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朱新开  察网时评

摘 要

“政治委员”也好，“党代表”也罢，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乃至“党指挥枪”也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表述，包括“支部建在连上”只是对组织构架的一个概称。若深究其实质，应该是——经过毛泽东亲自摸索、总结、实践并坚持的一种适合国情的运作模式，包括政工干部的培养、选拔与调配，由此落实下去的并非通过权力“监督枪”或“指挥枪”，而是宣传教育、贯彻执行共产主义信仰之后的“带领枪”，进而，升华为张学良至死也没有搞明白的那股“力量”！

【本文为作者朱新开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这是1991年，张学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访问时，谈及红军长征发出的感慨。不过，他并没有讲明白，显然也没有搞明白，“他有这个力量”的“力量”到底源自哪里，以及怎样发展升华为比力量更大的威力？总之，张学良只是笼统地归结为毛泽东“天生能领导”。

众所周知，毛泽东坚持确立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原则，迄今被视为我军战无不胜的法宝，若归纳其中的逻辑关系，便是：党→支部→枪杆子。不过，只是将“力量”诠释到这个层次就太过肤浅了，若深究的话，就要从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讲起了。

一、开创中国军队政工的蒋介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孙中山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立了政治部，并于1924年5月率先在黄埔军校实行党代表制，首任党代表是廖仲恺；同时设立校政治部，周恩来是继戴季陶、邵元冲之后的第三任主任。当然，校长是蒋介石。

《黄埔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规定，政治部“为校长、党代表之政治教育的佐理机关”，以及“本部对于全校官佐、员生、士兵、夫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由此，蒋介石反而成为“开创了中国军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人。

其实，在实行党代表制的前一年，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苏时，曾对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进行过考察，他在日记中有如此记述：

【大约军事指挥上事务皆归团长，而政治及智识上事皆归政党代表，尤其是精神讲话及平时除军事外之事务，皆归代表也。】

从蒋介石的一句“大约”，便可见这是走马观花的结果，尤其他将“政治委员”肤浅地理解为“政党代表”了。不过，算是他误打误撞撞到了门槛，因为“党代表”确实适合当时的国情。

至于“政治委员”与“政党代表”的区别，则需要在了解相关过程之后，才能更容易理解。

二、政委与党代表有一定区别

1926年2月，《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正式颁布，党代表制由此被正式确立；5个月后，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由此失败，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部随之被撤销，更改为政训处（全称“政治训练处”，后文详述），党代表制也就消亡了。

与国民党的反革命行动相对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于此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并在会后奔赴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

在秋收起义受挫转往井冈山途中，毛泽东通过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至于“党指挥枪”，则是定型于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

在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之间的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军事工作大纲》），要求各地“工农革命军”统一更名为“红军”，并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同时指出：

【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

这显然是在移植苏联模式，因为苏联红军于1918年实行政委制之初，便规定“政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直接政治代表”。由此可见，“政治委员”是指国家政权的代表，并非蒋介石理解的政党代表。当然，苏维埃派出的政委自然是在代表党，但从组织关系角度而言，是“党通过国家政权派出政委指挥枪”，而非“党派出政委指挥枪”。

这种模式显然与苏联的国情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布尔什维克先于1917年发动“二月革命”，在首都夺取部分政权并迫使沙皇退位后，仅是在由资产阶级掌控的临时政府之外成立苏维埃；随后，又经资产阶级反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七月事变”，布尔什维克再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中央政权，进而由上至下接收全国军队，结果就是顺理成章地由苏维埃派出政委，以落实“党指挥枪”。

在中国，国民党是通过孙中山的个人魅力，并依托地方军阀先行建立南方政府，再通过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事骨干，然后发起北伐并一路收编地方军阀，其过程大致与苏联相仿。

具体到国民党从苏联移植的党代表制，其实在《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中，虽然规定“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但并未明确指出从哪里派出，只是在“第三章 党代表之任命”中规定：

【——自团以下，及其相当组织之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任命之；

——自师以至更高级军事组织之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提出，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通过，军事委员会任命之；

——但遇紧急时，得由军事委员会主席之署名及政治训练部主任之副署，先行任命。】

仅凭此规定而言，在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操作中，“军权”必然会强势压制“党权”。

三、我军的政工更加适合国情

相比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通过1927年的“三大起义”，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先掌握军队后才逐步建立苏维埃。

不仅如此，以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例，彭湃在1927年11月领导成立广东陆丰县苏维埃（县级）、海陆丰苏维埃（地市级）后，随即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在中央于1928年5月发布《军事工作大纲》之前的3月初，已经被迫转入游击状态。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井冈山及其他根据地，直至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也就是说，鉴于当时的国情，需要也必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即由下至上，由掌握军队至夺取政权。但是，至少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与稳固之前，《军事工作大纲》要求的“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基本不能落实，也无从落实。

进一步而言，在古田会议后，红军被明确赋予的根本任务之一，便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显然，这种“倒置”的执行形式，必然会导致与苏联模式有别，也与国民党模式有别。

事实上，苏联的政委制源自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委员，并至少在苏联红军实行初期，实际是起到“党监督枪”作用；至于蒋介石的党代表制，则是起到“党协管枪”作用。

另一个事实是，苏联红军的政委制曾数度被取消，实际执行期为1918年～1924年、1937年～1940年、1941年～1942年。

也就是说，蒋介石在落实党代表制时，正是苏联红军首次取消政委制之际；蒋介石于1927年取消党代表制后，毛泽东反而通过三湾改编予以强化，至1929年古田会议正式确立“党指挥枪”，此时苏联红军仍处于无政委期。而在我军史上，仅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因通行编制中没有政委职务而未做任命，以八路军为例，1937年8月22日正式改编，但在10月29日便恢复政委制。

于此，需要搞清楚一个概念性问题，即：苏联红军虽然取消政委制，但保留了“政委”军衔，比如师级专设一名政治副师长，其军衔为团政委。显然，这是百分之百地降格了。

与之相仿，蒋介石虽然取消党代表制并裁撤政治部，但没有完全放弃政治工作，也是在各级设置政治副职并直管本部政训处，但结果是在实际运作中，被国民党军队内部讥笑为军事主官的“姨太太”。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似乎如梦方醒了，他下令成立总政治部，由其子蒋经国出任部长，又于1956年升格为总政治作战部，也就所谓的“政战”，并实际成为第四军种。如此来看，甚至比我军还要予以强化了，但根本差距在于——我军在发展的过程中，已将每一支连队打造成为政战部队，每一名战士均是政战队员。

在了解上述背景情况之后，就要说到毛泽东在其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了。

四、毛泽东奠定的并非“党指挥枪”

在中共中央于1928年5月25日发布《军事工作大纲》后，各根据地对于将党代表改为政委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没有执行，有的执行后又改回党代表制，朱毛在井冈山领导的红四军属于前者。

要知道，1928年6月4日，中央曾专门致信朱毛并明确指出：“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7月3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军事报告中明确指出：【“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

对此，主要是毛泽东有不同看法，并于11月25日致信中央，明确表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故我们决定不改。”】

不过，在红四军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也就是并非全部支持毛泽东，甚至做出过完全相左的决议。

事实上，红四军曾试行过四种模式，即：1、政工人员与军事主官平等——经常吵架；2、政工人员的权力仅限于政训——军事主官权力过大；3、军事主官处于从属地位——政工人员权力过大；4、“政工人员与军事主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

显而易见，毛泽东坚持的是第4种模式，并非单纯的“政治委员”和“党代表”名称之争。更要知道，当时中央办公地在上海，只能通过书信向各根据地传达指示，有时历经数月抵达井冈山，毛泽东已经摸索并总结出新经验，结果是中央的指示随之修订或作废。

这就要说到将“党指挥枪”定型的古田会议了，其决议是依据中央的“九月来信”做出，该信首先确认“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其次，确认红军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过，仍然坚持“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暑命令等”。

仅从“监督”、“副暑命令”的表述而言，仍是在照搬已被苏联红军取消的政委制。不过，《九月来信》也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其中，所指“前委指导机关”的书记便是毛泽东，虽然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后改为政委制，但毛泽东总结并坚持的“党指挥枪”原则下的组织构架与运作模式得以确立。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自1931年赣南会议开始遭到排挤，在1932年宁都会议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仅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若是按照“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的苏联模式，他应该仍然拥有实际军权，但是，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不是。不过，“党指挥枪”仍在继续运作并发挥出更大作用，乃至让年仅27岁的博古可以轻松掌控全局。

进一步而言，“政治委员”也好，“党代表”也罢，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乃至“党指挥枪”也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表述，包括“支部建在连上”只是对组织构架的一个概称。

若深究其实质，应该是——经过毛泽东亲自摸索、总结、实践并坚持的一种适合国情的运作模式，包括政工干部的培养、选拔与调配，由此落实下去的并非通过权力“监督枪”或“指挥枪”，而是宣传教育、贯彻执行共产主义信仰之后的“带领枪”，进而，升华为张学良至死也没有搞明白的那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