场的旧格局被首次打破。在基础建设领域，香港政府开始实施“十年建屋计划”（1972年）和“居者有其屋计划”（1976年），金融与房地产这一孪生兄弟出现盘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香港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的迅速转型。然而，香港的历史机遇还远不止于此。

二、创新的港深“前店—后厂”模式

纵观全球，任何港口贸易的发展都依赖于腹地经济的滋润，比如新加坡植根于南亚、东南亚经济，鹿特丹则以西北欧为依托。因此，香港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与内地密切相关，这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了十分充分的体现。

就香港而言，1980年年初，制造业在本地的发展受到空间狭小、资源短缺、成本高涨、竞争激烈等因素严重阻碍。因此，借助珠三角的巨大优势，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迫在眉睫。对于内地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使得资金监管较为严格。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大金融财团纷纷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并以此为跳板打开内地市场，这对于香港金融中心建设无疑是强心剂。1986年，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额悄然从1969年的25.46亿港元攀升至1231.28亿港元，“纽伦港”格局初现。

数据显示，1979—1984年的大多数时间里，GDP增速均在20%甚至30%以上，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超过80%。或许恰如歌曲《我的1997》所描述的：“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

港深两地合作为深圳带来的效益是可观的，甚至是惊人的。深圳市前副市长邹尔康曾用几个数字描述1979年的深圳：工业产值6000万元，农业产值1100万元，两者相加，还不到2014年深圳GDP的两万分之一。邹尔康因此诙谐地说道：“老百姓都夜不闭户，一是因为民风好，另外也没有东西可偷啊。”事情的转折点也恰在这一年。在20世纪80年代，深圳GDP增速只有一年没有达到30%，超出50%的有6年，最高增速为83.53%，平均增速破天荒地达到52.11%。即使90年代的前5年，其GDP平均增速也高达40.66%。

现在看来，当地政府颇有远见地通过“三来一补”形式，将电子、机械、五金、化工、塑料、纺织、服装、玩具、食品等香港主要制造业部门悉数吸纳，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性作用。1985—1995年的数字显示，香港每年在珠三角投资于制造业的资金由5亿美元增至58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到27.5%，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比例高达70%—90%。因为迁移企业的主要是生产基地，所以依然和香港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香港保留并扩大了为工业提供各类生产服务的功能，从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前店—后厂”地域分工模式。部分学者统计，这一时期参与“后厂”服务的企业约占香港服务业的60%。在这个过程中，深圳不仅学习了先进技术，还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走上市场经济道路提供了种种可能。

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灏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央领导认为，深圳就这么小一块地方，并不要求实现多少GDP，向中央上缴多少财政收入或者是创造多少出口外汇，重要的是为开放、改革探索，创造新经验。

“特区不做好改革探索工作，无论搞了多少GDP，都不能说完成好了特区的任务。”

话是这样说的，深圳确实也是这样做的，而接下来的改革无时无刻不体现着香港的身影，比如取消粮票、打破铁饭碗、工程招投标、用工合同制、效率工资、土地使用权拍卖、房地产商品化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深圳就是吃着香港的“螃蟹”长大的。

“炒鱿鱼”从深圳传到全国。当时，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刘天就在深圳成立了第一家港资宾馆——竹园宾馆。由于服务人员态度和服务水平不高，开业几个月后住客越来越少。刘天就向社保部门领导反映：“劳动工资制度非改不可，再不改我的老本都要蚀光了。”他建议实行合同制，让员工能进能出，称职就留下，否则就走人，用香港话来说就是“炒鱿鱼”。

时任深圳市劳动局局长的张文超组织调研组在蹲点调查后，提议以竹园宾馆作为用工改革试点，率先打破固定工制度，采用劳动合同制，并让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和工资分配自主权。就这样，在新制度试行一年后，竹园宾馆在1982年的纯利润比1981年翻了一番。

1983年，《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和《深圳市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暂行规定》分别出台，深圳成为内地第一个实行劳动用工合同制及社会劳动保险制度的城市。可以说，深圳的做法打开了全国劳资关系改革的闸门。

另一边，深圳土地财政改革缓缓拉开序幕。

这还要从1980年的一场大雨说起，两个小时之内，罗湖一带就变成了汪洋。大雨过后，时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叫来工程师们，估算“五平一通”成本，结果发现，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近20亿元，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对于当时的特区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时任深圳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回忆说：“香港人启发了我们，香港财政收益三成以上都来自土地拍卖。于是我们就想到了租地的方法，用土地换资金。”1986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调研组成立，课题是“如何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能不能拍卖土地”。

1987年12月1日，深圳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开启了政府先征用土地，再出让给市场，以地换钱的模式，做到了用3000万元原始资本撬动76.3亿元的基础建设投资。而在拍卖举行前夕，现场来了一群特殊的嘉宾，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这个被很多人形容为“后无来者”观摩团的到来，表明了中央对这种“吃螃蟹”行为的支持。即便如此，深圳的做法还是招致了种种诘难。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梁湘，甚至被有些人批判为“20世纪80年代的李鸿章”。

然而从现在看来，深圳的做法不仅创造了新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先例，深远影响了后来的财政体制、金融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甚至推动了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即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深圳市体改委原主任徐景安事后回忆：在北京还在为一些理论问题争论不休时，深圳在实践上已经走出很远。

三、改革的反复：“深圳大围剿”与特区地位的弱化

然而，特区的发展并非如表面上一帆风顺。1985年5月出版的香港《广角镜》发表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主要对深圳特区5年来的试验结果进行评估和质疑。有人称这是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而且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帷幕。

陈文鸿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和深圳政府对经济特区的期望，是能发展成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经济，可是，深圳经济却是以贸易为主。数据不会说谎，198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挣的钱多得多。

他还对深圳的贸易模式提出了批评。当时深圳提出的口号是“外引内联”，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一穷二白，没什么东西可出口，1983年外资占比也仅为30%，这30%中又主要是港资。因此，“外引”引不进来便只能更多地指望“内联”了。所谓“内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挖内地墙脚，来盖自家院墙。

具体来讲，由于内地省市尚有许多具备出口优势的创汇企业，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些企业创汇的大部分都被地方政府的外贸部门拿走了。如果这些企业与深圳搞联营，通过深圳来出口，其创汇就可以与深圳的出口商对半分，企业何乐而不为。当众多内地企业都通过深圳出口时，便断了其他省市的财路。

陈文鸿还举例说道，20世纪80年代，内地各省市为了出口创汇，通常会给出口商品以大量补贴。比如，一把折叠伞，市场价为10元，但外商不会要它。为了出口，只卖3元，这样的低廉价格，外商当然要了。但这样贱卖，厂家不是亏本了吗？不要紧，财政会给厂家补贴。

1988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的发言或许能够对此进行侧面印证：深圳从无到有，总投资是87个亿。其中国家投资拨款，银行贷款，香港、澳门投资约17个亿。那么另外70个亿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承认是中央各个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投资的。为什么他们那么积极地投资？或许是政策洼地效应。

在金融领域，1994年，清华大学学者胡鞍钢教授的《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报告》使尚处于邓小平南方谈话余热中的深圳，感受到些许凉意。撰写文章首次提出了“特区不特”论，说“特区是特权”，是“国中之国”，是靠“剥削内地”“经济寻租”“政治寻租”发展起来的。

以金融为例，当时国家定的汇率为1美元兑换5.5元人民币，而深圳银行被允许以高于国家牌价来收购外汇。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外汇持有者都不愿意到所在地银行换汇，而是拿到深圳，结果是，整个国家的金融秩序都被破坏了，深圳却坐收渔利。尤其是对落后者来说，一个比深圳落后的地区还要为深圳作贡献，是何情理？

这场风波最终以中央的表态画上句号。在1995年9月国务院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刘仲藜表态说，中央已经决定，对特区部分政策做一些小的调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经济遭受重创，使得深圳增速明显放缓。1998年3月，在国务院第四轮机构改革中，国务院特区办被撤销。当时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虽然深圳仍以特区立身，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体系中，已经没有特区之位了”。

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内地经济由局部试验向全面改革推进，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从1992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成立，到2014年6月，国家已经批准了12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改革方向也更趋多元化。比如重庆、成都为统筹城乡试点，沈阳经济区为新型工业化试点，黑龙江的两大平原为农业现代化，山西省为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深圳，如今只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试验区。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对深圳改革的预期已经改变了。

四、深港逆转：转型的成功与失败

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动辄50%以上的GDP增长率，深圳之后的发展则稍显疲态。在90年代的后五年，这一增速先是跌落30%，接着又跌破20%。2000年之后，GDP增速能超过20%的年份已不多。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爆舆论，年仅28岁的呙中校以朴实却又专业的语言剖析了深圳发展之瓶颈，部分内容甚至被写成内参选交中央。

诚如前文所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倾向于将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于改革。然而，随着经济体量的爆炸式增长，利益关系趋于复杂，改革渐渐地改到了改革者，改革在深圳成了一件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务。例如呙中校在文中提到的暂住证问题。

2001年10月，财政部等部门颁布《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要求取消暂住费、暂住（流动）人口管理费，仅保留5元工本费。然而深圳有关部门却有意提高办证门槛，增加程序所需公章至11个，根据《南方周末》报道，深圳市公安局负责人曾坦言，对出租屋开征治安管理费，目的便是弥补暂住证收费下降导致的亏空。其他部门如劳动局、人事局、物价局等7个部门还围绕暂住证形成地下产业，这让一个财政收入位列全国前茅的深圳备感“脸红”。

面对困难与挑战，深圳市政府一边刀口向内，一边引导经济转型。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逐步换挡至经济转型。按照深圳市政协委员、政经评论员金心异的分析，深圳有三次比较明显的转型。

第一次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量涌入为标志，让深圳从此前的以转口贸易为主，快速走向工业化；第二次始于90年代中期，以将高科技企业打造成深圳的支柱产业为标志，比广东推行的“腾笼换鸟”政策提前了十多年；第三次则与第二次相联系，以服务业的蓬勃兴起为标志。

2009年，深圳市委推出了涉及全部46个部门的整合改革方案，减少部门15个，98名局级领导、139名处级干部、199名科级干部被列为了再安置对象，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改善了营商环境。

来自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深圳第二产业增加值7700.43亿元，占GDP的39.50%，同比增长7.00%；第三产业增加值11785.88亿元，占GDP的60.46%，同比增长10.40%。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突破六成。

相比之下，香港的发展则令人担忧。从某种程度上说，香港奇迹是特定历史机遇、自身经济基础与努力结合的产物，而反观当下，香港仍是香港，世界却已不是昨日的世界。国际产业转移不可能重演，当年的地理、制度、产业等优势已渐行渐远。

第一，在中国内地被西方封锁隔绝的情况下，香港作为支撑内地对外的唯一港口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这一功能随着改革开放由点到面而逐渐弱化。2016年深圳港口年吞吐量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三，香港则下滑至世界第五。

第二，在向珠三角转移轻工业后，香港并未像其他“三小”那样加快制造业升级，而是选择了以金融、地产等为代表的服务业，这就使得香港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中国内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不匹配。香港难以从内地经济（如汽车和房地产所需钢材）高速增长中“由轻而重”获得高分红。

香港没有第二产业优势是所有问题的逻辑起点。美国第二产业比重虽然在近年来持续走低，却始终保持在20%以上，并在2012年启动“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德国正式提出“工业4.0”概念。中国随后制定“工业制造2025”规划，试图在“互联网+”领域弯道超车，香港制造业的严重空心化，导致与内地经济联系日渐疏远，失去了发展“工业4.0”的先机。2016年年底，香港制造业占比居然还没有达到1.5%，比起美国的12.1%和德国的22.6%，差距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赶上的。

第三，从人口结构来看，香港已经步入迟暮之年。0—1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96年的25.4%下降至2014年的16.2%，20—39岁的青年人口所占比例由1996年的36.2%直降至7.2%。相反，40—64岁的中年人口占比由28.2%大幅上升至39.6%，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15%。严重的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是有效劳动力不足，不仅如此，由于房价畸高，各行业垄断势力有增无减，香港年轻人出现了向内地流动的趋势。这些进一步导致社会经济活力降低。

相比之下，由于深圳在住房、年轻人才吸引方面投入巨大，截至2016年年底，其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2.5岁，属于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人才保障。

千年伊始，在经历了税收有优惠、土地有保障、人工很低廉的“前店—后厂”合作后，深圳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惊人。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蛇口调查时发现，仅蛇口一带便有30余家印染厂，将附近沙滩全部染黑，所以他认为产业结构调查迫在眉捷。而内地出口导向产业也逐步培育了本地化服务设施（如现代空港和集装箱码头）。

1996年，深圳公布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集中打造高新技术产业。自此，两地似乎很难再相互获得发展动力。2003年，香港因受到SARS疫情冲击，市面萧条，当年5月，赴港游客同比下跌68%，仅旅游收入就减少123亿港元。这一损失很快波及零售业和消费业，失业率最高达8.8%，香港经济、民生笼罩在沉沉阴霾中。

恰在此时，中央与香港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CEPA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方面内容，由于内地在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而香港在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服务贸易逐渐成为合作的主要内容。截至2015年年底，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1225.6亿美元，占内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7.2%，香港成了内地的第一大服务贸易伙伴。

五、深店莞（惠）厂：新时代“前店—后厂”模式成型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深圳陆地面积只有1997.27平方公里，是北京的12.17%，上海的31.5%，广州的26.87%。从人口密度来算，深圳压力最大，2015年年末每平方公里有5697人，是北京的4.3倍，上海的1.5倍，广州的3.1倍。从人口增长速度来看，深圳的吸引力也遥遥领先，2016年净增人口达到53万，是北京的13倍，上海的10倍，广州的1.2倍。

相比之下，临近深圳的东莞和惠州土地面积分别为2460平方公里和11343平方公里。从自然禀赋来看，深圳土地成本高企有一定的必然性。根据媒体统计，2013年3月至2016年8月，深企在东莞拿下土地4000亩，约合265万平方米，出让金总计近14亿元。同一时间，深圳土地供应面积为216.79万平方米，2016年土地出让金为242.4亿元。深圳拿地成本约为东莞的17倍。不少老板表示，虽然有人在为我打工，但我却在为房东打工。

在此背景下，深企外迁势在必行。深圳市原市长许勤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其中六成企业外迁是因为“房地产价格、厂房租金太高”“人工成本过高”“用地需求无法满足”。

根据东莞官方透露，2015年东莞引进的内资项目中，34%来源于深圳。2016年上半年，差不多每拍出三块工业用地，就有一块被深圳资本拿下。惠州则在2016年的市委第十届九次全会中明确提出：全面对标深圳，主动接受深圳的辐射带动。中山市发展改革局统计显示，自2013年以来已接纳230多家深圳企业落地中山。江门市工商部门统计显示，已有198家深圳企业在江门投资，同时，深圳企业在江门设立的分支机构达到225户。

深企外迁，似曾相识。广东省政府特聘参事陈鸿宇将随后发生的外迁潮分为三波：第一波是2002—2006年，劳动密集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外迁；第二波是2007—2012年，装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企业走出去；第三波特征在2012逐渐开始显现，以华为、中兴通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生产基地逐渐外迁。

可以看到，在以前的“前店—后厂”中，香港是“店”，深圳是“厂”，现在这一模式则演变为“深圳总部研发”+“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生产制造”。“深店莞（惠）厂”的悄然形成则反映出深圳强大的创新能力。这一变化或许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比如，在华尔街公布的2015财年最赚钱的企业名单中，苹果公司以395亿美元净利润夺冠，而该公司除了研发、设计、营销在美国本土外，制造业几乎全部外包。

六、待解的难题：粤港澳大湾区的分工与竞争

在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那么，谁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火车头”呢？深圳，在创新和GDP方面已经是诸雄中的领头羊，不过在政治、科教医疗、文化与历史方面与广州和香港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香港在国际知名度上无疑最大，在金融和贸易物流方面的竞争力犹强。至于广州，政治与文化影响力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唯独在金融与高科技两个关键指标上较为落后。

对于龙头之争，在本书付梓之际仍难作出判断，但是湾区各城市的职能分工问题却十分明显。日本运输省于1967年提出的《东京湾港湾计划基本构想》，建议把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滨港、横须贺港、木更津港和船桥港在内的7个港口整合为有机整体（表3-2）。经过多年发展，千叶成为原料输入港，横滨专攻对外贸易，东京主营内贸，川崎为企业输送原材料和制成品。如此一来，湾内各市都有各自优势产业，同时紧紧相连，加工生产要素在城市间可自由流动集聚，形成了巨大的集聚效应，提升了东京湾在全球的竞争力。

反观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拥有深圳港和广州港两大排名前十的港口，珠海港、东莞港、惠州港、中山港、虎门港、南沙港国际排名也在迅速上升，因此，如何在适度竞争的基础上进行差异化定位，构建大、中、小规模合理，中转、外贸、内贸功能统筹，空间布局科学的港口群，是未来提升投资效应和运营效益的关键。

原标题：赵达：为什么英国选择香港，中央选择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