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爱军 时间：2020-01-18  来源：民族复兴网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从学理角度理解意识形态领导权，不能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学术资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揭示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国家权力”属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方式方法的基本特点等基本逻辑。我们要不断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等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要继续坚持领导力、创造力、吸引力、引领力和斗争力等基本原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要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态势，着眼于围绕中国道路展开的各种话语争夺，积极主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牢牢把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原编者按：意识形态领导权既是理论命题，更是实践命题。深入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可以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三个角度加以阐释。从理论阐释的角度看：我们要从国家权力角度认识意识形态领导权，深刻领会意识形态在权力建构方面的极端重要性;在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保障条件上，我们要重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看：坚持领导力、创造力、吸引力、引领力和斗争力是我们党建设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经验或原则。从现实建设的角度看：当前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牢牢掌握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命题。我们试图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角度加以阐释。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出发，探讨意识形态领导权基本内涵、保障条件等问题，把握其基本理论逻辑；二是立足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总结梳理我们党建设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历史经验；三是着眼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揭示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极其迫切的现实议题——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构建。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阐释

我们只有从理论上弄清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内涵、实现方式等内容，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工作。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通彻而准确地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原因在于：由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最初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广泛关注，尔后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阐述，由此，国内一些学者试图立足于葛兰西、阿尔都塞、拉克劳和墨菲等思想资源、理论立场去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领导权思想，甚至根据他们的相关理论逻辑去指导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这是极其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一定的启发，但是，在理论上，不能完全认同；在实践上，不能完全照搬。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实际上遵循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社会逻辑。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指出：

【“面对那种把社会历史当成理智上可以把握的、围绕概念化规律可以解释的总体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性主义，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补充和偶然作用的角色。”】

可见，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恰恰是我们要警惕和批判的对象。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出发考察意识形态及其领导权问题，最核心的阐释在于两个方面：(1)要从国家权力角度认识意识形态领导权。(2)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要“软硬兼施”。

(一)要从国家权力角度认识意识形态领导权

第一个明确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的是葛兰西。他把领导权概念从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拓展到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领导权包括了政治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社会集团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虽然葛兰西第一次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但是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领导权”概念，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调节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等概念表达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坦率地说，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并没有被人们广泛关注，而流行的“虚假意识”解读模式又进一步遮蔽了这一点。的确，把意识形态解读为脱离实际的、幻想的或片面的虚假意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都有文本依据。但是，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多重含义的，至少具有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等三种属性，其理论构架也呈现出科学-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论和阶级利益的功能论等三种分析框架。而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更多的是在后两者属性和分析框架中得以充分呈现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通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空间隐喻”，实际上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加以理解，它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既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而在“阶级利益的功能论框架”中，马克思触及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积极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并不总是空洞无用的。列宁将意识形态的积极的政治功能加以进一步拓展，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强调要充分发挥它们的“战斗功能”。

不局限于“虚假意识”解读模式、实现从发生学到功能学的转化，是理解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第一步。第二步则需要上升到“国家权力原理”的高度去认识意识形态及其领导权，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强大的“权力建构”功能，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家权力。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把社会结构分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等三个层面。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他们拥有着对应的三种权力或资源：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韦伯曾把(狭义的)国家权力即政治权力定义为“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正当权力”。而他的合法性理论就是意识形态权力理论。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指出，国家权力包括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从国家权力角度看待意识形态及其领导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是基于“要素”的角度看。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它是执政集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自身利益所拥有的独特的资源、力量。所以，意识形态权力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二是基于“功能”的角度看。汤普森有句名言：【“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

法国学者巴里巴尔曾指出，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勾勒出意识形态的“权力构建的理论”。从唯物史观看，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其功能是夺取、巩固政权。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指意识形态发挥“权力建构”的功能，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构、辩护等。并且，随着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建构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传统社会，国家暴力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传统国家意识形态服从于国家暴力，自身表现出依附性和被动性。“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处于非核心的地位，其能动性基本上限于‘执行’方面，而缺乏对于国家权力系统的‘建构’功能。”在现代社会，暴力在维系政权、实现对民众的服从等方面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意识形态重要性则相对上升，它越来越占据国家权力体系的核心地位，其独特又强大的“建构”功能越来越凸显出来。当然，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并不一定直接着眼于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长远和整体利益，也通过意识形态化解或掩盖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所决定的两种社会变革，第二变革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即意识到社会冲突并寻求克服。意识形态领导权能否发挥，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看能否敏锐地触及到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并有效解决。

从广泛意义上说，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导权;从特定角度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体是统治阶级及其政党。我们在本文所探讨的是第二种含义。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内涵：一是主体，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政党。二是根本目的，即维护自身利益和既定权力秩序。三是基本任务，即实现对意识形态资源生产、协调、整合以及组织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四是实现条件，即制定意识形态政策、设立意识形态相关部门和机构、构建意识形态相关体制机制以及发挥知识分子和相关管理人员的作用等。五是保障条件，即以国家机器为后盾。总之，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意识形态领导权至少包括意识形态资源占有权和配置权、政策制定权、组织领导权等。一句话，只有上升到国家权力原理的高度，才能有效地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真谛。

(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要“软硬兼施”

执政集团或统治阶级如何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唯物史观，尤其是辩证法。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要坚持“软硬兼施”：一是在资源利用上，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既要用软实力，也要用硬实力;二是在作用方式上，既要软手段，也要硬手段。

第一，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不能仅限于“思想观念层面”，要充分运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调动包括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在内的一切相关资源。“观念论”认为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观念体系，把意识形态领导权狭义理解为意识形态对主体意识的支配和影响。阿尔都塞解构了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思想观念体系，而是弥散性的、物质化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

【“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在其中行使自己的霸权的话，那么它的统治就不会持久。”】

唯物史观在坚持意识形态的观念性存在的前提下，也认为意识形态体现在一系列的物质载体之中，并且也强调意识形态实践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物质化的国家机器。现实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实践不仅是一般观念灌输，需要掌握思想资源，而且要掌握家庭、教育、学校等各种物质化的意识形态资源。前文，我们也指出，意识形态领导权包括了意识形态资源占有权和配置权。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络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是意识形态资源，必须牢牢掌握。作为执政党，我们党要牢牢控制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决不能发表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决不能为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道”。

第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既需要非强制的“同意”，也需要必要的思想灌输、意识形态斗争、甚至有效的强制力。有一种观点较为流行：意识形态领导权仅仅是运用非强制的“同意”发挥功能，与政治领导权的暴力、强制的作用方式截然不同。前者依靠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后者依靠的是强制性国家机器。国内一些学者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普遍在政治统治权与文化领导权、强制与非强制等二元区分的框架中，探讨意识形态领导权，甚至引申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基本逻辑。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实际上，即便是阿尔都塞本人也并非在强制与非强制的对立框架中把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他指出，每一种国家机器实际上都是用“两手”的，只不过主要手段不同。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首先并且主要是利用意识形态方式来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其次才是使用强制手段。”】

具体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更是如此。与经济领导权、政治领导权以及军事领导权相同，意识形态领导权也是一种国家权力，依托国家政权，具有强制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 “软硬兼施”，要将非强制的说服、非暴力服从等手段与思想灌输、舆论斗争等强制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现在有一种观点提倡“思想市场”，让各种思想观点自由竞争，让民众在各种思想观念中自愿选择、自愿认同。这是极其错误的。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要把阶级思想上升为普遍思想，都必然以暴力为后盾、以强制力为手段。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始终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尤其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概括起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坚持领导力、创造力、吸引力、引领力和斗争力等五个方面的“权力”或“力量”。

一是领导力。早在1942年7月，毛泽东就精辟地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党的领导地位能否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能否牢牢把握，前提是我们党能否有效地实现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主要是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等完成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领导主要指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规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方向、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思路。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领导主要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抵制和批判错误社会思潮，让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领导主要指在各个意识形态部门建立党组织，尤其是从中央到地方逐级成立党委宣传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70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发展历程表明，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不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重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文艺工作。尽管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出现曲折和失误，但是我们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力”从未削弱。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是我们党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和削弱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前面，我们从理论的角度也分析了，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掌握意识形态领导力是任何执政党掌握国家权力的重要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是极其清醒的。

二是创造力。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70年来，我们党把握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在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具体说来，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老祖宗”不能丢，但又必须不断讲“新话”，在讲“新话”中激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造力、影响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78年以来，我们党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为基本框架，推动党的理论不断创新。

【“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主流意识形态在创新过程中，能够不断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导新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拥有解释力和说服力。

三是吸引力。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要求意识形态建设要在内容构建、传播渠道方式、工作手段形式等方面要有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这里，我们着重谈的是，要根据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运用各种形式手段推进意识形态建设。70年来，我们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手段新方法，不断寻求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着力点，不断增强其吸引力。

(1)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它为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基本的指向，即精神文明建设要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要服务于现代人的塑造。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

这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基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思考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其基本思路就是，要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同时又要抵制市场经济导致的精神危机、道德失范等问题。要吸纳外来优秀文明，但又要抵制西化、分化。此外，我们党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等原则，不断改进方式方法，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吸引力。

(2)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如何使得人们坚定理想信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提出要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和人心所向，最终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越是发展经济，越是改革开放，越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3)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在各国交往中越来越重要，加之西方推行“文化渗透”、“价值渗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我们党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和价值观建设，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核心价值体系成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载体和平台。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大目标。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四个越来越”：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凸显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六中全会一大亮点还在于，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升为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至关重要的途径。

四是引领力。新中国70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显著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正确处理好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的思想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实现了前者对后者的有效引领、整合。任何社会的思想观念都是多样的，并且，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并不必然危及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地位。列宁甚至指出：【“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

关键是要有效地引领、整合。应该说，在这70年尤其改革开放40年，作为一元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引领、整合多样化思想观念的方面是极其成功的。我们党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当然，我们党承认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放任、纵容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观念。在这里，一元化指导思想所引领的只能是其他有益的或无害的思想观念，对错误的、反动的思想观念，必须进行强制的思想斗争。

五是斗争力。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与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敌对的思潮进行斗争。只有开展思想战线的交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力，才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不复存在，但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还非常激烈。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出现了一些怀疑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歪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潮。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党开展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在反对错误思潮的斗争过程中，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发展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落后的思想不断滋长。我们党不断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不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也不断凸显出来，国内出现了以“反思改革”为名、实质上否定改革的极左思想。与此同时，出现了一股试图干扰和影响改革开放方向的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针对这两种错误的倾向，我们党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澄清思想迷惑，划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非(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更加需要必要的舆论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当前思想舆论领域有红色、黑色和灰色三个地带，对不同地带，要采取不同策略。对由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构成的黑色地带，必须要运用强制力，进行强有力的舆论斗争。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要进行坚决地斗争。

三、中国道路话语权构建：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紧迫议题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贯彻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一条红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意识形态领导权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初步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我们可以从三个问题域把握其基本内容。

(1)“什么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习近平主要着眼于实践角度加以阐释，包括了三个维度：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管理;三是坚持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全面构建。领导权包括了工作的领导权、工作的管理权以及理论创造、传播的话语权。

(2)“为什么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从意识形态建设的内部效应看，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目标在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外部效应看，就是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尤其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外部势力对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率先发起挑战的，往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防止外部意识形态渗透，进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中心环节就是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3)“如何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实践措施。笔者曾梳理了十个方面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可以从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三个层面论述论述其要点。从工作的领导权角度看，习近平提出了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强化主体责任、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等;从管理权角度看，进一步强调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网络管理、必要的舆论斗争，等等;从话语权的角度看，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话语权，等等。总之，我们要以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牢牢掌握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社会转型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多样化的挑战”。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利益格局调整，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多变性趋势增强;人们的思想观念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增强。一些错误社会思潮妄图挑战主流意识形态。

二是“市场逐利性的挑战”。市场的消极面、市场交换原则等观念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范围滋长蔓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主流价值遭遇到挑战。

在本文，我们主要围绕全球化挑战，探讨新时代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思路。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这给民族国家既带来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而言，所谓的全球化挑战主要指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借助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地位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它给我国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极大压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从未停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从未停止，只不过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从抽象的“主义”之争转为道路之争、制度模式之争、价值观之争。“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当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最主要战略是：借助于西方话语霸权，设置话语陷阱，通过含有西方特定意识形态意图、价值观的话语体系解读、评判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试图误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最终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我国政权的目的。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在“西强我弱”话语背景下，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当务之急就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解决“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困境，牢牢把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在这里，意识形态领导权就体现为“道路解释权”、“制度建构权”。

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掌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至少涉及到五个重要内容。第一，构建有效话语体系，解读和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唯物史观一条基本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从话语上对中国道路的“经济基础”进行有效维护、辩护。西方意识形态常常用新自由主义对中国道路的“经济基础”进行话语规制。新自由主义构建了“私有产权神话”，它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秘诀在于私有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私有化不够所导致的。新自由主义极力批判公有制，构建了“公有制导致专制”的政治话语、“公有制等于无效率”的经济话语。中国道路的核心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要构建有效话语体系，论证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尤其是要论述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国道路的本质规定这一点。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公有制与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没有本质关联，甚至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为依据。实际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当时主要针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制度理解，突出了生产力标准，并不意味着否定生产关系标准。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点。

第二，构建有效话语体系，解读和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主流意识形态是否掌握了领导权，核心衡量标准在于是否构建起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话语体系。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往往是敌对意识形态攻击的焦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

西方国家通过选举民主、多党制等自由民主话语，构建了所谓普遍的、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标准，并以此来评判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给中国道路贴上了“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威权主义”等标签。要避免“合法性陷阱”，回击西方自由民主话语，急需构建“中国式话语”、“中国式政治合法性话语体系”，有效解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第三，构建有效话语体系，解读和论证好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说，当前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挨骂”的问题。“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殖民论”等都是西方对中国道路尤其是对外发展道路的“话语构建”。我们要构建有效话语体系，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不是一种威胁”，尤其要解读和论证中国道路的和平主义定向。与西方殖民扩张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道路一方面继承了“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等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它表现为和平主义的“王道”。习近平总书记庄严承诺：【“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直面“挨骂”的问题，要牢牢掌握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充分阐释、有效宣传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平主义的文化价值观。

第四，掌握关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解释权”。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争夺人心的工作。统治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在于最大程度地将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主导意识形态”。实现这一过程涉及到三个层面：一是理想-规范层面的构造。二是现实层面的陈述。三是辩护的部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效解释现实与理想形成的差距，从观念上弥合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即牢牢掌握关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解释权”。任何一种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不可能十全十美，在实践展开的过程中，肯定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矛盾，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中国道路亦如此。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煽动基层群众对党委和政府的不满，挑动党群干部对立情绪，企图把人心搞乱”。关于社会热点难点尤其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流意识形态不应当视而不见，而是应当主动出击：一是敢于亮剑，进行必要的舆论斗争;二是通过一定话语体系，有效解释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何有效解释?根本的一点就是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非体制化”(核心是非政治化、非全局化)：

【“避免一些具体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事件，避免出现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和舆论漩涡。”】

第五，构建衡量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的评价体系。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当务之急就是破除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评价标准，构建自我评价话语和标准。

【“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

西方敌对势力极力宣传所谓的“普世价值”“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用“普世价值”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无非是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消解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无非是站在所谓的“先进文明”上影响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接受了“普世价值”标准就会必然接受其所构建的国家制度模式。“自己的路，自己说”，“自己的路，自己评价”，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从学理角度理解意识形态领导权，不能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学术资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揭示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国家权力”属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方式方法的基本特点等基本逻辑。我们要不断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等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要继续坚持领导力、创造力、吸引力、引领力和斗争力等基本原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要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态势，着眼于围绕中国道路展开的各种话语争夺，积极主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牢牢把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初步的研究，全面理解意识形态领导权基本理论、切实探索掌握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可行路径，还需要更为深入而系统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导论)第3页。

　　[2]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9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551页。

　　[4] 唐爱军：《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5] 具体可参见杨光斌：《论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力原理——兼论中国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问题》，《党政研究》2017年第5期。

　　[6] [英]约翰 ·B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7页。

　　[7] [法]巴里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8] 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10]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3期。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12]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3期。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

　　[15] 王永贵：《新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6]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17]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

　　[18]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

　　[19]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20]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21]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0页。

　　[22]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4页。

　　[23] 《列宁全集》(3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3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2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28]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8页。

　　[31] 唐爱军：《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贵州省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3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34]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35] 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3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3页。

　　[3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作者：唐爱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