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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不足一直是现代银行业出现兑付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银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贷款结构性问题，中长期贷款集中，流动性问题更趋突出。

10几年前，超过20%的不良率让中国银行业一度被外界质疑为“技术上早已破产”。因此，尽可能降低银行不良率，成为了中国政府重塑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从2003年年末至今，在资产规模迅速膨胀的同时，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从17.8%下降到了最低为0.9%的水平。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从2011年第三季度末“触底”开始，银行业不良率已连续10个季度上升。更重要的是，这个依旧低于1%的指标，曾一度带来对银行系统的过度乐观。实际上，信贷扩张的体制惯性和个人逐利的微观动机，正一步步侵蚀着系统的平衡。

在乐观的不良率之下，银行贷款结构的失衡正成为最大的隐性风险。“大客户”融资占比过大，而中长期贷款占据主流，银行越来越被牢牢地捆绑在效率低下或者产能过剩的“大客户”身上，犹如骑虎难下。这种失衡既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了挤出效应，更削弱了银行对自身资产结构进行适时调整，以抵御未来经济下行风险的能力。

“破1”的危险

5年的跨度，这是中国银行业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期限的分野，而这个时间也足以让过度信贷转化为不良率，并体现在银行的报表上。

5年前的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我国将在两年之内投资“4万亿”以刺激国内经济。会议给出的执行要求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这个“16字方针”几乎成为后来中国银行业信贷快速扩张的贴切描述。

2008年第三季度末，即“4万亿”推出之前，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为5.49%。经过连续5年的信贷高速增长后，数据依旧乐观。2013年第三季度末，这个数值是0.97%，在全球仍处于极低水平。但两年前的那次“谷底反弹”，却不能忽视。

按照银监会11月公布的整体银行业统计数据，银行不良率在2011年第三季度末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为0.9%。第四季度反弹至1.0%，随后在 0.94%至0.97%间徘徊，但10个季度以来，整体呈上升趋势。彭博社对上市银行的统计数据更为直观。2011年第三季度末，上市银行不良率跌至谷底， 为0.66%，此后阶梯式上升至2013年的第三季度末，为0.92%。

“反弹是必然，不良率早已低得不可能再低。”一家股份制银行的研究部门负责人对《南风窗》说，中国银行业曾被外国评级机构质疑为“技术上破产”，因此对监管部门来说，不良率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

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成立，之后每年都定期公布银行的不良率数据。在10年的跨度中，不良率从2003年二季度末的19.6%持续下降，直到在2011年三季度末触底反弹。这个不良率的“V字”曲线，既诠释了中国银行业运行和扩张的逻辑，也体现了其与监管的博弈。

不良率即是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要降低不良率，办法之一是“增大分母”，即增加期末贷款余额，也就是信贷扩张。另一个办法是减少期末不良贷款余额，等于是“减小分子”，这可以通过加大不良贷款的核销来实现。核销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即损失准备，这又要求必须以银行利润的高增长为前提。显然，对中国银行业来说，以上两个办法很容易做到。

要“缩小分子”，在核销程序上，监管也一直在“松绑”。在信贷高速增长的2010年，财政部修订了《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对500万及以下的单笔贷款，给予了金融企业很大程度上的自主核销权，其经追索一年以上无法收回，可按照账销案存的原则自主核销。此前，单笔余额规定是50 万元，而追索期是两年以上。

因此，综合种种有利条件，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看起来甚至可以被压到0.5%以下。但转折点为何在2011年三季度末出现？东方证券金融业分析师王鸣飞对《南风窗》分析，经济放缓之际，不良率上升是普遍规律。

除开经济增长放缓之外，不良率上升还与一部法规的颁布不无关系。2011年7月，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要求，银行必须严格执行关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拨备要求。这意味着，在拨备和不良贷款核销都会消耗资金的前提下，银行必须“两者相权取其一”。

对银行来说，经过多年的压低，不良率已远低于监管要求。但新设立的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标准则更为要紧，那么银行自然倾向于减少不良贷款核销，而尽力迎合拨备的要求。2011年下半年开始，从部分上市银行的财报可以看出，适当减少了对不良贷款的核销，转而增加损失准备金，以满足拨备要求成为了一个趋势。

《办法》还规定，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拨备要求必须在2013和2016年达标。因此分析认为，不论是从经济放缓的客观趋势来看，还是从银行和监管的博弈逻辑来看，未来几年，银行压低不良率的能力和动力都在减退，不良率“破1”或许并不遥远。

贷款结构失衡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银行业拥有超过20%的不良率，其根源既在于“半官半商”的市场主体毫无底线的道德风险，也在于银行企业制度的缺失。因此，不良率的升降，成为了改革“前进还是后退”的首要指标。但随着企业制度和金融体系改革的推进，不良率作为指标价值的重要性有必要重新审视。在一些观点看来，对不良率的过分关注，往往容易掩盖了中国银行业贷款结构失衡的问题。

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对《南风窗》说，失衡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贷款主要投向大企业和地方项目，这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二是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短期贷款较少，使得银行无法及时调整资产配置，让银行被绑定在收益堪忧的项目之中，无法及时分散风险。

两方面的失衡，极大削弱了不良率指标的评价意义。简而言之，能贷到款的企业因其对银行“议价能力”强，可以通过借新还旧、展期等手段“减少”不良贷款的表现，而相对容易产生不良贷款的中小企业则无法获得银行垂青。这样一来，不良率数据漂亮，但银行体系资源配置的缺陷却被忽视。而“被减少”的不良贷款并非没有产生，仅仅是其暴露风险被延后。

目前，按照我国金融法规，超过5年期限则为长期贷款，而长贷期限可达30年。在这些贷款中，银行可能只要求按年归还利息，还本则暂不纳入议程。即便到期，也可以采取展期方式推迟还款。2010年下半年，国内不少地区曾出现地方融资平台长期贷款失控的局面。为控制风险，监管部门曾希望改变中长期贷款“整贷整还”的模式，让地方融资平台每年都偿还一定比例的本金。但这种努力，在一些地区遭遇来自基层的创造性“变通”。

“变通”很可能是“借新还旧”。一位长三角城商行的对公业务经理对《南风窗》介绍，这种模式曾在2007年的股市大牛市时很流行，银行可能通过贷款方关联公司作为“中介”，或者直接将新的资金贷给企业和个人炒股。贷款方还的只是利息，而本金“循环贷款”，等于说“不用还”。这种模式人为地将信贷风险不断沉淀在银行内部，但好处是可以“压低”不良贷款。

在操作中，中长期贷款短期内不变成不良贷款的前提是，必须有现金流来支付利息。“为什么大学要扩招，因为地方政府要有现金流去还利息。”一位曾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的研究人士对《南风窗》说，在地方项目中，银行会看重大学城和地铁。以大学城为例，其规模越大越好，学生越多学费总额越大。假如每人一年学费5000 元，那么有2万人就等于年入1亿，这个数额还本不够，但付息没问题。国内地铁尽管多数处于亏损状态，但同样是“现金牛”，不会有贡献不良率之忧。

此外，银行对不良率的追求，还可能导致中小企业成为贷款紧缩时期的“冤大头”。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南风窗》说，在信贷收紧或银行面临降低不良率压力的时候，银行容易把收贷和风控重点放到了中小企业身上。这让原本资金就紧张的中小企业更难以运转，最终真的变成了不良贷款制造者。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监管部门曾多次要求银行应提高对中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忍受程度。但现实是，长期的“唯不良率主义”已深深影响了部分银行内部微观结构，掉头不易。以上城商行人士举例说，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每家银行都会专门成立中小企业融资部。而实际上，基层支行比中小企业融资部更接近中小企业群体。但由于长期的基层支行不良率考核机制，支行往往习惯于搞定大客户，难以重拾对中小微企业业务的兴趣。

挺进中小微

贷款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金融市场体系之内，不同市场主体的“融资权”有所不同。银行对不良率的片面追求，仅仅是加剧这种失衡的因素之一。不过，银行根据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而“厚此薄彼”的贷款操作习惯，将可能给自己埋下定时炸弹。“应该更多地关注流动性问题。”陆磊认为，流动性不足一直是现代银行业出现兑付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银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贷款结构性问题，中长期贷款集中，流动性问题更趋突出。

近期，高层智囊也透露出了对银行流动性的担忧。11月中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方星海便公开表示，部分中小银行可能陷入集体倒闭。它们来自于居民和企业的储蓄存款比例太小，约20%，但资产却配置在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较长期项目之上，遭遇兑付危机并非没有可能。

不难看出，流动性问题本质上也是贷款配置结构的问题。解决的关键也在于增加短期贷款，尤其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对银行来说，在自身议价能力更强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市场搏杀，忍受市场化的不良率，远比“吃大户”，满足于虚幻的风险延迟更为安全。

作为国内仅有的3家上市城商行之一，南京银行第三季度末的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净增2.58亿元，不良率从去年年底的0.83%上升至今年三季度末的 0.92%。有分析称，该行或因涉足产能过剩行业而导致不良贷款增加。对此，该行一位人士对《南风窗》回应表示，该行目前的不良贷款风险可控。而早在2012 年，该行已退出江苏省内钢贸、光伏等行业的大额融资。为应对变化，该行将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投放。

近年来，随着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关注渐热，中国银行界兴起了“富国热”。2013年年中，中国工商银行全球市值第一的位置被美国富国银行取代。富国银行之所以成为“标杆”，和它对中小微业务的重视分不开，而中小微企业业务也一直是该行高利差的主要来源。2011年之前，富国银行的净利差一度稳定在4%以上。今年三季报显示，其净利差仍有3.38%。

相比而言，广受诟病的中国银行业其净利差并不高。按照安永公司的统计，2010年至2012年的3年，中国15家上市银行的净利差分别是2.48%、2.63%和2.57%，远低于富国银行的水平。

富国银行的另一个数据同样值得关注。近年来，该行不良率一直在3%以上，这是中国同行的3倍多，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它的标杆价值。基于富国银行的经验，在部分中国银行业人士看来，长期将不良率高低作为评判银行安全性的指标可能有失片面；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今年年中的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风波之后，更多的银行意识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的“双降”并不意味着银行资产质量提升。科学的贷款结构和灵活的资产配置，才是银行抵御风险的最优选择。

但就中国银行业的现状而言，不良率指标并不过时。王鸣飞分析，富国银行因其中小微业务占比较大，整体利差也较高，所以可以忍受超过3%的不良率。但中国银行业则截然不同，其贷款都集中到大客户，议价能力差，总体利差相对较低，利润之所以惊人，全靠贷款规模推动。未来经济放缓，银行利润必然大幅收窄，因此对不良率的忍受能力会急速降低。

“如果不良率回到以前的10%，中国的银行体系会立即碰到大麻烦。”王鸣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