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涛2015年11月04日来源：《党史纵览》

1928年，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后，依靠群众，积极扩大革命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并于1930年打通了赣东北根据地与闽北根据地的联系，遵照中央指示，将两块根据地合并，成立赣东北省委和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以后改称闽浙赣省委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

成立了革命政权后，方志敏意识到，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个世界已经是我们的了，现在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归我们自己所有，吃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屋，虽不能说是十分美满，但是不至于缺乏什么。在这个时候，努力识字读书，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这不但可能，而且是必须了。一定要提高贫苦儿童、成年群众和妇女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认识。他开始全力领导赣东北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创办各类学校，取得了累累硕果。

一

1930年8月22日，方志敏与黄道一起，在乐平县众埠镇首次开办赣东北特区妇女干部训练班，至9月10日结束，历时20天。妇干班由胡德兰、缪敏主持并承担教学任务。方志敏、黄道多次前去讲课。学员由苏区各县苏维埃政府选派，共20多人。学员中的饶玉鸾、杨树兰、洪菊娇、宣丹菊和黄道的妻子吴品秀等，后来都成了苏区重要的妇女干部。次年，在葛源创办了专门培训妇女干部的学校——卢森堡训练团，学校以德国共产党创始人、著名无产阶级妇女领袖卢森堡名字命名。训练团采取军事建制，团下设连，连下设排、班。学员为各县选送的身体好、成分好、思想进步、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妇女。每期训练4个月，一期80余人。学习科目有政治、语文、算术、卫生常识、军事。历时4年，共培训妇女干部700多人。

1931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成立，方志敏亲自兼任学校政委。他常到学校讲授《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等专题，用马列主义武装学员头脑，把军校视为“种子学校，学兵大队，培养红军干部的洪炉”。该校共培养红军骨干1600余名。

同年8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在枫树坞开办共产主义学校，方志敏兼任校长。这所学校是党校性质，旨在培养和造就县、区级领导骨干，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领导艺术，以适应革命战争不断发展的需要。该校的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白区工作、土地问题、青年工作、婚姻法。学员都是县区领导骨干，学习时间为3个月或4个月。据第二期学员徐大妹回忆，有门名叫《阶级斗争》的主课，由方志敏和省苏裁判部柳真吾部长、省苏政治保卫局汪金祥局长轮流讲授。学习生活很紧张，每天早起要上军事操和跑步。学习分3个班，每天听课后就分班讨论。晚上有时也开讨论会，没有灯，点燃松明子照明。白天讨论时，有时在草坪上，有时在山上。吃饭8人一桌，每桌一大盆菜，一般都是青菜，有时也吃点黄豆烧肉。学校共办了3期培训班，直到1934年，该校因环境日趋紧张而停办。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出炉，大纲第十二条指出：“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933年5月，方志敏签署并颁布省苏维埃政府《反封建反迷信运动宣传大纲》，指出：“目前在国内阶级斗争的开展当中，在苏维埃运动向前推进的当中，我们为了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加强群众的政治坚定，造成千百万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积极战士，以担负着目前紧急斗争的任务，建设苏维埃的文化教育，确实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当时闽浙赣省文盲的数字占全省人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方志敏认为：不识字，事事都要落人后做尾巴，不识字是一个人最吃亏而又是最可耻的一件事。不识字的人对于整个革命工作是有损失的。为此，他发出了“坚决与不求识字的文盲斗争”的号令。他说，一个革命的工农分子，要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认识，文化水平，能够阅读苏维埃一切法令，及一切革命书籍报纸，加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斗争经验，必须读书识字才能做得到。他主张大力开展识字运动。

1933年6月17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文化部下发《关于识字班工作》文件，对于开展全民扫盲运动作出详细的布置。在扫除文盲运动中，识字班是最精干、最有效果的一支队伍，也是完全消灭文盲的最有力量者。按规定，参加识字班的群众是在没有建立列宁小学、工农补习夜校的地方群众；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加入工农补习夜校的群众；各机关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工作人员。每个识字班设一个主任，由扫除文盲运动表现突出者担任。

在识字运动中，建立识字板的方法效果显著。识字班主任有计划地在本村周围每一个路口、检查路票的地方，设立一块横的可以写5个字长的木板，依照工农读本的次序和看图识字的次序，每天在识字板上写3个字，并注明日期。除了利用识字板外，识字班主任还要利用其他的方法，保证在一天内把这3个字教给全村的人，让全体村民识得出、讲得出、写得出，并且由守路的人负责去问每一个过路的人，进行检查督促。

识字游戏赛在苏区也十分流行。在群众劳作休息的时候，把他们分成两队，每人发一方写有自己名字的石板，让他们各自记清自己名字是怎么写的。等到他们都说记得了以后，就把石板收过来，打乱次序排列在远处的地上，使他们都看不到石板上的字，然后喊口令，要他们一齐跑去再把各自的石板捡起来，迅速回到原来的队伍中，由识字班主任检查哪一队认对的多，就是哪一队赢得了比赛。如此这般重复三四次，全村的人全都认得自己的名字了。

为了尽快扫除文盲，苏维埃政府祭出了三大利器，“识字班”“工农夜校”“识字站”齐头并进。识字站，是根据地识字儿童帮助成年人识字的一种形式。儿童团员每天在木牌上写几个字，插在村头、巷尾、路边、路口处。来往行人都要认上面的字，认识了，就放行；如果不认得，儿童团员就耐心地教，直到会认会写才让通过。识字牌上的字每天一换。遇有难字，就运用图画或者简易字说明，如“鸟”字难认，就在旁边画只鸟进行提示启发。

工农夜校，是成年的工农群众在工作余闲的时候练习识字的学校。310所工农补习夜校的费用，教员的生活津贴与夜校的灯油钱等，共需大洋五六千元，再加上印刷1万册工农读本，用费在7000元以上。这些都是由省苏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补助的。方志敏说，我热烈地希望全体工农群众、妇女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一律加入工农补习夜校及识字班，不要懒惰，不要怕难，不要有始无终，用拼命竞赛的精神，去进行识字比赛，不要说我们工农群众愚蠢，我们里面是有许多杰出的天才。“扫除苏区的文盲”，这是我们目前识字运动的主要口号，大家努力执行喽！

针对有些人把识字看得很困难，并且拿革命工作忙碌，没有时间识字当作理由来拒绝识字，方志敏表示：识字并不是一件顶困难的事情，虽并不是一天或者几天可以学会识字，但是一天又一天不间断地去继续学习，到了半年一年的时候，成绩就很不小了。他循循善诱地说，比如说我们每天识5个字，一个月就可以识150个字，半年可识得900字，一年可识得1800字，读书看报，当然都不成问题了。而且识字只是起头困难一点，越下去就越容易，所以认为识字是困难，固然是错误的，而认为识字困难就怕难，不去努力学识字的，那更是无决心和毅力的人，这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态度。

有些年纪大的人常爱抱怨：“我年纪大了，脑子迟钝了，学不会了！”总以为识字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针对此类畏难情绪，方志敏耐心摆事实，讲道理。他说，有些人才三四十岁就感觉自己年纪太大了，记性太坏了，读书是读不成功的。他们有句顶要不得的话来拒绝读书识字，就是“80岁还学擤鼻脓”。这种以老人自命的落后思想，实际上属于一种不求进步的堕落思想。其实，只要决心去学，继续不断地去学，就是年纪大一点，还是可以学到，绝不可借口年纪太大就不去求文化的进步。他还举例说，在苏联有个老年女子，十月革命时她已经60岁了，从那时才开始认字，到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居然进步成为一位无产阶级作家。所以说，年纪并不能成为不想识字学习的理由。至于青年男女，更应积极去学习，以求文化进步，将来终身受识字的利益不尽。方志敏严肃地指出，现在有许多青年群众，不愿意去读书，每天吃了夜饭后，总爱在一块儿闹闹笑笑，把大好时光白白消耗掉了，实在是十分可惜！我们应该坚决与这种不积极去求学的落后分子作斗争。

二

“劈里啪，劈里啪，我们的枪向前杀！杀尽反动派，建立苏维埃。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月光光，水汪汪，哥哥已把红军当。等我长大了，也要学哥哥样。”“大家来节省，一分一文莫浪费，节省经费，帮助战争。”……这清脆的声音源自苏区各列宁小学的国语课堂。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于实现了免费教育和“教育为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苏区的小学教育迈开了大步。列宁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村村有列宁初小，区、乡有列宁高小。至1934年1月，整个根据地的列宁小学已达280所，学生近万名，7到15岁的学龄儿童大多有了上学机会。

弋阳苏区共建立了5所乡级完备小学，在一般乡村则开设劳动小学，总数达25所，基本上一校一班。六区芳家墩等地为照顾偏远地区的学生就近上学，还创办了列宁巡回小学。教员享受与红军战士同等待遇，家里的田由当地村苏维埃政府派人代耕，平时膳食由当地群众轮流负担，教员成为令人羡慕的光荣职业。尊师重教一时在这里蔚然成风。

鹰潭苏区各乡、村小学大都是复式班，乡小开设一至四年级班，村小开设一至三年级班，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音乐、图画、手工、游戏体操和课外活动。县中心小学开设政治、国语、算术、常识、历史、地理、军事体操等课程。在“为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总方针指导下，废除旧课本，由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统一编定新教材。教材紧密配合土地革命战争的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革命性，其内容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现在一些耄耋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国语教材上，第一课：“革命，革命，向前进！”第二课：“前进！前进！消灭敌人！”等内容。各校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禁止体罚，注重教育与实际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

苏区发展的基础在教育，教育发展的关键在教师。苏区师资培训统一由省苏维埃政府规划安排。凡是当教师的，都要到省苏维埃政府创办的列宁师范及其附设的红色养成学校受训。列宁师范校址在横峰县葛源村，红色养成学校设在葛源枫树坞。胡德兰、缪敏、余少裘、潘式晶等干部都曾在这里任教，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有时还亲自来校上政治课。学校开设政治、国语、数学、自然、音乐等课程。受训结业时，学员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考试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次等的发给试教证，成绩太差的学员不许当老师。

教员工资由省财政统一拨款。1930年前后，教员平均月工资3块银元，当时的1块银元可买猪肉8公斤或稻谷1石5斗。1932年以后，教员工资改发苏区纸币，每月5元。

三

1933年3月，在闽浙赣省苏文化部的工作报告中，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就苏区文化教育工作作了总结。他指出，自省苏成立后，文化教育工作更加积极进行，开办各种学校，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比较从前提高了。劳动小学校全省共计163所。各县总计教员170名，学生5538名。工农补习夜校，各县共212所，学生人数6615名。方志敏坦言，工农补习夜校的最大缺点，就是有始无终，没有能按期毕业，成绩不佳。现决定增设到310所，每校并津贴教员生活费4元至6元，津贴灯油费每校12元。各工农补习夜校的教员，一律分县开3个星期的训练班。识字班——上饶36班，横峰65班，贵溪30班，德兴226班，除弋阳、乐平、余江、葛源未统计数目上报外，这4县总计357班，参加识字人数共有3664名，但这恐怕只是有名无实的空数目，已在积极整顿。同年4月，在为健全乡苏维埃工作而起草的文件中，方志敏重申，文化工作要抓紧，对工农补习夜校、认字班、列小等工作，充分地给予指示、帮助与扶植。

1933年6月24日，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县教育部长及葛源直属区教育部长联席会，方志敏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七八两月文化教育工作的突击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明确了在目前战争紧急、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革命战争完全胜利的任务之下，应该用工农补校、识字班、列宁小学，教育、识字、读书的方法，扫除苏区内多数的文盲，启发群众阶级觉悟，提高群众文化政治水平，加强群众对革命工作的能力。“计划”指出，不理解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把文化教育工作和战争对立起来，“对于文化教育的怠工，简直是革命的罪人”。正因为革命战争的紧迫，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加倍的积极化，奋起突击精神，为完成乃至超过7、8两个月文化教育工作的突击计划而斗争。

关于工农补习学校工作，“计划”指出，在7、8两个月内，各县建立工农补习学校，参加人数要达到20200人，其中横峰3700人，弋阳3500人，上饶3200人，贵溪3000人，德兴2700人，乐平1800人，万年1000人，化婺德600人，葛源500人，余江200人。“计划”要求，工农补校工作应马上在乡教育委员会去讨论，做成计划去动员群众，依照全乡人数，每20人当中，至少有1人参加工农补习，就能完成计划上的数字。各县工农补校原有的学生，在7、8两个月内，把第四册工农读本读完，新学生读完第一册。

关于识字班工作，要求各县建立识字班，参加人数须达到39700人，其中横峰7000人，上饶6800人，弋阳6400人，德兴5500人，贵溪5000人，乐平3500人，葛源和万年各2000人，化婺德1000人，余江500人。在6月份内，把各乡识字班委员会建立起来，讨论全乡识字班工作，计划在全乡人口当中至少达到10个人中有1个人参加识字班。要求在7、8两个月中，各识字班学员要读完工农读本第一册，内容要保证全部了解。

关于列宁小学工作，要求在7、8两个月内，苏区各县列宁小学的学生要增加到10105名，其中横峰2417名，上饶1513名，弋阳1512名，德兴1439名，贵溪1435名，葛源623名，乐平400名，化婺德283名，余江253名，万年230名。要求必须坚决执行儿童免费的强迫教育的命令，去动员儿童参加列小，求得在每个列小的周围，无一失学儿童。

扫盲教育的教学方法，要求以“简便灵活”为原则。农忙少学，农闲多学，战争紧张时少学，战争暂停时多学。有几个人教几个人。没有设备，群众就自带桌椅板凳；没有纸笔，群众就用粉笔在墨漆木板上写，甚至在沙地上用小树枝比划；没有灯油，群众就上山摘木子打油；没有教员，就采取识字多者教识字少的，谁会什么就教什么的方法，形成群众性的互教互学。在扫盲运动中，子教父、弟教兄、夫教妻、媳妇儿教婆婆的事例比比皆是。

在苏区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到1933年下半年，全苏区参加识字班的人数达到4万人，参加成年补习夜校的达2万人，参加家庭识字组的逾10万人。许多妇女为了完成每天学会3至5个生字的任务，在灶头、床前贴满生字，走到哪儿学到哪儿，坚持不懈。苏区农民通过识字读书，不仅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当年读书识字的内容大多是革命口号，群众学以致用，学了就写，用革命口号来对照自己的言行。

1933年岁末，方志敏对来年的文教工作作了如下展望：在文化教育战线上，我们要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要积极进行教育运动，在明年我们应该做到扫除10万个文盲，使10万个文盲都认识字；同时我们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初级和高级列宁小学与师范学校，使苏区大部分儿童进入学校，受到革命教育。在一份总结中，他还指出文化教育工作的发展是争取战争的胜利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严厉批评了怀玉县苏主席兼教育部长不过问教育部的工作，甚至是取消文化教育工作的倾向。他说，一切忽视与取消文化教育工作的倾向，都是在目前革命战争开展与各种工作转变当中绝对不能容许的。

1934年1月1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闽浙赣苏区的近况》的新闻，对苏区文化教育方面的情况作了介绍：“教育普及，文化水平比较革命前也提高了许多，现在有列小280所，学生9000多人，还有1所列宁师范。消灭文盲运动也在进行。”正是在方志敏等人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扫盲运动取得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在第五次反“围剿”前，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青壮年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写家信等昔日的烦心事变成轻松活儿。苏区教育从中国国情和根据地战争环境出发，初步建立了一整套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独具特色的、工农大众的、革命的教育体系。

方志敏等著名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全力推进的“苏维埃文化建设”，属于中国共产党通过苏维埃和群众团体领导实施的普及型工农大众文化建设。党在苏区苏维埃文化建设中极力开展普及义务的初级小学教育，既是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现实状况的实际需要，也是共产党人包括社会人士对中国教育状况的共同认识，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可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