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颖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对高级干部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高于一般干部的要求，其中强调最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要求，如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克服官僚主义，警惕特殊化、贵族化。毛泽东采取管党治党措施落实这些要求，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党的高级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群众领袖”，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高级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者，也是贯彻执行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推动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对干部群众有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早在 1937年他就说过：“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

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作风、工作等方面对高级干部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高于一般干部的要求。其中强调最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要求，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高级干部要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一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是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学习的科学，他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又高于一般干部，那就是更加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列主义。他曾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毛泽东清醒看到了高级干部不能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列主义的危害。他指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鉴于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的产生，都与高级干部不能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有很大关系，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切实加强理论学习。他希望高级干部在具备实际工作能力的同时，大幅提高理论水平，以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要求。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党陆续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马列学院等十几所干部学院。很多高级干部尽管在前线或后方承担着繁重工作任务，但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进入这些学院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十分关心高级干部的学习，除了到这些学校讲课外，还经常看望他们，了解他们学习情况，给予鼓励。

在延安整风学习中，毛泽东把加强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作为重点。按照他的要求，专门成立由约 300名高级干部组成的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亲任组长。高级学习组成立之初，他就在给全体组员的信中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 ”在毛泽东倡导下，高级干部通过深入学习理论、研究党史，认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危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带动全党的整风取得实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干部理论学习，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1949年，他推荐 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并说 ：“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1951年 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适应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其中特别对高级干部的学习作了明确规定。

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1958年 11月，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他在信中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

毛泽东十分注意坚持不懈带头学习理论。从 1959年 12月开始，毛泽东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带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一边读，一边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思考问题，既肯定书中正确的东西，又大胆怀疑，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联系实际、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毛泽东抓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持之以恒，一直没有放松过。1964年 2月，他在中宣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他还建议，将这 30本书出“大字，线装，分册”版，希望此事于年内办成。1970年，他又指定 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 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1971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还嘱咐各地方负责人：“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党内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蔚然成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高。

二、高级干部要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

党的团结统一是争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条件，而高级干部又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对此有深刻认识，他指出：“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

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需要，我们党领导和创建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分散和互相不接触的情况下，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争，客观上形成过“山头”，也曾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即“山头主义”。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山头主义的危害：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会发展成宗派主义，一个山头下来的人彼此抱成一团，搞团团伙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

毛泽东在高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主张从实际出发，首先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是坚决反对山头主义，以维护党的团结。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对中央委员会选举要不要照顾到各个方面曾有争论，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特定时期照顾山头，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山头主义，实现全党的团结统一。

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必须紧密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路线和方针。他在党的七大上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当然，毛泽东主张的是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他说：“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

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经常教育高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他旁征博引，生动风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曾以《西游记》阐发共同信仰与团结的关系，他说：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毛泽东还以《三国演义》启示高级干部讲团结、克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对于有大局观念、讲团结的高级干部，毛泽东总是给予肯定和重用。毛泽东对罗荣桓有过很高的评价：“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可见，毛泽东最为推崇罗荣桓的品质，就是他原则性强、讲团结。

而对于破坏团结，分裂党，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行为，毛泽东态度明确，坚决打击，绝不纵容。1953年，当毛泽东发现高岗、饶漱石背地里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后，果断采取措施，进行严肃处理。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4年 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高级干部讲团结作出系列规定。决议指出，高级干部要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后面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审阅决议稿时加上去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毛泽东发现林彪、江青等人有搞派系、玩阴谋、闹分裂的迹象时，没有姑息，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和处理。毛泽东晚年一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正是在这一原则下，高级干部中的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得以被保护。

三、高级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历来注重抓党的纪律，他认为，加强党的纪律关键在高级干部。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为工农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执行党和军队纪律方面，毛泽东不允许高级干部有任何特殊。1937年 10月，红军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有人也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毛泽东态度明确，支持法院判决。他在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依法被执行枪决，从此，“党内任何人在纪律面前没有特殊”的观念深入人心。

由于我们党和军队在过去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之下，曾经允许各地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的自主权，以发挥其积极性，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毛泽东多次告诫高级干部要克服自由主义倾向，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长征中，张国焘不听从中央北上的命令，坚持南下，公然另立中央，到陕北后受到严肃批评处理。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发现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毛泽东把健全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加强高级干部纪律性的重要手段。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当发现有些地方执行不到位时，他提出严厉批评：“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重申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松对高级干部的纪律要求。“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没有因刘青山、张子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广而同意宽大他们，两大贪污犯被依法处决。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后来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1954年 8月，毛泽东了解到少数军队高级干部存在腐化堕落、无视党纪国法的情况，经他批准，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评了一些高中级干部，指出：对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必须给以纪律制裁，对那些包庇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查究。这一指示后来得到有效落实，在全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全军官兵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毛泽东在接见高级干部时，曾多次亲自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其加强高级干部纪律性的用意十分明显。在他的推动下，纪律严明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

四、高级干部要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党坚强有力的根本保证。这一制度能否落实，关键还在高级干部。毛泽东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对高级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强调。

历史上，我国长期是宗法制社会，且影响深远，反映到党内就出现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从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很多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民主生活”及“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模糊，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是很好。要么就是民主不足，表现为家长制、一言堂；要么就是集中不够，搞极端民主化。

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从两方面坚持民主集中制：

（一）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组织和高级干部要允许党员和其他同志充分地表达不同意见，并且正确地对待不同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大力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民主氛围。他说：“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毛泽东认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他指出：“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他还拿中央常委、政治局举例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他用幽默的语言批评那些不让人讲话的高级干部：“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正确对待批评，勇于开展自我批评。他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过去人家告罗炳辉两条，我告诉罗炳辉的也是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

（二）反对极端民主化，坚持“四个服从”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害。1929年 12月，他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专门谈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提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毛泽东严厉批评那些没有大局观、不讲集中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为落实对领导干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毛泽东明确“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他强调，要防止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这两种偏离集体领导原则最易出现的倾向，“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为此，他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历史证明，高级干部能否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直接关系党的事业成败。

五、高级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警惕特殊化、贵族化

毛泽东一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干部搞特殊化。他认为基层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此，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干部特殊化、贵族化，要从高级干部抓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严厉指出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对高级干部出现官僚主义作风深感忧虑，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高级干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反官僚主义的态度十分坚决：“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如何打掉领导干部的官气呢？毛泽东给出的办法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要求高级干部抽出时间深入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毛泽东还把调查研究作为打掉官气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要求高级干部亲自做调查研究。他说：“真理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我们靠真理靠正确吃饭，不要靠官职吃饭。”“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1961年，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对高级干部调查研究工作做了部署：“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下到基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也都深入农村就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及高级干部带动下，1961年真正成为调查研究年，纠“左”取得成效，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为打掉官气，毛泽东还要求高级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搞特殊。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从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为亲友谋取任何私利。对于一些高级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毛泽东特别警惕，多次做出批示。1951年，他了解到有些中央机关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查明制止。1952年，他针对干部子弟学校问题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64年，他对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在卫生部的整改报告上又写了两条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毛泽东为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做了不懈的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不可否认仍然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加强党的建设中特别突出抓高级干部队伍建设，以高级干部政治素质的提高推动全党政治建设。同时，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始终贯彻党要管党的方针，采取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措施严格对高级干部的政治要求。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王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