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9月05日来源：《党史博览》

叶剑英感到西安形势日益紧张，按中央指示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慷慨借给红军10万银圆，并写信询问中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特别是询问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对张学良的慷慨，叶剑英相当感激：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曾大量接济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等，此问题的有关细节散见于一些著述、回忆文章中，目前尚无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试就此进行初步梳理，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接济”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用语，意指筹借或给予。接济的内容，包括经费、军需物资（枪支、弹药、被服布匹、药品器械、无线电台配件、地图等）和生活必需品等。

1935年长征结束到达陕北的红军，面临给养保障的大难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后，虽不致再奔波劳顿，但依然没有解决因物质匮乏而造成的生存问题。红军不仅军事装备、钱款均缺，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成问题。这一现实情况，从1934年与1936年的红军供给标准变化可以看出：大部分同一项目的标准，1936年仅为1934年的1/2，甚至1/3或1/10；一些项目干脆取消，或归并到其他项目中，如教育费、零花费用等。同一项目所含内容，1936年相比1934年大多较粗，没有“具体”。相反，一些体现等级性、福利性的项目却明显细化，如抚恤费、技术人员津贴等，这显然是迫于安抚军心、延揽人才的需要。

1935年1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先后颁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伤病员几项费用标准的通令》（1935年12月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1935年12月1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各项费用之规定的训令》（1935年12月27日）等三个命令。从三个命令对比中不难看出，除方面军级、军团级办公费有一定提高外，其他各项费用均调低，规定也越来越细，明显是为了适应给养窘迫的现状。

造成陕北红军物质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客观环境因素。无论是长征结束的红军，还是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军，所处的陕甘、川康地区均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大规模军队的供给相当困难。其二，国民党军在军事、经济上的封锁。其三，供需人员比例失调。陕甘苏区人口40万余人，红二、四方面军未到时，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13∶1。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甘后，这一比例几近5∶1！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不能不引起给养困难。供需矛盾下，苏区所能挖掘的供给潜力非常有限，往往筹款数月一无所获，甚至连采办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纸票，而纸票则因无纸，赶印不及。

为消除物质困难，中共中央自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稳定于陕甘后，通过不断发布电文、颁布训令等，压缩开支，厉行节约。节流的同时，则不断加强筹粮筹款，以至“某地有土豪粮食百余石”事，都要报毛泽东、周恩来等统筹处理。与此同时，“出于后勤考虑”，因“根据地地域不大，物产不丰，后勤补给困难”，为“解决军队的物质基础”，拓展生存空间，红军遂发起东征和西征。

红军向东北军提出“经济通商”，

张学良转赠中共中央1万元，

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红军东征之际，中共中央积极寻求与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络。在对立状态下，联络工作伊始，中共并没指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的“曲线”方案——“经济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缓解给养保障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共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全面展开。

1936年1月，被红军释放的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架起了中共与东北军联络的桥梁。1月16日，高福源重回瓦窑堡，附带有张学良送的2头毛驴驮运的罐头、水果和食品等，同时也带来了请红军派人面谈的要求。19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达洛川，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接触。

出于对张学良的期望及其实力的判断，也出于对苏联援助红军的信心，毛泽东于1月20日致电李克农：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此电的核心是联合张学良抗日反蒋。电文中，毛泽东以“军饷、械弹”相许，完全是出于对苏联军援的高度预计。此后的发展说明，这对张学良坚定联共思想的影响是存在的——张学良看重的不仅仅是苏联实实在在的军饷、械弹，更在于中共是联系苏联的桥梁，而苏联则是中国抗日的战略后方。以此为基础，诚意抗日的张学良在对苏联的期望之下，不计较彼此，反倒是非常慷慨地接济渴望着苏联军援却从未得到的中共和红军。

1月20日晚，张学良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晤。李克农提出“休战”、“经济通商”事项，张学良均示赞同，议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后，张学良还经李克农转赠给中共中央1万元，从此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此时的张学良之所以会如此迫切地希望与红军停战，一方面是他背负国恨家仇，讨厌内战，希望抗日。另一方面，蒋介石安排东北军“围剿”红军，意在既削弱红军，也削弱东北军。1935年秋，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来，先后有劳山失利、直罗镇惨败。短短不到2个月，东北军部队损失惨重，而蒋介石非但不予补充，反而取消了东北军2个师的番号。

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代处长的佟铁肩回忆，会晤后，李克农还与王以哲口头议定：一、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双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红军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两侧各撤出5华里以外，并保证公路交通和东北军驻军补给运输的安全；三、东北军同意补给中共红军一部分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和弹药等军用物资，由洛川六十七军和一○五师仓库运至肤施（今延安）转交中共中央。达成这一协议，完全基于双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红军包围的部队得到补给，中共希望获得一些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等。

毛泽东等关注更大范围内的互不侵犯与通商互济。

张学良开始暗中接济红军

1936年2月上旬，高福源电告彭德怀，张学良将于当月15日由南京回西安，希望李克农再去洛川会谈。2月10日，周恩来交代李克农赴洛川准备同张学良谈判。行前，周恩来向李克农交代了两个重要问题，即“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力争谈成”。显然，红军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共识后，中共在实现大的合作战略之前，更急于实现“经济通商”，缓解红军给养困难。

2月25日午夜，李克农、钱之光等冒雪赶抵洛川，因张学良有事未到，遂先同王以哲会谈。双方以1月的会谈为基础，很快于28日达成局部停战的口头协议，约定：凡甘泉、肤施城周围20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如苏区民众需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应给予方便。为避外人耳目，驻鄜县之东北军应予形式上的检查。入城后，苏区民众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坏东北军的行为。

据参与会谈的钱之光回忆：当时通商问题是双方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就先从通商问题谈起。在东北军方面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为我们到达陕北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解放了许多地方，好些农村成了革命根据地。有些地方也是我们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六十七军的部分军队，几个月来被困在城里，买不到粮食和柴火。好些东西靠飞机空投接济，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驻军的需要。信件投递更谈不上。加上部队长时间得不到换防，军需装备不好解决。所以他们希望停止内战，互不侵犯，相互通商。当时红军也有些困难需要解决。如军需、武器弹药、医疗器械、药品以及一些必要的电信、文化设备都很缺乏。同时，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再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不但要解决军队自身的给养，还要解决人民生活疾苦的问题。因此，通过会谈，打破封锁，也是红军在这次会谈中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

2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电示李克农，补充双方达成的口头协定：（甲）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苏区及关中区）；（乙）鄜甘肤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使粮服运输及经济通商，携带武器与否不必拘束；（丙）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为便利肤甘友军起见，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柴粮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丁）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红军采买货物经过鄜县洛川等者，东北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入苏区办货者，红军有保护之责。

相比原口头协议，毛泽东等关注的是更大范围内的互不侵犯与通商互济。3月3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要求李克农在面见张学良时，转达红军在东征中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并“请向王军长询问有无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四省十万分之一或其他军用图，如有，要求赠送二三份，为河北一带与日帝作战之准备”。李克农据此向王以哲提出了相应的希望。不久，王以哲派人搜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等省的军用地图，赠给红军。与此相应，红军应王以哲的要求，帮助其驻肤施部队解决粮、草、盐等困难，允许驻甘泉部队换防。

3月4日，中共中央电令李克农介绍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接洽王以哲部军需处长，获取关照，赴西安采购“目前办货最急西药、布匹”。6日，李克农和张学良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经王以哲精心安排，钱之光改扮成六十七军军官，在六十七军一名副官随行下赴西安采办货物。抵西安后，钱之光住在副官宿舍里，不轻易上街；需买的东西开出单子，交给副官去办理；买货的钱不够，由副官长兼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学礼垫付；一些货西安没有，由副官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订货。钱之光在西安住了2个多月，采办了石印机（印纸票用）、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再经王以哲安排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调集20多匹牲口，连人带货送到与苏区交界处。以此方式，王以哲后曾派人掩护红军采购员，穿着六十七军军装到西安采购西药、布匹等奇缺物资，体现出相当的诚意。

3月4日和5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将关于与王以哲订立口头协议等问题电告各方，通告口头协议于3月5日执行，并要求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议之目的。

3月4日，张学良驾机飞到洛川与李克农谈判。在持续至5日凌晨的会谈中，双方有共识，也有争论，但均以诚挚坦白之心态，气氛相当融洽。李克农根据中共瓦窑堡会议精神对张学良的种种疑问予以解释，同时转告了东征红军的战果，再次提及对作战地图的需求。张学良对军用地图之事表示可以相助，希望中共派全权代表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进一步谈判。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汇报。中共中央判定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有诚意，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与张学良谈判。同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上述决定通知他和张学良，并对他赠送图书表示感谢。

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与张学良部东北军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停战前提下的“经济通商”均为历次会谈的核心内容。一定意义上讲，“经济通商”不仅成为中共从苏区外获取物资给养保障的变通方式，同时也增强了与东北军的信任——毕竟是“通商互济”，被红军围困的东北军同样需要。正是在此过程中，张学良部已开始暗中接济中共领导的红军，尽管这些接济还是有条件的、少量的。

周恩来和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会谈。

张学良不断为红军提供弹药和经费

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了历史性会晤。

就联苏抗日问题，张学良非常盼望能获得苏联的援助与支持，关切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予以肯定回答。

在约定经济通商的基础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和红军目前给养困难，请张学良帮助采购无线电器材、医药卫生器材等。张学良应允：普通购物由红军在其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代为办理，并可送弹药。关于具体的弹药补充数额，时任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的吕伟绩（曾任张学良将军侍卫官）说：“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秘约协议，张给红军补充弹药总数为1100万发，由东北军一二九师及一○八师师长张文清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部分别补给”，并绝对保密。吕作为承办人，虽没有参加肤施会谈，但所言应当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记录这一回忆的李铁醒也这样认为：“我们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延安第三十八团少将军需王德环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联络负责人。因此项秘密补给工作绝对保密，我东北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就是监视我们部队行动的。万一戏法变漏了，不但个人有杀身之祸，东北军全局也都输掉了。由于吕伟绩担任东北军一二九师代理处长，秘密给红军补给步机枪弹和军用物资等的事实是可信的。”同时，张学良表示：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两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张学良还对周恩来讲：我有一大笔私款可作抗日军费。

4月10日清晨4时，张学良送周恩来一本《申报》60年纪念印制出版的中国第一本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按经纬度编绘的全国地图作为留念。他同时以私人名义出资，当场向中共捐赠2万块大洋。据时任张学良部粮秣处长的张政枋回忆，有此项支出。另有一说：张学良送给中共5万块大洋，不是2万块。笔者2004年10月访沈阳张氏大帅府原馆长杨景华时，他说：1994年7月20日杨 尚昆到我馆参观时回忆，当年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后，张学良问周恩来，贵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巧妙地伸出5个手指头，答说，共有5个军。张学良又问：贵党有几位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答，有五位（指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听后讲，那我就送点生活费给五位领导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后，张学良派自己的粮秣处长张政枋用2辆汽车，将5万银圆，分装在23个麻口铁桶中，送给红军。我就是这批银圆的接收者。当时打开桶，看到里面是全新的银圆时，流出了眼泪，感叹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张学良没少接济红军物资，这些接济的物资一直由张政枋等人运送，时间截至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

杨尚昆曾任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及后来抗大政治部主任、前敌总指挥部主任、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其回忆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只是年代久远，当中不免时间上张冠李戴。但至少5万银圆事，被其他史料佐证过。笔者以为，周、张肤施会谈后即送5万银圆不太可信。对证后来张学良曾专门送过中共5万银圆，也许杨尚昆所忆当是此次。需要说明的是，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并没有记录上述内容。此次会谈后，张学良又送中共20万法币。相比消耗红军相当大精力、历时75天的东征所得——扩红8000人、筹款30万元，再考虑到当时中共和红军的给养窘境，2万块大洋和20万元法币对于中共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

张学良如此大方，与他的思想和处境不无关系。其一，张学良与中共有着共同的时局理念——抗日，这是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的信念。其二，张学良看重与中共联系的苏联。张学良认为，中国抗日需要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而联络着苏联的中共是获取苏联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当张学良此前不久获知南京中央政府正通过董健吾等秘密接洽中共后，更深知联络中共和红军乃是大势，不是一时之利。因此，张学良接济中共，既是想真诚地帮助暂处困难中的中共和红军，同时也是从长远的联共抗日打算，绝不是一时冲动讨中共欢喜，否则就不会在此后源源不断地接济中共和红军。

周恩来和张学良洛川会谈对于给养困难的中共和红军而言，收获惊人，也颇意外。为验证张学良承诺的“送弹药”之诚意，4月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立即设法去西安购买3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及各种无线电器材、兵工厂器材和中西药材。“关于军用品购买须有一专门组织，有专门负责人去洛川或西安，与王或张专门接洽此事。张、王是否真有诚意与决心，以其对此事之态度为证。”

事后证明，张学良很真诚，中共的诸多要求均得到满足。随着经费的日渐拮据，中共为立足与发展，当然会日益倚重真诚合作且慷慨大方、存有家底的张学良。

4月22日，周恩来应约派刘鼎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刘鼎成为在张学良处为红军经常接洽东北军援助物资事宜的主要负责人。为此，他还专门购置了一辆大轿车，建立起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将大量援助物资运回苏区。同时还联系上海，购买在西安采办不到的医药器材和药品等急需物资。

洛川会谈后不久，中共中央还派朱理治驻西安张学良处负责联络工作，同时派刘向三接替李克农驻洛川王以哲处负责联络工作。为了保密，王以哲称刘向三为同学。其间，王以哲知道红军生活困难，枪支弹药缺乏，经常援助。有一次，他把亲信、军械处长范长庚找去，让范长庚把存在洛川的2000多支步枪用汽车送给红军。不久，范长庚又从肤施的军械库中提取账外的70万发子弹给红军，刘向三联系了20多匹骡子，运送了两次才全部运到苏区。类似的事还有多次，范长庚经常把清理前方仓库后多余的账外物资交给红军。一天，王以哲还派人给刘向三送去一个大麻包，红漆大印加封，内有法币10万元，让他送回苏区。除直接拨给红军物资弹药、经费外，王以哲还为红军代买一些物资。一次，第一二九师趁向驻肤施第三十八团补给军粮的同时，为红军代买电池、电子管、蜡纸、油墨、甘油等22驮，送到肤施东10里的天主教堂，由红军联络站接收。作为回应，红军按王以哲的要求，与陕甘苏区政府一起发动群众，扩大对第六十七军的卖粮草运动，保障王部供应。毛泽东、周恩来于6月28日亲自布置任务，令盐池、定边部队运送5000斤食盐到吴起镇，解决东北军的盐荒。周恩来还特意给范长庚写信表示致谢。

4月底，周恩来为落实毛泽东等人提出的请张学良“送弹药”事，通过刘鼎向张学良提出援助红军部分子弹、被服的两种方案：A.在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彼方（张学良部）送子弹，我方（红军）去“夺取”。B.彼（张学良部）派一师兵“进攻”瓦窑堡，我方（红军）预先避开，留一些废枪，彼（张学良部）取此而留下子弹。

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东征，挥师西渡。当刘鼎将此情况转告张学良后，张非常高兴，感谢中共虚心接受结束东征的建议，并希望早日与周恩来再次会谈。7日，张学良通过中共联络代表朱理治转达对当前双方关系的意见，并应允周恩来提出的提供子弹、被服之事。对周的两种方案，张学良认为，A法“不甚好，因恐双方有损失”，B法则“较安全”。对于周恩来同时“要求之地图，彼（张学良）已准备好同样的两份，一份已交周带上，一份他恐失掉，故留下，以后再设法送”。当日，中共中央复电刘鼎转张学良，答应周恩来与其再次会谈，愈快愈好。

四五月间，经周恩来和张学良确定弹药接洽方式后，张学良密令将洛川第三兵站所有步枪子弹尽数秘密拨给红军。受命后，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吕伟绩令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兵站向第三兵站全部发出后，派副官吴惠民、少尉副官陈洪涛带马驴驮400驮，送往肤施东10里天主教堂交给红军联络站，经手人是刘向三。共送了2次，大约数目是210万发。另有雷管2箱，甘油1大桶（50加仑）。

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

周恩来请张学良为红军提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

193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同时，决定派红二十八军出陕南，与陈先瑞部第七十四师会合，转进河南，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秘晤于肤施。会谈中，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正在酝酿中的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着重地请张学良提供红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提出了七九子弹10万发的单子，要求将其中6万发运送至肤施城，另4万发送给将出陕南之部队。

5月22日，西征红军出发不久，周恩来致电东北军，商讨红军去陕南行军路线，要求张学良迅速依照前议调拨七九子弹10万发，从中抽3万发至4万发于临潼附近，以便交红军去陕南的部队，其余子弹则仍依前定办法在肤甘之间转交红军。

5月下旬，中共中央得到两广可能发生事变的消息，同时张国焘所立“第二中央”出现“松动”，遂决定暂时中止出兵陕南计划，但未中止请求张学良援助子弹一事。29日，周恩来电告刘鼎转告张学良此事，强调：弹药仍甚需要，望商张学良设法拨给，并在甘泉、肤施道上或其以北地点交付为盼。同期，红军总部两位联络员（小刘、小赵）携带十几驮白银（元宝）到东北军一二九师副官处找吕伟绩代处长，到西安购买布匹及一部分通信器材和药品。经双方协商，两人扮成一二九师的军官，一位是上尉军需，一位是中尉副官，由一二九师情报队长郭振中陪同，到一二九师西安留守处找杜景阳上尉副官，由杜设法将硬货币变成能用货币，再向市场采购物资，再用一二九师的3部大卡车于夜间分批经洛川运回苏区。

6月1日，6万发子弹如约送到延安。王以哲电告周恩来：子弹6万发已至肤施，待弟到肤施后再电取法。对此，周恩来致电表示感谢：“承拨子弹，足证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胜感纫。”

6月初，两广事变起，中共中央看到了加速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必要。事变后，张学良积极护送中共代表邓发前往苏联，主动派出代表经上海和新疆与苏联进行联络，探试苏联的态度，担心与红军谋变后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

6月中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电报联系。16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长电中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在电报中，中共中央提出当前主要困难是经费和装备问题。电报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共产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形势所迫，使中共与张学良把举事的关键均集中在苏联方面的后勤保障上。但事事难料，两广事变不久即被蒋介石平息，此事便不了了之。

红军会师大西北之际，

冬衣严重缺少，

张学良伸出了援手

就在红军与东北军建立起军事统战关系，从张学良处获取给养接济之际，中共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谈判逐渐升级。共产国际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张学良身上，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8月上旬，潘汉年从莫斯科辗转来到延安，传达共产国际对统战工作的方针。此后，中共决定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停止“围剿”的前提下，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谈判解决苏维埃、红军的问题。8月12日，潘汉年受中央委派，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就在中共筹划与南京谈判的整体方案之际，红军开始面临一个新的给养困难，即冬衣问题。还在8月中旬，在冬季来临前，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决定“加做三万五千套，连同红一方面军共七万套冬衣”，以备过冬。基于此，中共中央托路过西安的潘汉年向张学良借款筹衣。

从8月19日始，潘汉年与张学良连续会晤。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借经费5万元，并请解决部分冬衣。对借款一事，张学良“立刻应许”，表示可多借些；对冬衣一事，张请潘问明数量。事后，潘汉年电告中央：对于我们借钱，他仍立刻应许，已交5万元，我暂时放在刘鼎处存着，其余的需要通过上海外国银行拨付，免令人怀疑。但他声明，如再有急需，每次数万定可由此地付出。

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放弃“抗日反蒋”方针，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了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9月上旬，中共中央通过刘鼎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转给张学良。张对此极为赞成。

为重新规划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共中央认真起草与国民党进一步谈判的草案。10月初，《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脱稿。草案强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同时，首次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军饷、军需、军械等配发要求，甚至连兵员的补充都被列入国民政府的“义务”范围。《草案》脱稿后，为交蒋介石处，中共中央又想到了张学良。

同时，因给养已相当困难，在“现款用尽”的情况下，红军仅解决冬衣“三万套衣料，五千床被单”等，所差甚远。为此，中共中央再次想到向张学良借款，为红二、四方面军做冬衣。

于是，中共整体谈判方案的协调及冬衣的解决，均求助于张学良。

10月初，叶剑英、潘汉年等人赴会张学良。5日，张学良与叶、潘面谈。叶详细介绍了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张学良十分高兴，表示今后会积极劝蒋抗日。叶把《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希望经张交给蒋介石。同时，叶剑英直言红军经费紧张，冬衣解决困难，共产国际不能应急，希望借款30万元。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解决5万元，多无希望。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途中，请红军半路去“取”，不便送入。关于钱款问题，张学良在知道潘汉年将于14日赶到上海时又表示：钱款问题，可到沪再商。

在潘、叶、张会谈的同时，因张学良的借款尚未到位，中共中央仅解决了红一方面军的衣服，二、四方面军的冬衣还是问题。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致电中央，“二、四方面军均缺冬衣，兄等处通融准备一部发给各军”。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我们早已注意棉衣问题。原拟为二、四方面军共制3万套，但因财政困难只能办成8000套。望即查告各需棉衣若干，以便尽力设法解决”。显然，因此时张学良已答应借款给中共，并接济冬衣，中共中央多少有了底数，显得沉稳多了。

10月10日，叶剑英派刘向三送回张学良借给的5万元。此后，按商定计划分批送回部分冬衣，并布鞋5000双。对此，张学良回忆：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时任张学良秘书的应德田回忆：10月的一天晚间，张学良将军交给我一个提包，说里面是4万钱（“中交币”），是给共产党的，叫我交刘鼎同志。我立即到刘鼎同志所住房间将提包交与刘鼎同志。我记得当时张学良将军说是4万（元），后来叶剑英同志说是10万（元）。四、十音似，当时我没有打开提包复数，直接交给刘鼎同志。这笔款由刘鼎同志交叶剑英同志带回陕北。据刘鼎回忆：他（张学良）曾对我们说，“我可以拿出一批钱给你们”。以后确实送给我们钱、物。1936年冬，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在西安、咸阳给红军做御寒冬衣。

在此前后，王以哲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宁夏高原还穿草鞋和单衣时，立即动员西安军需被服厂赶做棉衣、棉鞋和皮帽子，以六十七军急需为名，秘密运送给红军。红军战士穿上暖和的棉衣，都说东北军此举是雪中送炭。此事，刘向三后来回忆：1936年秋末冬初，为了给苏区红军筹集军服，我们争取了西安同合军服厂经理王静（镜）寰为我们工作。王是六十七军退役军官。他除了包做六十七军军服外，还做些工作服之类的衣服。因为王政（王以哲的上尉副官）的号叫王震寰，一般人认为他俩有亲属关系，其实不然。我们常到他的工厂或服装店里闲谈，吃喝很随便，宛如一家人。由王政经手，从同合军服厂取过两次服装，每次都是用多辆大卡车送往苏区的。事后才知道，这些货都是由六十七军留守处结的账。

蒋介石亲赴西安部署“进剿”红军。

张学良屡次对中共慷慨解囊，雪中送炭。

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不利，

东北军战前、战中暗助红军大战山城堡

在张学良、王以哲帮助红军筹备冬衣之际，安定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唯恐红军会师大西北，便亲赴西安部署“进剿”，客观上打乱了中共与张学良于8月份共同协商的以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军援为目的的宁夏战役计划。一时间，面对三个方面军会师后近8万人的部队，中共更感到补给困难，特别是冬衣极为缺乏。迫于给养困难所造成的生存危机，中共曾一度想放弃陕北，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也曾想派周恩来亲赴西安，与蒋介石会谈解决国共抗日问题。但因蒋介石决心“剿共”，此事不了了之。

张学良因蒋介石的到来倍感棘手。迫于形势，张学良更加关注是否能够获取苏联军援及数量问题。10月20日，他驾机赴太原会晤阎锡山，想约阎一起见蒋介石谈停战抗日事，未果而归。阎锡山对共产国际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和晋军，以及联合作战情况下红军能否接受指挥存有疑问。

11月5日，叶剑英感到西安形势日益紧张，按中央指示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慷慨借给红军10万银圆，并写信询问中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特别是询问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对张学良的慷慨，叶剑英相当感激：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当叶剑英携款赶到保安城外时，前来接应的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叶见到他颇有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配合军事上的步步紧逼，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的谈判中寸步不让。面对国民党军事上的咄咄逼人和谈判中的苛刻，中共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红军于11月21日在山城堡消灭胡宗南1个整编旅又2个团，显示了顽强的战斗力。战前，王以哲知道红军弹药缺乏，令军械处长范长庚给红军送去70万发步枪子弹和数千支步枪。战中，王以哲尽将胡部作战电文转告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这些对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斗争不能解决给养之难。其间，中共不得不再向张学良借款5万元（此数额另说为10万元），继续用于解决冬衣的问题，“预计款于12月可到位”。关于此时的借款，据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记述：此前，中共已经向张学良借款60万元（此数额的由来未见佐证和出处）。但因寒衣仍没有解决，加上粮食、弹药、药品等消耗，致中共经费相当紧张。此间，中共不断向共产国际催款，共产国际想尽办法，筹集35万美元，通过美国分两批汇款20万美元给上海的宋庆龄转中共中央，并准备直接援助中共80万美元。但第一批汇款至12月上旬才到陕北，第二批要等到第二年3月。此际，中共中央不得不再次向张学良借款10万元以救急。

尽管有张学良的屡次慷慨解囊，但不足以解决给养困难。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借款30万元，以10万元请代购弹药，20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期约次年3月。信中，毛泽东允以“备轻机关枪一百挺”“敬以奉赠”杨部。显然，张学良的不断慷慨相助反令中共都不好意思再开口。于是，中共想起杨虎城是非常自然的。然而，正当毛泽东等待杨虎城的消息时，一个震惊中外的事件爆发了。“因为西安事变很快爆发，此信不知是否送到。”

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开始公开接济红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举世震惊。为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共派红十五军团等南下，向东北军靠拢。12月15日，张学良派粮秣处长张政枋偕同粮秣处秘书孙东垣（共产党员）到陕西渭北耀县、富平两县慰问红军。当天中午，张、孙赶到耀县，以携带来的白金龙铁筒香烟30筒、牛肉罐头20箱、饼干25箱慰送红军。这是国共斗争10余年来，红军首次公开接受国民党军的慰劳品，尽管只是局部的象征性的行为，但它预示了一个新局面即将开始。

12月16日上午，张政枋向张学良汇报慰问情况。张学良了解到红军服装不足，缺少棉衣鞋帽，都吃地方粗粮，官兵有些消化不良，缺少医药等物品，当即表示，把在西安城附近的东北军部队的旧棉衣鞋帽和粮秣处在各地的存粮及军医处的药品预先送给红军一部分，以度时艰。张政枋奉命联络各方，通过张学良的卫队团转送红军。同时，张学良命军需处赶制3万套棉衣，限期完成送给红军。军需处将此任务交给时在西安的原西北“剿总”被服厂（驻郑州）工务科中校科长杨佩珩，令其在西安利用民办工厂督办。在种种困难之下，杨佩珩经过努力，终于克服困难，按期完成了任务，成品陆续交红军西安办事处接收。

12月17日，周恩来偕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应邀赶赴肤施机场，张学良派刘鼎乘自己的专机满载援助红军的子弹在肤施机场迎候。当日下午4点多，周恩来抵达西安。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不断调集西北的紧张局势，周恩来于17日与张学良长谈至深夜，商定：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12月18日晚，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等议定，以西线为后方，调整三方战略部署。19日，张学良根据18日晚议定的方案，正式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下达行动部署。同日，张学良派人用汽车运送子弹、鞋子等弹药军需物资抵达西峰、庆阳等。毛泽东将这一消息告知红军前总，令红军一部迅速南下接取。

12月20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会晤中进一步协商了西线打击胡宗南、马步芳等部的方案。张学良希望：河西四方面军（即西路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逼迫兰州与于（学忠）军打通，答应于军援助子弹。商后，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询问红四方面军能否达到张学良的要求。中央军委立即电询西路军。23日12时，徐向前、陈昌浩回电否定了单独向兰州进军的可能，称“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为天气寒冷雪山路远更不可能”。收电后，毛泽东等电示周恩来，再次核商西路军的行动：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

24日，周恩来以万万火急之电告毛泽东，要求西路军主力即向兰州进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当日子夜，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转告西路军的困难及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的希望。毛泽东还提出，请于学忠部派4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西路军，并准备棉大衣1.5万件，鞋袜各1.8万件，子弹袋1.5万套，补充子弹15万发。同时，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时局在发展中，有改组南京政府之可能。西安有款1800万，能支持10个月。从整个战略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20天至30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8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增、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25日，西路军复电军委主席团，表示坚决执行东进任务。同时提出“为尽量保持我们有生力量，新的战斗，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当日子夜，周恩来鉴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势及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回宁，遂电告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西路军仍以打通安西为妥。而张学良所答应之对西路军的接济和于学忠部西进配合西路军事，也须“候张回商后定”。27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结束了东北军有意与西路军配合作战、提供给养的插曲。这一插曲也在客观上说明了西路军失败的一些原因，即中央全局战略因西安事变等不断调整，影响了西路军既定战略的实施。

东线方面，12月21日，周、张、杨商定对付国民党中央军采取“诱敌深入”计划。红军的部署是抵咸阳、兴平等地，配合作战。张学良表示，东北军可在咸阳补给红军子弹、被服等。当日，周恩来即派彭加伦等人到泾阳县云阳镇、耀县建立办事处，建立由西安、三原、耀县、洛川、肤施通向陕北的运输线，保障红军和苏区的物资供应和运输通畅。同时，电告毛泽东：诱敌深入计划，张、杨坚持主张，但决定关键在红军，请以我军到达咸阳、兴平时电告，子弹、被服亦可在咸阳补充。毛泽东遂电令彭德怀和任弼时，要求野战军迅速南下，在咸阳领取被服、子弹。同时电复周恩来：红军正向南疾进，20天内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萧劲光、谢嵩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加入。

红军开始筹划通过西北军政会统筹给养，

蒋介石同意对红军可经张学良接济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飞抵西安，代表蒋介石与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谈判。

23日，周恩来经征求张学良、杨虎城意见，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在红军拟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成立西北抗日联军情况下，红军应作的一些准备，明确“红军加入抗日联军后，其给养薪饷补充应有初步改变，并由西北军政会统筹”；“地方武装一概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其供给仍由地方筹给”。

西安事变后，中共在红军的经费补给问题上看到了公开通过西北军政机构予以解决的可能。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政委员会及关于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毛泽东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政委员会，但对外暂不宣布，对内可以宣布。在他看来，抗日联军并不仅仅是西北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成立西北抗日联军完全可以看做是成立全国抗日联军前的一个阶段。考虑到将来最终还是要与蒋介石解决两党、两军关系问题，才提出加入西北抗日联军军政委员会一事只在内部宣布，不对外宣布。这是毛泽东将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高度体现。

12月23日上午，在西安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开始与宋子文进行首轮谈判。其间，周恩来提出由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西北联军，张学良领导，实行抗日准备，训练补充，南京负责接济。宋子文答应向蒋介石转达此事。谈判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如蒋介石答应中共条件后的放蒋问题和红军的接济数额等问题，提议可按西北红军主力20万人计，照国民党军同等待遇，每月需180万元，同时其他地区红军另计。显然，对扣蒋情况下的谈判，周恩来相当乐观，“20万人”实际远远超出红军实数。考虑到涉及“款”及“兵力”问题，周恩来予以夸大既是必需，也是自信的表现。

24日，蒋介石答复张学良：联红抗日，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危难”之中，蒋介石不得不正面答应解决接济红军的问题；同时，他还要顾及自己的面子，指令张学良“暗中接济”，待抗战后红军再改番号，予以公开。

同日上午，周、张、杨与宋美龄、宋子文在第三轮谈判后达成协议，强调：苏维埃、红军仍旧。宋美龄、宋子文担保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红军。抗战发动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下午，周恩来又同宋子文谈判。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当晚，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与蒋介石面谈。蒋对周作出一系列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由两宋和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5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与周恩来等谈判时，回避成立西北联军的问题，转告蒋同意“经张手接济”红军。接济的物资及经费，只要周与张学良商量多少，就给多少。并“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地，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在生命与给养面前，蒋显然为顾及前者而不得不允诺后者。当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同日24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送野战军的鞋袜、子弹带正在购办中。

2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任弼时，西安已有5万元向庆阳运送。要求彭、任所部，一切购买，不打土豪。不难看出，这5万元当出自张学良部。中共中央也因看到了给养解决的希望而放弃打土豪，以顺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几天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蒋所答应的通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事成为泡影。但西北“三位一体”局面并没有就此而止。“王以哲和何柱国像张将军在陕时一样，以粮饷、弹药供给红军，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中说：“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红军“野战所需粮食，向庆阳、合水、西峰镇东北军粮食站领取，不必给钱，款项不足，尚可筹送”。

继之不久，在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中共越过西安方面，经与蒋介石指定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接洽，商定南京方面按月接济红军。其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逐渐答应蒋介石的善后方案，分别另调他处。

至此，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红军的接济告以结束。这里，有一个需叙述的插曲。

1937年2月17日，张学良部粮秣处长张政枋找到西安北城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面见林伯渠、叶剑英和南汉宸，请帮忙开具张学良在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接济红军用的经费共计67万多元的票证，以作报销凭证。

张政枋回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个别开支用费很多，其中接济红军，给周恩来2万元也在数内。因第二经理处处长闻湘瓤是蒋系人物，专门管制财政，限制张学良的政治活动经费，所以张学良这些政治活动开支的现款，都是从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的，前后共支67万多元。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留后，这项垫款无人归还，也无处报销。为此，张政枋曾当面请示于学忠设法解决，但被否决，不给报销。

经叶剑英等一个多小时的研究，答应：这些钱既然张副司令给红军用了，咱们就开个证明条来叫蒋介石报销，因为咱们也是国家军队，蒋介石他不敢不给报销。就是张副司令自己花的，咱们替他证明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遂开了67万元的条子，盖上了红军办事处的戳子，并说：“你拿去报吧，如于主席不给报，我去见他说个明白，不能叫你为难。”张政枋拿到这个条子后，顺利地了结了这件事。

叶剑英等承认张学良给予红军相当的接济，但对67万元这一数额持保留态度。要知道，张学良接济红军有三个特点：多线联络，无固定途径和渠道；高度保密，知情人少；没有留下任何凭据票证，甚至以“假战”的方式接济红军。如此，纵然是执行者对内情也知之甚少。因此，统计张学良对红军的接济数额实在困难，恐连张学良自己都无法算清。因此，叶剑英等人更不可能完全知情。但不管67万元准确与否，叶终是开具了票据，既是出于统战的需要，对张学良接济红军予以肯定，同时也是对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时隔60多年后，解放军总后勤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七十年》记述：“从1936年下半年起，张学良等人开始拨给红军一些弹药、被服和经费。”且不论所述时间存在疑问、史实过于简单，仅就此表述，算是官方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接济红军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