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 黄秋丽

第一次见到王石是2004年春天，我在北大站着听了他的一个讲座。

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慕名而来的不仅是北大的学生。提问变成了竞赛，甚至两个人急切地同时提问，场面有点失控。2003年登顶珠峰，让知名企业家王石变成了一个偶像式的人物。

王石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体印象这个人踌躇满志，还有点狂。在回答某个问题时，他说了一句“男人的精彩要从50岁开始”。顿时，全场掌声雷动，还有尖叫，所有的人似乎都被他催眠了。

在我所有听过的讲座中，这是最难忘的之一。王石那时的状态，总让我想起《庄子·逍遥游》的开头：“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王石那时的状态接近“怒而飞”，那种洒脱的性情、自由的意志，似乎有一种能让现实低头的魔力。在场的人都被他感染了，我的心里也掠过一阵清风，哦，原来人可以这样快意、自由地活着。

第一次正式采访王石是2009年3月，四川绵竹遵道镇。他在那儿视察汶川大地震后万科援建的项目。现实场景中见到的王石，完全不是2005年那个光芒四射的偶像。我发现他好像也是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独特之处。采访之前，他在一间教室给援建小学的百十个小学生们做了个演讲。与2005年北大那场演讲相比，这场演讲要平淡得多，也因此更显真实。山里的孩子大多腼腆，有几个孩子提问，他一一认真回答。他没有像长辈在说教，也没有空话、套话的敷衍，让人感觉到他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这次采访，印象最深的是王石的愤愤不平。2008年，因为拐点论、捐款门等事件，王石受到了空前的质疑，万科似乎也走下了神坛。这次采访就是为此而来。他情绪激烈说了这样一段话：“你刚刚问的话就让我感到蛮痛苦。你说我做错什么了，我现在反问你，我哪句话说错了？你就把我的话在杂志上写出来，问问大家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地产行业，对王石的评价一直两极分化。一些人说起王石语气里总有点不屑，我听到最直白的一种说法是“他有什么钱呀”。王石是世界最大房地产公司万科的创始人，但持有的股份非常少，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只是个金领，财富不及地产行业的一个小老板。还有人说他虚伪，喜欢作秀，喜欢装。但是也有对王石完全顶礼膜拜的人。

2008年万科遭到质疑时，我采访过一个从未谋面的地产人士，他和王石曾有交集。在电话中他激动地说：“王石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人！他是英雄！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下万科一定能走出困难！”

在2008年之前，作为偶像的王石已经理所当然地存在了很多年。这次采访后，我开始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王石能成为偶像？所有的偶像，都基于社会心理的某种需要，偶像是对这种需要的回应和投射。那么王石代表了哪种需要呢？难道只是整个社会对财富和成功的渴望吗？

从2009年以来，我多次采访王石，看过他所有的书，越来越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他太不像一个中国人了。他有一张中国人的脸，脑子里的东西却很不一样——他的价值体系是普世的，不是传统的；他言行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不是东方的、中庸的；他崇尚科学、理性，喜欢公开、透明，讨厌潜规则，讨厌传统文化中很多晦暗不明的东西。他这么想，也这么做，因此万科的管理、文化都显得不那么本土化。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尤其是青少年时期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怎么能长出这样一个人来呢？我对他精神世界的构成产生了好奇。

2012年8月的采访，王石谈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形成：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所以从小受的中国传统教育不多。中学时候喜欢读书，大量阅读外国名著，比如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等等，都很喜欢看。西方文化宣扬的个人主义、个人奋斗，还有人文精神，对人的尊重，这些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30岁后,我到了深圳创业，接触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类的书，才开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王石一直持悲观的态度，他说甚至有意在忽略。1980年代，王石刚刚创业时，最头疼的就是公司里拉帮结派、讲地缘、血缘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国家的传统遗产。

2012年的采访中他谈到了万科是怎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拿来主义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现在主流的做法。我的思路是，既然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万科就拿来用，是完全照搬，而不是搞结合。”

中国很多企业都具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但是在内涵上一点也不现代，所谓的制度通常只对下、不对上，人的因素要高于制度。在万科却是制度高于人，它的文化、做派更接近一家跨国公司。这得归功于王石，他不仅带头遵守制度，还对东方式权威充满警惕。东方式权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组织对权威人物的依赖很大，一旦没有了权威人物就会江河日下。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屡屡上演。为了避免自己成为这样的权威，王石用权威的方式终结了这种可能：他还不到50岁就早早交出了万科的管理权，选择相信自己建立的制度和培养的团队。

采访快结束时，我忍不住问：那您骨子里面到底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他回答：当然是东方的呀。

很多不同凡响的人物都有分裂的人格，王石就有这样的特质。作为中国人，骨子里面当然是东方的，但他愿意自己革自己的命。无论是万科改制上市时放弃股权（那意味着巨额财富），还是年富力强放弃万科管理权，在一般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且有违人性的。在放弃管理权之后，他曾说自己“像野兽突然被关进了笼子”，心里非常难受但仍坚持下来。能忍受这种分裂，是因为万科承载着他的理想，万科于他而言就是一个理想主义实验。

虽然成功如此，王石一直在坚持改造自己。他有写日记的习惯，经常反思自己，因此头脑清醒。用他自己的话说，“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没有一个是战略错误，或者致命的错误。”这正是他对万科的贡献。

王石是个很爱面子的人。2012年爆出离婚事件之后，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显得不太自然。2013年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有相熟的企业家拿这件事打趣他，他的脸立刻就挂不住了。一位知名企业家说，那时曾看见王石在餐厅吃饭后从后门离开，唯恐被人看见。就是这样爱面子，王石在万科却能听进不同的意见。他不止一次表示过，最高兴的是有人反对，而最后证明他是错的、别人是对的。2014年4月25日的采访中，他说对万科最大的不满是，现在能听到的不同意见越来越少，在委托麦肯锡做的万科新战略规划中，这是一个重点反思的问题。

在中国，王石永远是一个很乍眼的人。每次他和柳传志同台，直接用肉眼，就能看到两人的差别。柳传志厚重圆融，颇有儒家风范，言谈举止都有长者之风。王石棱角鲜明，喜怒形于颜色，不太讲人情世故，有点像好莱坞大片里的硬汉。在讲究中庸之道的中国，柳传志已经修炼到圆融通达的境界，而王石却像一把锥子，好像从没被磨平过，也没有被折弯过。这注定了王石是个有争议的人。2008年王石的“拐点论”、“捐款门”都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对抗。但事后人们冷静下来发现，王石没有说错什么，他所说的不过是常识。

在中国，从众通常被认为是美德，而特立独行是异类。王石就是一个异类。他有独立人格，骄傲的个性，还有一颗有责任感的心。2013年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王石号召企业家不要移民、不要抱怨，要承担责任、面向未来。他说：“如果希望中国的未来光明，就要从自身的企业做起，汇聚而成就是滔滔江水，如果我们自己不这样做，指望上面去改那是没有希望的。”从万科的“不行贿”、做企业公民，到做绿色建筑，再到王石对“企业家是否该关注政治”的讨论中肯定的表态，他的责任感一以贯之。

王石收获了健康、丰盛的人生。不仅万科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他自己登山、航海、玩极限运动，60岁后到国外著名大学做访问学者，成为极少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企业家。他获得了很多重量级人物的赞美。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为王石的《道路与梦想》一书写的序，题目就是《现在赞扬王石》。北大周其仁教授说王石是“时代之器”，看上去像一块石头，实际上是一方玉。还有人认为他是英雄，启蒙者。

2014年4月25的采访中，我问他怎么看别人的赞美。他说：“我不是像有人说的伟大什么的，我的出发点就是个人主义嘛，想挑战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怎么样，我也没有说要改变社会的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每个人把自己做好了，这个世界就会变好。”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和大盗相互依存，没有大盗也就不需要圣人。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有了独立的人格，都在追求健康、丰盛的生活，就会有无数个王石，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王石之所以在那个时刻成为偶像，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人最压抑的某些东西，比如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丰富的个性。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些东西都被封建极权统治挤压到角落中，少数对此有追求的人，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类的名士，大多被冠以“狂狷”之名。王石说，“我绝不可能是中庸的人”。如果在某些时代，他大概是要被押着游街的那一类人。但时代不同，借着这个时代人们对财富和成功的仰望，王石终于踩着青云变成了偶像，他赶上了好时代。

这个时代出现王石几乎是必然，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活力，人们开始探寻生命的意义，人性的层次越来越丰富。王石不是第一个在这些方面做探索的人，但是他的巨大成功让其更具有说服力。如果没有一个王石，也可能出现一个张石、李石，在80后、90后中，已经有无数个王石。

从对传统和强大社会惯性的扬弃、自觉改造自我、追求自由的角度看，王石可以称得上是英雄。但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个普通人，喜欢听赞美的话，不高兴会拉下脸，不经意的时候会挖鼻孔，还喜欢美女。

在婚变之前，王石表现的是超我和自我的存在——他说了不少大道理，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还好像从来不犯错。但他的本我去哪儿了？没有本我的人有多少真实可言？婚变之后，本我显现，原来他也是凡夫俗子。对于他虚伪的质疑一度流行。表面上看，他越发显得分裂，事实上他的超我、自我和本我终于归于一体。他的本我与普通人差不多，但是他的超我远远超出普通人，他因此显得独特——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矛盾体。

2014年3月底，我又在北大站着听了王石的一场演讲，和10年前一样，教室里依然挤满了来听讲座的人。王石依旧很有活力，但气质发生了改变，不再像2004年那样得意洋洋，他显得从容而谦逊。2011年到哈佛游学之后，他告别了英雄主义。他发现自己知道的东西很少，而知识的高峰要比他所有登过的高山更难。为了过语言关，他放下架子，和比他小40岁的本科生们一起上课，现在他能用英语演讲。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开始读一些传统的经典，他发现要搞清楚一些问题必须了解传统。对于以前完全按照西方的文化、制度改造万科的做法，他也有了一些修正，希望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也能为万科所用。

他还谈到了70岁时的打算：到戈壁去种树。

“我原来计划70岁之后就到一个没有人的小岛上隐居，旁边有个直升机，想到城市说走就走。后来我到云南哀牢山见到褚时健，70多岁开始创业，种了满山的橙子。以前遭受了那么大的打击，他也就是一句话轻轻带过。我一下就震撼了，觉得自己很惭愧，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2008年王石深陷舆论漩涡时，曾说自己像个“青涩的苹果”。现在，他有点像一个沉甸甸的谷穗，低下了头。

（本文节选自《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黄秋丽新书《万科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