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力如山  大力如山

有人说，世界上最简单的排行榜就是福布斯，因为福布斯的富豪榜啥也不看，只看谁最有钱。也有人说，世界上最复杂的排行榜就是福布斯，因为福布斯中国的30under30啥都看，愣是从30里看出了600家，无外乎是有太多花几万块钱买榜实力的中国人了。

而如今国内券商的排名，也是这样。

有人说它很简单，因为不管如何排，前几名的位置总也少不了中金、中信、中信建投、华泰这四家，合称“三中一华”。也有人说它很复杂，因为但凡是个财经媒体就都能搞出一个券商排行榜，而有能力花几万块钱买榜的券商，也实在是太多了，哪怕对方不给开发票呢。

但过去的券商排名并不是这样，强的券商真就很强，而弱的券商，恐怕连几万块的买榜钱都掏不出来。比如在90年代的时候，自上海闻名于全国的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无论用什么体位去排，都是全国排名前五的券商，但它俩却也很少能排到前三。因为还有三家券商会挡在他们面前，依次为特区证券、江苏证券和浙江证券。

只是后来，前三家券商的命运各不相同。特区证券在改名为巨田证券后，没能逃脱被招商证券吞并的命运。如今已经改名为华泰证券的江苏证券，赫然正是“三中一华”里的那个“华”。

而浙江证券的路，恰走在两者之间。

01

就像排名前三的另外两家券商，其中特区证券的全称，直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特区证券公司，江苏证券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抽调的七名干将所筹建的。而浙江证券的班底，同样是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比如从中国银行调来主持浙江证券工作的那位领导，浙江省分行副行长李训，就是人行系统的出身。

如今翻开来看有关李训早期创业浙江证券的新闻故事，有的开头这样写：“1990年，李训向萧山的一家民营企业借了3万元，在二轻大厦办起了浙江证券。”有的又那样写：“1990年，李训在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资本金和开办费的情况下，筹集了5100万元股本金，其中50%来自于外省。”

怎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故事开头呢？我想，主要是当时媒体从业者的网络信号不好所导致的。如今就不一样了，只要你会上网会打字，完全就能查清楚两件事：

1、1988年6月6日，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88]259 号”《关于同意设立浙江省证券公司的批复》批准，浙江省证券公司成立，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拨款，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

2、1990年3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发“浙银发[1990]第116 号”《关于改组浙江省证券公司的通知》，决定改组浙江省证券公司为全民所有制金融企业，与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脱钩，由后者收回投资。1992年4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和浙江省工商局核准，浙江省证券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5,100万元。

而李训，正是在1990年这个时间点，加入的浙江证券。所以老事不能新琢磨，稍微一琢磨就想多了，毕竟那当年的3万就是1000万，1000万就是3万。正如王总就是王子，王子就是王总，反正身边常拥的都会被叫做“公主”。

不过，对于浙江证券这位“公主”来说，也确实是李训给一手捧起来的。

浙江证券刚成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业务可做，好在杭州离上海很近。那时上海正有着全国到处收“国库券”的阚治东和管金生，跟着学的李训，自然也就发现了做国库券的好处，所以马上就开办了代理国库券柜台业务。此业务，就是浙证“公主”上的第一个黄金钟。

紧接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李训又不顾争议，花了40万元席位费购买了上交所的席位。当时敢花40万的浙证，就像是刚挣了万把块钱的“公主”，就给自己买了身上万的行头，自然身边的小姐妹们对此事会有争议，觉得花千把块买身A货就行了，反正那群货喝多了也看不出来好歹。

所以有些“公主”，在600的场子里就只能标价600，而有的“公主”，在600的场子里，却能标900：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正式挂牌开业。而在交易的老八股中，浙江证券所推荐上市的浙江第一股“凤凰化工”，是唯一的异地股票。

当然，努力的“公主”们，从来都不会满足于原地踏步。1994年，《关于同意浙江省证券公司改制的批复》被批准，浙江省证券公司按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进行改造，名称变更为“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4.5 亿元。

当5100万的股东款，增加为了4.5亿后，600的场子自然也能提升好几个档次。因此，浙证在1995年的对外宣传稿《奋进中的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上来就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只是那时“公主”的学历普遍都还不高，楞是没发现这篇赞美声中还夹杂了一句笑话：

1994年浙江证券坚持开拓、发展……被新闻界誉为“中国证券业一朵奇葩”。

说奇葩，奇葩很快就趴在了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中。

由于决策的失误，浙江证券在“327”事件中站到了空方阵营，最终导致期货业务亏损1.3亿元。再加上那一年股市的低迷，浙江证券的股票自营业务也产生了巨额亏损。1995年，股本金刚扩至4.5亿元的浙证，直接在当年就亏了2.27亿元。

好在浙江的韭菜产量，非常的旺盛。两年后的1997年底，浙江省开户股民达到200万，占当时全国开户总数的1/15，这就让镰刀的心又开始活泛了。1997年年底，浙证的新一轮增资扩股工作，正式启动。

作为当时少有能同时紧密联系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券商，浙证的第一轮增资扩股，在李训的操持下，吸引了不少的省外资本进入。等到了这第二次增资扩股，一开始也同样吸引到了省外的邮电部和香港的中银集团。但浙江省的发展思路已然站在了当初的对立面，更希望通过这次的增资扩股，去改良浙江证券的“血统”纯度。

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浙江国投），是浙江省国资的全资企业，自身也经营着当时信托行业内普遍都存在的证券业务。因此，更像是“庶出”的浙证，就借着这次股权结构的调整，向省里交出了自己的“投名状”，其一并交出的，还有李训的退休。

1998年5月，已经65岁的李训退休，只担任浙江证券名誉董事长。同年9月，41岁的林益森，从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金融监管处处长的位置上，被调至浙江证券担任新的董事长。当年底，浙江国投入股浙江证券，持有其67%的股权。

在这第二次增资扩股后，浙证的股权结构里，省外股东从原先70%的占比，减少到了30%。随后，浙江证券与浙江国投的证券业务，便开始启动了合并。按照当时浙江省的规划，是准备将两家合并为一家，暂定名为“东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如今的券商里，有“东北”，也有“西南”，但“东南”在哪呢？

瓜田李下，方正之间。

02

虽然只是省级券商，但有着靠近上海这个地域优势的浙江证券，早年间在资本市场上的名气，要比其他的省级券商强太多了。

全国第一家异地上市股票凤凰化工，是浙江证券推荐上市的。在上海建立全国第一个异地证券公司营业部的，还是浙江证券。第一个状告证监会的券商，同样也是浙江证券。

2001年12月17日，中国证监会以操纵股票价格、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为客户融资买入证券等原因对浙江证券作出5亿元罚款的处罚决定，罚款数额超过其注册资本4.5亿元人民币。相关的当事人，浙江证券原董事长林益森、时任董事长项建中、总裁郭良勇等，分别受到证监会的警告和罚款处罚。2002年3月，浙江证券因不服处罚决定，一纸状书将证监会告上了法庭，从而成为我国证券史上首例状告证监会的券商。

这一次证监会对浙江证券的处罚，在认定客户股票交易提供融资的时间点为2000年1月至10月。但好巧不巧，浙江证券的原董事长林益森，就在2000年1月26日离开了浙江证券，被调至浙江省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国控）担任副总，兼子公司浙江国投的董事长。而浙江国投，正是浙江证券最大的股东。

多年以后，林益森在接受采访谈到浙江证券的时候，仍激动的说自己是真冤枉，明明认定的时间范围是在自己离开之后。但可能接任的董事长项建中，还要更苦一些，毕竟状告证监会的举动，也是发生在他的任上。这场官司要是告输了，浙江证券就会被罚的净资产都变为负数。但要是告赢了呢？那你就纯属是在做梦了。

2002年3月中旬，除了浙江证券起诉证监会之外，项建中也以个人名义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其认为：

虽然长期以来有关部门拟任他为浙江证券董事长，但由于中国证监会一直未批准授予其证券高级管理人员从业资格，浙江证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证券业务经营许可证中的法定代表人无法变更登记，因此他本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董事长，不应受到行政处罚。因此，处罚的证据不足，处罚的法律适用不当。

两个人都喊冤枉，无非还是因为股东不够强壮，或者是不愿强壮。

就在浙江证券起诉证监会的这段时间里，一家新的证券公司在浙江的省会杭州揭牌成立。这家取名为金通证券的证券公司，正是浙江国投所拆分出来的原证券管理总部，其注册资金8.85亿元，净资产9.35亿元，下设34个营业网点，可以说是在每一方面，都超越了当时的浙江证券。

证监会见此情形，就向浙江国控提出了，由刚刚成立的金通证券全面接管浙江证券的建议。当时有报道称：

面对这个新的压力，浙江国控在冷静分析局面后，果断决定:出让浙江证券股份，引入能解决问题的战略性投资者。这个决定没毛病，毕竟金通要是接管浙证，那浙江省的两张券商牌照，就会变成一张。但要是引入新的股东，那么浙江省就还有保留两张证券牌照的机会。

2002年的3月26日，浙江证券和项建中刚刚喊冤没几天，北大方正集团与浙江国控就合作重组浙江证券事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包括：

新股东承诺将及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协调沟通，并促使浙江证券股东会和董事会作出撤回浙江证券对中国证监会的起诉之决议，同时落实中国证监会处罚罚款的交纳方案。

所以五个月后的浙江证券，并没有迎来开庭，而是迎来了方正集团成为自己大股东的消息。2002年8月，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方正集团以2.295亿现金收购浙江证券51％股权。

说是新股东，其实也是老朋友。

2001年的年底，浙江证券的母公司浙江国投进行了增资扩股，“凯地系”以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进入了浙江国投，其创建人张海成为浙江国投的副董事长。而随后通过“健力宝收购案”名扬资本市场的张海，所使用的获取健力宝股权的平台，正是浙江国投。

而“凯地系”的幕后人物里，有一位姓李的，叫做李友。

03

2003年，方正集团正式完成了自己的改制，被管理层团队控制，李友被任命为方正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十六年后的今天，那年的改制是否被认定为“有效”，已经被双方拿到了法庭上进行辩论。

但在这十六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被认定为“有效”的。2003年9月，浙江证券正式改名为方正证券，它听话的跟着魏新和李友掌控下的方正集团，重组了泰阳证券，如入无人之境。

2005年下半年，在方正集团还没来之前，最先接触泰阳证券重组事宜的本是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计划用下属公司去重组泰阳证券，准备将旗下的航天证券与泰阳证券进行合并。2006年1月，航天科工集团正式进入泰阳证券尽职调查，随后便提出了重组方案：

原股东缩股至30％，银行债权列出延期全额还款计划，其余机构公司债权则寻求按1∶1的比例实行转股；航天科工集团出资6亿元充实资本金，另给予6亿元贷款用于公司的流动资金。

这个重组计划，也得到了湖南省政府及证监会的认可。

2006年7月，航天科工集团突然宣布主动退出。当时的公开说法是，航天科工集团属大型央企，重组泰阳证券的方案，没有得到国资委的批准。但《财经》记者的报道称，航天科工集团退出主要是因为自身的变故。无论你相信哪一个原因，总归都是给了方正集团一个捡漏的机会。

航天科工集团刚退出一个月，方正集团就向湖南省政府提出了重组泰阳证券的意愿。

2006年的8月、9月和10月，方正集团在每个月里，都提出了一套新的重组方案，并不是因为方正集团不断有新的尽调发现，而是其在每一次的方案里，都让其他股东按照2％的比例进行缩股，但每一次都遭到其他所有股东的反对。毕竟2%与之前航天科工集团提出的30%的缩股比例，相差太多了。

当时反对的各家股东公司，用不参加会议签字的方式抵制方正集团的重组方案，欲使该方案无法顺利上报证监会。同时，湖南省的态度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当时位列泰阳证券第四大股东的现代投资，就仗着湖南省交通厅的背景，准备直接截胡。不仅抢先按照湖南证监局和湖南地方金融证券办的要求，将6亿元“诚意金”打到监管部门的指定账户上。而且当时的湖南省副省长徐宪平，也直接带领现代投资的主要负责人到了北京，直接向证监会提交了新的重组方案。

证监会还是念旧情的，毕竟浙商证券因5亿罚款牵出的状告证监会一案，也才刚刚过了四年。最终，证监会以过了规定递交重组方案的期限为由，拒绝了现代投资的方案。徐宪平也只好在北京期间，去专门拜会北京大学，了解校方对方正集团重组泰阳证券的态度。当时的北大，正是信任方正集团的时候，徐宪平了解到的自然是一片叫好之声。

2008年5月12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了方正证券吸收合并泰阳证券的方案，方正证券注册资本变更为16.54亿元，注册地由浙江杭州迁往湖南长沙。

在短短三年后，方正证券就成功的登陆了A股市场。这样一家创建于浙江省的证券公司，在北京股东的带领下，成为了湖南省的首家上市金融机构。那么问题就来了，至少拥有三个老乡会的方正证券，未来最远能飘到哪呢？

差一点就飘到了遥远的阿布扎比。

04

2002年4月，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而民族证券之所有会带有“民族”二字，跟大多数人的联想一样，确实与民族有关。其前身是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民信)的证券业务部门，而中民信正就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1991年发起组建的。

民族证券是由中民信为主发起人，联合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机场集团、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北方工业财务有限公司出资发起设立的，注册资本10.48亿元。其中，第一大股东中民信持股42.82%，作为民生银行三大发起股东之一的东方集团持股19.98%，首都机场集团持股19.96%，剩余股权才在明天系的下属公司新产业投资和如今更名为兵工财务的北方工业财务手里。

2004年，证监会开始对深陷委托理财黑洞的券商业展开综合治理。同年，南方证券、闽发证券、云南证券、辽宁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汉唐证券相继被托管。这次的综合治理，让当时不少的券商大股东，开始急于对外兜售可能随时被关闭或托管的问题券商股份，但大多数都无人问津。因为只有少数质地不错的证券公司，才能吸引到资金的注意力，比如民族证券。

2004年9月，市场上传出海通证券与其股东之一东方集团，准备联手收购民族证券的声音：

由东方集团出面、海通证券出资，以1.28元／股价格（远高于每股净资产）收购除中国民委以外的首都机场集团、深圳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方工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三家股东的股权，约37％股份。

这故事传的，好像海通证券真能听东方集团似的。但如果你知道，海通证券的第一任董事长董文标，2004年正在担任民生银行的行长，而东方集团又是民生银行三大发起股东之一，那么你还是会相信的。

但其他几家股东可就没那么听话了，特别是一直与民委积极沟通的首都机场集团，其希望自己能从民委手中收购民族证券42.82％的股权，否则才会去接受东方集团的收购条约。

一个是想搞定除民委以外的其他三家股东，一个是就想搞定民委。显而易见，还是后面的更容易搞一些。2006年11月，民族证券获准增资扩股，首都机场以现金认购新增3亿股，持股比例由18.28%升至35.86%。2007年1月，首都机场受让中民信所持民族证券约3.54亿元股权，至此持股61.25%，成为民族证券的第一大股东。

绝对控股，不代表就拥有了绝对控制权。由五家中央级信托公司证券业务组合而成的银河证券，被列为证监会三大直管券商之一。而接收中民信这个中央级信托公司证券业务的民族证券，正是证监会三大直管券商的另外一家：民族证券的领导干部管理由证监会负责。2007年的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是由证监会任命的。

2008年，国务院正式公布《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要求执行“一参一控”：

两个以上的证券公司受同一单位、个人控制或者相互之间存在控制关系的，不得经营相同的证券业务，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此，同时控股了民族证券和金元证券的首都机场集团，就面临着二合一或者二选一的抉择。时任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的张志忠，计划将民族证券并至金元证券，但马上就遭到了两家券商董事长的反对，反对最激烈的是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

央行团委出身的赵大建，在来到民族证券的时候，已经不是第一次担任券商高管了。早在1994年，他就跟着老领导金建栋来到了国泰证券，最终做到国泰证券的副总裁。然后赶在国泰与君安合并前的一个月，被调到华夏证券担任总裁。只是华夏证券的那摊子事比国泰的还复杂，当时总裁赵大建与董事长周济谱的两虎之争，给华夏证券留下了一地鸡毛。

2004年9月，北京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对赵大建进行专项审计。第二年的3月4日，这份专项审计的结论报告被分别递交给了北京市政府和证监会，其中对赵大建的描述是这样写的：

对华夏证券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期间经营的巨大亏损，华夏证券前总裁赵大建应负主要责任。

但就在审计报告到达证监会的第三天，赵大建就被任命为民族证券的党委书记并主持工作。你说上哪说理去？

一直到了2015年，赵大建因涉及“阿布扎比”的事被带走调查，很多事才算是浮出水面。

05

“阿布扎比”最让人津津乐道的特殊才艺，就是请君入瓮了。

这个“瓮”里面，从在河南起家时的商业合作伙伴，到北上京城时的政府高官，最后到出海后的安全部官员，应有尽有。这就显得在2011年被“请”进去的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是那么的不起眼。

2009年，石家庄商业银行欲转让其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权，民族证券的二股东东方集团就准备行使自己的优先购买权。但钱还没花出去的东方集团，马上就收到了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威胁，最后是“阿布扎比”的政泉公司，顺利的以2.9亿元的价格收购了上述股权。

首都之大，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了解到此事内幕的张志忠，并没有太放在心上，直到自己先是在2010年初被免职，然后在同年5月份开始接受调查。

2010年12月16日，首都机场正式将其持有的民族证券全部61.25%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并开出了严格的受让要求：

本次转让只接受联合体受让；联合受让体需由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每家企业缴纳的保证金和受让的股权比例基本一致；联合受让体的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意向受让方在境内没有直接或间接控股的证券公司。

上述这些受让条件，在当年也就仅有中海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不超过10家央企集团具备。好在全部受让条件里，还有着额外的一条：标的企业原股东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2011年1月，政泉公司最终以16亿元拍得首都机场手里61.25%的民族证券股权。按照当时民族证券的财务情况，此次交易的价格是1.29倍市净率，不仅大大低于市场上同类券商的转让价格，而且也远低于2009年政泉公司收购民族证券股权时的2.75倍市净率。

当时首都机场的人员，在对外解释这个质疑时称：

目前定价中，包含民族证券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提醒质疑者，应该看全公告，我们是把历史问题全都打包转让出去，低价是合适的。

与此同时，东方集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了自己为何不再购买民族证券股权的原因：

我们要买早就买了，现在证券公司股权多的是，民族证券又是小券商，历史遗留问题多，不稀奇。

但多年后的一场判决，还是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先是民航局收到一封国家安全部名义的致函，要求民航局在转让首都机场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时，对政泉公司优先考虑，然后首都机场的负责人也遇到了来自国家安全部的谈话，希望能设立有利于政泉公司的受让条件。同时，在得知东方集团有意参加本次收购后，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到东方集团对其负责人直接进行威胁，逼迫东方集团再次放弃了优先购买权。之后，政泉公司顺利以16亿元的价格收购了上述股权，所持民族证券股权增至68.06%，成为控股股东。

2011年，民族证券控股股东由首都机场变为政泉公司，赵大建继续担任民族证券的董事长，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因涉及贪污腐败，在当年底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两年后，就在东方集团又因为民族证券的事，迎来自己第三次被威胁的时候，“阿布扎比”的那坛子瓮，终于要开始装那个“如入无人之境”了。

06

2012年，民族证券表决同意了启动总计80亿元的增资扩股方案。

因此其二股东东方集团，在2013年民族证券进行上一年度利润分配时，就从未分配利润当中，预留了12亿元作为未来增资的资金。已经挨了两次威胁的东方集团，想着这次总算是能把自己的钱给送出去了。

2013年，民族证券召开股东会，决定分两批增资扩股。第一批增资额为30.92亿元，第二批的增资额为34.3亿元。其中，东方集团的12亿元，被放到了第二批增资中。

但就在民族证券完成首批增资后，民族证券忽然启动了与方正证券的合并计划，紧接着收到民族证券要求不得再增资函件的东方集团，考虑到自己股权会被严重稀释掉，终于还是又喊出了拒绝。自然的，东方集团也就迎来了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人员的第三次威胁，东方集团最终还是放弃了增资。

2014年，政泉公司所持民族证券股权增至84.4%，证监会也批准通过了《关于核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方正证券完成对民族证券100%股权的收购，后者成为前者的全资子公司。方正集团和政泉公司，也分别成为了方正证券的第一和第二大股东。

屡次如入无人之境的方正证券，似乎再一次成功的吞掉了一家券商，如同之前的泰阳证券。但爱吃肥肠的人都知道，有时候吞下去的美味，很有可能里面就包裹着屎。

“真他妈的丧尽天良，居然把家人甚至孩子的户口本信息都曝出来了！”原方正集团CEO李友，在2015年初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时候，情绪失控了。两方互喷的起因，就源于重组后新方正证券的董事会席位争夺战。

2014年11月3日，政泉公司举报称其帮助北大资源代持北大医药股份，李友等方正集团高管涉嫌内幕交易。方正方面则称其属“被迫代持”，仅在信息披露上存在问题。随后政泉公司又将举报范围扩大到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居民身份证等行为，这就有了前文所述李友情绪失控的那一幕。

双方你来我往，互揭要害。2014年12月15日，方正证券提起民事诉讼，以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起诉全资子公司民族证券及其相关责任董事。

2015年1月4日，李友和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等方正集团高层均被带走协助调查。同一天，方正证券公告，政泉公司自行提议于当年1月21日召开方正证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改选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案。只是数天后的1月9日，也传出了“阿布扎比被相关部门带回国，或已被要求协助调查”的消息。

2015年2月27日，方正证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大股东方正集团提名的6名董事候选人全部高票当选，其中有着未来的方正证券董事长兼总裁何其聪；二股东政泉公司在董事会中占3席，其中包括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

六比三的董事会，很快就开启了子公司民族证券的人事调整。8月19日，方正证券发布公告称，赵大建因年龄原因主动提出不再担任新一届民族证券董事，建议聘请赵大建任民族证券名誉董事长，方正证券董事何亚刚接替赵大建担任民族证券董事长。

至于赵大建是不是真的主动退出，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就在这个8月，已经逃亡海外的“阿布扎比”，正在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密切联系海航几名员工获取资料，准备编造一则“空中淫乱”事件，哪还顾得上赵大建。2015年9月27日，方正证券发布公告称，赵大建失联。

当然，硝烟散去的方正证券，仍然还有不少的乌烟弥漫。一年后，李友在2016年11月，被公开宣判犯内幕交易罪，妨害公务罪和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数罪并罚，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02亿元。同年12月，方正证券的研究所所长高利，接任何其聪成为方正证券董事长。

离开方正证券的何其聪，跑去了万达集团担任副总裁，只给市场留下了一则与方正证券股东北大方正的“借名购房”合同纠纷案。而高利这个董事长职位也只干了一年半，就又在2018年下半年，换给了早在98年就进入方正集团的老员工施华。

2019年年初，手里掌控着方正集团第二大股东北京招润的李友，因为肝癌获准保外就医。几个月后，北京招润的网站上发出了举报信，再次开启了与方正集团第一大股东北大资产的股权争夺战。

当年在方正民族一事上，被二股东装进瓮的大股东代言人，这次变成了另一波股权争夺战斗里的二股东，所用的招数也像是“阿布扎比”教会的先举报再起诉，但最终究竟谁能笑春风？

这江湖，终究还是个瓮，瓮里有爹也有鳖，日落向西月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