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的篱笆没有扎牢，无论怎样坚固的堡垒也还是会从内部攻破的，到那时，国家已亡，家族已败，做怎样的叹息也无济于事的。而这样的事例，从家庭到党派，从民族到国家，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已然发生，以后也还将会继续上演。

【朱仙镇之败，兀术欲弃汴而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成功乎?”兀术悟，遂留。

以此书生而为兀术用，亦赋桧驱之也。 (明智部第二 知微卷五 朱仙镇书生)】

“武圣”的演变历程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的纠缠在武人那里似并不乎多见。也许，在文人眼里，从来就没有武人，只有“武夫”。一般来说，我们的民族文明程度一直自视为很高，崇尚的会诗词歌赋的文人随处都有记载，如果是纯粹的武将，一般都视为没有教养或者“武夫”系列，是低俗的搬不上台面的。但历史总是爱开玩笑，王朝更迭的背后血雨腥风不计其数，纯粹的杀人勇士似乎总被遗忘，能文能武的元帅将领成为主角，文人骚客此时不知所终，而最惊险、最动人、最被津津乐道的往往是悲剧、血腥和斗争的故事——这是否也是人类的动物本能使然?!

传说并演绎故事的在民间，记载并歌功颂德的是文人。

既然武功高下无需探讨，要较量的几人PK一下就明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除了武侠小说里边的武林盟主那样的虚拟武者最高地位以外，现实历史中的武人最高称谓当属“武圣”。大抵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便不好比较，又不可能来个关公战秦琼或者张飞杀岳飞那样的面对面交手，所以“武圣”的封号(凡是有名号的都不是自己命名的，一般都是君主或者皇帝来个官方认可)也还是有较大争议。

从姜子牙到岳飞再到关羽，历史一开始是按照发生顺序进行，后来突然转向，从南宋变到三国，有点匪夷所思。据说是康熙同志的又一伟业，江山初定，盛世开张，需要树立英雄，作为皇帝，莫过于封号。要平夷四海又要联络汉人，文治武功都自认为不错的玄烨有他的想法，文人编书考试，武者忠孝驾驭。但要封武圣，原有的姜子牙死得太早，最近的岳少保不是同族人(就是想要把岳飞弄在最高位，但谁叫被岳飞痛扁还豪言“壮志饥餐胡虏肉”的完颜家族被爱新觉罗氏奉为老祖先呢，说不过去啊)，还是找一个“汉族”起始并且汉帝国垮台时期自相残杀的典型来说。按照所有故事的脚本，找的人不能是绝对的成功人士，需要带有悲情色彩(古时的最高统治者还是知道底层人士同情弱者的一般心态的)，同时《三国演义》的文学威力很不小(《说岳全传》差之太远)，那就关羽了。

内外勾结败家破国

也许岳武穆对于金人的伤害是很深的，大小战役具体多少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是朱仙镇绝对是南宋和金国战事的转折点：岳家军一路凯歌，不断收复郑州、洛阳等地，连金军最精锐的铁骑兵“铁浮图”和“拐子马”也被打败，金兀术被逼退到开封，岳家军驻扎朱仙镇，四太子长叹“撼山易憾岳家军难”，已然心灰意冷做好准备，打道回府。慢说位于南宋高层秦桧的潜伏犹深未被发现，这里就有人向金兀术献计于危难之中，核心意思就是金国人不要着急退却，等等看局势的变化，可能岳飞要主动撤退了。金兀术很奇怪，想那岳飞能够以五百骑兵便破我十万大军，对手现在士气正旺，同时汴京的全体宋朝子民还在日日夜夜眼巴巴盼着岳家军来，怎么会有我金兀术翻身的机会，我哪里能够有半分把握守得住呢?

那个叩马献计的书生的回答却是高层权谋斗争信息的绝对泄露，“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一是岳飞这个看似很能打仗的在朝廷里边没有实际的当权派撑腰的，绝对会无疾而终;二是岳家军直捣黄龙的下一步战略没有得到最高层的认可，说不定这个胜利之战到皇帝认可的时候最后反而没有功劳可言;三是这样一支看起来能征惯战的队伍或许连主将都自身难保，哪里还能得到最后的成功呢?总而言之，反正岳飞的得意日子距离结束已经不远了。事实表明，这个论断非常正确，历史上对于胜利之师不予鼓励，反而用了十二道金牌快速召回的举动居然就很自然地出现了，英雄一世的岳飞曾经的豪言壮语“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恍然已成为隔世之言只在历史的天空回荡，“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既是前功尽弃痛心疾首的悲愤，更是南宋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断言。

才华显露有原罪?

曾经因为朱亥居于仙人庄而得名的朱仙镇现在最出名的是岳王庙和木板年画。遥想当年，朱亥看似一介草莽屠夫实则一代贤人小隐于市，信陵君后重用之，到取得虎符之时，朱亥显示了应有的作用，诗仙李太白侠客行中“救赵挥金锤， 邯郸先震惊”、“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的佳句至今激荡情怀。在这个除了朱亥充满豪情万丈之地之外还有一个向异族人献出绝佳妙计的“朱仙镇书生”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原因也许并不复杂，无怪乎识人用人而已。

大凡有点本事的人都希望能够得到重视，总是希望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秦桧位列史上十大奸臣之一，最初也有正直有为的一面，还积极地反对和谈。或许皇帝不爱惜那样的人才，甚至于秦桧也很高调享受了二帝的待遇，被金人捉去。于是就此他成为了史上最成功的被策反者和高层潜伏者，他已经将原有的才华完全倒戈相向，他的跪拜世人的姿态就被历史定格。

朱仙镇书生怎么能够知道朝廷的最大秘密呢?通常来讲有两种原因：要么他就是一个在宋朝科举时期郁郁不得志的人，对于既有的朝廷已然心灰意冷，既然能够在另一个场合表现自己的绝世才华，何乐不为(后世的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对于异族人也是这样既求自保更要自我表演的另类人才)?!要么这个朱仙镇书生本来就是秦桧和金国的联络员，一直在互通有无，但是岳少保的军事推进速度的确太快，惜乎又没有手机、电话或者传真联络，情况又万分紧迫，于是秦桧只得抛出这颗原本暗藏的棋子，直面金兀术坦白后方的绝妙计划。当然，或者这个故事本来就是虚假的，原文中朱仙镇书生所说的话很有些帝王心术加上决断杀伐，断然不会是纯粹的无名之辈，但是此人仅在王云五辑的《宋武穆公飞年谱》里边露面一次，后来居然杳无所踪。但如果是假为何又有该书生的桥段流传呢?也许是因为岳飞的确太过厉害，而金兀术心有不甘，于是便借此人之口说出那些即便是懦弱的宋高宗也要提防岳家军发展壮大以致不能约束威胁皇位的遐想。

功高盖主岳武穆结局早定

无论怎样，岳少保是功败垂成，能力败在了权谋之下，打仗的败在了奸臣手中，收复河山的宏伟蓝图倒在了帝王争夺斗争里。处于极端劣势的大金人眼看着自己潜伏的棋子成功崛起，现在完全的败局一举扭转为胜者的主动求和，于是“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居然成为了四太子的砝码，而这也不幸成为现实。

对于秦桧等人来讲，可恨的是，岳飞的确太过自律，居然找不到一个实在的罪名，当张俊等同列南宋中兴四将的为了防盗铸造一千两一个大银球堆满大屋并还很无奈称为“没奈何”(语言的魅力啊，与“莫须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时候，岳飞被害抄家总家产也只有三千贯(约合二千多两银)，还包括了数千匹麻布——这个物资他自己没有办法用的，只有给予军队才能有效利用——“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是岳飞说的，但是文武双全的他除了不怕死也不爱钱。

不管当时的大臣和百姓们如何觉得不妥，后世人一直尊敬的岳飞还是被贯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在风波亭。家族帝王政治的国家私有制体现的个人强权在致人死亡的时候很明显。但历史的反讽同样体现得非常充分：仅仅二十年后，宋孝宗便予以平反，并且把地位再次抬高，不仅修建庙宇，还以“武穆”的封号追忆“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就这样后任者认为一个有才有德之人在前任者那里竟然没有容身之地，也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可惜的是，后世公认为南宋最强的皇帝宋孝宗毕竟没有与岳武穆一起共事，否则历史将会必然改写的。但历史终归是历史，无法再度写就，后世只得从那些成败兴衰中找寻有益于当世的经验或者教训。风雨飘摇的宋朝在一百年后彻底被北方民族覆灭了。

也许，宋朝的历史就是一部阴气深深没有脊梁的屈辱史，就是一部看似花团锦簇实则外忧内患不断的斗争史，就是一部耽于享乐不思进取但把权力斗争发挥到极致的权贵没落史，就是一部看似理学经学欣欣向荣实则最大限度阻碍文明发展的思想禁锢史。

内部的动力已经不能够让安于现状的中原大地吐故纳新，于是，外族的强力颠覆了中原文明的一般进程，这一法则一直延续至今：元朝的铁蹄践踏后，明朝在初期的奋进之后再度延续了宋朝的这种脂粉气息，满清的入关彻底宣告了中原农耕文明顶峰盛极而衰，当更大范围的外来者强奸一般进入华夏大地，近现代几百年屈辱阴霾便挥之不去。而现在，再也不可能闭关锁国的地球大世界大市场大家庭的环境下，我们能否逃开这样的血腥进化过程，达到自我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人心思进的愿景呢?!

内外有别的普世价值推广者的汉奸矛盾律

不过还很有些好事者不愿意去这样干，他们希望发现另类的惊世骇俗的历史。例如，秦桧也是情非得已，赵构也是身不由己，岳飞也是罪有应得：秦桧的间谍行径是因为原来的好建议皇帝没有采纳，于是人格分裂了;赵构的苟且偷生是因为新朝刚建不适合大规模作战，何况迎回二帝他就没有位置了，他的做法顺理成章;岳飞的一意孤行显然没有将“精忠报国”认真贯彻，十二道金牌才召唤回来说明他对于皇帝的忠诚有问题，明知不可为而为显然证明岳少保虽然是军事上的天才、文学界的骄子，不过政治上太不成熟、情商很是需要改进，结果显得咎由自取——更有甚者说，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岳飞那样努力把金人撵出去，简直就不知道民族团结的大义嘛，还大胆宣扬“笑谈渴饮匈奴血”就更是不可理喻了!

按照上述说法，即便如近代美国的独立战争的反抗新的殖民者也是违背普世价值的人性的了(至于原初印第安人好像不应当被视为享受现代文明的群体)，更不能够否认日不落帝国现代文明的启蒙的伟大作用、星条旗世界警察对于民主自由的博爱无边恩赏了。——所谓汉奸的哲学都是这样：把时势造英雄和适应时代潮流挂在嘴边，首先觉得自己是不行的，然后一切外来都是很好的，然后绝对的抛弃被视为勇敢者的行径，自我的保护被视为懦弱者的哭泣。

回头去看，似乎清朝的康熙比起来还更为客观，他虽然觉得大肆宣传岳飞作为武圣不太妥当，但并未把民族团结的大帽子扣在他的头上。金人视金兀术为英雄，汉人视岳飞为英雄，好像本身都没有大问题，奈何要在岳飞精神认定上突然就在普遍人性的概念上做文章?在看似振振有词全人类大团结的外衣下包含了怎样的用心?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如岳飞这样既是文人又是元帅的全才自然更加无比寂寞，尽管满腔报国热情但那些掌握实际权力的人却无暇理会，反而临到终了还不得不倒在宋高宗的授意、秦桧的恶意加害之下，即使后来追封为“鄂王”或者世人皆称“岳王”又有何益?明代李东阳所做《金字牌》说道，“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士气郁怒声如雷。震边陲，幽蓟已覆无江淮。仇虏和，壮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国亡之，嗟晚矣!”

自家的篱笆没有扎牢，无论怎样坚固的堡垒也还是会从内部攻破的，到那时，国家已亡，家族已败，做怎样的叹息也无济于事的。而这样的事例，从家庭到党派，从民族到国家，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已然发生，以后也还将会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