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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2020年2月下《国家人文历史》。感谢作者授权“天熹策论”微信公号发表。转载请保留作者信息，并标明来源于“天熹策论”公众号。

清末军改痛思录（中篇）——

新军会操的变调、变味与变数：

近代军演变幻录

王学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教授

民国著名军事学家蒋方震先生在梳理近代中国军事演变时，着意写道：

日俄战役以后，中央于是有练兵处，上以练兵求，下以练兵应，分年筹备也，三十六镇也，各省竞言新军矣。六年以还，大江流域之军队，若所谓第九镇也，第八镇也，乃至某镇也，某协也，当日者如锦如荼，而至今则昙花欤，落叶欤，杳不知其何往矣！殆所谓无本之木必摧，无源之水必涸者耶？呜呼！此非愚所知也。

清末新军，其兴也勃，其灭也忽，缘何至此？蒋方震先生虽自谦不知究竟，然已在文中点明一二，即透过如此热闹的练兵潮，冷眼观之，不难发现其背后隐伏的不可祛除的危机。而最鲜活的展现，便是清末的四次大会操。

终究为“实习战事”

作为军事术语，“会操”本属于中国传统兵学词汇，指“会合操演”，即抽调某区域内驻军之不同建制单位、不同兵种集合围场或校场协同训练。那么在近代以来军事学中，“会操”专指队列训练范畴。

甲午战后，袁世凯、张之洞等趋新官员试图效仿德国陆军编制、武器装备及军事训练进行区域性军事改革，新建陆军、南洋自强军及湖北护军营等新式军队相继试练。“自新建陆军成，每届秋高，合数省军队会操，实行战阵”。“会操”一词经过了近代意义上的转换，重新引入中国新式军队军事训练，代指模仿德国陆军军事训练而举行的军事对抗演习，属战术演习的范畴，传统意义的军事操演在时势逼迫下改变了既有的调子。

既然是变调，“会操”较之于旧式训练，有着极大的不同。大体而言，会操可分为三类：

一是“校阅性会操”，是在新军编练成型之际或训练已满三年的时候，由清政府简派校阅大臣，受阅新军在驻地附近对抗演练，此类会操的主要目的是检验、考核新军平日的训练情况。

二是“训练性会操”，按照规定，每年秋季各省新军将在驻地自主举行会操，通常在地方督抚或新军将领主持下，把新军各部置于实战环境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演练，其意图就是为了生成、保持新军的战斗力。

三是“秋操”，又称为秋季大会操，这种大型的军事操练集训练性和校阅性为一体，自1905年直隶河间秋操始，至1911年未能善终的永平秋操，清廷总共举行了四次大型会操。

综观其流程，一般在筹办期由练兵处（后为陆军部、军谘府）负责新军编制，颁发大会操规章条令及会操方略、筹设阅兵处等；之后中央有关机构会同地方督练公所勘测操场、筹备军需、动员新军各部等。进入会操实施期，以阅兵处为总指挥机构，前三天举行诸兵种演习，最后一天举行阅兵仪式。

遍数彼时全国各地会操实践，毫无疑问执牛耳者非北洋六镇莫属，故其盛况不必赘述。其实当时它省尚有几支新军，亦有其可观处。如雄踞两湖的张之洞，他所编练的南洋自强军、湖北护军营多有创新，被军界视为可与北洋媲美的各省军改的排头兵。

1902年10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拟定湖北常备、续备军营制、饷章。因为比北洋起步略晚，他没有完全采取袁世凯效法德国军制的途径，而是转而学习日本，这也是两支劲旅最大差别所在。其中原因值得关注。

进入20世纪，清政府谕令各省军制改革，制定普练新军计划。日本军界趁机扩大对中国军事改革的影响，“日本急欲影响中国陆军的发展，她就鼓励中国人雇用日本顾问，并采用日本军制。日本还邀请中国军佐去日本参加军事演习”。日本陆军开展军事演习，屡屡邀请中国派员观摩。

中国方面，自1898年以来，除张之洞派员赴日观摩演习外，其他各地亦有派员赴日观操。最先将“师日”思想付诸实践的是张之洞，湖北常备军营制系效仿日本近卫师团编制而成，并聘请日本教习。

日俄战争对于推动世界军事战术和军事演习的改革具有标志性意义。

战争期间，重机关枪的广泛地应、纵深而坚固的野战防御阵地改变了步炮兵种战术。步兵开始利用地形地物和近迫作业，向占领坚固的野战防御阵地之敌进攻；炮兵已有野战重炮，也能够在遮蔽发射阵地进行射击。

各国军事演习也因战术的新变化及武器装备的革新而出现了改革的新趋势。战后各国举行的大演习的规模更加巨大。有时在举行大演习时，还对野战部队和后备部队进行部分动员，按战时编制组建新的司令部和指挥机关，以及根据双方的决心进行大规模的铁路输送。

这对清末主持练兵者影响很大，“今者幡然变计，……练兵练将，惟日孽孳，大抵以日本为效法。自日俄启衅，日军渡鸭绿江以来，战胜攻取，其士气之充，兵力之强，战术之变幻，尤足动吾人之观感。”

张之洞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筹谋两湖操演时，就积极复制日本陆军操法。日本陆军操典虽来源于德国陆军操典，但其最大特点是舍弃了程式化训练和徒饰外观的队列训练，更为简捷实用，尤其是注重举行军事演习。

无论是追摹德国，抑或师法日本，当时举办会操的初衷都是极为务实的。1905年河间秋操结束后，阅兵大臣在向朝廷奏报概况时写道：“伏查此次会操，非第以齐步伐、演技击、肆威容、壮观瞻而已。盖欲以饬戎备、娴战术，增长将士之识力，发扬军人之精神，熟悉于进退攻守之方，神明于操纵变化之用”，一言以蔽之，终究是要服务于“实习战事”。

“袁派与铁派之暗斗”

无须讳言，大会操关乎军国大计。然清末犬牙交错的政治形势，却令四次秋操在明争暗斗中变了味道。

1905年，清末新军编练已有数镇、协，尤其是北洋新军各镇相继成军，这为数镇新军实施跨区域的大会操提供了载体。新军大会操体现出集训练性和校阅性一体的特征。为了彻底摆脱以往军队僵化模仿西式操法的场操型训练模式，同时也是出于检验新军各部编练实际效果，“考军队程度之高下，验平日教育之得失”，当年秋天，北洋新军六镇参与举行的河间会操拉开了清末新军大会操的序幕。

1905年9月17日，练兵处奕劻、袁世凯、铁良、徐世昌等奏请简员校阅北洋六镇会操，“陆军编练各镇分扎直、东，尚未会和操演，自应参仿举办秋操，以习戎备，而验实行，”拟抽调北洋陆军第二、第四、第五镇编为南军，抽调北洋陆军第一、第三、第六镇编为北军，“自二十五至二十七等日，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清政府准奏，钦派袁世凯、铁良亲往校阅，袁、铁奉旨后偕同前赴河间一带观操。

此次由中央派来的铁良，绝对是个狠角色。他有着异于常人的办事能力与行事风格。

首先，他为人勤恳谨慎，做事讲求效率。铁每天寅时（即凌晨三点至五点）上朝。8点左右，群臣退朝。大部分人要么回家睡个回笼觉，要么三三两两相约去喝茶听戏。唯独铁良径直到部里办公。一到衙门，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抱着一堆公文，围了上来，请其批阅。铁良不慌不忙，一件件看，一个个谈。一般性的文件，他当场就画行交给负责人。有问题的，他挑了出来，说：“这件我们要谈谈”。便取出来往旁边一放。最后剩下几个人，留在办公室，逐一商议，直至作出较为满意的决定。因此，虽然每天公事繁忙，但他可以做到案无留牍。

铁良做事又有雷厉风行、不讲人情的一面。一次，铁良奉朝廷之命赴江南考察军队建设。恰好经过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的一家铁厂，负责人是铁良的老部下张士珩。遇见上司来访，张自然极尽逢迎之事，好酒好曲，美女美食，一并送上。铁良不吃这一套，坚持要先去厂房看看。一进铁厂，铁发现厂内废铁堆积如山，于是问道：“如许废料，何不储于废料所？”张以为铁良话中有话，暗有索贿之意，于是回答：“此种废料，尚可复铸，则废铁化为新铁矣。节余款项，可用来孝敬大人。”铁良听后勃然大怒，指着张骂道：“汝即废铁也。安得洪鑢而改铸之？”说罢，拂袖而去。不久，朝廷便一纸令状将张士珩从铁厂总办职务上撸了下来。

这等狠人，恰是可以强力执行中央收回军权的最佳人员。1904年，铁良领命南下，去啃掉那几块坚如顽石般的硬骨头。

铁良的到来的确将了各位督抚一军，令他们手足无措。

铁第一站是江苏，查办江南制造总局诸多积弊，两江总督魏光焘还未等出手抵制，朝廷一纸调令发来，命其出任闽浙总督。就这样，两江顿时成为“三不管”区域。趁着人员交接之际，铁良一鼓作气，将军权、财权揽归中央。魏光焘的失势，让湖广总督张之洞着实见识了一把铁良铁腕的厉害。

不久，铁良赴武汉视察，继续践行清廷的收权之旅。张之洞深感自己独木难支，于是以退为进，要求商谈。铁良也了解硬吃张之洞并非易事，于是一口应允，同张做到了谈判桌上。几经讨价还价，张部分答应了练兵处的要求，放出手中的一些军事、财政权力。眼瞅着昔日威风八面的魏大帅、张香帅被铁良整得那么“怂”，其余各地的督抚纷纷表示服从中央安排，主动交权。铁良南下，可谓不辱使命，一战成名！

铁良的下一个靶子，就剩北洋了。故河间秋操的形势，便极其微妙了。

练兵处拟定河间会操总方略如下：南军由江北登陆，全军北袭，道经徐、淮抵达济东；现拟派北军一支队渐向直隶前进，会合驻扎直隶各镇向南防御，另有一支队现已抵达保定附近一带。整个过程非常顺利，清政府也承认“南、北两军部署之宜，攻守之术，颇为完密。……所有该镇协官佐目兵步伐整齐，一切指挥筹办，向能合法，大改旧观。”

可以说，河间会操是北洋六镇新军全部参与的第一次大会操，突破了之前北洋新军一镇或部分镇之间的会操，这次会操对于中国陆军的意义非同小觑，开启了清末新军筹办大会操的先例。

作为阅兵大臣，铁良全程监控，扎扎实实地摸清了北洋六镇的真实家底。这也佐证了他的一个判断：“以汉人久握军事大权，甚非慎固根本之计也”。这是作为满人的铁良所无法容忍的。

河间一别后，铁良开始处心积虑削弱袁世凯。他时任户部尚书，自然是大清的“账房先生”。他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清理各种假账呆账，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无法扩张。

接着，铁良又在1906年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就立宪问题，向袁世凯发炮。会上，关于立宪缓急问题，铁良和袁世凯争论激烈。铁良无法反对已成众人共识的立宪潮流，但坚决反对袁世凯主张的迅速推行立宪。在他看来，袁世凯如此热衷于宪政改革，设立内阁，无非急于独揽大权，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

用铁良的话说，即：“如乃公所谓立宪，实与立宪本旨不合”，“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这既是铁的态度，更代表了满蒙权贵的立场，自然深得皇室默许。

军、政、财几方面皆针锋相对，老袁与老铁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当年入秋，清廷举行“彰德会操”，两派之争也由此进入了终极PK阶段。

1906年9月12日，经练兵处奕劻等奏请，河间会操仅有北洋六镇参与，现值各省新式陆军编练成镇成协，各抽调北方省份新军和南方省份新军混合编组举行会操，“拟以已编驻扎南苑一镇、山东一镇各量加抽拨，编作一混成镇，合之京旗一镇抽拨混成一协为北军；以已编湖北一镇、河南一混成协为南军。在适中之河南彰德府一带举行，订期于九月办理”。清政府准奏，并派袁世凯、铁良前往校阅。

此次会操，抽调北洋陆军第一、第五、第四、第六镇各部及湖北第八镇全镇、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分编南、北两军，共计官兵33958名。参加彰德会操新军涉及北洋新军、湖北及河南新军，较河间会操规模扩大，阵势更足，标准更高。如袁世凯所言，“此次复举数省已编之军队，萃集一处而运用之，使皆服从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听”。

为期四天的会操，收到了预计的效果。袁世凯、铁良对参与军演的各部新军总体满意，“小疵均在所不免，大致皆渐有可观”。二位回京覆命，两宫“嘉劳袁宫保之调度有方，并勉其精益求精”。同时国外媒体也纷纷关注此次军演，“大惊进步之速”。

不过，包裹在蒸蒸日上、君臣和睦之下的，却是进一步升级的军政博弈。铁、袁二人彰德会操又一同出任阅兵大臣，而他们的心腹良弼、冯国璋则分别担任北军和南军审判长。双方营垒分明，针锋相对。

会操结束不久，满族军事将领荫昌旧事重提，奏请袁世凯在河间会操时已是非常跋扈：“袁世凯阅兵时以龙旗前导，道路不许人行，与警跸相同，人人皆以为异。铁良甚畏袁世凯，不敢发一言”。

舆论如此不利，谙于世故的老袁发觉形势不妙，嗅出了慈禧隐有借铁良之手打压北洋之意。于是，会操结束后，老袁主动交出北洋新军六镇的四镇。铁良也毫不客气，将这数万精兵统统收编。这不啻是对老袁的一次重大打击，其“志气益形颓丧”，对待诸项公务非常消极，对于部下对于举办新政操演的建言，“一概驳斥，谓不必再生新主意”。

何况1907年，他又与奕劻一道陷入丁未政潮之中，当年9月，清政府将其和张之洞调入军机处，剥夺了两位新军奠基人的军权。次年底随着慈禧、光绪的故去，袁世凯更加失势，险些丢了性命，之后的两次会操，便与其毫无关联了。

“有不能支持之势”

1908年，陆军部又咨商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及湖广总督，商议会操筹备工作，并派员勘测会操区域，拟调集湖北新军、江苏、江北新军编为南北两军，“于十月间在安徽太湖县一带会合大操”，请钦派大员校阅，史称“太湖秋操”。然而这次军演因两宫先后宾天、熊成基安庆起义而匆匆收场。

又过了三年，清廷启动了最后一次会操：“永平秋操”。1911年4月18日，军谘府大臣载涛奏请调集北洋陆军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及禁卫军一部，分编东西两军，在漆州、开平一带，“于本年秋间举行会操”。然而时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永平秋操仅停留在筹备阶段，并未真正付诸实践。

从1905年河间秋操初创，到1911年永平秋操戛然而止，七年间的四次大型军演，虽彰显了清末新军的新气象与战斗力，但所存在的各种变数也是此起彼伏，无法克服。

首要变数便是沉重的军费负担。

“国家自庚子以后，举行新政洵自强之基础，郅治之权舆。然各省骤添此大宗之赔款，已属不支，加以学堂需费、练兵需费，其他项之耗材者难更仆数”。

彰德会操时，两大主力新军中，北洋六镇参加会操各部仅铁路运输经费就52000余两，湖北新军费约计200万两。1907年，陆军部因财政支绌而不得不有3年举办一次大会操之议。不过除了北洋六镇，各省练兵军费多由地方督抚自筹，这意味着编练加操演要耗费巨额款项，因此各地纷纷表示“有不能支持之势”。

第二种变数便是无休无止的政争。

清末军制改革，北洋六镇新军与湖北新军始终是各地新军效仿的两大样板，袁世凯、张之洞二人为中国陆军现代化做出了艰辛的探索。清末满汉权力之争中，袁、张二人也因各自兵权甚重而招致满清贵胄猜忌，“袁世凯……在满人心目中，为首欲排去之人，其次则为湖广之张之洞”。

河间、彰德会操后，北洋、湖北新军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舆论对之大加揄扬，“北洋秋操（河间秋操）颇形雄壮，各国观操员无不称颂，而俄德两国所派之阅操各官则谓中国陆军可与日本相颉颃”，“西人则谓观此次大操（彰德会操），知中国南北军大得训练之效果”。

清政府对两次会操期间新军各部展现出的战斗力固然欣慰，但由之也引起了极大的担忧。尤其袁世凯因手握北洋六镇新军之兵权，致使天津有“第二政府”之说。于是之后对袁氏的一再摧折便可想而知了。

再者，清末新政的十年，某种程度上是清政府与革命党为了争夺中国未来统治权而展开的一场时间赛跑。革命党自然不希望清廷通过军事改革得以转危为安，故每逢会操，皆有武装暴动的阴影徘徊。

比如河间会操之际，一度有慈禧、光绪帝亲临阅操之议，袁世凯密查革命党人“派有党羽多人密布津京一带，思图非常之举”，故“电奏力止，免出意外之险”。

再如太湖秋操时，熊成基欲借军演之机发动起义，“南洋、湖北两军赴皖秋操之时，适逢那拉母子命终之日，人心骚动，我处先发，他处必相继而起……我之目的可达”。陆军部电饬会操各省督抚成立侦探队，防范革命党人乘会操之际发动武装起义。

到了永平秋操，武昌起义则迫使本来参加会操的新军不得不转而南下参与镇压，进而影响了整个时局的走向。

参加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

军事力量乃当政者巩固自身统治的最核心的暴力机器。清末军改与会操，毫无疑问是清廷加强自身军事建设、提升统治手段的重要途径。孰料，在财政、政争、革命等诸因素综合作用下，煊赫一时的会操如同昙花一般，骤然而止，新军异化为革命力量，这一戏剧性结局严重违背了新军编练之初衷，清政府难逃“种瓜得豆”之悲境。这犹如一位身患重疾之人，欲图采取超负荷锻炼的方式康健体魄，结果反倒加速了自身生命的终结。是故开篇蒋方震先生的疑惑言犹在耳，值得后人深入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