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舒炜

【豪门世族全球视野Ÿ群策群力商业智慧】导读：饭局，是人们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在不少人印象中，官员尤好饭局，十八大之后，这些饭局明显减少，但不妨碍在饭桌上，依然要讲政治。

有人归纳过，大家通过饭局可以产生决策，可以张扬势力，可以收纳或排斥，可以论资排辈或攀比高低，最重要的是，可以让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升华成细致和有效的政治工具。但官场饭局文化中的不少问题，我们今天必须正视和做出改变，真要刹住公款吃喝风气和饭局潜规则，需要治源头和抓过程，更要文火慢炖，运用疏导之法，达移风易俗之效。

谁请客不重要，谁被请更重要

吃饭，在官场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在过去，请谁吃？去不去?吃什么？这里面都大有文章。

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就和商人吉立昌特别“投缘”，经常在一起吃饭。一次，倪发科应吉立昌的邀请，去吉家吃羊肉饺子。吃完饭后，倪发科顺手挑了吉立昌3块较大的玉石籽料带回家。官员老是跑到商人家里吃饭，这种官商关系自然是很不正常，如“大师”王林家就经常举办官员盛宴。

能参加一定分量的饭局，意味着一种资格。意义越是重要的饭局，自然越封闭，级别越高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在古希腊，谁要是单独吃饭，会被认为是可耻的，因为不同的餐桌决定着人群划分。

有时候，通过几次吃饭，本来不认识的人可以建立甚至加强联系，构织起一种特殊的关系网。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爱交朋友、爱请客是出了名的。在重庆，王的东北客人不断，这些大小饭局中，就有徐明这些圈内朋友。王立军还吃出了科技，在他的一百多项专利中，包含了“循环式传菜火锅宴会桌”。据说该专利能够自动循环传菜，并能供十数人或数十人同桌方便用餐。

2005年，广东村级换届，广州市增城石滩镇麻车村的两名村主任候选人雇用20多辆中巴车，争相宴请全村9000多名村民吃饭，一吃就是10多天，花费超过百万元，结局自然是得不偿失。事后当地有人表示：“这就是不懂‘政治’，哪能这样大规模‘撒网’呢？一下子请这么多的客人，已经失去了请客的本意。”

就客人来说，更多时候，是担心别人不请你，那意味着你被这个群体冷落了。知名记者褚朝新说：出门在外搞工作，你若处处拒绝别人，连饭都不吃一顿，工作也自然常常很难开展。对方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好接触，满肚子的阴谋诡计和可怕的念头，“不然，他怎么连饭都不吃一顿”。

当然，有时候被邀请，也并不意味着全是好事。在鸿门宴里，刘邦接到项王邀请，不想去也得去，在宴席上居于下首，政治前途与身家性命悬于一线，话语权在项羽手中，自家只能设法周旋，席间剑光闪闪，也只能佯作无事；同样，刘备受到曹操邀请一起青梅煮酒，席上也是言不由衷，好不辛苦。

而现在的官员只要听到纪委请喝茶、就像听到廉政公署请喝咖啡，早就汗流浃背。自然，人们关注的也不是请客方，而是客人。

谁点菜不重要，坐哪里才重要

法国历史学家让-马克·阿尔贝说过，饭桌上的老大不是那个吃的最多的人，而是吃的最少的，他不仅掌握着餐桌，还掌握着用餐的话语权和节奏。

一度，权力与胃口相关，食量大似乎意味着统治力强，如樊哙在鸿门宴上的表现就非常出色；而一把手则是通过吃饭，可以保持属下的对立和竞争从而维持均衡。在西方，如果哪个政治家不能喝酒，或者“吃不动”一桌丰盛好菜，就不会受选民喜欢。如前法国总统萨科奇因为不喜饮酒，被民众视作不能“平易近人”。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厨房。言下之意，国民们不过是这个大厨房里的食客。能上桌，说明你已经得到了主人认可，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考验更为严峻。

在官场饭局开席之前，总会由一个人发表祝酒词，一来体现自己的位置，二是加强和客人之间的联系。前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有过一番高论，他认为没有祝酒词，宴会就不顺。

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发明圆桌的那个人是个天才，因为圆桌的含意是“平等”和“团结”。相传，亚瑟王的圆桌打破了12骑士的等级，每个人都看似平等了，但其实并非这样，比如亚瑟王的位置后面就撑着华盖，因为他才是NO.1。

NO.1坐的位置自然是很讲究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主位，有的地方谦虚地称为“主陪”。主位为什么要面对大厅的入口？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这儿可以观察全体，以及人员的进入，从而起到控制整场宴会的作用。其他人往往则是以这个席位为中心，按重要程度依次围聚，在整场饭局中，大家都在靠近中心，关注那个人的语言和动作传递出来的蛛丝马迹。

上世纪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曾经展现过森严的等级，所有人的目光都要专注于斯大林，频繁祝酒后，大家起身走向领袖碰杯，权力的集中由此得到了象征体现。希特勒也经常在宴会座位的安排上煞费苦心，离自己近的该是戈培尔或戈林没有定论，全看此时需要鼓励还是制约他们。

当然，给其他人排位子，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种席位的安排是很讲究和复杂的，坐什么样的位子对应着什么样的职务、年龄、亲疏关系。当然这种排列并不固定，席间要是有人临时加入，这种脆弱的平衡就得重新被打破。

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对廉政瞭望表示，有时候，一块桌布都有非同寻常的含义。如果有几桌客人，且难以用方位设置的办法来突出主台，就要利用主台与其他餐台的桌布色彩不同、餐具的不同来突出主台。为避免敏感的“次序高低”问题，在桌次安排上不用数字，而是通过花卉名称不同加以区别。

上述官员是北方人，他说以单位名义宴请客人有一定规矩：一般副主陪在主陪的对面，1号客人在主陪的右手，2号客人在主陪的左手，其他可以随意。但有些地方经常会让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名司机，“大概他们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据湖南衡阳市接待处网站上一篇文章介绍，多桌宴会各餐桌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1.5米，主宾桌四周和主通道的距离应不少于2米，餐桌距四周墙壁应不少于1.2米。

当然，和民间请客一般由主人点菜不同，官场上的主位者往往不会亲自点菜。“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通常会在领导来之前把菜点好，等主客到达之时凉菜必须上好，绝不能让桌子空着，这是大忌。”上述人士表示，“但现在这些规矩已经简化了不少。

吃什么不重要，说什么才重要

钱钟书说过，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

常被人们忽略的是，名画《最后的晚餐》和《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没有一个人的眼神在盯着食物。有人说，在官场，吃饭的目的并不简单，宾客们的肚子大多并不饿，有人甚至很少体验饥饿，吃饭是为了维持一种关系，或解决一个问题。

吃的简单，并不代表不尊重客人。四菜一汤是最早的国宴标准，但即使这样，有的外宾还是觉得多了，因为在外交场合，一般不能剩菜，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夫人就“吃撑”过。原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自己新书中透露，自己参与和推动了几项礼宾改革，将国宴改为三菜一汤，不主动上白酒。

既然吃什么不重要，那么什么才是饭局中的精华所在？有人说，餐桌是一个特别的政治场域，它像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政治的角力、权势的较量皆在这里无声上演，“吃饭是最细致而有效的政治工具”。

饭桌上，官员们的话通常不少。有地方官员表示，饭桌上碰到一个北京来的官员，大家总会追着问这问那。梁文道说，爱在饭桌上聊官场轶闻，多半是为了展示自己人脉广，消息灵。但据褚朝新的认识，“这里面相当多都是酒精刺激之后的真实流露，这种真实并不等同于他认可你的价值观，万万不要因为对方拍着胸脯跟你说了几句真话就以为遇到了真爱。”

廉政瞭望记者也经历过一些官员在饭桌上“嗨了”以后，要跪下来和你拜把兄弟的场面，那种感情的流露，绝不亚于去年在餐桌上下跪的泰州官员张爱华。分清饭桌上的真话和假话，那是会吃饭的表现。

毛泽东和张澜、黄炎培、柳亚子这些民主人士在饭桌上一边小酌小饮一边共商国是，这是肝胆相照的真话，许多治国方略也是在这种谈笑风生的聚餐中酝酿而成；周瑜在群英会上大摆筵席，表面上和老同学蒋干“推心置腹”，暗地里却反过来对老同学“杀熟”，骗得曹操斩将，这就是明显的假话。

据廉政瞭望记者采访得知，饭桌上最令人反感的，是一些职务不高，却官气十足的人喜欢“即兴指示”。一名媒体人回忆，他曾在某省跟一官员吃饭，桌上除他外都是此公的下属。此公一讲话，桌上另一人就立马放下筷子拿起纸笔记录，其他官员则对此视若无睹。

在哪儿吃不重要，最终成果才重要

据媒体报道，王岐山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任职时，交游士林，商界学界亦多故人。但去年的所有饭局，王岐山都一应不赴。他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既遵守了中央规定，又避免了老友生疏。

习近平在一次与领导干部交流谈心时就指出：对领导干部来说，除了工作需要以外，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省下点时间。官员喜欢吃吃喝喝，是很多人的固定印象。其实，一部分官员早已厌倦了应酬吃喝，很愿意回家吃。

原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用博客展示过一幅招商的宏大场景。当地干部为了不同的项目，盯着不同的客商，有时在一个饭桌上能碰到好几路招商人马。张新实戏称“成了吃饭游击队”。

好在当时这些官员们“吃”出了成果，在上海新世界大酒店的45层旋转餐厅上，同时坐着市档案局的正副局长，上海市委接待办的处长惊讶地说，我们见过全国各地那么多招商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档案局的人也出来招商。饭桌上的一个客商当即表示，一个月之内打1000万元到宿迁注册投资。

饭桌上解决问题，有时可以提高效率。1999年春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到湖北看望慰问灾民。除夕夜，朱总理及家人召集随行人员吃了一顿家庭式的年夜饭，席间谈到了能否涨工资的问题，但就当时的形势恐难实行。在国家计委任职的张国宝提出增加节假日的问题。他说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对这个问题，席间大家似乎都赞同。春节假期后，朱镕基回到北京就把此事提上议程，通过正常程序，最终得以落实。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早些年在无锡主政时，接受过人民网的一次访谈。他说：“我非常想回家吃饭，但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现在我是把回家吃饭作为一种奢侈。我们来来往往的客人比较多，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我们要尽地主之仪，我们要代表城市来欢迎他们、接待他们，通过欢迎他们、接待他们，我们介绍无锡的情况，同时我们也通过这个渠道来加强城市与城市之间，上下级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使相互之间理解、促进、帮助。 ”

官员并非不能在外吃饭，关键要把好尺度。当然，没人提倡官员必须天天“回家吃饭”，这不，刘志军妻子还说他天天晚上都回家吃饭，从不出去呢。

香港饭局，怎么吃？

文_/凌德

最近，四个饭局成为香港茶余饭后的谈资。饭局的主人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从1月6日到14日，她连续在自己的官邸宴请了60多名立法会议员，拉开了香港新年“政改饭局”的序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如今在香港，似乎正在被改写成——“革命需要请客吃饭”。

自去年7月中旬香港立法会举办午宴，邀请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与立法会议员们破冰交流政改问题以来，各种“政改饭局”近来就开始在香港政坛流行起来。

也许有感于此，1月17日，港府公布新的《馈赠及公务酬酢一般指引》，再次强调公职人员在进行公务宴请时，须坚守节俭原则。

请谁吃，吃什么

在香港，“政改饭局”谁来吃、吃什么、怎么吃都有一套规则或者界限。

首先，请什么人很重要。

一般说来，这类饭局邀请的对象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各界人士，以便让受邀者在轻松无压力的情景下，交流讨论，凝聚共识。林郑月娥主持的“政改饭局”，邀请的就是不同党派议员。特首梁振英去年连办的三场“政改饭局”，受邀者范围更广，包括反对派学者、议员以及香港记者协会等等。

如果有不请自来的人，就很麻烦了。

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时，有一方选举阵营的人在吃饭，算是个“小饭局”。中途，一名“江湖大哥”，据说是不请而来，往那一坐，被人拍到。搞到最后候选人都要专门打电话给电台解释，说跟黑社会没有关系。

在什么地方请客也有讲究。

一般来说，这类“饭局”不会去大酒店或者会所，多是在官邸进行。林郑月娥举办四场晚宴的地点，就在其山顶白加道政务司司长官邸，梁振英的饭局则设在礼宾府。虽然“饭局”没有向媒体公开，但早有记者守候在官邸门外。

饭局的形式不定，有圆桌也有条桌，一般都要吃2个多小时，与会者一起参与讨论，有时候也有小组会议，每人一般都有足够时间表达意见。

饭局当然要吃饭，吃什么的规矩就更多了。

整体而言，主办方会精心安排，但同时也厉行简约精神。如张晓明去年7月赴立法会参加午宴时，菜式就较为简约，一汤一饭加四菜，另加两个甜品。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开席前致辞时表示，“酒微菜薄”通常是主人家的客套说话，但当天的午宴却是事实。

至于林郑月娥的“政改饭局”菜单，也是相当简单，只包括五道主菜（野菌豆腐、姜米碧绿虾仁、清蒸海斑、蕃茄烤肉排和咖喱鸡）、一汤（粉葛赤小豆鲮鱼唐排汤），都是香港常见的菜色。

看到有鱼翅，吓得离席避嫌

为何港府的饭局如此简约？原来，香港特首、问责官员或首长级公务员每年都会摆下不少饭局，宴请社会各界阶层。为了防止浪费，港府对公务员酬酢开支一直有严格的规定，每人的开支，包括食物、饮品及小费在内，上限是午宴350港元、晚宴450港元。

除此之外，港府对公务饭局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包括公费举办的中式午宴上，尽量只点6道菜或以下，并把吃剩的饭菜包好取走，避免造成浪费。

另外，政府人员安排宴请时，需得体之余，也不应予人奢侈印象。所以，以公费安排的饭局餐单不应包括昂贵食材或濒危物种，包括不能吃鱼翅。

有问责官员向本刊记者分享时透露，有次出席朋友婚宴，来前已经问明主人家会不会鱼翅供应，对方也回答说没有，但后来对方更改菜单后没通知。当日，侍应上菜时，该官员不以为然，吃了一口后赫然看见菜上列明是鱼翅，吓得急急离席避嫌，怕给人发现而大造文章。

有负责采购的香港政府相关职员也向本刊记者表示，政府内部对宴请客人的午晚膳开支有明确指引，所以宴请内地官员和考察团时往往要“左计算右计算”。

他透露，有次在内地宴请官员，最后不但超出预算，更尴尬的是在场宾客都吃不饱。因此，不少香港官员对于中央政府较早前力推限制“奢华风气”的“八项规定”时都拍手叫好，内地官员减少豪饮豪食，而特区官员也不会在请客上“自暴其短”。

由此，不少香港官场中人都戏言，很怀念唐英年任香港政务司司长年代。原来，嗜好红酒的唐家中珍藏甚丰，当年他就常自动请缨，免费“包起”全场红酒作公务宴客。这次林郑月娥也为尽待客之道，准备了“家传秘方”的XO酱赠予各出席饭局的议员。

没获这些眷顾的部门，唯有定期留意各大超市酒价行情，碰上大减价，趁低吸纳，狂扫大批平价红、白酒，以备日后宴请之用。

450元还是要打人情牌

香港特首、问责官员或首长级公务员每年摆下的饭局，究竟会花多少钱呢？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透露，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局长以及首长级公务员所用的公务宴请开支只有约4000万港元，如以全港市民计算，每人只支付约5.8元！

不过这还是有不少灰色地带。

审计署去年审查2011年12月举办的国际廉政宣传短片比赛及工作坊开支时，就发现该年12月6日晚上，相关人员宴请实际开支为每人523元，超出上限。但由于时任廉政专员汤显明命令，将酒水分开结单，将开支降低到每人431元，算是蒙混过关。审计署在报告中就批评，廉署非常不诚实。

因此，香港特首梁振英履任后，宣布励行申报守则，并进一步收紧对官员收受利益的要求。

新公布的《馈赠及公务酬酢一般指引》，虽然规定公务午宴及晚宴的人均开支，分别以450元及600元为上限，较以往规定的350元和450元为多，但有关开支须包括食物和饮品支出、服务费及小费；至于在同一场合另行购买的饮食费用，亦必须计算在活动总开支内。

香港行政署回复本刊记者查询时指出，早在2011年，行政署就曾向大约30间位处于不同地区的饭店(包括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及尖沙咀等)，查询一般午宴及晚宴的餐单价钱，及独立厢房设宴有否设定最低消费等相关数据作参考，亦考虑了其他的相关因素，例如多年来消费物价指数的累计升幅等，决定调升宴请标准上限。

虽然，前港府公务员事务局长王永平认为，“若要在中环包房食饭，450 元或有困难”，但前香港廉政公署调查主任、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仍认为，午餐上限达450元是“相当豪华”，应该要节俭。

一名香港高官私下向本刊记者说，指引早前已经在内部实行，每次请客吃饭，他叫手下向中环、金钟、湾仔一带“像样”的饭店问价，对方都回答说很难安排，因为以目前物价，又要包房，一般都超过上限，不知道如何安排菜单。

有部分餐厅老板和这名高官相熟，勉强安排一些看得上眼的饭宴，但经常要欠他人情成分，高官不想每次都打人情牌，所以不敢再问，有时唯有自己掏腰包补差价。

本刊记者扮顾客向政府总部附近饭店查询，不少官员及议员光顾的中信海都酒家，八人包房午宴最低消费为5000港元，不算其他的，每位已过600港元。香格里拉酒店的夏宫中餐厅更要8000港元，还未包括贴士、酒水。

有分析指出，根据行政署内部指引，虽然已经提高午膳晚餐费上限，但目前香港社会通胀如虎，中西区更是高消费之地，高官如果要跟从指引请客，只有改到湾仔或坐港铁到远至尖沙咀一带吃饭。

这年头，在香港做官真难！

官场饭局文化中的不少问题，我们今天必须正视和做出改变，真要刹住公款吃喝风气和饭局潜规则，需要治源头和抓过程，更要文火慢炖，运用疏导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