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大伟 发布时间：2020-02-23来源：学习时报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不仅立足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而且胸怀世界，不断为鼓舞和团结世界被压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等管用见效的中国方案。

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

1925年，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中国第一次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世界只存在相互斗争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存在中间势力。他指出：“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可见，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坚信世界上的任何民族与国家，要么属于第三国际领导下的革命势力，要么属于国际联盟领导下的反革命势力。同时，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受英、法等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操纵的国际联盟旗帜下的反革命派，革命派面临着与其抵抗斗争的必然命运。这样的世界理念，为日后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也是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阶段。

倡导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日本侵华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后，原来世界反革命派阵营中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开始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法西斯势力与反法西斯势力的较量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各国家、民族中的反法西斯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

一方面，他立足中国国情，提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毛泽东倡导建立东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他指出，“这一时期内，革命的总任务，是把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组织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内，用以抵抗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与各国内部法西斯的袭击。”基于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延安组织“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通过《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宣言》。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国家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建立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不久，在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1942年1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表示共同抵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决不单独与其议和。该宣言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团结了世界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孤立了法西斯侵略势力，对于最后战胜法西斯国家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言以蔽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直接推动者，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引领作用。

“中间地带”理论的道路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逐渐陷入美苏两极争霸的冷战格局，分化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挫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与包围，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国际立场。随着美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国际社会出现“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许多悲观声音。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1946年，他结合当时世界形势，首次提出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间地带”理论，并断定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毛泽东认为，在当时世界上，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20世纪60年代，他又对“中间地带”理论进行了完善，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为了抗衡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国，可以建立起包含苏联和广大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尽管“中间地带”理论具有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阵营立场倾向，但基于此理论形成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各国理性认识世界、争取世界和平提供了理论参考和道路选择。

提高我国国际威望的“三个世界”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时奉行霸权主义的苏联领导人开始对包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发出威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局势的认识产生了新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理论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世界两极格局的阵营趋于瓦解，除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是世界格局不可或缺的第三大部分。二是造成当时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发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也引起部分第二世界国家的不满。三是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主力军。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首先紧密团结起来，组成反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

“三个世界”理论对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起了巨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并高度评价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为它“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三个世界”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由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思想派生发展而来，可以称之为“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

毛泽东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光明日报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等会见冲破国民党政府阻挠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等。 资料照片

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对于争取和加强国际对华援助、维系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并加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与实践。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毛泽东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前提下，积极联合国际力量共同抗日，“赋予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以世界性的意义”（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第183页）。1935年11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表示要与“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第108页）。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不久，为扭转中国抗战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主张有条件地“争取国际的援助，加强抗战的力量”（《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58页）。他指出：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同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页）。不久，毛泽东又强调：“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5—356页）这表明，毛泽东主张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对象已经涵盖了所有与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矛盾的国家。

随着日军不断南进，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国家矛盾进一步加深，他极力呼吁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并为此积极付诸实践。1938年2月，他呼吁世界反侵略者团结起来保卫世界和平，明确提出建立“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思想年编》，第186页）；同年3月，毛泽东再次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三个统一战线——国际的、中国的以及日本国内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05页）。他进而预言在上述三个统一战线下，中国必然取得抗战胜利，他形象地说：“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09页）毛泽东通过这种简单明了的方式阐明了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以及中国必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景。

1941年6月23日，即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中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08页）为了更好地团结各种类型的力量共同反对法西斯势力，同年7月他又提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同上第311页）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力量。不久，毛泽东基于增强中国抗战力量的现实需要又提出了建立“东方的ABCD阵线”，即“美、英、中、荷等国在远东建立的对日警戒、防卫、协同作战的包围网”（同上第336页），以团结所有反日国家力量共同抗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中国要与美英国家“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共同抗击日本（《毛泽东思想年编》，第303页）。

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实践了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苏、美、英等所有与法西斯国家对垒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大大增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

二

毛泽东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源于他丰富的革命实践和对革命道路认识的深化。1926年初，他就明确地提出：“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54页）这表明，这时毛泽东已经很重视加强同各种国际力量的联合，此后他的这一思想逐步发展完善。同时，联合国际力量争取革命胜利，也是当时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1928年10月，陆定一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提出：“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必须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特别应当与苏联联合，得到全世界革命势力的伟大帮助。”（《陆定一文集》，第84页）1935年11月，张闻天强调：日本侵华加剧了它与英美帝国主义矛盾，我们应与英美“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25页）。1940年8月，刘少奇撰文指出：“我们亦可在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立场上，去利用英美的援助，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以便取得中国抗战的胜利。”（《刘少奇年谱》上卷，第299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些思想具体化为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际力量共同抗日提供了理论基石和现实支点。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在对当时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科学冷静分析基础上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力量悬殊，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7—448页）。而当时的中国则“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同上第449页）。在此情况下，单单依靠中国自身力量进行抗战是很困难的，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以便集合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对敌。而日本侵华引起的其与英美等国矛盾的加深，为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英美等国家在华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威胁，逐渐改变了纵容日本侵华的“绥靖政策”，转而对日本采取制裁和打击政策。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因为“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围绕着存在可以联合的三种国际力量分为三个层次，即：一是联合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是首先和主要争取的国际力量。二是联合与日本有矛盾的美英等西方国家，这是必须而且可以联合的重要力量。为争取美英对华援助，毛泽东利用一切时机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的功绩与意义，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多给我们帮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29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积极“称赞英国和美国对战争做出的努力”（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第183页），从而赢得了英美广泛同情和多方赞助。三是联合日本国内人民，这是从内部瓦解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为联合日本人民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三项有效措施：优待日本战俘、加强对侵华日军反战教育、发展日本反战同盟力量。这些措施，团结教育了日本广大人民，有效地瓦解了日军战斗意志，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战。

三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凝聚、增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从多个方面对保障和促进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争取了国际对华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中国抗日战争正义性质逐渐被世界各国理解和认同，“各国人民已慢慢地对中国处境表示同情”（《端纳回忆录》，第181页）。1937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英国工人阶级通过集会游行表示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毛泽东自述》增订本，第273页）；1938年6月，美国友好人士致电毛泽东，“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75页）1937年至1940年，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贷款4.5亿美元（《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473页）；1942年初，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英国也允诺给中国政府贷款5000万英镑（同上第579页）。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特别是抗战后期，苏联红军歼灭性地打击了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了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开辟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驼峰航线”。

二是积极运用国际力量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中国持久抗战并钳制了日本大量军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例如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同时积极联络苏联、美、英等国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苏联表示国民党如不妥善解决“皖南事变”问题，苏方将终止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美英也认为这次事件“可能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而不能达到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为迫使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战，美英政府停止了“对华的借款和中印的航空谈判”（《任弼时选集》，第220页）。1943年7月，毛泽东指示相关部门向美英苏各方散发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文电材料（《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3页），使得美英苏等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央文献研究室《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下，第594页），美国甚至对国民党政府“以停止经济援助施压”（《伍修权回忆录》，第136页）。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迅即流产。

三是加强了抗日国际合作，配合了美英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加强了与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合作，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中共立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以“阻止日军抽调兵力到南太平洋”（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460—461页）。1943年7月，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将积极“准备配合同盟国实行对敌反攻”（《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2页）；1944年8月，毛泽东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常舶舰数目及类型，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以及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基地等材料，以便供给盟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37页）；朱德还向外国采访团“坦率地说明了有关帮助盟国反攻的计划”（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472页）；1944年底，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第403页）中国人民在中国战场上对日寇的英勇打击，在战略上有力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10页）

（作者单位：华北理工大学，本文为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