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云阿云  作者：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编者按：私有化的共产党没有出路，一是没有合法性，二是有违初心，三是不符合人民利益，四是外不能御敌，内不能安民，将丧失执政基础，五是实践证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私有化的结果。六是除了一小部分权贵资本阶层得利，人与钱在美国之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党没有如何好处，更多的是深重灾难！每一个中国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应该站出来反对！！！

丑牛：这不是灾难是什么!?

导读：国企改制，3500万产业工人，由主人公变成了资本的奴仆，二亿四千万农民工，孔雀东南飞，留下六百多万儿童留守，毕节一家四口儿童自杀，花朵凋零，令人心碎，成百万，上千万的上访族，赶进“马家楼”，赶进“久敬庄”，由黑社会的人物押送、遣返，有的关进黑监狱，受法西斯式的折磨，这不是灾难是什么!?

原标题|丑牛：蛰居幽思

丑牛 · 2020-02-25 · 来源：乌有之乡

一个月来，我想的最多的是“国难兴邦”。也是老子说的“祸兮福所倚”，毛主席曾多次讲的“坏事变好事”。现捡几件事来说。

蛰居幽思

禍兮福所倚

丑牛

腊月三十，是我生日，滿九十二，子孙们要为我祝寿，兼吃团年饭。腊月二十八大早，大女儿来电话说，生日宴不能来了，因为昨天她为一位病人抽血化验，是冠状病毒感染，他也被隔离观察，腊月二十九，外孙和孙媳两带着大口罩来看我，神情紧张，孙媳是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她说：“爷，我已经参加了‘敢死队’，到疫区去做节目，提早一天来祝你生日快乐”，我说：“你参加‘敢死队’我能快乐吗?情况有这样严重吗?”她说：“是危险，我们和台里还签了‘生死状’哩!说不定你也会关起来的”。真会这样吗?我走到社区院子的大门口，保安对我说：“大爷，不能出去了，你也走不动了，公交车全停了，出租车不让开了，私家车也不行，谁开，扣12分，一年全完了，还要罚款”。平时繁华的大马路，空荡荡的，没有一辆车，见不到一个人影。从那时起，我就只好“猫”在家里，好在腊货、礼品成堆，不愁吃，也不愁喝。

我没有恐怖感，因为我曾经参加过抗击“非典”的战斗，“赤脚医生”运动时，曾和他们一起在田间搞过对“流脑”、“流感”的群防群治，更早一些，还参加过消灭血吸虫病的灭螺行动。遗憾的是，我已进入耄耋之年，最近又摔了一跤，行走也困难，不能到第一线去，好在现在互联网发达，“世事洞明皆学问”，我“老马识途”分析世事，或可做出一点贡献来。

一个月来，我想的最多的是“国难兴邦”。也是老子说的“祸兮福所倚”，毛主席曾多次讲的“坏事变好事”。现捡几件事来说。

一)“不找市长找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这句话就成为经典，”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一条路线和重要政策，疫情一来，市场就崩溃了，曾在医疗市场攻城略地，甚至连军队的医疗机构也可长驱直入的莆田系，一下挂起了“免战牌”。多亏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医疗队1500名召之即来，除夕之日，空降武汉，紧接着各地医疗队陸续到达，稳定了局势。疫情刚开始，约二千多感染、或疑似感染者，诺大的武汉市，却无处收治，国营建筑部门齐心协力，从勘测、设计、平整土地、房屋建筑、设备安装，十来天时间，在火神山、雷神山的山林间盖起二千病床的“小汤山”基地，交付使用，平时，我们装修一套房子，也得花十天半月啊!

“大市场，小政府”，你市长有这大的权力吗?“不找市长找市场”，一旦市场瘫痪，人们找不到市场只好找市长了，市长掌握着多少社会资源?口罩没有，防护服没有，病床没有，药品没有，习惯于“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市长们，一下子手忙脚乱，捉襟见肘，只好就地免职，愧对父老乡亲。我不敢说这些市长们中没有官僚主义者，但在“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大气候下，临阵换将势所必然。教训是：“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迷信话一定要废除。

二)帅印谁挂?

什么样的人是将才帅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老话说，国难思良将，良将，是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毛主席说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你看那些落马的大贪官，他们都有博士、硕士、研究生、甚至还有博导、院士等头衔，但经不起革命风浪的考验。钟南山院士在“非典”战斗中是一名主将，这次冠状病毒来袭，他又重披战袍，在戎马倥偬中，他谈到“非典”中临阵换帅的往事：前副总理吴仪取代了当时卫生部部长的职务，吳仪学的是石油勘探，但她指挥抗“非典”战役很成功，钟南山院士说：她很信任我们，把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放手让我们去做。“士为知己者用”，我们愿意赴汤蹈火。“士为知己者用”这句话来形容吳仪的领导作风，我很不以为然，吳仪的魄力、魅力来自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她的雷厉风行，来自共产党人的战斗作风。我对吴仪同志没作过研究，两件事给我深刻的印象，一是她作为中美高级别的谈判代表和美国财长的一次交锋，当美国代表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吳仪即反唇相讥：“看看你们的博物馆，看看你们的大学收藏的文物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偷来的，盗来的，强占的”。把美国的霸道气焰压了下去，反观后来換上的中国代表，一见美国新财长，他得意洋洋地说，双方都是新人，新人在中国话的意思是新婚之人，这象征着中美两国是夫妻关系，但美国人不承认，照样骂中国偷了他们的东西，中国的财长热脸挨冷脸，“解释”说：不管你美国人願意不願意，这夫妻关系是“命中注定”，这不仅是奴颜婢膝，简直是厚颜无耻的了。两相对比，我不禁为我们的家乡(吳仪出生武汉)出了一位国际铁娘子而欢呼。

第二件事是吳仪在领导战胜“非典”之后，到湖北的长阳土家自治县考察农村合作医疗，那时“中国合作医疗之父”土家族赤脚医生覃祥官所创立的合作医疗制度已被消灭多年，长阳推行的叫“新农合”，类似于医疗保险，吳仪提出要见覃祥官，覃祥官早已归隐，住在大巴山海拔2000米的深山老林里，他赶到县城，有人告诉他，明天一早九点到长阳去宜昌中途的一个小镇高家堰等候，他提早去了高家堰，没见到吳仪，又告诉他，吳仪的车早已过去了，他悻悻地返回县城，那时，我们正在长阳筹备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各地赤脚医生座谈会，他一见面，就说：“忽悠、忽悠，真是赵本山说的大忽悠!”果然县卫生局对纪念会筹备组下达通知：“六二六”座谈会因长阳县会议太多，决定取消”。我想吳仪心里定是明白的：不让赤脚医生见吳仪。高家堰离宜昌不过半小时的路程，可以派车来接啊。

吴仪退休时，有记者采访她，问她退休了，还参加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她断然地说：全退，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她不像大多退休老干部一一“老干部不用怕，还有政协和人大”，而是全退，全退后干什么?研究中医，她说：现在正谮心读《黄帝内经》。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个田园，是社会主义田园，共产党田园，反帝反修田园。

三)“两个毫不动摇”动摇了

“两个毫不动摇”指的是：毫不动摇巩固与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已经成为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但在实践中，两个毫不动摇早就动摇了，动摇的是公有制经济，叫做“国退民进”，民营经济可说是一路高歌，已占国民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就医疗机构来说，莆田系对公有医疗领域，一路是攻城略地，甚至军队里的医疗机构在莆田系的攻势下也一一陷落。疫情一来，莆田系逃之夭夭。武汉“封城”，沃尔玛、麦得龙、家乐福、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国际商业巨头哪去了，武汉著名的歺饮业哪去了，国营超市独当一面，保证了全城市民的生活物资供应，各地国营企业驰援武汉的医疗用品、生活物资、海、陸、空齐发，当我接到外地电话，问我需不需要支援时，我一口谢绝说：“平安无事啊，平安无事啊”，实际上，有些方面，比平时还要好一些，比如蔬菜，是送上门，有些还免费，比如：山东大萝卜，平头包菜，平常很少见，这次是免费送上门，吃不完我还拿了一些腌制起来。

回想2005年美国西海岸的一场飓风，把新奥尔良州刮的瘫痪，全城一片混乱、恐惧，一星期后，国民警卫队才开了进去，他们不是去救灾，而是平息暴乱，恢复秩序。

四)中医药打了一场翻身仗

新型冠状病毒来袭，猝不及防，不知病毒的特殊毒性，也不可能研究出针对的特效药，更不可能产生预防疫苗，加上前几年防治“非典”的经验教训，中医药就成了这次抗疫的主力军，武汉传出的第一份捷报是中西医结合医院的18名患者，在疫情发展猖獗时治愈出院，他们治疗的方案是：中医为主，西医支持，这给抗疫前线极大的鼓舞，中医的介入，从初期的百分之三十普及到百分之八十七。一些著名的中医师、教授、院士，活躍在第一线，传授中医药理论，这在过去是罕见的，在医学界，一直是西医压制中医，用西医理论来检验中医，缺乏科学性，其实，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中医研究人，西医研究病，通俗的说法：中医治人，西医治病，把中药处方拿到病毒实验室去检测，成了科学界的笑谈，但一直到今天，有人还是这样去做的。

正因为中医“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伦理上，中医是济世救人，关心人，治未病。中医的始祖们是捨身救人，从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到李时珍编集“本草纲目”都是心怀恻隐。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有一段律己格言：“若有厄危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凶，护惜生命”。去年去世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邓铁涛，在“非典”战斗中，曾立下大功劳，他活了104岁，真是“仁者寿”。在生前留下遗嘱：“我能留给儿孙最大遗产是‘仁心仁术’”。学西医的是没有这门课程的。

五)来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这是我去年“12-26”在韶山纪念会上发言的题目。不到一个月，武汉“封城”。网上议论纷纷，最多的话题是“想念毛泽东”。讲毛主席写的《送瘟神》，讲毛主席对中医药的指示，讲毛主席赞扬“赤脚医生”运动，讲毛主席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六二六”指示……。这让我想起了“六二六”指示发表40周年时，我与“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赤脚医生覃祥官的一次彻亱长谈，祥官已罢官退隐多年了，老家在大巴山深处海抜2000米的高山上，时近夏至，到晚间乃寒气袭人，他在火炉膛里塞进了一个枯树兜，炉面的铁桌上坐了一个大瓦壶，煑着山里的老藤茶，就一个话题：赤脚医生的兴亡。鸡叫三遍，祥官给我斟了一盅酒，抓了一把花生米，他咂了一口酒，兴奋起来：“我终于弄明白了，赤脚医生是怎样死的!”

“1976年9月初我和卫生部长一起去菲律宾，参加沿太平洋地区三十三个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会议的主题报告是我作的，讲中国的合作医疗及赤脚医生运动，讲了一上午，本来，下午的会议日程是讨论，但部长们一致要求改为“咨询会”，由各国部长们向我提问，我作答。部长们把陌生的“赤脚医生”运动弄清楚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依梅尔达当天找到我，要我留下来，帮她们在菲律宾推行‘赤脚医生’，我摇了摇头说：不行不行，赤脚医生的产生有两个大条件你们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两条却报应到了我的头上，没有了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解体了，赤脚医生就断了根，没有了毛泽东思想，一切向钱看，赤脚医生就丢了魂”。

我把他给我斟的一满杯酒一口吞下，我俩相对无言，直坐到火熄灯灭，才钻进厚厚的棉被里。

后来，我读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讲了一句同样的话：“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在疫情猖獗时，有人在网上传出钱钟书老先生生前的一句话：“反了毛主席，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为它付出代价的”。读到这句话，我真有些心惊胆战。

国企改制，3500万产业工人，由主人公变成了资本的奴仆，二亿四千万农民工，孔雀东南飞，留下六百多万儿童留守，毕节一家四口儿童自杀，花朵凋零，令人心碎，成百万，上千万的上访族，赶进“马家楼”，赶进“久敬庄”，由黑社会的人物押送、遣返，有的关进黑监狱，受法西斯式的折磨，这不是灾难是什么!?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在抗击冠状病毒时期，写了多篇文章，她是反对医疗市场化的，她是反对改革的资本主义方向的，在一篇答记者问的谈话中她讲道：

“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副产品就是人都病了：生活方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心理压力……”。

我读了之后想，不仅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党不也在病变吗?腐败对党的腐蚀，比瘟疫还凶猛，王岐山同志说：要让官员不能腐、不敢腐、最后是不想腐。事实是越反越腐，前腐(赴)后继。为什么?根在哪?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资本必然向权力寻租，权力必然向资本转化，共产党内必然产生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将继续。因此：

人们在欢呼：来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人们在欢唱：社会主义好!

钱昌明：论“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

作者：钱昌明 发布时间：2020-01-31 来源：民族复兴网

——关于两种所有制变革方式的思考

学习《共产党宣言》，有两条核心内容是明确无误的：

一是它所主张的目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

二是它所主张的手段——“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基于阶级斗争学说的暴力革命手段)

任何背离上述两条核心内容的“共产党人”，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五千年私有剥削制度走到尽头的产物，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科学思想成果。它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解放全人类，建立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要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何不主张“和平”的手段，而要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性“好斗”、还是他们的理论有“误”呢?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想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种理论究竟是否正确? 说到底，还得由历史来回答。马克思主义恰恰就是历史的结论。

由“公”变“私”：“和平演变”

公有制与私有制，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两种社会制度。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

考古发掘证明，人类最早出现在东非肯尼亚，至今已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人类在经历漫长岁月的发展以后，到五千年前才进入“文明”时期。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实际上经历了两大时期：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和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期。

二、三百万年漫长的史前时期，是原始社会阶段。在中国古籍里，把这段历史，称为“上古”时代，认为这是个“公天下”的“大同”世界。在西方，按摩尔根学说，被称为“史前史”，认为这是个原始共产主义时代。

那时，大自然的资源(生产资料)不存在私有，是公有的。人类的生存、发展，主要依靠集体——社会群体的力量。没有个体，固然不能组成群体；没有群体，个体就不可能生存。

人们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群体，在群体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存在决定意识，公有制让人们的公有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史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原始社会历经了原始人群、氏族公社两大时期。氏族公社又可分为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生产力极其低下。到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个体劳动代替了集体劳动;生产力提高使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在“和平演变”的过程中逐渐解体，被私有制的阶级社会所取代，人类历史进入了文明时期——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原始社会的公有制，所以被“和平演变”为阶级社会的私有制，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客观上，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使产品有了剩余(给私有制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还导致生产方式的改变。弓箭的发明，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它既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更使原先的集体生产——共同狩猎方式，变为个体生产——个体狩猎方式。

主观上，客观环境的改变，促使人的主观认知随之发生改变。集体生产，产品归集体所有;个体劳动，产品自然归个人所有。反映在观念上，就是私有观念取代了公有观念，并不断地得以强化。

私有观念导致私有化，促使社会发生两极分化，形成阶级。掌权的氏族贵族和富有的氏族公社成员，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资源优势，化公为私，由非法到合法，占有越来越多的私产，并占有劳动者，构成了奴隶主阶级；部落战争中被俘获的战俘(不再处死)和贫困的氏族公社成员，则沦落为奴隶阶级。

历史证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从此，“卑劣的贪欲”成了私有剥削制度发展的“动力”(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由“私”变“公”：“暴力革命”

人类的认识活动总是从感性、向理性发展的;总是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发展的;总是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着的。社会越向前发展，人的理性程度就越高，人类活动的自觉性就愈来愈强。

原先，人们总以为，是社会生产力的低下，才让人类长期处于养不活自身的困境。可是事实呢?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恰恰不是社会物质财富不足，而是因为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配不公。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号称封建社会盛世的唐玄宗时代，仍会有“朱门酒肉臭，路在冻死骨”的惨象!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由青铜时代演进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文明”已使我们进入了网络信息时代。可是很遗憾，私有制阶级社会的冷酷现实，始终未能让人类自身摆脱生存危机。从饥饿、疾病、战乱，到核战争威胁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全人类每个人的头上!

2016年，联合国作过一次估计，认为当年全球仍有10亿多人口在挨饿!占了世界总人口74.26亿的近1/7(“百度”：《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在挨饿?》)。也就是说，即使人类的“文明”已进入21世纪，但仍每8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还在挨饿。

这说明什么?说明经历了五千年“文明”发展，人类至今仍未能为自己解决生存问题!

是因为人类的粮食生产能力不足吗?非也，仅仅是因为一个“穷”字，是贫穷人口买不起粮食所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穷人?这就是私有制阶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两极分化越极致，贫穷人口就越多，这是无法改变的规律。有统计显示，当今全球最富500人的收入，竟然超过最穷4.16亿人收入的总和。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还形成了一个极端荒谬的悖论：庞大的社会生产力，不仅未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给人类制造了无可克服的灾难——经济危机。

1825年，英国爆发以生产“过剩”为特点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此后，周期性危机几乎每隔10年就会光临一次。每次危机过后，“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场饥荒，一场普遍毁灭性战争。吞噬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共产党宣言》)。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就是私有剥削制度发展到极致——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产生的必然恶果：

私人资本追逐利润与资本的无限膨胀，一方面赋予生产力具有无限扩张的能力;另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又使极大多数社会成员陷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极大地限制了社会购买力的同步增长。加上市场经济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的私有剥削制度，形成了因为粮食过多、“过剩”，反而饿死人的荒唐现象!

1929——1933年，美国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全美因生产“过剩”而发生大饥荒：劳动人民普遍的营养不良，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根据美国政府人口统计局和劳工部公布的人口变动数据估算，至少有800万人被活活饿死!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至少有2500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0%)衣食不周。

当时美国不是因为缺乏面包和牛奶，相反，恰恰是因为这些物资“过剩”，成吨的牛奶倒向大海;数以万头计的猪推向密西西比河，大批麦田被烧。大批美国人所以被饿死，仅仅是因为他们“穷”、没“钱”!这就是私有制阶级社会真实面貌的写照!

即使是在当今的美国。2018年美国的GDP总额已突破20万亿美元，人均GDP高达6.26万美元，按理，美国人都富得可以“流油”。可是据美国官方向联合国申报：仍有4200万贫穷人口，约占其总人口的13.4%。其中更有1850万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难怪2018年1月6日一夜暴寒，美国各地冻毙街头的穷人竟多达22人!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类许多有良知的思想家，早就无数次地批判过私有制阶级社会。从古代中国的大同思想，到近代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概莫能外。

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的农民英雄张角，创立太平道，宣扬《太平经》，高调张扬“反对剥削、敛财，主张平等互爱”的思想，发动黄巾大起义，实际上掀起了一场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农民阶级不掌握阶级斗争规律，最后遭地主阶级惨酷镇压而告失败。

近代西方不乏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制度的思想家。从莫尔、康帕内拉、欧文、圣西门到傅立叶，创立了一整套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并为此进行过艰难的社会实践。然而，由于他们都无视阶级斗争规律，反对暴力革命，他们的美好蓝图四处碰壁，始终未能成为现实，只能永远停留在美好的“空想”之中。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再失败，证明了一条朴素的真理：

剥削阶级是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行跑掉”。(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正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以往优秀思想家的成果，深刻洞悉历史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认定了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才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理论核心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创建了一个消灭剥削、压迫的新社会，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正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遵循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1949年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后世界上才形成了一个占世界人口1/3的社会主义阵营。

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实践证明，原始社会从公有制变为私有制，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完成的;而要把私有制阶级社会转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都得通过“暴力革命”。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像中国那样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否则，就别无他途。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归根到底，前者是感性“私利”的产物;后者是理性“公利”思维的必然。

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说得多动听：人生而平等!“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然而，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天，人生来就不可能是平等的。

私有制阶级社会，就是一个“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社会，一个“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精英”社会，一个富者“穷奢极欲”，贫者“地狱受难”的社会。这是一个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是必须进行改变的社会。

经过五千年历史的发展，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霸权主义随时可能因为战争讹诈的冒险政策，从而以“核导”战争毁灭人类。当今，所有善良的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摒弃资本主义，选择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呢?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唯有弘扬毛泽东思想，切实回归中华大地，才是当今中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出路!

钱昌明：靠什么战胜“新冠”瘟神?

——必须打赢“破私立公”的人民战争

钱昌明 · 2020-02-21 · 来源：乌有之乡

灾难，可以摧毁一个民族；也能振奋一个民族。究竟是“摧毁”，还是“振奋”?全看这个民族对灾难的态度

钱昌明：靠什么战胜“新冠”瘟神?

——必须打赢“破私立公”的人民战争

“新冠”瘟神突然降临，历史在再一次考验我中华民族。

灾难，可以摧毁一个民族;也能振奋一个民族。究竟是“摧毁”，还是“振奋”?全看这个民族对灾难的态度：

继续听任“私”字泛滥，知难而退。——人各为己，一盘散沙。“大难到来各自飞”，疫情扩散，民族必然遭殃。

反之，“破私立公”，迎难而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呼唤毛泽东思想回归!战瘟神，打一场“破私立公”的人民战争，则可浴火重生，此谓多难兴邦。

人所皆知：“公”是善，“私”是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核，就是“破私立公”。然而，近几十年来，“私”字大行其道。反毛、反共、反社分子茅于轼之流，公然登堂入室，宣扬“私是人类本性”，“世界上成功的国家全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如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德等国家”， 违宪鼓吹抛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殊不知这是一条亡国灭族的邪路！

眼看人心败坏，黄黑毒赌贪泛滥，荼毒社会：个人为私利不择手段，恬不知耻、娱乐至死;企业为私利搞“假冒伪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官员为私利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利益集团为私利明争暗斗、无法无天……。所有这些，皆源自一个“私”字。如果我们继续在“私”字的主导下，不知反思、刚愎自用，权力至上、为所欲为，中华民族必亡。

中华民族所以能在世上绵延五千年而不亡、成为举世无双的伟大民族，就因为她的基因中生来就有一个“公”字。从上古的“天下为公”，到近古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近现代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到最终，在毛泽东思想主导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靠的就是一个“公”字。

本次“新冠”瘟疫，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劫”;但也是检验中华民族是否还保存有良好民族性的良机。“抗疫”，无疑就是打一场“破私立公”的人民战争!其胜负结果，将决定今后中华民族的命运。认识不到这一条的，不是蠢人就一定是奸人。

路遥知马力，患难见人心。平时阅人，千人一面。“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是“坏人”。如今疫情突袭，直指人们内心——人品好坏，优劣立显。

面对悄然无声而又汹涌的疫情，同样是共产党员，嘴上都讲“为人民服务”;都在党旗下宣过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都在接受“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的教育，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一种人为“公”：

先有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主任、共产党员张继先，以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超强的专业敏感意识，早在12月27日就判断出“新冠”疫情并坚持上报，成为本次疫情的第一个“吹哨人”。其后又有共产党员、眼科医生李文亮8人的“报警”(个人宁受遭“训诫”的委屈)。

继有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一心为公，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着想，敢于承担责任、甘冒被撤职罢官等损害私利的风险，于1月17日获悉疫情后，断然将第一批32个疑似病例集中收治，进行隔离治疗。在整个湖北实现了第一时间封城，第一时间终止所有集会活动，第一时间实行人员流动管制，此举最大限度地遏制了“新冠”疫情在潜江的传播，成为湖北受疫害最少的幸运之地。(截至2020年2月9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29631例，其中：武汉市16902例、孝感市2541例、黄冈市2252例、随州市1049例……潜江市85例。这一天，武汉市新增1921例，而潜江市仅新增1例)

再有共产党员、院士钟南山、李兰娟等，出于公心，敢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于1月20日向媒体公布“新冠”疫情，推动了本次“抗疫”战争，这才有了1月23日的武汉封城。

此后中央一声令下，全民“抗疫”战争打响。217支医疗队的3.2万名“公”字号白衣战士(解放军和各地公立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听从召唤，毅然从全国各地奔赴武汉“抗疫”前线，与“新冠”瘟神搏斗。他们中涌现出了诸如张定予1、张文宏2这样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冲锋在前;更有许多笔者不知名的白衣天使，不畏牺牲、奋战于“抗疫”战争的第一线(据悉，已有1716名勇士被感染，其中6人已不幸殉职)。他们都是“破私立公”人民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勇士!他们都是“抗疫”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他们都是新时代的“黄继光”、“邱少云”!他们都是民族英雄!他们都是祖国“最可爱的人”!

另一种人为“私”：

像武汉市委的领导人，虽然最早获悉了疫情，却一心想着自己的“乌纱”与“政绩”，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危，轻慢疫情传播的严重性。结果是“酒照喝、歌照唱”，百步亭“万家宴”上闹得欢。在1月20日钟南山国家专家组已发出疫情警示、其后建议“封城”的背景下，21日还继续举行“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一如既往地搞歌舞昇平，导致疫情大扩散、酿成了严重后果。

更有甚者，张家界市疾控中心的防治科科长共产党员李文杰，在获悉该市出现一例确诊“新冠”病例后，私心膨胀，害怕自己及家人被感染，擅离职守、临阵脱逃，竟于1月30日携家人乘飞机到泰国避疫。其他还有像黄冈卫建委主任唐某某那样“一问三不知”、尸位素食的共产党人……

两者相较，怎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差?

全在为“公”，还是为“私”?一字之差，关系到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伟大民族的兴衰。

请问：你要“公”字观，还是“私”字观?别说这与你无关。你得牢记“有国才有家!”想想1840年的鸦片战争，想想14年的抗日战争，想想“九一八”，想想“南京大屠杀”。在此，特别要奉劝那些顽固地坚持“私”字观的人们：

人来到世间，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为“私”，你带不走一分钱，什么也不可能拥有;为“公”，倒能留下历史美名与后人的良好口碑。别再为一己、一家、一集团之私，危害整个民族了!

当今，“新冠”瘟神肆虐，靠什么最终战而胜之?

归根到底，靠毛泽东思想“公”字观挥发出来的力量，靠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靠在“抗疫”战争中能否打赢“破私立公”的人民战争!

注：

1张定予：武汉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身患渐冻症重疾却仍然坚守在急难险重岗位的抗疫第一线。

2张文宏：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书记、主任。他对党员提出的要求：“我把所有岗位的医生全都换下来，换成谁?换成科室里所有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宣誓的时候不是说吗，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迎着困难上。我说现在开始，把所有的人都换下来，共产党员上，再给我做出自己的样子来”。

路爱国丨私有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路爱国 · 2020-02-19 · 来源：昆仑策网

我们党历来就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勇于进取的党，这是一篇对党十分诚恳有意义的文章。

【编者按】我们党历来就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勇于进取的党，这是一篇对今天的党十分诚恳有意义的文章，希望有抱负有理想的党的领导同志学习后有所收获。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面临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党的干部和领导班子的领导方式和能力，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腐败现象严重等等。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认真解决，否则，的确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党的执政能力。

一、为什么推进私有化将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

首先，推进私有化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是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区别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几乎所有执政和在野政党都认同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的目标，包括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们无不宣称自己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无不宣称自己是领导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人选。共产党与所有这些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主张实现这些目标，而且主张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万恶之源，使人民真正摆脱奴役地位，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使劳动人民成为财富和国家的主人。一句话，共产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就是建立公有制经济的过程，而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经济是现代人类历史的创举。创造性的工作意味着没有现成的道路好走，因此总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和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什么形式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具体步骤如何，需要建立怎样的相应机制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验，在实践中逐步完成，因此，中国共产党政府从不排斥改革创新，事实上，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过程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创新的历史。但是，无论进行怎样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对共产党来说，消灭私有制应该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大方向。如果一个执政的共产党非但不大力建立和扩大非私有制经济，不断完善新生的公有制经济，朝着最终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努力，反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甚至通过种种方式，动摇甚至挖掉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基础，导致已经基本上消失的私有制死灰复燃，甚至逐渐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个党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背离了自己的根本宗旨，把自己混同于剥削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成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而不管最高纲领还是最低纲领都要求消灭剥削制度即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个建党的初衷体现在“一大”党纲中，也体现在随后的党章中。新中国的建立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历程，见证了共产党是一个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党，它忠诚实践自己的纲领，兑现自己的庄严承诺，长期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犯过错误，出现过失误，但并没有动摇广大人民对党的信念，因为党的宗旨没有改变，错误和失误是在实现自己宗旨的过程中出现的，而这个宗旨是得到广大人民普遍认可的。

但是，如果共产党政府推进私有化，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表明共产党中途转轨，放弃自己建党初衷和宗旨，扭转了长期以来以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昭示天下的传统形象。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公有制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共产党不得不把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是，与公有制这个磐石相比，市场经济犹如起伏不定的江海。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可能只有涨潮没有退潮，只有繁荣没有衰退，无论经济增长多么出色，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低潮。综观世界，由于经济波动导致执政党下台和政府更替的事例司空见惯。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人民有权要求一个搞不好经济的政府下台，包括那些未必对经济困难负有直接责任、但却碰巧在位的执政党。因此，对共产党来说，把经济增长当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无疑于把执政的命运押在了变换不定的事物上，极大增加了自己未来地位的不确定性。

设想一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波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共产党继续坚持公有制，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经济发展即使遇到暂时困难，仍然不大可能动摇它的执政地位，因为共产党在所有制问题上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只要人民仍然支持公有制，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它仍然有机会领导国家重振经济，例如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相反，如果共产党推行私有化，把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发展或者“实现小康社会”上，经济一旦出现较大波动，人民生活一旦出现较大困难，对共产党执政将带来毁灭性打击，因为这表明它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承诺。到那时，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其他政党竞争上台，如果后者宣称自己更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小康”?

亚洲四小龙和我国其他周边国家的实践表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甚至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赶超，并不必然需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或者说“实现小康”方面，共产党执政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执政者则非共产党莫属，因为唯有共产党不但主张发展生产力，而且主张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为基础上解放生产力；不但主张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主张全社会共同富裕，平等分享社会财富；不但主张“实现小康”，而且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用“小康社会”代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任何执政党都可以把前者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惟有共产党执政才会把后者当作自己的目标。)

第二，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改变了工人阶级作为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奴隶的地位，夺回了本来属于他们的劳动果实，随后，通过建立公有制，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变成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共产党政府代表工人阶级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其他不掌握或者只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阶级即使长期存在，也根本不能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作为代表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主人的先锋队，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推进私有化意味着鼓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方面催生出新生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重新沦为在市场上出卖劳力的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变成朝不保夕的“弱势群体”。随着工人阶级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由国家的统治阶级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继续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1949年以前的革命时期，即代表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而它的使命应该是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目前吊诡之处在于，在现实中，共产党仍然处于执政地位，只不过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这种极度矛盾的错位状况不可能持久存在，它不符合我们所有已知的历史逻辑。

随着私有化的深入，随着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不但新工人几乎全部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也沦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基本原理说，雇佣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下的确获得了“自由”，也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只不过，即使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公平价格，他们在劳动场所的命运也只有被榨取剩余劳动一途。无论在市场还是在工厂，资本永远处于强势地位，这是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铁律。

私有企业的壮大必然造就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从自己拥有的企业/商业的工人身上不断获取利润，积累财富，随着财富增长，他们必然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以便保卫自己的利益。市场化和私有化越深入，资本家阶级掌握的财富越多，他们寻求政治主导权的愿望就会越强烈，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实力也会更强大。从长远来看，如果私有化方向不变，总有一天，资产阶级会形成自己的政治代表，谋求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权力，直到最终掌握国家政权，名正言顺地按照他们面貌改造整个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想变成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在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面前就会越来越无招架之力，被迫下台只是迟早的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私有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共产党亲手造就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过程。

有人提出，共产党可以驾驭资产阶级。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共产党驾御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驾御共产党，不取决于共产党本身的愿望或者意志，而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指望依靠意志力量维护自己执政地位不过是一厢情愿。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思想、教育等非物质力量作用有限，因为批判的武器永远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甚至变成了“弱势群体”，连共产党政府的正常运做都越来越依靠资产阶级纳税，共产党又能依靠什么来驾驭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呢?在不少地方，“能人”即有钱人已经取代了共产党，公然、合法地成了地方经济或村民致富的所谓带头人，致使群众开始把富裕的希望从共产党身上转到了这些富人身上，以前指望和依靠共产党，而现在则不得不指望和依靠有钱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事实上向富人出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同时把群众推向资产阶级怀抱。

资产阶级并不真正支持共产党，也永远不会支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在目前共产党仍然执政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出来的服从不过是生存之道，他们在等待自己的成熟，也在等待共产党本身的演变。只要私有化大方向不变，时间就在他们一边。一旦势力壮大，时机成熟，他们必然自立门户，或者寻求政治代理人，或者公开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参与政治，与他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一样主导国家政治，根据资本家的利益制定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法律和秩序。

面对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日益衰落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很可能不得不悄然改变自己的立场，用某些貌似中性、实则暧昧的提法，模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淡化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力图通过改变自己，向有产者/资本家阶级靠拢，获得他们的拥戴和支持。“三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出，正是在现实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压力下，共产党谋求政党转型的一个初步表现。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从建立之初开始，从来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向“全民党”转型的一种暗示，而接受资本家入党等具体实践，正好暴露和验证了这种提法的真实意图。只要允许资本家入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便会蜕化为业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所谓“全民党”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过渡形式罢了。

所以，不要说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已经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即使中国共产党真想成为一个全民党，打算代表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实践中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尤其在阶级分野日益分明的今天。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共产党不但抛弃自己代表的无产阶级，脱离其他劳动大众，同时，除非心甘情愿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否则，也会在被利用之后遭到日益渴望政权的资产阶级抛弃，最终陷入孤家寡人境地。

第三，推进私有化极大削弱共产党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

在“国退民进”(实质上是“公退私进”)过程中，维持政府职能的经济来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共产党不能不越来越依靠来自私有企业的税收过日子。这种经济依赖性必然改变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和服务对象，从根本上限制了共产党执政的效率和行动能力。这个问题越往基层越明显。目前，全国县级以下国有企业几乎消失殆尽，私有企业成为所谓“利税大户”，没有这些企业纳税，地方政府甚至不能保持正常运转。这就把把共产党基层政权逼进了一个死角，私有企业成了共产党政府的衣食父母，除了依靠他们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媚富、傍大款，直到官商勾结，沆瀣一气。事实表明，一旦丧失了公有经济的支撑，一旦私有企业变成政府收入的基本来源，官商勾结具有必然性，不这样做反而是不正常的。

按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政府必然被要求向纳税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为纳税人服务”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政府话语中，大有取代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这个传统口号的势头。说到底，正是由于私有化的发展，使新兴资本家阶级变成了所谓纳税大户，给了他们要求共产党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权利。

不仅政府税收要依靠资本家，而且地方经济发展也要依靠资本家，资本家阶级从而获得了要求政府为自己服务的双重资格。越来越依靠资本家阶级的共产党政府，不能不与广大劳动人民形成对立，这在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尤其明显。这时，本应代表工人阶级的一些共产党基层政府，出于自身生存和地方经济的考虑，生怕伤害了资本的利益，因此常常不惜牺牲劳动者利益来“维护良好的投资环境”，为资本家利润积累创造条件。的确，假如各级政府自己不掌握生产资料，如果不依靠有产者投资和组织生产，又能依靠什么来“繁荣”当地经济呢。

这种利益关系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尤其在地方，私有化迫使共产党政府越来越依靠私人资本，结果，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完全服从中央，在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其决策和行为越来越摇摆于两端之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指示，还是满足当地“纳税大户”的需要?是服从全国大局，还是地方利益为先？衡量的天平越来越向地方资本势力倾斜，导致中央政令不通，上传下达渠道阻塞，共产党令行禁止的非凡行动能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管不了地方的现象愈演愈烈。共产党越来越说到做不到，即使有心杀敌，也难免无力回天。

共产党历来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著称。但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心想事成的记录可以说越来越糟，基本是想什么，偏偏做不到什么。说要“共同富裕”，实际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说要在20世纪末消灭贫困，实际上不但目标没有实现，贫困问题反而变成了社会痼疾；说要反腐倡廉，实际上腐败之风越刮越盛，甚至不少地方的干部前腐后继，成片烂掉；说要搞好生态环境，实际上环境治理投资不少而成效甚微，滥用资源和破坏生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说要保持社会稳定，实际上“群体事件”呈增长趋势，刑事案件频繁发生，自杀死亡数字惊人，矿难死伤人数排到了世界前列，社会安全感大大下降;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例如官员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偷税漏税、各种违规操作、吸毒贩毒、嫖娼卖淫、赌博、卷土重来的传染病、失学、失医、造假、圈钱等百姓关心和痛恨的问题，中央三令五申，多次提出要加以根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得到彻底解决。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社会丑恶现象，现在几乎无一不能在中国找到，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现象在人们眼中慢慢成了“正常现象”，成了社会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这说明，中国政府越来越把中国视同于其他社会，而人民也无可奈何地越来越不指望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了。

的确，与亚非拉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目前，除了GDP增长较快这种数量差别之外，以及除了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外，中国在经济社会体制上与它们已经没有明显差别，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某些同等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医疗、全民文化等领域也已经丧失了任何优越性。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国家。

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会说到做不到?一个解释是，如果中国政府真心想要实现某些目标，凭借共产党的传统强项，即强有力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它是不难做到的。但在现实中，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的确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很难把这种现象完全归因于共产党有意放纵不管、任其发展。真相在于，共产党的办事能力已经大大减弱，在一些情况下，它非不为，实不能也。

导致共产党治理效力降低的元凶就是私有化。一方面，私有化导致产生两个决策中心，除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公开的决策中心，还有掌握财富和生产资料者这个潜在的决策中心，后者对前者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对其行动能力发挥严重掣肘作用，往往使党的决策不了了之或者功亏一篑。另一方面，私有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私有化把劳动者变成打工仔，他们直接听命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雇主，这与公有制条件下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对群众而言，政府既然不能提供就业，保住饭碗当然比响应党或政府的号召更重要。这就使共产党与劳动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群众的号召力也必然越来越低。

动员和组织群众本来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力量所在。如果不能依靠和组织广大群众，共产党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组织涣散，行动不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律法规多么健全，法制建设多么完善，并不能真正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一点，看看我们近年来的实践，再看看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政府在治理国家上的无能或低效，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第四，推进私有化彻底颠覆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共产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表现为：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资本创造价值;剥削有罪;造反有理;一切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反对以个人私利为核心的价值观，提倡大公无私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把个人融入集体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中;提倡团结友爱、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光明磊落、勤俭节约;批判和摈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旧观念旧思想;党的干部和党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为公”，立党为公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这个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来源于共产党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即消灭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社会。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共产党身体力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动的准绳，具体体现了这种精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共产党执政后，通过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不但兑现了对人民的诺言，而且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拥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理论上说，公有制体现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公有制等于维护个人利益，因此，极大限制了集团/个人争夺私利的范围和激烈程度。正是在公有制的土壤上，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利他主义等社会理想，得以从个别人的道德饯行，上升到指导社会行为的普遍准则，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日常言行。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普遍向往，但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它们才具有了从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推进私有化使社会的阶级和利益结构发生急剧变动，私有经济的不断扩大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使私有观念随私有产权一道卷土重来，重新开始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通行丛林法则，崇尚所谓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是私利，温情脉脉面纱掩盖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随着私有产权的建立和扩大，价值观重新被颠倒过来。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提倡个人发家致富的私有制社会格格不入，推进私有化把共产党推向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在意识形态上丧失了过去一贯的光明磊落，既不肯放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又不能与资产阶级决裂，于是腰杆不直，说话不硬，底气不足，甚至言不由衷，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挑战面前开始溃不成军。由于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与私有经济的现实格格不入，为了不致显得过于迂腐甚至荒谬，共产党不得不“与时俱进”，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妥协，寄希望于不知不觉间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向。

例如，共产党主张消灭剥削，而推进私有化实际上以鼓励剥削为前提，剥削非但无罪，而且有功，而反抗剥削反倒可能被戴上破坏“先进生产力”的罪名。共产党主张逐步消灭阶级，主张人人平等，但私有化不但必然产生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两极化愈演愈烈。当工人失去工作、打工者拿不到报酬、许多人不得温饱、而有产者财源滚滚、富人穷奢极欲的时候，人人平等只能沦为笑谈。共产党主张劳动光荣，而私有化使劳动者重新成为为他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对那些超时工作的“血汗工厂”工人或任何打工者来说，劳动光荣又从何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对劳动者有害，对资本家也未必有益。总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根本不适用私有制社会，因此才会日渐衰微、气息奄奄，逐渐从社会主流变成了支流。

再如，共产党历来要求共产党员尤其党的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如果这样做的后果无非造就出一批穷奢极欲的富豪以及日益卑微化的劳动大众，坚持党员干部操守的意义又在那里?在利己主义被奉为社会信条的时代，对干部实行脱离群众的高薪根本不可能养廉，因为日复一日地面对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和奢侈生活方式，党员干部不甘下风的攀比心理必然膨胀，手中的权力很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筹码，这样，保持清廉尚且不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更是难上加难，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再具有普遍可行性，变成了对个别“圣人”而不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普通党员同样面临进退两难的问题，例如，在私企工作的党员，应该怎样做才符合党章的要求，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家斗争，组织起来，夺回劳动果实，推翻剥削制度，还是响应政府推动“民营/私有企业”发展的号召，老老实实作资本家的驯服劳动工具?当党员们兢兢业业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时候，如何体现共产党的价值体系，如何发挥共产党先锋队作用？总之，推进私有化使共产党难以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的价值观，更难以把以往的雷锋、王进喜、甚至改革中的许振超这类工农兵模范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学习楷模，保持党员先进性实在是无从谈起。

随着私有经济日益强大，大众传媒不再主要是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喉舌，而越来越变成了资本/资本家阶级的工具。在金钱运做下，许多传媒大肆宣扬剥削阶级价值观，大树特树资本主义社会备受推崇的个人发财致富和所谓企业家(实为资本家)精神，让他们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随着私有化的推进日益深入人心，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公有制的支持，自己推进私有化的行动否定了自己的宣传，因而越来越丧失公信力，丧失人民的信任，越来越像是一种虚假宣传。

总之，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全面思想混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几近崩溃，社会道德大幅度沦落，金钱在普遍的信仰危机中上升为个人成就的核心标志。在丧失了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和社会理想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被当作凝聚社会人心的粘合剂。然而，诉诸民族主义是各式各样其他政党的拿手好戏，其极端形式表现为民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它坚持阶级学说，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置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前提下。如果沦落到惟有祭起民族主义旗帜的地步，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也就不存在了。

第五，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历史，最终导致否定共产党自身

与历史上任何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用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而是从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剥削的崭新社会。产生剥削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私有制，因此，所谓推翻剥削制度，说的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剥削，实现按劳分配，走共同富裕道路，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带领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基础。

共产党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人民拥护，得到仁人志士的追随，能够由弱到强，打败所有强大的敌人，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正是由于它的这个宗旨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吸引力，它提出的推翻剥削制度、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理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是否在口头上宣称代表人民，因为任何政党为了争取选票都会这样声称，而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建立和发展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产生的土壤，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真正代表人民掌权的执政党。任何剥削阶级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

推进私有化则完全否定共产党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历史。

推进私有化等于全盘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丛生，许多有志之士当年怀着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的愿望，加入到共产党队伍中，无数优秀党员和赞成党的事业的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直至生命。然而，推进私有化导致旧病复发，原来已经灭迹或基本消除的社会恶疾再次泛滥，“旧社会”现象重现，例如，少数人家财万贯，许多人不得温饱;有权有势者耀武扬威，“弱势群体”低三下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狗;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等等。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恐怕难以理直气壮地批判旧社会，从而难以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革命历史的正确性。试想，如果推翻一个私有制，最后不过证明是用另一个私有制取而代之，革命带来的变化只不过是各阶级成员的调整，那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不存在本质区别，而共产党坚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也无非是利用人民的支持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这样，人民又有什么特殊理由一定要拥护共产党继续执政呢?

推行私有化不仅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而且否定共产党的建设历史。共产党执政后逐步建立起公有制，成功地从源头上消灭了旧社会丑恶现象。建国初期，公有制不占主导地位，各种所有制并存，私有经济力量相对较强。但是，由于这种状况导致两极分化重新抬头，旧社会现象出现故态复萌苗头，此外，私有企业与新生的公有经济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断出现摩擦甚至冲突，为了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年轻的社会主义事业，维护革命的成果，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以建立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奠定了公有制基础，创造了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推进私有化则反其道而行之：农村小农经济的复归基本上否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企业让位给私有企业基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各个经济领域基本上否定了国有化措施;打破“铁饭碗”基本上否定了有保障的全民就业;各行各业的产业化/商业化基本上否定了原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和教育体系;等等。一句话，推进私有化使整个社会重新化公为私，这实际上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合理性，否定了围绕生产关系变革的各种运动和措施的合理性，也否定了共产党建国后前30年的基本方针路线，客观上把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定位于一场历史性错误。

如果消灭私有制、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不再被认为是正确的宗旨和实践，而推进私有化反倒是正确的，那么，在建党80多年历史中，除了推进私有化的改革年代，共产党三分之二以上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就不能不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显然，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否定自己的历史，这也难怪这些年来翻案之风盛行，从否定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到质疑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甚至建国之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本身。从发展私有经济的观点看来，共产党领导推翻私有制的革命实无必要，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属于瞎折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大部分历史中的所作所为无非使历史走上弯路，耽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推进私有化割裂党的历史，通过否定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改写了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如果共产党在自己大部分历史中执行错误路线，那么，对这样一个历史不光彩、在根本原则上摇摆不定、见异思迁的政党，人们自然有权质疑它当前执政的合法性，甚至质疑它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推进私有化不可避免的政治恶果。

二、共产党演变的几种可能性

综上所述，私有化是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最严峻、最致命的威胁，因为它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动摇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削弱共产党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颠覆了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导致否定共产党自身，使共产党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公有制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充分条件，正如苏东波所表明的，它并不能保证共产党不丧失政权。维持共产党政权还需要一系列其他重要条件。但是，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条件。推进私有化，即通过“国退民进”（读为“公退私进”）重建私有制，结果只能是破坏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条件，让共产党最终丧失政权。

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共产党面临以下几种演变可能性：

一种是名存实亡。私有化过程中，少部分人掌握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当他们手中的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组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在执政问题上与共产党进行较量。由于不再掌握生产资料，共产党力量大为削弱，不足以与掌握生产资料、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政党抗衡，因而，共产党或者被非法化，禁止参加政治，从而完全转入地下;或者作为合法存在的在野党苟延残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游戏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丧失了战斗力和重新执政的希望。

另一种是名改实亡。共产党内有些人可能希望共产党逐渐演变为例如社会民主党，即资产阶级政党中主要代表所谓中产阶级的分支。如果能够成功转型，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原有的共产党也就不复存在了。即使如此，这个党在与大资产阶级政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很可能长期处于下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导致两极分化严重，中间阶层不发达，社会将在较长时期呈现金字塔结构，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之后恐怕也难以名实相符。同时，共产党领导层如果有这种打算，这种转变很可能不会顺利，有可能以共产党分裂告终。

第三种是名亡实亡。在日益强大的资本/买办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共产党本身演变成大资本代言人，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具体步骤是不断修改党章，改变党的组成，把越来越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进党内，从而改变党的性质，最后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完成蜕变转型，变成代表中国最有势力的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共产党的垮台符合谁的利益?符合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国家利益，符合国内被推翻和正在重新崛起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符合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假如不幸出现这样的结局，尽管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分裂和其他一系列恶果，导致历史大倒退，但中国可能依然是中国，它拥有5千年的历史，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带领人民奋斗进取、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时代却结束了。

共产党执政和公有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支柱，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同支撑社会主义大厦。失去了公有制这个支柱，必然导致动摇共产党执政这个支柱，最终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历史性重大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悲剧。

当然，共产党面前还有一条利党利民利国的选择，那就是重新回到公有制轨道上来。经过这些年上下其手、摧枯拉朽式的“公退私进”，目前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相当强大，重建公有制困难重重。但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在涉及共产党生死存亡、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来不得彷徨犹豫，不允许知难而退。尽管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是，凭借中国共产党依然拥有的权力和其他资源，只要下定决心，发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也许仍然有可能克服障碍，重新建立公有制的基础和主导地位，从而避免共产党的下台、国家拉美化的前景。

转自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