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宏宇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动态战略判断，它是指导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当前的中美关系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清楚。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当前美国及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最大变量。受其影响，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呈现“抗变”状态。我们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及其复杂性、长期性，同时，要相信中国人的理性与智慧，冷静看待并积极引导当前中美关系。国际社会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作者：林宏宇，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对中美关系判断不能忽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林宏宇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被许多美国学者视为新一轮世界权力过渡过程中正在崛起的挑战者。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机遇还是威胁，美国是应与中国接触还是对撞，这些问题曾一度引起关注中美关系的美国学者的很大争论。

但在今天看来，这场争论似乎已经结束，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威胁。例如，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克里斯坦森声称，“中国重返大国地位，或许是21世纪美国外交面临的最关键挑战”。同样，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美国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

不少人认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到1972年以来的最困难时期，维持中美关系过去40年来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的、非常动荡的、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

但笔者认为，这些中美学者有关当前中美关系的判断不尽全面，个别甚至有些短视与偏激，因为它们缺乏一个战略背景的比衬，这个战略背景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高层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动态战略判断，它是指导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前提与基础。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最重要依据之一，是当前美国因素及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尤其是与以往的中美关系状况相比，出现了很多为我们所不熟悉、很不容易理解的情况。因此，要想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必须了解当前美国及中美关系所发生的诸多变化；同样，当前中美关系也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更清楚。

一、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8年）：“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语）；

第二阶段（1989-2000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但一个也没有解决好”（邓小平语）；

第三阶段（2001-2016年）：中国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第四阶段（2017年至今）：“放眼世界，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语）。

可以说，前三个判断强调更多的是机遇与希望，而第四个判断更强调挑战与不确定性；前三个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战略判断，而第四个则是一种相对动态的战略判断。

笔者认为，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点在于“变”字，概括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我们未曾遇到的“变数”：

1、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与逆流；2、狭隘的民粹主义思潮在不少西方国家中盛行，全球治理面临空前的严峻挑战；3、大国博弈烈度有所加剧，大国权力政治、强国霸凌行径呈凸显趋势。

纵观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发展状态是不同的，它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顺利，有时曲折。全球化进程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周期，另一个是国际社会“主导国”（指对国际关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的作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全球化的发展遭遇空前的挑战。

之所以说是空前的挑战，是因为这轮挑战来自上述2个因素的叠加。无论是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还是从国际社会的主导国作用来看，当今全球化进程都处于一个历史的关键点。持续近百年的全球化进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挑战，同时，全球治理也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危机。

随着反全球化逆流的进一步泛滥，部分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受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各国纷纷以狭隘的本国利益为优先选项，置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全球治理问题于不顾（如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不愿多参与国际合作，频频“退群”；

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置欧洲一体化进程于不顾，脱离欧盟；法国国内右翼势力活动上升，“黄马甲”运动猖獗；意大利右翼势力大涨，“五星运动”兴盛等）。此外，个别西方大国依然抱有冷战对抗与权力政治思维，动辄以经济制裁、关税武器，甚至武力要挟相威胁，由此导致大国之间的博弈烈度有所加剧，强权政治与大国霸凌行径时有发生。

换言之，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是因为有三个重要变量。

变量一：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变了，变得让我们很陌生，很无奈，也很失望；

变量二：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变了，变得让我们很不适应，很不易理解；

变量三：当今世界极为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变了，所出现的反全球化逆流与全球治理赤字变得让我们很震惊，也很揪心。

二、特朗普因素：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

近年来美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中国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影响极大的美国因素。独特的“特朗普效应”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

特朗普的独特之处可从个人个性、机构特性、执政环境等3个维度来看。

首先，从个人个性维度来看，有4个特点：

1、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出身平民商人的美国总统，这不仅创造了美国历史，而且对美国内政外交影响深远。

1787年美国宪法生效以来，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已先后产生了43位总统。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34人）出身民选“公务员”——副总统（14人）、州长（11人）、参议员（7人）、众议员（2人）；其余9人来自内阁部长或高级将领（3个国务卿、2个战争部长、1个商务部长、3个陆军将军）。这些人都是美国传统政治精英中的精英，他们都谙熟美国政治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公职经历、执政经验与外交经历，是美国总统的正常候选人，他们中的任何人当选美国总统，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但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则打破了这个200多年的传统。如果说2008年奥巴马当选是一个历史的突破，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则是更大的突破。因为奥巴马的当选仅是突破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种族平等（如果2016年希拉里当选也是一样），而特朗普的当选则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突破。奥巴马虽然是黑人，但他依然属于美国政治精英的范畴，出身于传统的主流总统候选人——参议员。

但特朗普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主流”的平民商人出身的“三无”总统——无从政经验、无公职经历、无外交经历。

2、特朗普特殊的“三无”背景决定了他独特的执政特点：“既幼稚无知（无畏），又老谋深算（顽固）”，近年来美国内政外交的很多变数与不确定性都是受此影响的结果。

所谓的“幼稚无知”（无畏），是指他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民主文化，对治国理政的权术缺乏经验。无知自然就无畏，自然就没有太多的政治顾忌，就可能做任何出人意料的决定。

例如，违背中美关系基本原则，居然以当选总统身份给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不顾各方争议，坚决发布“禁穆”令；以非正常方式罢免联邦调查局局长吉姆·科米与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不顾国际社会压力，频频退出多个多边国际合作组织（条约）；不顾阿拉伯世界反对，执意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搬迁大使馆；为创造历史，未与其外交安全团队充分沟通，就完全颠覆“以压促变”的一贯立场，主动发起与金正恩的首脑会晤；为了兑现竞选时的“修墙”承诺，不惜贸然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等。

这些举措是任何一位“正常”的美国总统都不会做的。因此，我们不能以其前任的正常所为来推断特朗普的治国理政之术。而所谓的“老谋深算”（顽固），是指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老龄总统”，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成形了。

入主白宫之前，他就已有很“顽固”的世界观与政绩观。据说，特朗普的行政领导观念形成于他在纽约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地产开发商同民主党政客们打交道的经历。他的很多政治用语与思维方式都是20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他对美国内政外交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度”看法与“明智”判断，对很多政策举措都有自己的顽固执着。

3、个性张扬、好出风头、痴迷自媒体。入主白宫之前，特朗普曾告诉其高级助理，要把当总统的每一天都看作他当年主持综艺节目的每一集，不断碾压对手。

另外，可以说特朗普是靠自媒体——“推特”（Twitter）赢得2016年大选的，当选后的特朗普依然痴迷“推特”，依赖“推特”来宣扬其执政理念。特朗普对“推特”的痴迷，也使其决策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

许多美国学者看到这一点，例如，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 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道：“特朗普是推特执政，每天靠手机治国，在白宫的一年半时间里，做了2601个错误的或者不明智的决定，每天平均超过6.5个。”

4.作为美国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特朗普创造了很多商业神话。在他眼中，什么都是“生意”或“交易”（deal），在他的日常用语中，Deal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做交易，做大交易”（Make Deal, make a big deal）是他的基本处世哲学。因此，出于商人的本性，“两面下注”“极限施压”“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等成为特朗普执政的常态。其次，从机构特性维度来看，除了上述个性特点外，特朗普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他汇聚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外交政策特点。

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外交政策有3个特点：“退出”“逞强”与“单边”。从目前来看，特朗普同时兼具这3个特点，而且还有所“发扬光大”，并形成其“特式风格”。

所谓“特式风格”的退出，是指不仅退出经济贸易协定等务实性的国际合作，而且还退出像《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人权组织等涉及国际政治正确性与大国声誉形象的国际合作，仅从狭隘的“美国优先”出发，只要眼前有利可图的，不要长远有名望和有声誉的。

所谓“特式风格”的逞强，是指特朗普非常强调军人的作用。在其内阁成员中大量使用军人或有军方背景的官员。所谓“特式风格”的单边，是指特朗普极端强调以美国利益为重。不论对手国是谁，只要涉及美国利益，特朗普政府一律不顾对方关注与诉求，依靠美国霸权优势，实施单边制裁或行动。

再次，从执政环境维度来看，特朗普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他突破了近半个多世纪来美国民主党施加在共和党总统身上的“捆脚”魔咒，赢得了相对较好的执政氛围。

根据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美国总统的执政环境分为3种形态：

一是“快脚期”，即国会两院被同一个政党控制，且与总统同属一个政党，这时总统的执政环境最好，因此在行政议程上可以快步走。

二是“跛脚期”，即国会两院分属于2个政党控制，这对总统的行政议程构成钳制，总统只能谨慎小心行走。

三是“捆脚期”，即国会两院被同一个政党控制，但与总统不属于一个政党，国会对总统形成强大的反制，总统在行政议程上步履艰难，如有不妥，甚至面临弹劾的危险（例如尼克松、克林顿）。

从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政治进程来看，可以发现共和党总统是不好当的，往往难逃民主党施加的“捆脚”魔咒。具体来说，58%的共和党总统执政环境处于“捆脚期”，如果加上21%的“跛脚期”，共和党总统就有79%的时间是处于民主党国会的控制或影响下。

例如，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都被“捆住”6年，老布什被“捆住”4年，福特、里根、小布什各被“捆住”2年。

而特朗普打破了这个魔咒，他至少已有2年的“快脚期”，现在虽处于“跛脚期”，但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美国共和党已出现了明显的“特朗普化”，原先不被共和党精英建制派看好的特朗普，成了共和党州长和议员赢取选票的“香饽饽”，而且2018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还赢得了过半数的州，这大大加强了特朗普的执政基础与施政影响力。减税法案的顺利通过与美联储10年来的首次降息，都证明了特朗普的强大执政影响力。

三、不断升级的“贸易抗变关系”：当前中美关系的走向

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特朗普因素的影响，当前中美关系所呈现出的动荡与“多变”，是中美建交以来我们所不熟悉与不易理解的。要想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先简要回顾一下近十年来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变化。

近十年来中美战略博弈态势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美先中赶”阶段：2008年以前。2008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之前两国关系的战略态势是中国在追赶，美国在领跑，而且距离拉得很大，但中国追赶的速度也很快。

以GDP为例，1980年的中国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1996年翻了一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2003年又翻了一番，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西方世界经济，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被加快”，到2010年中国的GDP又翻了一番，超过日本，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对华的担忧也日益增长，如果说2008年以前美国谈“中国威胁论”还是言不由衷的话，那么2008年以后就是切肤之痛了。

2、“美攻中守”阶段：2009-2013年。2009年打着“变革”（Change）旗号上台的奥巴马总统试图开启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打破以往“先抑后扬”的节奏。但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周期的“时间差”，加之其外交团队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偏见，奥巴马对华战略发生了较大转向，开始以“巧实力”“重返亚太”为抓手，对华实行新一轮的“围堵”与“遏制”，利用中日矛盾、朝韩危机、南海争端等因素，发起对华外交的战略攻势，使得中国周边烽烟四起，不得安宁。

同样，也由于两国政治周期的“时间差”影响，2012年习近平为了避免“修昔狄德陷阱”而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未能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从战略态势上看，这个阶段美国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

3、“中攻美守”阶段：2014-2016年。为了避免在狭窄的东亚地区与美国迎头相撞，中国进行了战略调整，从海洋为主转向海陆并重，从战略东向转到战略西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改变了美攻中守的战略态势，中国在广阔的西面天地找到了大国作为的空间，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顺利推出，习近平主席成功访英，中欧关系取得良好发展，中俄关系也进一步紧密；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拉近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距离，并进一步打消了欧洲老牌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2014年APEC北京峰会，2015年IMF中国人民币“入篮”，2016年G20杭州峰会，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这个阶段中方显然处于攻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入主白宫，开启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数与不确定性。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上台的特朗普总统，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非主流”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伊始，并未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简单兑现其竞选口号——把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等。

这是因为2017年中国的主动、务实外交（4月份首次“习特会”以及同年11月特朗普创纪录的对华国事访问），积极影响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走向。但随着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基本情况的了解，尤其是对中美经贸关系数据的掌握，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自然就把对华政策的重点聚焦在中美关系的老问题——不平衡的经贸关系上，因为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美国整个对外贸易逆差的70%。

所以，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特朗普，在2017年短暂的对华“不作为”后，从2018年1月开始在对华贸易关系方面“有所作为”了，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一种“贸易抗变关系”状态。所谓的“贸易抗变关系”是指中美两国在贸易摩擦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不断升级的对抗关系。

迄今为止，中美贸易抗变关系可分为3个回合：

第一回合，2018年1—7月，美方无理施压，中方高调反击，双方对抗关系不断升级；

2018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铝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开启了中美贸易抗变关系的第一回合。该回合上半段的对抗还是以口头为主，未落实锤，曾还有回旋的余地，但从5月下旬开始，特朗普变卦，表示仍将继续对中国施压，并于6月15日正式发布首批价值5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清单。

同日，中国发布公告，决定对等规模征税。6月19日，美方继续施压，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中国依然强硬回应，中国商务部高调宣布，如果美方失去理性，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反制。这时双方开始小步实质对抗，已无法正常谈判对话了。

第二回合，2018年8月—2019年4月，尽管抗变关系逐步升级，但中方开始务实调整，美方也做相应让步，双方朝达成协议迈进一步；

尽管美方在这个回合的施压逐步升级，中方依然惯性强烈应对，但立场有所软化，开始寻找除了“对抗”之外的其他务实途径。

其中，9月24日中国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可视为中美贸易抗变关系发生转圜的重要标志，它表明中方开始正式摆脱简单对抗思维，寻找务实合作解决方案。中方的理性与务实的态度，加上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亟须稳定国内市场与美国经济的特朗普，也开始做出相应让步。

双方相向而行，终于12月在阿根廷G20峰会上，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决定推迟“摊牌”时间，开始务实谈判。从2019年1月下旬开始，双方的工作团队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朝达成协议的方向迈进一步。

第三回合，2019年5月至今，美方突变，极限施压，中方稳步对抗。

这一回合双方对抗进一步升级，且对抗性质有所改变。这一回合依然始于特朗普的突然变卦，决定继续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同时决定对中国华为公司进行实体制裁，企图以行政干预手段封杀华为。

此举中断了之前中美之间达成的贸易协作意向，再次升级中美贸易抗变关系，且有可能出现政治化与扩大化的趋势。6月底在大阪召开的G20峰会为中美两国走出对抗提供了机会。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如期会晤，并达成若干重要共识。这是一场双方都很需要的重要会晤。

从美方来看，特朗普需要它来提升其连任竞选的国内选情。从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来看，为了增加党内出线的概率，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往往会提前宣布竞选（多在大选年前一年6月30日以前），这无形中给特朗普以巨大的压力。

在民主党候选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特朗普也不得不提前宣布开始连任竞选。而美国经济形势的好坏将直接决定特朗普的胜选概率，特朗普贸然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已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所以当特朗普主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确认大阪会晤时，美国国内股市就应声大涨。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同时，从中国来看，中国也需要这次会晤来稳定波动中的中美关系。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并不能改变中美关系的大局，但它却可能恶化中美关系的氛围，加剧中美之间的对抗，激化中美关系之间其他敏感的核心问题。

所以，中国也希望借助这次会晤来增信释疑，寻求摩擦解决机制。尽管这次会晤达成了不少积极的成果，但此次会晤的“发酵酝酿期”还不够长，不如2018年阿根廷会晤那么充分，中美之间依然存在不少摩擦变数。

7月底8月初，中美抗变关系又生变数。就在中美工作团队在上海举行了美方称为“富有建设性”会谈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宣布继续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要对余下的3000亿中国商品征税，同时，美国财政部也把中国定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对此无理施压，中方于8月23日宣布新的反制措施。

中美抗变关系又走到一个新的升级点。

四、如何看中美的“抗变关系”

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感知就像过山车似的跌入低谷。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不少人认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到1979年以来的最困难时期。笔者认为，这是对中美关系的片面感知，是过分夸大了当前中美关系的消极面。

实际上，所谓的中美“贸易战”，是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准绳，单边抛弃“国际政治正确性”，强调“无条件的对等”与“绝对的贸易自由”，试图突破全球化规则对“美国的束缚”，以挽救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对外政策举措；同时，也是兑现其竞选承诺，满足国内部分利益集团与选民需要，赢取连任支持的选举政治举措而已。

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与地区，只不过针对中国表现得更严厉、更高调些。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是个短视的政策举措，损人不利己，缺乏后劲。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个复杂的结构问题，是长时间来历史自然形成的，有一定的合理性。特朗普仅看到其表面的不平衡，而想在短时间内简单地以关税为武器来解决。

这显然是一种短视的政策行为，其负面影响极大，它不仅损害中国的对美贸易，也让美国自身受害匪浅。如果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继续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弹性较小的消费品）征税，那么美国的家庭和厂商将承担更高的税后价格。一旦通胀率明显上升，美联储将可能收紧银根，这对目前估值很高的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来说，将是一个灾难。

因此，可以判断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缺乏后劲，没有前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一个核心认知在于他把美国制造业过去20年失业率的上升怪罪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其实这是一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低级错误认知。

实际上，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主要来自机械自动化对于人力的取代，而非贸易不平衡，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个趋势还将加强。因此，就算是美国降低贸易赤字，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仍然会持续减少。

警惕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化、扩大化与非理性化的倾向。近来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公司列入实体制裁名单之后，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政治化、扩大化的危险倾向。

另外，近期中国的反制措施对美国股市产生重大影响，恼怒的特朗普试图以1977年通过的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法案来强行切断中美经贸关系，这显然是一种非理性的“胡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可以说，美国以国家力量对一个全球化的实业公司进行打压，以总统行政权力肆意干涉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这已不是特朗普所标榜的以追求“国际贸易平衡”的初衷，这是在粗暴切割早已相互依存的全球生产链与供应链结构，以及全球协作体系。特朗普这种简单粗暴的落后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其“筑墙”思维在国际贸易中体现。

如果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形成气候，将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全球化模式的终结，狭隘的民族国家之间恶性竞争的潘多拉匣子将要打开。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警惕这种做法的巨大负面效应。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总基调并没有改变。尽管特朗普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非常高调、严厉、苛刻、多变，但这依然是其“商人总统”特性的体现，做“大交易”（Make Big Deal）、“挣面子”，依然是特朗普的首要考虑。

从上述中美贸易抗变关系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像特朗普这样不以常理出牌、自以为擅长于谈判的商人总统，我们需要更灵活的战略思维，不能简单地以传统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对抗思维来处理，不能被特朗普的“胡来”而打乱了我们自己的战略节奏，要清醒地看到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及其复杂性与长期性.

同时要相信中国人的理性与智慧，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我们可以适度满足特朗普的“面子”，努力让特朗普的“务实”特点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引导中美关系朝积极方向发展。

五、结语

中美是两个体量巨大，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迥异的巨型国家。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发展更需要塑造与引导，以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

不同的塑造与引导，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是遇到像特朗普这样对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不甚了解的美国总统，更需要我们的主动塑造和引导。我们不要被动地跟随特朗普的节奏，可以有创意地主动“示弱”，适度“吃亏”，以塑造和引导中美关系的正面走向。

实际上，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基础面还是很宽广的。中美两国之间除了传统的“政治基础”之外，还有“非政治基础”。传统的“政治基础”主要聚焦于国际安全、政治外交与意识形态。冷战时期，国际安全与政治外交无疑位于首位。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尤其是经济意识形态上升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政治基础”因素。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依然是当前中美两国的基本共识，只是美国觉得中国做得还不够而已。

此外，“非政治基础”因素保持强大的存在，即共同的全球责任与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国际移民与难民等全球治理问题。

这些问题是不以个人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存在，尽管特朗普试图以狭隘的“美国优先”原则来修正，但只要国际社会还存在，只要我们还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这个“非政治基础”就存在，就需要中美两国的协调合作。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很困难，但从中美建交40年来看，更困难、更危险的情况还有。例如，再困难，能有1989-1991年困难吗？当年中美之间几乎面临全面对抗的困境；

再危险，能有1999-2001年危险吗？当时中美之间几乎面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所以，笔者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境仅是中美关系史长河中的一段逆流或漩涡而已。

今年是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随着特朗普外交的“成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也将逐步进入沉稳期。

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理智——理性+智慧，即使美方“胡来”“乱来”，我们也不能失去战略定力。

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至关重要，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察哈尔学会。原发于：《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