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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中国有必要设立防疫常备军 |
2020-02-04 来源:FT中文网【文/王鹏】 编者按:非常赞同王鹏同志的方案建议。中国不但要建立防疫常备军,还应该建立以网络,舆论,法务,金融,粮食,安监等天-空-海一体化的正规,国家级主力部队。并以此走向国际,建立国际统一,军民融合的一带一路合作体系。 王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友好国家都已倾注极大人力物力遏制病毒的传播,尽最大努力挽救中国人民的生命,遏制病毒的全球蔓延。 经中国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2月1日已经抽组医疗力量分别以铁路、空运的方式集结武汉;根据中部战区命令,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2日正式抽组成立,开始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从2月3日起,将有一支1400人规模的军队医护人员承担起武汉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支援地方疫情防控。 然而,在救灾抗疫的公共卫生与应急实践中,也暴露出种种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并拿出制度性的应对方案。故此,本文试图提出并论证:宜在现有部署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扩充、磨合锤炼一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常设建制、专职应对核/生/化/流行病威胁的正军级(以上)防疫常备军,可归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或中部战区等军种部门。 全军抽组的1400名医护人员2日进驻武汉火神山医院,4日医院收治首批患者(图/人民日报客户端) 一、必要性、紧迫性 第一,从此次疫情应对来看,部分地方政府的应急经验、资源调配、治理能力,以及部分地方半官方机构的反应速度、工作效率、职业操守、专业素养等,都与应对疫情的客观需求和人民的主观期望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17年前中国成功抗击“非典”留下一条宝贵经验:中央政府在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后,果断派出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为代表的一批大员干将,高度授权,统一指挥,迅速扭转形势,起到很好的效果。而时至今日,在疫情爆发一月有余、武汉“封城”已近半月的情况下,不同省份之间的协调,省内各市之间的协调,市内各区、医院、政府组织、半官方组织、民间组织之间的协调都仍存在一定问题,尚在磨合之中。 目前,在中央/顶层设计层面,已经设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担任组长,体现出中央政府对疫情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工作实操层面,即(1)在“领导小组”与各省之间(尤其是湖北省与周围毗邻省份);(2)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内部,尚无具备足够权威、权限的执行者来具体落实领导小组的精神指示,统一指挥,大刀阔斧地剪除各种行政性和非行政性阻碍,以抗击时疫。(此种说法不对!领导小组职权非常大,总理,副总理,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等一把手专职指挥,只是能力问题,意识问题,平时官僚惯了,遇到大事首先是轻视,然后是瞒骗,最后就是甩锅,作秀,说来说去还是“四风”问题。编者注)可见,如何统一领导,如何克服内部损耗、降低沟通成本、管控行政成本、集中整合体制内外力量,乃是当务之急。 第三,从长远看,随着中国各项建设工作的推进,(民用)核设施、大型(有毒)化学/生物制剂的研发、生产与储备设施数量将进一步提升。 就在本文写作时,2月3日00时05分在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1千米。这无疑又对四川地区的抗击肺炎与抗震救灾工作提出双重挑战。此外,全球化趋势也导致非典、埃博拉、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在全世界的高速流动与传播。 上述挑战都要求中国尽快组建一支强力精干的专业专职队伍,能够以最快的反应速度奔赴前线核、生、化、传染病等重大灾害的源头地区,利用军队的运力、资源迅速搭建符合防疫要求的野战医院;同时它还要被中央政府赋予足够高的权威、权力,能够统一调度涉事地区及周边省市各级政府、资源,协调不同部委,迅速产生合力,以有效抵御灾害、应对疫情。 第四,从更长远看,此次疫情已充分证明,一场重大传染病事件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打击力度也可能并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因此,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讲,建设一支强大精干的公共安全常备军,并在历次抢险救灾中表现出卓越战力,本身就能够威慑潜在的威胁,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二、可行性 首先,70年来,在和平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次抗洪、抗震、对抗疾病的抢险救灾中,尤其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都建立了功勋,挽救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证明了他们的执行力和工作效率。 其次,此前中国已组建类似部队,有制度基础。譬如,2006年9月2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第一支公共卫生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所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大队”在京正式组建。但遗憾的是,在此后的救灾实践中,并没有将其发展壮大。现在是到了重新考虑并再造一支真正能打硬仗、救民水火的新部队的时候了。 最后,类似编制也有他国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譬如,美国联邦政府设有“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ed Corps, PHSCC),是美国公共卫生局隶下的联邦制服部队,亦是美国七支制服军种之一。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公共卫生人员。这支大约6000人的部队,不仅承担美国国内防疫工作,也可以派驻海外,参与国际救援。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受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的首长是具备等同海军中将级别的医务总监。医务总监直属于具备海军上将阶级的卫生助理部长(如果该部长为公共卫生服务军官)。 三、具体方案 第一,部队编制 1、该部队的军衔/行政级别不宜低于“军”,否则难以调度资源。在中国现行制度下,“正军级”相当于“省部级”。作为疫区/战区抗灾工作的总执行人(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和正国级的“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防疫军指挥官必须有足够的级别、权力才能有效调动资源,协调领导当地干部,做到令行禁止,统一指挥。 2、防疫军人数不妨设在2万人左右。总部、参谋及办公厅文职人员、以及军直属的科研院所编制约5000人。作战部队15000人可分为三个大队,每大队5000人。在平时,“中央大队”留驻北京总部,监控可能疫情,拱卫首都。 “地方大队”辖30余中队,分驻全国各省,独立于地方政府,自行运作,直接对中央负责。他们当密切监控当地可能出现的疫情,在第一时间向北京总部汇报;与此同时,知会地方政府,提请应对。 “海外大队”驻扎国外,作为中国履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全球人道主义救援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这绝不仅仅在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道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随时搜集海外病疫情报,第一时间掌控新病毒、新威胁的发展动向,第一时间向国内总部汇报、预警。毕竟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新疫情、新毒株,都有可能对中国海外利益、驻外“一带一路”建设者和国内人民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第二,平时管理 三大队,以2年或3年为期,进行轮岗,以确保防疫军任何一名指挥战斗人员在6-9年的服役期限中,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战斗在第一线,经受疫病灾害的“战火”考验。 这是因为,如此一支耗费国家重金打造的精英部队,仅有训练是不够的,必须在最危险的第一线经受真实战火的锤炼。美军战斗力强,除了装备好、训练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常年全球作战,在真刀真枪中练兵。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国策,不发动对外战争,但作为负责任大国,也确实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救援,帮助友邦共同应对病毒、灾害的威胁。通过独立或参与联合国组织的相关救援活动,可以使防疫军常年保持战斗状态,而不至于悠游懈怠。 为此,防疫军章程应明确规定,所有升职、授衔、提拔,只能发生在国内抗击重大疫情或海外大队在国外的实战执勤过程中;平时状态下的中央大队和地方大队,原则上无提拔机会。这一制度设计旨在将军人荣誉心、逐利心与国家利益、人民需求有机结合,激励其在抗疫战场上杀“病”立功,升迁受赏;避免“打得好不如送得好、吹得好”现象;让基层实战第一线的勇敢军人得到应有的拔擢,被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并获得相应待遇。 第三,战时部署 1、在国内发生重大疫情时,经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核准,将爆发疫情的省份(或包括其周边地区)划为“疫区”。“疫区”即“战区”。在实行军管的省、市,防疫常备军统一指挥,全权指挥协调各方,合理迎击疫情。疫情结束后,中央大队撤回首都修整,地方大队轮岗对调。 2、疫区/战区划定后,中央大队携物资、器械空降疫区,与原先驻扎于该省的地方大队汇合,组装空运来的集装箱模块,搭建野战医院。同时召唤邻近省份的地方大队前来增援。在出现极端重大疫情时,也可召唤海外大队回国支援,协同作战。 3、防疫军指挥协调疫区内的市内物资运输,有力保障医务人员和市民的日常需求。疫区内的医用、民用生活物资,包括外界捐赠钱款、物资,都由防疫军在当地政府配合下收纳、指挥、调度,并在其官网上实时更新、公示,确保每一笔慈善捐款和国家划拨的专项物资、资金,来有源头,去有落实。防疫军不是“太上皇”,同样要接受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的监督,如有任何贪腐、挪用、延误,同样将受严惩。 网友精彩点评 非空非色 建议非常好!除了建立专业化的防疫常备军外,广大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是必不可少的生力军,后备军! 闲人一个 上面有些人不停地折腾,说改革要如何如何,如果军医规模大减,再加上不让公立医院新建、扩规模,要给私营医院留下足够的空间!这就是医改两次惨败、医患矛盾积重难返的根源! 不知道私营医院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医疗资源不足,公立医院多建就是了,医院又不是赔钱的机构,吃不了多少财政支出,反而私营了以后,那些医院看病不行,骗人骗保倒是在行的很! guan_15653701472868 控制疫情的关键在于尽早发现、尽早报告,这是一个难点。不积累一定的患者数量无法确定疫情,然而一个特大城市可能有十几个大医院,一名医生一次当班未必能碰上多个瘟疫患者,发生疫情时如何尽快汇总情况?需要有相当的制度来保证。 作者提出建立专业的防疫部队,但其中的医务人员如果不参加面向社会的日常门诊,也就不能承担起发现疫情的任务。假如只是后知后觉地在确定疫情后再作出反应,那么部队医疗卫生系统现行的动员体制也足够应对了。窃以为还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建立和完善对于疫情早发现、早报告的机制,而不是过动不动就成立新的部门单位和队伍。难道又回到当年八个机械工业部来分管八个生产门类的路子上去? 另外,对于一些网友提出应加强公立医院建设、不要把这个与全社会密切相差的行业过多地交给私营医院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 村庄 更可行的是在现有的卫生体系下,提高效率,提高反应速度,有机制在特殊情况下,要整个全国医疗资源。 举个例子: 比如军工企业,现在为什么要走军民融合的道路。 因为在没有长期战争情况下,维持纯粹的军工企业是很贵的,军民融合才是正道啊 guan_15796974811529 现有的防疫体系还是要的,但是现有的防疫体系是防止小规模爆发的,不是为这种大规模突然爆发做准备的。 不如国家准备一支部队,做打战役准备,平时地方防疫体系不应该以打大仗为标准。 yggdrasil_1980 应该建立防护器材的国家收储制度。对于一次性口罩,防护服等保质期短的器材,应该考虑应用氮气储存法,比较中央储备粮库的技术方案。 疾控系统当然要啊。 你把这次和上次的疫情当成疾病,我们是看成战争,这个就是大家出发点的差异。 你只简单算的是经济账,可以算,但从宏观战略格局来算,你那个账就算错了,而且错的很巨大! 这次和上次疫情,你说的疾控系统起了多大作用? 如果靠你说的疾控系统能够控制和迅速处理这两次疫情,何须作者提出这个建议?我强烈支持他这个建议。 两次疫情的所有经济账你算过没?这个经济账和你算的小经济账差距有好大? laowan33 事实上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联勤部队中的医院和解放军CDC就是。只不过很少有军管而已。其实关键在地方基层防疫能力下降,甚至没有了。地方防疫站也变成高大上的CDC。你说防疫站,多数人知道,问CDC,肯定不知道。 涉及国计民生的事业,能不市场化就不市场化。 eff_830 同意。这次新冠疫情,有不少问题恰恰是公众的恐慌造成的,也暴露出我们某些部门领导、组织、动员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面对任何灾情,公众掌握相关知识,遇事不慌,恰恰是最重要的。 澳大利亚有专业消防员,到面对火灾还是束手无策,根本原因还是机制与民众脱节,无法发动群众。能够充分发动、组织群众,恰恰是我们的体制优势。 当然,如果从更远角度来说,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内国际责任,成立防疫部队也可以。 尤金斯 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防疫常备军我觉得不如组建“制度化后备役防疫军”,以政府牵头,各医疗学院和各级医院的传染病科室人员统一编制,加强专业直接联系,定期培训沟通,定期轮换演习。 没有徽章的制服 要做到“无灾”,对于食品卫生防疫的立法和执法必须健全和完善,彻底杜绝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对于食用野生动物者,处罚要重!(没有食客,就没有贩卖,没有贩卖,就没有杀害);要做到早发现,早防疫,就必须建立流行病预警系统,对境内野生动物,或境外传入,甚至外太空传入的不明病毒,尽早发现,尽早隔离,尽早扑灭,绝不能象此次武汉的相关官员、学者之所为,瞒报甚至不报。如果能做到无灾或者早发现,早治理,防疫常备军的规模,就可以大大缩小,国家与社会的负担,就会减轻很多。这要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探寻更有效,更先进的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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