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杨  人民政协报

少年误入“黑道”，居然能以优异成绩考上名牌大学和研究生。在读研究生时，他已成为台湾最大帮派“竹联帮”的“老大”。然而，就在帮派生涯风生水起时，却突然退出“江湖”，赴美留学。可几年后的一起震惊美国和台湾的著名案件，再把他推上风口浪尖，并为此在美国身陷囹圄。10年牢狱生活，他系统研读了马克思多部著作，并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他至今已经拿了5个知名大学的学士学位。

返台后，他在台湾扛起五星红旗，带领和公开号召近3万党员及数万民众，誓言为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与“台独”作殊死斗争。如今，他已经成为蔡英文当局和“台独”势力的“眼中钉”。

他，就是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江湖人称“白狼”的张安乐。

从去年开始，蔡英文当局就以违反“集会游行法”和“国安法”中的“叛乱罪”对张安乐进行侦办，并将他列入永远禁止出境名单。考虑到本报记者在台的安全，我们采访的地点，后来一换再换，最终在一个僻静处见面。

读初中就误入“黑道”的他，

退出“江湖”原因居然是想借道美国回归大陆

1948年，张安乐出生于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山西人。张安乐的父亲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后回到山西工作。其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也回到了山西工作。他们都在新闻界供职。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安乐的父母都从山西到了西安，后结为夫妇。后来他们又从西安到了大后方重庆，二人同在基督教会创办的《益世报》社做记者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张安乐的父母到了南京。在张安乐出生一年后，南京解放，张安乐一家随着国民党军队从南京到了海南岛。张安乐说他的两岁生日就是在海南岛过的，之后不久，他们又从海南岛去了台湾。

到台之后，张安乐的父母都选择了教育事业。父亲在大学教书，母亲则是在台北最好的学校女一中任教。

张安乐说，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在他的记忆里，从开始识字起，父母就不断给他看各种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书籍，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喜欢上了历史。在高考时，他报考的就是淡江大学历史系，而研究生选择的又是历史，不过那时他的眼界已经从中国历史向外延伸，研究欧洲历史。

张安乐爱穿唐装，戴无框眼镜，气质可以用温文儒雅来形容。

采访张安乐，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一些他的早期“黑”历史。对此，他并不回避。

而事实上，在台湾提“黑道”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从“两蒋”时代开始，台湾政治就被冠以“黑金”政治，只是到了李登辉之后越来越猖獗，直到今天为止，在台湾社会，上至领导人下到村里长，尤其是各县市议会议长副议长，多数都有“黑道”背景，即便不是本人涉黑就是后台涉黑，否则，这些人无法坐稳。这已经成为规律和规矩。而张安乐自27岁退出“江湖”后，“江湖”只留下了他的名字，而他本人没有利用“黑道”势力赚一分钱。

因此，在很多岛内“江湖”人士看来，张安乐虽在江湖却已不“黑”。

张安乐自小学开始，一直是好学生。然而，就在读初中时，一次上学路上，无故受到一群社会小青年的殴打，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候，路过的几位胳膊上画龙雕凤的黑衣大哥哥出手相助。也就从那时起，他就常常会找那几位帮助过他的大哥哥玩。

而事实上，张安乐并不知道，也不懂得那几位黑衣人其实是当地“黑道”——南海路帮成员。尽管是“黑道”，但在幼小的张安乐心里，这些大哥哥们讲义气。而时间长了，他也就经常和该帮的哥哥们混在一起了。“因为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入没入帮，反正大家彼此都把对方当兄弟。”

1964年，在朋友推荐下，16岁的张安乐从“南海路帮”正式加入到刚成立不久的台湾两大帮派之一的“竹联帮”，按“辈分”，他被取名“白狼”。而此时，张安乐刚刚读高中。

虽然加入了“竹联帮”，张安乐还是主要把心思用在读书上，但也偶尔参与“竹联帮”活动。因为是成绩优秀的高中生，加上天生敢打敢拼，慢慢地，他的名望开始在帮里建立。后来，在“竹联帮”内的地位也开始上升。

不过，那段时间里，为了让他远离“黑道”，张安乐的父母煞费苦心，多次为他转学。

1970年，张安乐迎来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将成为“竹联帮”的“总护法”，相当于代理帮主。由于当时“竹联帮”连续两年涉社会重大治安事件，帮主陈启礼和多位帮内大佬相继被捕。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多名“竹联帮”内的“大哥”将重整“竹联帮”期望，寄托到了这位台湾“黑道”最有文化的后生身上。

接任“总护法”后，张安乐重整帮务，那几年“竹联帮”进入高速发展期。然而，就在张安乐的“黑道”生涯风生水起时，他突然宣布“退出江湖”，赴美留学。

在当时，社会上流传张安乐“退出江湖”的原因，是他的父母苦苦相逼，希望他走正道。

“父母苦劝是一方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张安乐说，自己知道两岸肯定要统一，所以那时候对大陆产生了兴趣。但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台湾，公开地方是看不到大陆任何资料的。不过，在张安乐就读的淡江大学东亚研究所是台湾主要研究大陆问题的机构之一，该所直到今天也是台湾研究大陆问题最权威的机构，“当时东亚研究所研究生是可以看到大陆资料的，但他们资料上都印有限制借阅者范围是东亚所学生。”

于是，张安乐想方设法和东亚研究所同学走近，通过他们偷偷借读大陆书籍。他说，在当时他读的大陆书籍里包括毛泽东的很多著作，比如《矛盾论》《实践论》，甚至还包括大陆中小学课本等等，“只要是有关大陆的书籍和资料，凡是能想办法借到的，我都请同学帮忙。”

虽然当了“竹联帮”大哥，但张安乐说那几年过得并不愉快，因为忙于帮务和考虑全台湾几千号帮内弟兄的生计前途，他为此耽误了自己的硕士研究生最后阶段的学习，对此他有遗憾。

而在淡江大学东亚研究所看到的那些有关大陆书籍和资料，让他那一阶段萌生离开台湾到大陆发展的念头。

彼时，他想起了他在列宁著作里看到的一句话：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到北京，北京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到巴黎。“这是乡村包围都市的意思。我觉得从台北到北京最近的距离是：从台北到美国，再从美国到北京。”张安乐说，“我知道，要回到大陆，我必须要到美国的知名大学，拿一个像样的学位，然后以‘留美学人’的身份才能到祖国参加建设。”

张安乐说，在当时还没有“海归”这一说，台湾一些赴美留学的学生回祖国大陆参加建设，当时就是以“留美学人”身份去的，“而我，赴美留学除了想未来学成以‘留美学人’身份去之外，当时台湾有公派留学生去美国留学。那我就想，到美国后，除了自己要回大陆，还想与台湾公派到美国学习的留学生建立联系，带他们一起去祖国大陆参加建设。”

就这样，1975年的一天，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张安乐突然宣布：从此“退出江湖”。而就在当天，张安乐便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踏上未来自己可以作为“留美学人”身份回到祖国大陆的梦想之旅。

“江南案”打破他的“归陆”梦；

却在美国监狱里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

到美国后，在申请大学面试，面对美国教授询问赴美求学的理由时，张安乐毫不掩饰未来读成将赴中国大陆参加自己祖国建设的想法。虽然当时遭到美国教授的不理解和质疑，但张安乐的坦诚还是感动了面试教授，他先后被推荐到美国内华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就读。

而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张安乐没打工，和朋友开了一家餐厅。

餐厅生意虽然算不上兴隆，但供自己上学没有问题。和几年前的生活相比，这样平静读书的生活是张安乐求之不得的。为此，他倍感珍惜，那一时期他用大量时间读大量的书。

然而，这样的平静生活没有持续很久，他的赴陆梦想也在不久后破灭。

1984年10月，张安乐被意外卷入震惊美台的“江南案”，救了曾经的“竹联帮”帮主，他被美国警方诬陷蹲了10年监狱。

归国梦破灭了。一开始的那段时间他曾一度沉沦，“毕竟10年，对于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而言，意味着前途和人生将从此变得黑暗。”

然而，慢慢地，他又重新燃起了理想与希望的火焰。“而让我燃起希望火焰的，是监狱里的读书会。”张安乐说，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几位美国“黑豹党”和美国解放运动组织的成员，“他们都是监狱读书会成员，这些美国人都曾经是拿枪和美国政府战斗的。”张安乐说，他们中有黑人，有白人，有印第安人。

据张安乐介绍，他所在监狱里的那个读书会，下面还分为马克思列宁小组、毛泽东思想小组等，当时参加者除了上述组织成员外，还包括美国“印第安人复国运动”、非洲人文化协会、“黑色莫斯林”等组织成员。“读书会成员很多都是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张安乐说，我当时就把读书会当成大学，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讨论，“因为有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对欧洲和马列主义的研究基础，所以监狱生活的大量时间，我基本上都用来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那一时期，张安乐不仅把《资本论》看了几遍，还对《剩余价值论》进行了反复研读。那一时期，张安乐首次接触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知识，还买了非正规渠道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我看的最多的书就是马列著作，美国经历让我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

张安乐说，读书会的“同学们”基本是反美、反帝、反资本主义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支持中国统一，“1989年，我们的读书会成员还专门开了会，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对中国搞全盘西化；之后还有一次专门开会研讨，并发声明谴责达赖集团企图搞西藏独立、分裂中国。”

张安乐至今还记得苏联解体的第二天一早见到狱友——美国“印第安人复国运动”主席时的情景：“他哭丧着脸，一见到我就说，印第安人的朋友只剩下中国了，只有中国能解放我们，也只有中国才能让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