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来源：观察者网

由复旦大学与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主办、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于18日-19日在复旦大学举办。观察者网作为本次会议的四家主要支持媒体之一，将全程参与报道。

自2017年起，“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论坛以高规格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共商“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问题，也成为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发展、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和平台。本届会议的主题将聚焦“共建‘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实践”，观察者网对此专访了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详细解读本次论坛的主题、亮点，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黄院长您好，首先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论坛的基本情况，将会有哪些重量级的嘉宾参会？有哪些新的亮点？

黄仁伟：本次论坛总的结构是“一个大会，四个特别会，六个分论坛”，十一个内容组合成一个大的活动。其中十八日下午是重头，是最重要的内容，有六个大会主旨演讲和六位专家组成的高端圆桌，一共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都是国际和国内具有相当地位的人物。

其中有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他一般不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这次将参会并发表主旨演讲，这是非常罕见的。原科技部副部长张景安将会介绍科技创新和“一带一路”，现在很多人会讲“一带一路”都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但是关于科技的内容很少有人讲。此外，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也会用他独到的战略思维论述一带一路。

东华大学副校长陈南梁将出席下午的圆桌会议，东华大学原名华东纺织工学院，接收了大量亚洲和非洲的留学生，这些国家大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批学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长为本国经济界、企业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各自的国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领军人物。

外国专家方面，参会的英国投资银行格里森皮克公司（Grisons Peak）主席、首席执行官亨利·蒂尔曼（Henry Tillman）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的“一带一路”专家。他掌握了中国“一带一路”好几千家企业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分析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上的结构、产业分布等等，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国内学者还没有能够超过他的。这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目前国际上大量的专家学者在研究“一带一路”，其中很多人比我们自己研究还要好，还要扎实，这些来自外国的研究者之所以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如此热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倡议有潜力、有发展，未来肯定大有前途，现在早点研究就可以早点投入进去，晚了就来不及了，机会就没了。

另一位与会的外国专家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威廉·奥弗霍特（William Overholt），他对中国非常友好，也非常愿意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这在美国的精英学者圈是非常可贵的。美国目前的现状是，有的人不赞同特朗普但也不愿意站出来帮中国说话，至于同意特朗普的就更不会帮我们说话了，还有比特朗普更坏的极右，而Overholt则是会站出来非常客观地讲中国。

尤素福·瓦南迪（Jusuf Wanandi）是印度尼西亚战略研究中心原主任，现在的副主席，他是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国最资深的专家，而印尼和一带一路的渊源也非常深，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有雅家达-万隆高铁，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也是最先在印度尼西亚提出的。

另外，我要着重介绍一位非学术圈的嘉宾——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政府州长卫岗。德宏州是中缅边境边界线最长最重要的地区，是中缅经济走廊的必经之路，德宏州内的边境小城瑞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现在变成了中缅经济走廊的枢纽，发展飞速，大量企业在那里投资，大量缅甸人也在德宏经济迅速上升的过程中前来务工，在瑞丽就有10万缅甸务工人员，我们的投资和他们的劳工在瑞丽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中缅经济走廊的雏形已经显现。卫岗这次来，就是讲他们的故事，讲述瑞丽从一个典型的中国边陲小镇，向一个新兴工业中心或者经济中心发展的方方面面。

“一带一路”今后这样的地方会很多，纵观世界历史，大商路的改变，都会引起一批新城市的崛起，像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缅甸的皎漂港，将来都会作为海陆交通枢纽迅速崛起，就如同鸦片战争后的上海，改革开放后的深圳一样。这就是历史上的一瞬间，实际过程可能只有10年20年，就完全不一样了，超过了旁边所有的城市。因为这些地方有地理优势，是新的商路和航路的必经之处，是各种要素汇集的地方，就会成为新的经济中心。所以讲德宏的故事，实际上是讲中国的边疆的地区，正在通过“一带一路”成为新的“中心”，所以这是本次论坛需要关注的一个很大亮点。

观察者网：从您刚才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随着初步的成果逐渐显现，“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带一路”大家庭会吸引更多的新成员加入，这种趋势是否会体现在本次论坛上？

黄仁伟：是的。比如这次将在大会发表主旨演讲的新西兰前副总理，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唐纳德·麦金农（Donald Mckinnon)，他将介绍新西兰提出的一个“南太平洋连接”方案，就是把新西兰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连接拉丁美洲在太平洋上的枢纽和中转站——飞机上海到奥克兰十二小时，奥克兰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十二个小时，新西兰正好位于中间，一般的飞机飞十二小时必须停，两边的轮船，航运也是这样，所以航运、航空在他那里都可以停留，新西兰都可以做中转站。这对于新西兰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遇，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新西兰的地理位置就是一个死胡同，如果加入了“一带一路”新西兰整体就“活”了，一跃成为了贸易的重要枢纽，它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也就不一样了。

因此，这个倡议是新西兰自己提出来的，我们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和新西兰中国委员会联合在新西兰开了首届南太平洋连接的论坛，现在这一议程已经进入新西兰外交部，正在通过新西兰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在把它正式变成“一带一路”的一部分。其实，这个构想也在我们中国的计划当中，但是用新西兰的名义做会更好，因为它是西方盟国，由它提出，美国人再要反对就比较困难。这也是我们倡导的一种形式，即把“一带一路”转化为别的国家的某种方案，但做的是“一带一路”的内容，这样“一带一路”就有许多不同的载体，是多元化，多边的。

另外，这次由国际亚洲共同体学会会长、“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首席代表进藤荣一带来的日本即将参与“一带一路”的内容也非常重要。从整个日本贸易、物流产业的成本来说，“一带一路”可以帮助他们省掉百分之几十的物流成本，他们走欧亚大陆桥和他们走大西洋、好望角相比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时间，所以日本如果不和“一带一路”结合，他们的贸易成本就非常高，如果和“一带一路”结合就只有四分之一的运输成本。现在这个趋势应该非常清楚，去年安倍和李克强签署的协议中提到“中日第三方合作”，实际上这个“第三方合作”就是“一带一路”合作，今年大阪安倍和习近平签的十点共识，其中有一点就明确提到“一带一路合作”，双方把第三方合作已经正式具体到了“一带一路”，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观察者网：这次论坛的全称是“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您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

黄仁伟：全球治理首先是应对全球的问题，目前全球的问题难以解决大多数情况是因为缺乏治理，因为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治理的。在解决“一带一路”问题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开始全球治理的过程。因为“一带一路”面临的许多问题是跟全球治理直接相关的。比如说全球的贫困问题，因为贫困问题就有难民问题，就导致国际犯罪问题，这个要连在一起，如果地区发展解决了贫困，那么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治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解决了全球的产业链的问题，全球的经济的平衡发展问题，全球的资金流向问题，等等。

“一带一路”的治理模式和现有的全球治理不同，它是从微观往上走；而联合国、WTO这些大的国际组织引领的全球治理是从宏观往下走。“一带一路”是在具体的一个国家，一个领域，具体的治的过程中，形成“一带一路”的联合体共同体，然后再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共同治理，再上升为全球治理和现在的联合国体系的全球治理，上下补充。全球治理真要做难度很大，很多宏大的主题不知道哪天能真的做成，但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有些治理问题可能比较短的时间就做成。所以在区域治理的范围内，“一带一路”就可以实现全球治理做不到的一些事。

比如让全世界棘手的毒品问题，我们知道原来世界有三大毒品产地：阿富汗、哥伦比亚和金三角地区。金三角所在的湄公河澜沧江流域原本毒品犯罪非常猖獗，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河流流经各个国家，旁边又是丛林，所以没法管管不住，而现在由于“一带一路”进入了这个地区，澜湄流域实现了六个国家共同打击毒品的区域制度——上游发现了，马上报告下游具体信息，下游的国家开始堵截，这样上下一起联动，金三角的毒品就很快控制住了，现在那里已经不是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了，东南亚地区的毒品生产和交易已经大大减少。

那么，如果澜湄流域可以做，它的模式，它的经验就可以被很多区域借鉴了——很多国家都有共同的河流，共同的山脉，共同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所以说，全球治理是个大概念，它最后要通过区域治理来实现。每一个区域的条件不一样，发展程度不一样，不能等到所有的区域都一个水平再治理，“一带一路”提供了这样的治理的多样性和不同步的发展方案。所以有了“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就可以一个领域一个领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来推进。

以前的全球治理就是“西方治理”，甚至于就是“美国治理”。目前这一套西方治理或者美国治理，不仅已经不太符合全世界总的平衡，而且连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自己也在退出去。所以全球治理以西方治理美国治理为主的时代正在过去——它已经承担不了全球发展的需要，所以“一带一路”它代表着非西方的全球治理。西方治理的下降和非西方治理的上升，这种“此消彼长”就是全球治理的一对矛盾，刚才说的是“上-下”，这里是“东-西”，所以“一带一路”代表着一个全球治理的方向，一个趋势，一个未来。

观察者网：您说到了“一带一路”将改变全球治理的趋势，在这方面东西方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一带一路”效应的初步显现，近年来西方媒体带领舆论发起了很多针对“一带一路”的批评，让外界很多人开始质疑“一带一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黄仁伟：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一带一路”取得成功。他们知道这个倡议不是他们提出的，也不是他们做的，所以如果中国提出来并且做成功了，这对于整个西方秩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挑战，他们宁可看到你做不成，所以他不会站在正面来讲“一带一路”的成功。因此他们会格外关注“一带一路”产生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尽量放大，尽量把它们渲染成“一带一路”的主要议题，主要内容：“中国人‘一带一路’最后要黄了，失败了，你们谁跟着他走，最后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一带一路”这么大的项目不免会有失误，不免会有中国缺乏经验造成的不成功，所以只要抓住一个不成功，他们就把所有的其他的案例都覆盖掉，造成了一个大的氛围，于是就围绕“一带一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

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一种批评就是“债务陷阱”，此外还有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为了地缘政治，为了建立新的霸权，为了改变世界上的西方秩序，为了建立势力范围。另外，他们说中国也开始干涉各国内政了，因为“一带一路”深入到各国，然后中国以“一带一路”输出意识形态，输出中国模式，会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权等等。

所有这些有三点最基本的东西可以驳斥，但是很可惜我们国内的许多学者没有抓住。

第一就是所有这些西方的论调都是推测，都是根据他们西方几百年的发展经验和逻辑，认为“我们曾经这样做了，轮到你们的‘一带一路’肯定也是这么样的”——这是西方几百年逻辑的继续。更有甚者，西方的这段历史已经上升为一整套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理论，这套理论也被包括中国许多学者接受了。他们用了这套理论来判断来检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被动进入这个逻辑里头。

第二，他们没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往往只是抓住其中的一个片段，以偏概全。不管有意无意，只要抓住一块就说是全部。所以什么债务陷阱，还有什么破坏生态，他没办法拿出“一带一路”的整体数字，而是抓住其中一个案例一个项目，就说“一带一路”就是这样，这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法。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给他们提供的炮弹。很多中国人自己没自信，在那里说我们的“一带一路”是“乱撒钱”，是“浪费资源”，“我们最后一定支撑不下去了，我们的财政也没那么多钱，我们要完蛋”。中国人自己否定“一带一路”的言论变成了西方攻击我们的炮弹，这些加起来会让人觉得听上去很有道理。

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有理有据地把问题说清楚。我在国际会议上已经讲了很多次，可以说是讲一次成功一次，到现在为止没有驳倒我，都是我把人家说服的，所有他们提的问题我都可以给他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的回答。举一个简单例子，最早发起“债务陷阱”这个话题的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和《金融时报》，我最近跟英国金融时报的副主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讲的“债务陷阱”的“债务”概念，根本是错的。

以巴基斯坦为例，“一带一路”中国官方和中国企业过去的资金是200亿美元，可以说不少。然而西方媒体把这200亿美元统统说成是巴基斯坦欠中国的债务，但是事实告诉我，我们这200亿美元里头有5%是官方援助，是不需要偿还的，这不是贷款，不是债务，援助就是援助。另外有15~20%是贷款，但是这些贷款里头有无息贷款，有低息贷款，有将来可以分期付款的贷款，还有我们有可能取消的贷款——转变为援助。所以这个百分之15%到20%的贷款，是债务但是是不同程度的，更不是高利贷，是建立在他偿还能力基础上的借款。剩下还有75~80%，是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投资——投资不是债务，投资是由企业自己承担自己负责任，未来自己通过回报把它收回来的，你怎么能把投资都叫成债务呢？现在你把200亿都算作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除以巴基斯坦政府现在的财政收入，而且这个200亿它是未来20年30年以后偿还的，到20年30年以后，巴基斯坦的国家财政收入也会提升，会比现在高，现在你西方媒体把我们的所有钱都叫债务，然后把巴基斯坦的偿还能力限定在最低水平上，然后去除，最后得出结论说100年也还不完——拿了一个最大的分子，去除一个最小的分母，然后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数字。

但是很多不会分析的人听着就觉得很合理，觉得200亿的“债务”巴基斯坦只有2亿一年的偿还能力，要100年才能还清，巴基斯坦还不起怎么办？就会拿主权作为代价，这个国家就没有主权了，就变成中国的附属国，新的殖民地，所以这是债务陷阱，后面就跟着“新殖民主义”这个逻辑过来了。所以我就说，《金融时报》、《经济学家》杂志，你打的是经济学的专业的报纸，专业的杂志，却连什么是债务，什么是贷款，什么是援助，什么是投资都不分，而且对一个国家的偿还能力，用他的现在的低水平去讲30年以后，难道一个国家就永远不发展了？它永远是这么一年2亿美元的偿还能力了吗？

另一个斯里兰卡的例子，还是刚才我提到的日本“一带一路”中心首席代表进藤荣一在国际会议上反驳西方的。有多少中国资金进入斯里兰卡？100亿美元。这个结构就不分析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巴基斯坦，有贷款有投资有赠与。就算它有100亿，然而在中国的100亿进去之前，斯里兰卡已经欠了西方300亿美元的债务了——这300亿存在的时候，没人讲过债务陷阱，中国的100亿进去了斯里兰卡就陷入债务陷阱了？何况就像我刚才分析巴基斯坦的例子一样，这100亿不是完全的债务，债务只占一小部分，但是那300亿可是西方国家货真价实的债务啊！是他们多少年积欠的，于是西方媒体的舆论就不攻自破了——债务陷阱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你把他们欠西方的钱不说，把中国的钱统统变成债务陷阱，真相是中国的钱是帮助他们发展的，发展了以后他才更有能力偿还西方让他们欠下的债务。

除了债务陷阱，还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叫这些国家的人去建设的项目，其实是超越了这些国家发展的需要，也超越了他们这种消费能力的，所以这些项目都是“大跃进”，不必要投这么多钱，最后投了，浪费了很多资源，还使这些国家陷入债务。我就拿几个铁路的例子来举例，其中最大的项目就是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高铁，从万隆到雅加达叫“雅万高铁”，其实长度不长，全程200多公里，但这是中国在海外建的第一条真正高铁。

那么这个高铁到底怎么样了？我今年7、8月份去看了，非常好，因为印尼有2亿多人口，整个东盟人口印尼占了一半。印尼的2亿人口里头，1.5亿在抓哇岛上，3/4的印尼人口在一个岛上，我们雅万高铁就在爪哇岛上建了这么一段——1.5亿人的市场，消费这么200公里的高铁，装得满满登登。雅万高铁的时刻表和价格表都已经出来了，明年年底通车，一天要开30个来回，怎么会赔呢？而且因为第一段修好之后，接着还有600公里的第二第三段，马上就要跟进，这样爪哇岛整个就打通了。

西方国家的逻辑是：我们都没有高铁，你要搞高铁，这不是超越阶段吗？这么穷的国家搞这么好的高铁干什么？——西方没有，发展中国家都不应该有。然而，这就是我们的“一带一路”，它可以带动一些国家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就是把中国的赶超的经验，在更多地发展国家中实现。

我们在东非的铁路，从肯尼亚到埃塞俄比亚400公里，还正在往里建，还有一千几百公里——加起来要建2000公里的东非铁路。这条东非铁路修成以后，整个东非的经济和世界市场就完全连成一体。现在400公里已经完全建好，上面的工作人员、驾驶员、服务员、站台管理90%是当地的非洲人，中国人只有10%在那里，非洲的工作人员到中国的高铁上进行两年的实习，实习到跟中国服务员完全一样的质量，再回去。所以现在东非铁路的速度、管理服务都是一流的，比西方国家水平还要高。这就驳斥了非洲永远不可能有高铁，非洲的铁路永远是全世界最落后的论断。

上海到北京才一千零几十公里，2000公里的铁路相当于上海到北京的两段这么长，这个铁路把非洲东边连起来，全世界哪个国家能做到，我们做到了，人家要骂，但做到以后整个非洲经济就会崛起，就将会整个改变大陆的面貌，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带入很多案例，有数不尽的案例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所以，最后归结到，我们应该在“一带一路”的宣传中讲好“中国故事”，多说案例、多讲事实，少讲大道理，才能将这一伟大的事业持续推进下去、克服困难、获得世界人民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