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孔日广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对那些投机取巧、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的人，要严格防范，依纪依规处理。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力。”在党史上，饶漱石因搞分裂和非组织活动被党中央处理，其中的教训深刻而令人警醒。饶漱石的错误也不是一次性形成的，通过对他如何当上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一段落的剖析，可以大致还原饶漱石错误思想面貌的几个侧面，从而体会党中央如何避免此类错误发生所做的工作和思路，更加深入理解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历史依据。

一

新中国建国之初，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饶漱石。

时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的饶漱石，论级别，当然是有资格充任此职的。然而，按当时的惯例，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均应由各大军区或野战军司令员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曾两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可后来，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竟为饶漱石。这是怎么回事呢？

1953年12月7日夜，来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被毛泽东召到西郊玉泉山去谈话。此时毛泽东已发现高岗和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毛泽东找陈毅谈话正是对饶漱石搞调查研究的一个重大举措。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要说了解饶漱石莫过于陈毅了。所以在陈毅到京的第四天，就把他接来谈话了。

在轻松的气氛中，毛泽东先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毛泽东忽然问：“饶漱石这个人怎么样？”

陈毅搞不清楚毛泽东提这个问题的用意。他考虑到饶漱石已调到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而十年前，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制止他谈论饶漱石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二

饶漱石，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人，1903年生。1922年秋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中共早期创办的著名干部学校之一，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摇篮”，有好几位中共早期领导人曾在该校授课和活动。1923年，饶漱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饶漱石离开上海，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州临时省委常委并代理书记。

1929年6月，饶漱石被送往苏联。在莫斯科，饶漱石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和锻炼。学成归国后，1932—1935年间，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全总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属于党内那种在十里洋场见过世面的人物。1935年，他又受命去了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还被共产国际指派到西欧、美国等地开展共产党的地下秘密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饶漱石回国参加抗战，被中共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东南局书记项英开展工作。饶漱石到皖南后，很快便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与项英发生了争执。

饶漱石的发迹，始于“皖南事变”。

1941年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事件，致使北伐名将叶挺身陷缧绁，袁国平自戕，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而饶漱石却祸中得福，得以崭露头角，声名鹊起。

由于饶漱石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或是在国外，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前，尽管他也用小姚、梁朴作笔名发表文章，但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他在党内仍可以说还是默默无闻。“皖南事变”发生，“小姚”“小饶”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延安和新四军来往的电文中。开始一般同志还不知道这“小姚”“小饶”是谁，后来才知道，这“小姚”“小饶”就是饶漱石。

1941年1月8日夜，陷于顽军包围中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发现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人突然不见了，马上就去找饶漱石，告诉饶漱石这一不正常的情况。叶挺说：“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释，我很气愤。”饶漱石立即以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和新四军军分会委员的身份召集领导干部开会，和叶挺一起掌握部队，支持和协助叶挺指挥部队奋战突围，挽救危局，并及时给中共中央和在盐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电报，除报告事变真相和部队情况外，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刘少奇复电称：“望你尽力维持挽救危局。”

由于饶漱石在历史上曾几度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对刘少奇一直很尊重，而刘对饶也很了解，尤其是近两年饶在皖南反对项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有所耳闻。

鉴于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擅自离开领导岗位，尚不是中共党员的军长叶挺身边缺少政治助手，刘少奇即向中央去电建议：“项、袁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英职，并令小姚（即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中共中央接受刘少奇的建议，1月12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饶漱石及新四军全体将士：“望全军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之指挥，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执行北移任务，打破反共顽固派之包围，胜利地转移到苏南北渡。”

项英等人突围未果，又折回石井坑军部。1月10日，项英向中央报告了离队的经过，并请中央处罚：“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的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即叶挺—笔者注）来商讨，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等同我走，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五团在附近，即赶队到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中央书记处在接到项英自责的电报后，在给新四军电报中仍明确指示：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同时，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转叶挺、饶漱石：如有可能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1941年1月16日，是“皖南事变”最后的日子。新四军军部和随军行动的东南局领导分两路突围。东南局书记、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为一路，军长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为另一路。

为挽救危局、保全部队，饶漱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军部被困的现实处境，以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身份，提议由叶挺出面与国民党军进行谈判。叶挺奉命下山跟国民党军长官晤面后即被扣押。

饶漱石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在突围途中，饶漱石被搜山的国民党军士兵抓住。在国民党军连部，他否认自己是新四军，说自己是归国华侨，并以携带的金戒指、银元对连长叶正顺进行贿赂。连长被收买后，派排长陪他办理路条，并将其护送出警戒线，饶漱石终得以脱险。

在“皖南事变”中，饶漱石完成了党赋予的职责，经受住了考验，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41年，中共中央在一决定中指出：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将中原局同东南局合并，成立中央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

三

对于饶漱石，抗战前陈毅根本不认识他。在皖南时，饶漱石虽为东南局副书记，但没有军职，而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的陈毅跟他也并不熟悉，平素见面很少，彼此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陈毅与饶漱石正式共事是在新四军重建军部之后。

饶漱石初到盐城新四军军部时，给陈毅、刘少奇两人的印象都不错，觉得他谦虚谨慎，办事稳重。刘少奇在一次新四军干部会议上，称赞饶漱石为“英明的青年革命家”。

1942年1月13日，驻江苏阜宁县境内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接到中共中央由延安发来的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接到中央通知后，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书记刘少奇便于1月20日在阜宁县单家港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既是总结几年来的工作，也即是办交代。刘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报告中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代理，军分会书记由军长代理……饶漱石同志、陈毅同志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毅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3月19日，刘少奇在华中局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了苏北而赴陕北。刘少奇走后，华中局与新四军的大权便落在时年39岁的饶漱石的手中。

四

自从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代理新四军政委以后，他的言谈举止就渐渐显露出某些不同了。

1942年5月初，即刘少奇离开军部不到两个月，华中局和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领工作组到淮南第二师检查工作。在5月19日饶漱石动身之前，陈毅、饶漱石联名致电新四军各师和区党委：饶不日赴二师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3个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毅代理。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巡视工作归来，暂时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的陈毅便赶忙移交了工作。但想不到的是，麻烦却也跟着来了。

饶漱石是在代理两个月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后去淮南巡视、指导工作的，而陈毅在饶漱石离开后代理了4个月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干部们两相一比较，自然难免有一些议论，干部们称赞陈毅的比较多。这些议论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人授意。陈毅虽也听到一些，却未予以重视。然而，话传到了饶漱石的耳朵里，心胸狭窄的饶漱石却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的文件传到华中局，这一文件对饶漱石触动很大：中央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将更重要，但是他代书记已经半年整了，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谁当还未可知呢。

饶漱石也有自知之明，陈毅在新四军内的威望自己是赶不上的。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在井冈山时期就担任了红军的要职，跟周恩来情同手足，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军事建树，随时都可能被中央任命为书记。想到这里，饶漱石开始忐忑不安。

时间不长，在新四军军部内关于陈毅的种种议论多了起来，有的竟出自饶漱石之口，是饶有意无意散布的。

说陈毅无病呻吟，小病大养，无病装病。要是有病，怎么还会有精神没日没夜地同人下棋和扯谈。说陈毅丢下军部不管，生病住院是假，逃避斗争是真。

说陈毅和来自敌占区上海的潘汉年关系不正常，他们躲在医院里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说陈毅满脑子封建士大夫没落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仗不好好打，净写风花雪月那一套歪诗，哪有一点革命军队军长的味道？

说陈毅把好不容易抓到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给放了，还送钱送枪，这真是右倾到家了（新四军四师，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率部入侵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俘虏了韩德勤。陈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抗日大局出发，释韩并礼送其出境）。

这些议论很快传播开来，惟有陈毅被蒙在鼓里。

一次，饶漱石意外遇到一个在军部养病的曾参加秋收起义的老同志，此人跟陈毅很熟悉，他无意间同饶漱石讲起，陈毅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及一件至今仍使他难受的事：1929年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主持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指责，致使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落选，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上了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他去上海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党内的争议和分歧的问题，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正确，批评了陈毅。陈毅回到红四军后，亲自出马，又将毛泽东请回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饶漱石如获至宝，自以为可以利用这桩陈年旧事作为攻击陈毅的“重磅炮弹”。

194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新四军开展整风运动。饶漱石瞄准了这一机会，认为这是排挤、打击陈毅的极好机会，便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

黄花塘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在新四军军部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饶漱石一连几天忙着找人谈话，今天找这个部门负责人，明天又找那个方面领导人。谈话的内容很明确，直言不讳地要求大家揭发陈毅是如何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如何一贯反对军队政治委员制度的，如何排挤党委书记欲取而代之的。这样找人谈话多了，渐渐地便给人造成一种错觉，陈毅是不是犯了大错误？后来，连华中局和新四军的一些高级干部也误以为饶漱石是奉中央指示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于是有些善于明哲保身的人便开始跟陈毅拉开距离，有意躲开、疏远陈毅。陈毅尝到了被孤立的滋味。后来，他曾对人说，那一阶段“连鬼都不上门”。

10月16日，新四军军分会举行旨在批评陈毅的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与会者有的一上来就把矛头对准陈毅，向陈毅连珠炮似的猛烈开火，批评指责陈毅的所谓自由主义、骄傲自大、乃至有反对毛主席的言行。有的罗列一大堆问题，既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在的新账，像预先经过演练似的。陈毅知道，这是由饶漱石煽动并一手策划的一场对他的斗争会。他克制住了情绪，没有发火。他相信将来总有一天这些人会明白的。他本着整风的精神，在会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自己进行了严格解剖。他说，我陈毅的缺点错误三天三夜说不完，但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不反政治委员制度。他承认在历史上曾同毛主席吵过架，但那是为了工作，为了建设好工农红军。他一到革命军队就做过政治委员，那时叫团指导员，后来叫党代表，他在历史上还当过军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政治委员很有感情，怎么可能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呢？

会后，饶漱石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电报的结尾是：“但愿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健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为了加强火力，饶漱石又鼓动一些干部联名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饶漱石蓄意打击和排挤陈毅这件事，在新四军和淮南根据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高级干部中也有很多人对于饶漱石这种利用整风排斥异己的宗派行径颇为反感。一些负责干部出于义愤，决定联名给中央写封长信，揭发饶漱石的种种错误行为，明确表示拥护陈毅，反对饶漱石。

饶漱石脑子转得快，很快作出和解的姿态。他主动找陈毅、潘汉年以及经常往返延安、华中能见到中央领导的新四军联络部长谈心，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表白自己性子太急，恨不得一天就把新四军的事情办好，希望这次伤感情的争论到此了结。

陈毅本人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因为饶漱石已作出了和解的姿态，所以陈毅在电报中也便向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力求团结的表态：“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陈毅的电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回复：

陈毅，并告饶：

（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1943年11月8日

饶漱石看了毛泽东来电，很有些失望和纳闷。他本想把陈毅赶走的，而毛泽东来电却叫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仍回华中”，居然还要他“传达七大方针”，他岂不是成了延安来的中央代表了吗？！但他也并不太失望，因为毕竟通过这件事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能够让陈毅挪挪窝，暂时离开华中。

五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带着满腹委屈离开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一路上，要数次穿越敌占区和封锁线，途经山东、太行、晋察冀、晋绥，长途跋涉，直到1944年3月初，才抵达延安。

陈毅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

陈毅见到阔别十年之久的老战友、老领导毛泽东，除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有满腹委屈，那当然是“黄花塘风波”一事急需倾诉。而毛泽东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赣南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爽快地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陈毅作为华中代表、华中和新四军代表团主任出席了大会，为大会主席团15位成员之一。在“七大”上，陈毅被选为中央委员。

党的“七大”胜利闭幕两个月后，中国人民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央审慎地研究了陈毅的工作，中央考虑华中更需要陈毅，便由毛泽东找陈毅谈话。陈毅考虑到与饶漱石关系，不太情愿地说：“回到华中，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

毛泽东宽慰他说：“怎么不起作用？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

陈毅高兴地说：“既然你这么说，我这就回华中，请中央放心。”

8月25日清晨，陈毅同一批各大战区党政军高层负责人一道搭乘美军观察组提供的一架道格拉斯型的运输机飞抵山西黎城。当他即将取道冀鲁豫返回华中根据地时，中共中央给华中局发了电报：“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毅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这样，在离开华中近两年之后，陈毅满怀豪情地又回到了久别的新四军军部，继续和饶漱石共事，直到全国解放，坐镇华东。

六

有了历史上的那次深刻教训，这次毛泽东主动向他询问饶漱石，陈毅也就十分谨慎了。尽管近年来，陈毅发现了饶漱石不少问题，但总觉得还是不必捅出来为好。于是，便敷衍了事地对毛泽东说：“饶漱石这个同志嘛，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贯彻中央指示是积极的，对华东的工作贡献很大。他工作中有干劲，比较注意学习，也能团结人，和我的关系有很大改进……”

毛泽东表情淡漠，皱了皱眉头，干脆打断了陈毅的话：“那么好吧，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吧。”

陈毅心中不由一怔，他搞不清毛泽东为什么又问他，又对他讲的不感兴趣。陈毅告辞出来，遇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便对杨说起了心中的疑问。杨尚昆点拨了一句：“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

陈毅心领神会，即刻转身又回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主席，我有话说！”

“哦，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毛泽东微微一笑。

陈毅先说了自己的思想过程，然后把自己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谈了出来。他说：“饶这个人，阴一套，阳一套，善于耍手段，善于政治投机。我最反感的是他近年来常在我耳边议论少奇同志。尤其是今年以来，他在背后散布了不少针对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以我之见，他大概是觉得少奇不行了，就想表明自己不是少奇培养的，和少奇划清界限。他要另寻政治靠山了。做共产党员，要讲党性；做人，要讲良心。离开少奇，他能有今天吗？现在他竟把矛头对准少奇，真叫人寒心那！这样的人，不可交啊！”

陈毅谈完，毛泽东告诉陈毅，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联手发难，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分裂中央，甚至通过私下活动要由高岗任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并图谋改换总理人选。陈毅闻言大吃一惊。

六天之后，毛泽东又把陈毅接到玉泉山。这次专谈饶漱石问题，主要是针对当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

毛泽东问：“1949年10月，各大区都由大军区的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我两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你担任，怎么倒成了饶漱石的？”

陈毅答道：“当时，我考虑我已兼任上海市市长了，够忙的，就推辞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

毛泽东又问：“我吩咐让华东局就此事展开讨论，你们讨论了没有？”

陈毅回答：“没有。饶漱石对我说，你不担任我担任。他就这么定了。”

毛泽东生气地一拍桌子：“他骗了我！他到京来，我当面问他，他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你担任，只好由他来担任。”

向来权欲熏心的饶漱石，闻知天性豁达的陈毅不愿干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件事，岂肯放过这一求之不得的机会？他深知，若由他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么在华东地区党政军则全归他一人所管了。于是，他便迫不及待地找到陈毅，以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势对陈毅说：“你既然那么忙，那就由我挑起这个担子吧！”

结果，饶漱石根本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将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研究，而是直接用华东局的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作出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饶漱石凭借玩弄政治手腕，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一位置。这样，饶漱石既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其在党内地位，虽还赶不上高岗、彭德怀，但在行政职务上就与同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林彪不相上下了，比功勋卓著的刘伯承将军还要风光。

1953年12月20日，陈毅又一次应召到毛泽东住处，听毛泽东再谈高、饶问题。同去的还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毛泽东反复强调党内团结，并说了一句定性的话：“高饶案真相已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