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楚团长  饭统戴老板

作者：楚团长

2009年，一本马化腾亲自做序的《企鹅凶猛》里这样写道：腾讯内部有这样的观点，马化腾带队伍能力可能都不如杨元庆。

敢于对领导人开展红红脸、出出汗式的自我批评，说明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空前高涨。这一年的腾讯如日中天，门户拳打新浪搜狐，游戏脚踢盛大网易，搜索、电商、安全等队伍也都呈现嗷嗷叫的亮剑精神。看上去小马哥队伍带的还是不错的，但胜仗打的多了，大厂沙文主义就开始滋生了。

创业公司绕不开“生、死、腾讯”的抱怨多了起来，连新浪的陈彤都骂道：“某公司贪得无厌，没有它不染指的领域，没有它不想做的产品，这样下去物极必反，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有意思的是，几年后小马哥在朋友圈里给“反阿里联盟”的照片点赞评论时，还照抄了“物极必反”的说法。

终于，当《狗日的腾讯》和360搞突然袭击时，腾讯一下子就手足无措了，连江湖事江湖了的原则都顾不上，直接报了案。30多个深圳警察直奔北京四惠桥抓人，360联合创始人齐向东当过厅级干部，消息灵通，大早上给周鸿祎报信：“快逃，你现在能飞哪儿就赶紧飞，剩下的以后再说。”

3Q大战的含义有两方面，既是PC增量枯竭期的内卷化竞争，也是腾讯革命路线转变的里程碑。照《腾讯传》的话说，马化腾的性格都因此改变了。

做产品的马化腾是狰狞的：力排众议上马门户、撬淘宝墙角，骂孙彤宇是个什么东西、送珊瑚虫陈寿福进监狱……而伴随着2012年流量、资本和微信三大法宝的确立，马化腾渐渐开放且柔软了起来。嗜血的腾讯，开始变为呆萌的企鹅，而按照所有王朝的老规矩：战略调整了，班子就得换。

2013年陈一丹功成身退，2014年张志东马放南山，腾讯再无CTO，有可能打造腾讯“达摩院”的大神熊明华也黯淡退场；有位创始人之称的李海翔、吴宵光也伴随着搜索和电商业务的退出，无奈离场。更早之前，18号员工李华辞职创立富途，腾讯五虎中个性最张扬的曾李青离开。

这些同志是老革命了，他们是跟着马化腾的嫡系部队，见证过马化腾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强渡社交的护城河，飞夺游戏的铁索桥，爬过PC时代的雪山，趟过web2.0的草地，打赢一场又一场的逆境甚至绝境大胜仗。这些久经考验的同志离开中枢去了疗养院和干休所，是好是坏还得走着瞧。

因此当腾讯迈过2017年的高峰，遇到没有梦想的挫折，文章开头的质疑就又回来了，马化腾带队伍能力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带队伍既需要瓦解山头主义宗派，又需要遏制地方主义诸侯，既需要团结在以马化腾为核心的总办周围，又需要驱动庞大的官僚干部基层高效运转，这是门艺术。而现在，腾讯的930改革轰轰烈烈了一年多，总办人员一个没动，司令部把问题都推给了群众，这显然是不对的。

马化腾已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卓越的领袖之一，但要想从卓越走向伟大，恐怕还需要熟读一本《毛选》。

01.  腾讯的山头被打倒了吗？

马化腾不擅管理的说法由来已久，腾讯老人、香港派、华为帮三种山头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形势，给外界留足了揣测的空间。

联合创始人曾李青对腾讯上市是有大功劳的，江湖上流传着他当年地推无线业务时的霹雳手段，业务员扛着服务器跑运营商，腾讯也是有过“铁军”的。如今群众只能从他怒斥乐视的朋友圈里一瞥其狂狷的性格，要知道，2011年中国移动的反腐风暴中，曾李青是去喝过茶的。

2007年曾李青辞去腾讯COO职位，标志着腾讯老人开始离开。腾讯创始五虎中，陈一丹、张志东先后隐退，许晨晔也早已淡出核心圈层。曾李青离开时，就有好事者称，这是在给刘炽平让路。强势的联合创始人离开，后加入革命的职业经理人上位，确实有利于强化大领导的威信。

刘炽平给马化腾演示高盛准备如何向投资者介绍腾讯时，搞过一个情景剧，在里面他扮演曾李青，另外两个同事扮演马化腾和CFO曾振国。刘炽平擅长的是帮助资本和产业沟通，他在高盛期间就参与了粤海重组这样的世纪交易，当年跟他一起操刀这个案子的，后来要么在华盛顿翻云覆雨，要么则经常出现在新闻联播。

即便挖来了前高盛同事James Mitchell，刘炽平在腾讯一度也显得势单力薄。2012年是腾讯组织变革的关键节点，年中“刘炽平离职成定局”的报道甚嚣尘上，逼得马化腾用“就是造谣”予以回应。刘炽平绝对权威的确立是在那年年会上，面对调整引起的波澜，他一锤定音道：“不要抵抗。”明眼人都知道，这个话是讲给刘成敏听得。

腾讯早年做无线业务从华为挖了很多人，曾经整个彩铃产品组都是华为过来的人。无线业务的掌门人刘成敏曾经是王牌，2007年移动增值业务收入超过8亿。那年的腾讯年会上，无线业务部员工套着杨白劳和喜儿的故事，表演了个揶揄中国移动的小品，刘成敏在台下笑靥如花。

可惜无线事业群没能跟上智能手机的进步，重金砸得手机浏览器没做出名堂，微信崛起也让手机QQ部门逐渐被边缘化。无线事业群最终沦为那轮组织架构调整的牺牲者，2013年1月刘成敏递交辞职信，表示想要回归家庭，而仅在几个月前，他还在北京的活动上雄心万丈的解读搜搜的商业化战略。

刘成敏和马化腾最后的致谢信暗藏机锋，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但对任宇昕的认可和相信是相同的。与刘成敏一样有着华为派标签的任宇昕，自此从游戏之王走向了腾讯的权力中央。值得玩味的是，在2017年任宇昕接管网络媒体事业群时，最早雷帝网给出了含“任宇昕嫡系部队”的标题，随后该标题被修改。

在930调整过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任宇昕的媒体报道一下子多了起来。华为派的提法或许已经落伍，执掌腾讯半壁江山的任宇昕已经在接班人问题上占了先机。

2016年11月，腾讯18周年大庆，总办开直播给大家发红包。重大场合的领导人站位从来都是门学问，直播画面里第一排马化腾在正中间，任宇昕居左，两鬓斑白，刘炽平靠右，发际线高的离谱。当年的“腾讯五虎”只剩下许晨晔，他隐没在张小龙与刘胜义的后面。

遥想《腾讯没有梦想》的炮轰出炉，刘炽平第一时间对“腾讯成为投资公司，功利且短视”的指责进行了回应。表达了文章有可取之处，但腾讯产品依然很有生命力的看法。甚至在次年的演讲还不忘调侃投行化的提法不专业，可见刘炽平对潘乱的批评是很紧张的。

刘炽平和任宇昕一个搞投资，一个搞业务，偶有相互配合的神来之笔：网易在“吃鸡”手游上大战腾讯，任宇昕一个电话打给斗鱼创始人陈少杰，就把网易游戏的直播给下架了。当然，也有因为指挥权不明带来的冲突：当年刘炽平想并购优酷土豆，顺便把腾讯视频送走，急得负责人孙忠怀飞赴香港向总办下军令状，力保部门。

事实上，自2012年的组织架构改革之后，这种不公开透明的双峰对峙就始终伴随着腾讯的发展，腾讯核心圈层也暗自默许。曾有员工问张志东如何看待香港帮势力的上升，德高望重的张志东给出了意味深长的回答：当走向一种极端时，往往会走向另一种极端，但最终会恢复内部平衡。

期待在腾讯宣传部门战斗过的程苓峰老师，日后出一本《腾讯改革年代的斗争》，用一手资料补充出那些不为外人知的内幕。

客观说，这种山头文化并非是来自个人的政治野心，而是由革命形势的基础所决定的，根源在于赛马机制下内部团队的相互忌惮。社交文娱行业的特征是创意驱动，腾讯的创新项目一般由基层发起，在与不同部门PK中过关斩将，最终胜出者留下来。那些没有抢到足够内部资源的团队，可能就会永远失去机会。

这就决定了腾讯组织形态上，必须要形成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的分散指挥，以保障基层的独立自主。

用腾讯自己的话语说，赛马机制是腾讯产品创造力、战斗力的前提和基础。腾讯一度用赛马机制打造了一个既统一又活泼的政治局面。总办、事业群、业务部门的大三层宏观管理架构充分自治，总经理、总监、业务小组的小三层执行架构敏捷高效。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赛马机制也造就了腾讯严重的山头文化。

腾讯的产品创新，大都是自下而上冒出来的。这种模式的业务创新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高层自上而下的山头。一旦基层领导倾向于培养所谓嫡系，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诞生就是必然结果。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当赛马机制演变成内部恶性竞争，山头和组织墙就会愈演愈烈。

拥有了插根扁担都能开花的流量和入口，腾讯内部产品部门就必然更加会将工作重心，从满足用户需求转变为争取内部资源。QQ音乐曾喊出名言：“为了上QQ面板，什么都可以改”。这种对内部资源的争夺在最白热化的阶段，曾有业务部门宁愿撇开财付通找支付宝合作，为的就是独占资源。

山头林立是今天腾讯内部都认识到的问题，如果山头现象进一步发展成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山头主义”思想，那就会严重地妨碍队伍的统一和战斗力的增强。消除山头主义，对于任何队伍的革命事业而言都至关重要。如何根除“山头主义”，《毛选》里其实有答案。

毛泽东同志如何在革命进程中解决山头主义？总结起来就是十二字方针：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除山头。

毛泽东曾指出[参考]：“山头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山头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在承认山头现象的同时，要照顾好山头。在干部任用上要充分顾及到山头的实际利益，比如55年授勋，各方面都要照顾周全。

在消除山头方面，毛主席经常说：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宗派。用轮岗制来加强各山头同志之间的感情，用共同的理念目标替代山头内部小利益。八大军区司令员要对调，下面的干部也要经常换岗位，不要老熟人挤到一堆。换一个地方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遇事就能想的更全面一点。

腾讯去年搞的930组织架构改革是很好的，面对山头，最重要的就是先承认，不要搞视而不见。原来各个事业群都有负责技术的同志，面对需要跨部门合作的需求，有的同志就打起了小算盘、退堂鼓。技术工程事业群（TEG）成立“技术委员会”就是很好的思路，让搞技术的同志拧成一股绳，为前台的业务服务。

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的成立，意味着腾讯2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完全toB的大业务单元，掌舵人是刘炽平的同学汤道生。任宇昕成为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的一把手，业务涵盖新闻、长短视频、信息流和社交平台，原来四个部门的同志都由任宇昕领导，组织力空前提升。

930改革之后，任宇昕在PC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内部搞了个合伙人制度：搞QQ浏览器的同志也要担负信息流的增长目标，做短视频的同志要和做社交媒体的同志配合，搞出来的“看点”月活已然直逼今日头条。在炮火前线搞特区，腾讯以往散乱的信息流业务线焕然一新，这样就很好。

但是，整个组织架构改革，深圳的宗派山头正在变成五湖四海，广州的微信事业群却岿然不动。企鹅号要搞腾讯内容开发平台，没有微信内容，怎么能说是代表腾讯最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呢？

不对最大的山头动刀，那就是在搞自我麻痹嘛。

02.  请小龙同志到深圳主持工作

2011年1月23日，微信1.0上线后的第三天凌晨2点前后，张小龙连更了三条饭否：

“一对男女，将来用手机对碰，快感的浪潮便从手机中发散到全身。”“做自己的人又分两种，一种不断打破自己，一种沉溺于自己。”“这么多年了，我还在做通讯工具，这让我相信一个宿命，每一个不善沟通的孩子都有强大的帮助别人沟通的内在力量。”

言语之间充满着渴望和激情，尽管这个时候张小龙负责的“QQ邮箱”，已经被马化腾钦点为七星级产品。但对张小龙而言，这当然远远不够。作为天才程序员，张小龙的同龄人雷军、陈一舟都早已是叱咤风云的大佬。和菜头、李黎等朋友情真意切的表扬张小龙是中国第一产品经理，知乎上立马就有人跳出来说是软文。

张小龙是不容易的，2012年周鸿祎来广州找张小龙喝毋米粥，锅里煮着海鲜、鱼片和油条，张小龙吐槽雷军输不起，不承认输给的是微信，输给了QQ用户。没想到没在周鸿祎这里找到共鸣，周教主也认为微信赢在了腾讯的用户基础。张小龙多少有点无奈：“你们是不知道，当时最想干掉微信的不是米聊，而是手机QQ。”

据说无线事业部老大刘成敏曾在微信上语音功能之前，给不是自己下属的张小龙打过电话，要他停止上线新版本。但当年张小龙的广州研究院深受二号首长张志东的关心和照顾，敢于突破条条框框、打破瓶瓶罐罐，刘成敏倒是没多久就远赴法国做起了红酒生意。

2012年3月20日，马化腾在凌晨四点登陆了腾讯微博，发了条关于微信的推送，“终于，突破一亿！”腾讯的革命形势随着这条微博发生了变化，此前备受总办器重的腾讯微博走向慢性自杀，微信则成为了腾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船票或者说是“方舟”。

张小龙也彻底松弛了下来，从4月份就停更了饭否，最后一条是：多少艰苦不可告人。两千多条饭否记载着张小龙的才情、幽默和孤独，2016年知乎用户太空小孩用一篇《看完了张小龙的2359 条饭否日记》挖出了这些美好，然后张小龙默默删掉了引人遐想的“东莞方一日，世上已一年”这条。

微信的成功无疑是史诗级的，但在2014年微信事业群成立后，张小龙似乎就慢慢脱离了群众，且不说看一看、搜一搜、即刻视频等几个占据最好流量入口的产品都难言成功，张小龙连现象级的微信红包都没有参与开发，反倒在探讨产品人文性的小布尔乔亚路线上越走越远，连汪峰都不听了。

功成名就的张小龙开始解释起王阳明，搞的喜欢读《高效人士七个习惯》这种鸡汤的张一鸣成了腾讯的心腹大患。“每天有一亿人教我做微信”的段子当PR用很好，可真的过于傲慢了，年轻人吐槽微信难用的微博转载过万。

工资是腾讯员工不能讨论的高压线，但刘炽平的薪酬是写在年报里的。刘炽平3.13亿的酬金令人艳羡，但张小龙的收入却可能更高，他和他的微信正在成为腾讯内部另一种特殊的存在。微信帮助张小龙个人实现了自我价值，但并没有很好的融入进腾讯的移动互联网革命事业。

微博王高飞的放肆和微信张小龙的克制，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商业化的两极。王高飞的放肆或许有股东和员工的压力，张小龙表现出的满不在乎，就仅仅因为他可以，拼多多和微商们从微信的牙缝里都抠出了万亿的市场。这种自以为是的克制是不是对整个生态起了抑制作用，张小龙是不在意的。

2017年，马化腾挚友keso表示将在其他平台开通付费专栏，马化腾问为什么不等微信付费订阅。太懂腾讯的keso礼貌而不失尴尬地回复：等你们已经太久了。马化腾还不甘心的回复“已经反馈，争取加快”。结果34个月过去了，吴晓波老师上市都失败了，微信付费专栏还没有做出来。

微信当然也受制于体制，2012年底品玩创始人骆轶航就指出微信未来商业化的症结将在于：联邦制腾讯内部的分歧。

但微信事业群自身的问题，也并不容忽视。微信团队远离腾讯深圳总部，广州研究院已经颇有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意思。每年的年会人人都发最新款的iPhone，直接导致广州二手iPhone价格一度上不来。后来微信年会发的iPhone都刻了标志，防止员工给卖了。

业界一个潜规则是：一个人说自己出身BAT，他一定是百度出来的，一个人说自己在腾讯工作，他一定不是来自微信。

堆积在微信产品waiting list上的集团需求，表明着张小龙正在失去进步思想。整个腾讯对微信团队的不满也在积聚，内网的一篇《总办对微信的优待，会让其他BG优秀的人2019年大量出走？》也被捅到了公开媒体上。

腾讯的核心价值观叫做“瑞雪”，主要涉及道德、礼仪和职业操守。把内网的事情报给媒体可不瑞雪，但也足以说明腾讯内部对微信山头还是有些意见的。

马化腾不是没有敲打过，2018年4月小马哥久违的为新产品“腾讯文档”转发了朋友圈。点名这个需求是八年前提给广研团队的，如今反而是QQ团队给了惊喜。QQ团队当然是充满干劲的，这几年他们老大殷宇接受采访都是一股子小媳妇委屈。

在张小龙秀着“不知道什么是信息流”式的优越感同时，殷宇带着兄弟们从QQ里做出了日活近两亿的信息流产品“看点”。要知道互联网红利见顶的大背景下，今日头条日活停滞的都换帅了。边缘化的产品天才带着现象级应用卷土重来，殷宇回到腾讯舞台中央的样子，像极了2011年的张小龙。

QQ开发的微信小程序不能发消息，引得用户哄堂大笑。但真正令人忧虑的是，QQ在打造自己的小程序系统时，微信没提供半点帮助，从代码、产品到商业化，QQ团队是从头又自己摸索了一遍。重复造轮子对组织墙高垒的腾讯，只能说是常事。但微信的封闭，对志在通过产业互联网迈向2B业务的腾讯而言，是大问题。

打通和整合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微信庞大2C资源和内容沉淀的作用，但这与张小龙的产品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他2012年有段金句：“避免打通，需要打通说明不是需求。避免整合，需要整合说明都不行了”。

930改革，刘炽平凌晨六点发的内部信，措辞显然经过了再三斟酌，张小龙却隔周去欧洲拿了个高尔夫交际赛冠军。要知道，2015年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广州市委干部敢踏进观澜湖球场。

打高尔夫打的手心里都是茧的张小龙还能从用户心理考虑产品吗？微信里能体会到这项运动乐趣的用户，不超过1%。或许只有那个台球高手张小龙才能创造出摇一摇里，那“来复枪声”式的性感。

在刚刚曝出的快手融资案中，刘炽平、任宇昕轮番出马，从各自的负责层面去试图敲定这桩对腾讯至关重要的融资。张小龙上一次出席这种场合，还是2014年马化腾挺着腰伤，宁愿不去两会，也要敲定的京东融资案。此后无论是以九宫格换投资门票，还是给微视放开权限，微信都呈现出一副听集团安排的消极面孔。

深谙腾讯内部政治形势的程苓峰曾指出过这样一个腾讯国策：CEO下面有个总裁，总裁后面有个COO，每个EVP后面都有一个VP，不命系于一人，不被绑架。但张小龙的存在，是不是已经凌驾于这个国策之上了？这么多年了，有任何人知道微信的二号人物是谁吗？

微信作为腾讯的最重要的事业群，现在俨然已经出现了三大特征：1、缺少从深圳来的中央干部，在广州形成了一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氛围；2、强调广州研究院的特殊性，对集团中央推行的“整合改革”态度消极；3、本地干部们正在有山头化、宗派化的倾向。

远离中央的藩镇指挥不动，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革命队伍壮大之后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本就脱离在中央的直接管辖序列之外，一旦“为革命立过功”的心理遇上触动利益的艰难改革，藩镇就容易出现指挥不动的现象。这是山头主义的进一步演化，叫做地方主义，解决不好就会出大问题。

央地关系从来都是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核心矛盾，怎么处理，还是要从主席的文章里寻找答案。

建国之初，为更好的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国家行政层面上实行了大行政区制度。脱胎自各野战军的大行政区都自有一套五脏俱全的行政机构，封疆大吏们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而与此同时，中央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却集中在少数领导人身上，出现了“什么都是西花厅”的尴尬局面。

于是1952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北京，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史称“五马进京”。事后看，“五马进京”既有效的为中央培养了人才，又避免了行政区走向“独立王国”，并最终实现了对大区的撤销，完成了建国后的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腾讯而言，现在广州山高皇帝远，深圳的先进经验传达到这里，自然就“右了、慢了、改不动了。”最近腾讯其他事业群正密集的推出一系列新社交软件，主做熟人社交的朋友APP的solgan“遇见真朋友”就很有火药味，那假朋友都在哪儿呢？面对赛马机制的新竞争，张小龙尚能饭否？

事实上深圳的探索是很值得看一看、学一学的，如果搞得好，那微信事业群就要跟上。现在，广州研究院距离“独立王国”只有三十里，但只要拿出办法，张小龙就还是可以挽救的好同志。把张小龙从广州请到深圳总办来，也背上一份腾讯云和产业互联网的KPI，CSIG的朋友你们说说吼不吼啊？

当然步子也不能迈地太大，微信的任何整合和打通，都还是要建立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改革从来都最怕一下子从最右边切换到最左边。

03.  把官僚主义抛到粪缸里去

2013年10月10日，马化腾在腾讯内部会上做出了《干部要饥渴，不要做富二代》的最高指示。随后总裁刘炽平在讲话开头调侃道：“昨天回到房间有没有冲动打飞机的？尤其是看到Pony 和Tony 巅峰对决？提醒一次，过多打飞机有害身体，尤其对眼睛不是太好，小心一点！”

思想不纯的同志往往会把简单问题想复杂，刘炽平讲的是微信5.0版本上线的打飞机小游戏。微信在没和天美沟通的情况下，悄悄拿出的这款小游戏引爆了市场。天美负责人姚晓光在4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蒙在鼓里，认为“微信离做游戏还远着呢”，好在天美的游戏后来给他争了口气。

那天刘炽平讲话的题目是《1000亿美金下的危机感》，彼时腾讯初步完成了第二次组织架构改革。正在“资本+流量”的道路上撸起袖子加油干，股价一年涨了七成多。作为领路人，刘炽平却清醒的向全集团管理干部们发出警示：“一个公司大了、成功了就会有自满、安逸的情绪”。

实力上升期是暴露不出问题的，2013年到2017年正是腾讯第二次组织改革出成绩的阶段。集团市值一度突破5000亿美元，队伍上下对开放共赢的道路、互联网+的理论、联邦赛马的制度和瑞雪文化充满着自信。与之相对应的是，集团人数从两万五翻了个倍，每人每月的薪资成本更是从三万上升到了七万。

2012年，马化腾曾向《失控》的作者凯文凯利表达过忧虑，员工人数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导致企业文化被稀释，进而带来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在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一定的胜利和成果后，大公司内部就会开始滋生骄傲自满的官僚作风，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一旦革命遇到了暂时的困难，这种官僚主义就立即会成为组织的心腹大患。

潘乱透露，在今年5月的腾讯年度战略大会上，刘炽平又一次旧话重提，再度强调干部们不要有富二代心态。马化腾和刘炽平谈的“富二代”，说的是希望干部们不要仅仅寄希望于集团的内部资源。但其实大部分腾讯中层干部们是不折不扣的富一代，腾讯堪称奢侈的待遇和福利在互联网圈家喻户晓。

大厂的待遇水平总体上相近，中层干部的收入水平对大部分普通人而言，都已经是天文数字。阿里P8男相亲事件火爆的背后，是社会对互联网高收入的垂涎，而腾讯又堪称是大厂中对员工最慷慨的。马化腾、陈一丹、张志东等创始团队在价值观上有惊人的统一，都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过去腾讯新员工都会领到一副“福利扑克”，54张牌每张代表一种福利，免费的Q币、班车、早餐都不用说，最引人关注的则是购房的无息贷款，这可是银行员工才有的待遇。据说现在不发扑克牌了，都是直接领资料，也有可能是福利太多，扑克装不下，需要做套144张骨牌的麻将来承载。

因此事实上大多数腾讯中层干部都堪称享受了人生的三重杠杆：身处中国最朝气蓬勃的互联网行业，享受了行业杠杆；慷慨的股权激励则让他们坐享了股票市场杠杆；在深圳买房买的早又抓住了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杠杆。过去二十年，普通人只要能抓住其中任何一种，都足以完成阶级跨越，腾讯的中层干部们是时代的宠儿。

在提供优渥待遇的同时，腾讯较为宽松的内部治理，也与行业内强调狼性的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阿里员工绩效考核拿了3.25（比较差的绩效），是要请天假在西溪园区里哭一哭的，腾讯虽然一直有末尾淘汰的制度，但执行的并不严格。去腾讯工作比较舒服，也是行业内的共识。

工资高、福利好、压力小，腾讯堪称是互联网圈的国企。需要频繁为微信年终奖280万、王者荣耀组100个月工资等传言辟谣，本身就相当夸张了，更何况“66个月”的梗确实吸引了不少腾讯员工从内部转岗跳进互娱。而尽管腾讯法务部战斗力不输华为，有着“南山必胜客”之称，但这几年抓进去的腾讯员工也只有一个涉嫌贪腐的刘春宁。

腾讯作为一家流程化非常成熟的集团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业务KPI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已经初步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中层干部们，越来越倾向于将精力投入到完成眼前的考核，而不是从长远考虑是否对公司有利。既然已经身居中国最好的职场位置，进步就不再是必须的，明哲保身自然成为了最佳选择。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腾讯的技术基础建设方面，暴露的问题会令外人感到匪夷所思。

2015年底著名白帽子网站“乌云漏洞库”公布了一个神奇的案例，用滴滴的公司VPN可以登陆腾讯的后台。腾讯云发布平台、SNG研发库、广点通后台等内部资料一览无余，任何一个滴滴员工只要会在F12页面里绕过验证就可以登陆。

这堪比银行将自家保险柜拉到大街上，还把密码贴在锁上。腾讯与其他公司共用一套组网方案本已经很神奇，还把本该用于后端检查的代码写在前端，导致OAuth协议可以从F12被绕过，就足以说明腾讯的内部信息安全管理是一坨屎，出不出问题全凭运气。

技术基础建设、代码质量这些能够长远提高工作效率的工作，对于腾讯中层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在每半年一次的KPI考核上，拿到一个好绩效才是最关键的。腾讯码农们的生存环境没大家想的那么友好：linux不能直接入域，还在使用古老的SecureCRT；没有项目文档，技术传承依赖口耳相传；没有code review，代码冗余且没有规范……

去年有个新员工还没适应这种文化，到腾讯内部“知乎”乐问上一顿喷，说来到腾讯就像来到技术沙漠。皇帝新衣一旦戳破，群众的呼声一定是高的，帖子下面民怨四起。腾讯厚重的部门墙下，各事业群还都在捂着自己的烂代码闭门造车，腾讯码农则乐此不疲的在屎坑代码里互相伤害。

技术老大卢山还想去找这个新员工理论，这大概是整个腾讯中高层的一个写照，不要说老板了，就是总监和组长都已经不怎么自己看代码了。如今卢山组织的技术委员会，被寄予了打造腾讯技术中台的重任，马化腾亲自抓开源，最大的阻力可能就是各BG的代码实在太烂，不好意思开源。

腾讯如今的技术债多少有因为熊明华、张志东等话事人先后出走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整个集团官僚化了。张一鸣对这种现象有很好的总结：招很多人，人才队伍就稀释了。然后用好流程，写规则，出制度的方法解决管理混乱。但在重流程之后，做一件事就变慢了，大公司会因为没有创新精神而被淘汰。

腾讯内网不少群众寄希望于大师兄张志东再度出山，但这份担子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组织管理问题。其实张志东在930改革前一年，就在腾讯大学做过有关，产品和团队老年化的分享。腾讯大师兄对这个问题是有严肃思考的，张志东近两年屡次发声，指明腾讯面对ABC时代必须要进行组织再造。

作为腾讯第二大个人股东的张志东，有着枯燥且朴实无华的生活。早年喜欢下围棋，如今沉迷斗地主，据说常年开一辆大众宝来。既然退了下来，张志东也无意再出山了。事实上整个集团的中层官僚化，也不可能通过一个领导的重新出山来解决，还是必须通过组织调整来克服。

毛主席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毛主席始终强调应该警惕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毛主席治理官僚主义的一些办法，对腾讯极具借鉴意义。

毛主席强调，扩大民主是防止和根治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腾讯做的其实不错，内网常常能出现一些尖锐的声音。去年八月内网就出了一篇《五问：腾讯哪些“大公司病”让你不吐不快》的檄文，剑指腾讯的官僚主义，中高层腐化、开会太多等问题，引发了强烈共鸣，人士大总管奚丹亲自做了回应。

现在腾讯缺少的是具体的执行方法论，这完全可以参照主席在1960年作出的反对官僚主义指示。其中总结了四点很值得学习：

1. 干部待遇上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2. 工作上要对部门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群众生活、队伍管理进行五包揽，要负起责任来；

3. 要在党委领导下，采取条条”“块块”相结合的做法；

4. 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就地解决。

其中第一条和第四条比较容易执行，干部要多与群众交流，在流程上进行精简。第二条对目前的腾讯来说很有难度，腾讯中层目前是待遇好，而压力不足，末尾淘汰制度执行的还不够严格。马化腾对此是有认识的，已经提出了“每年要有一定比例的管理干部退下来”的办法。

干部退下来，是会有情绪的，曾经为公司抛头颅洒热血，拼不动了就一脚踹开，这是会影响革命后来人积极性的。要创造一个给老干部发光发热的平台，在业务线之外创造一条价值观虚线。老干部经历过“长征”，对公司有信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把新干部扶上马，送一程。

而对于新人来说，一方面要靠不断有仗可以打。阿里之所以能够在平均年龄最大的背景下持续涌现青年干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放手用自己的年轻干部带兵打仗，比如面对79年的王兴的步步紧逼，80年的王磊顶上，面对80年的黄铮的凌厉攻势，85年的蒋凡顶上。

有仗可打，对于锤炼队伍很重要。腾讯的克制和“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的战略，已经大大压缩了腾讯的战场数量，年轻人无法出头，这就会导致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场出现时，比如头条和抖音，对面带大军团的都是85后甚至90后，腾讯内部却找不到几个30岁以下的总监。

另一方面，青年干部的成长还是要靠老干部关心。老干部从业务线上退下来了，但是业务水平和价值观还是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搞不成组织部，支棱一个青干局也可以，帮助组织考察和培养青年干部。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老干部的经验和顾问作用，既能腾位置，又能传帮带。

这对腾讯来并不容易。2018年9月，马化腾问“腾讯一两千个总监级干部里，30岁以下的有多少？”得到的答案是不到十人。而随着95后甚至00后踏上社会，留给腾讯搞干部年轻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只有让中年干部走出舒适区，让青年半部火线上提拔，才能应对对手的蚕食。

希望马化腾在2018年提出的“我们有多少30岁以下的总监”这个问题，不要等到10年后，变成“我们有多少40岁以下的总监？”

04. 企业家读《毛选》在读什么

看《企鹅凶猛》里说马化腾带队伍能力连杨元庆都不如，似乎是在黑马化腾，但其实更是在黑杨元庆。

不过事实上，联想曾经是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高地。柳传志“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的管理三要素，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管理理论的结晶。柳传志说自己学的是《毛选》第四卷，“第四卷里边全讲打仗的故事，其实毛泽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市场环境无论从竞争激烈程度，市场变化速度、还是内部管理难度等方面，都极具中国特色。从这个时期的企业管理，照搬西方管理学那一套，有用但是还不够。中国企业的具体问题，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解决方案。

《毛选》就是一部中国人解决中国问题的书，腾讯作为中国企业的榜样与骄傲，在改革中遇到了问题，读一读《毛选》是有必要的。

腾讯山头林立的组织墙可以用五湖四海的干部安排来破冰；微信独立封闭，可以把张小龙请到总办来工作；官僚主义问题可以用“价值观”虚线来改善。腾讯还是走在正确方向上的，只是要坚定不移的推行下去，不要好高骛远。一家中国公司，员工花名都是英文，洋气是洋气，但不够接地气。

中国史学家顾立雅（H.G. Creel）在1964年写道：人们早已意识到，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不止于造纸和火药等发明创造，大规模的复杂组织是当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在这个方面，中国在历史上有重要贡献。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人对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做出提炼和总结。

而《毛选》从某种程度上，是一本关于“带队伍、做管理”的指导手册，是一本“管理超级规模的革命组织”的宝典。而冲在时代前沿的科技巨头，本质上做的事情，就是在工程师红利下组织大规模人才队伍，华为、阿里等都在学以致用，现在轮到腾讯交出自己的答卷了。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本马化腾做序的书——《企鹅凶猛》，腾讯要是真的想成为帝国，需要中国的历史深处寻找答案，《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才应该是小马哥的反复咀嚼的书目，而最能解决腾讯当下问题的，恐怕就是一本《毛选》。

全文完。本文的撰写，得到了来自腾讯、微软、国金证券、富途证券、景林投资等公司朋友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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