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 · 2020-03-13 · 来源：昆仑策网

要求查清两场巨大灾难背后有没有阴谋，是中国人民渴望了解事实真相的正当权利，也是维护基本生命安全的强烈要求，避免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妖魔化，还可以避免一些对象可能会错误的背锅，这有什么可怕的？

【新冠病毒。美联社资料图】

近日看到，一个自称是某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资源与大数据中心承办的某网微信公众号报道：“《LANCET》发表全球学者联合声明！全球科学家反对阴谋论，全力支持奋战在疫情一线的中国科研技术工作者”。文章在网络媒体上迅速传播，造成了貌似浩大的反阴谋论气势。

“全球学者”真的很唬人，但发布者在留言栏中不断以作者身份答问露出了马脚，基本可以确认，这个“全球学者”就是此微信公众号的主持人。让人瞬间感到，这个世界上真有吹牛不怕掉底的主。但是，这个自称“全球学者”的作者，有一个根本问题显然搞颠倒了，中国人再傻，能把自己正在一线殊死奋战的广大科研医护人员怀疑为搞阴谋吗？他们不是一样地苦苦思索这害人恶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吗？即便有能力可以在实验室研制出病毒的那些人，中国公众也没有认为他们就是阴谋者。而这个“全球学者”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张冠李戴，把公众的质疑目标转移成他们，客观作用就是离间广大科研医护人员，让他们为某些被人们广泛质疑的对象背锅。这种居心叵测的舆论，在抗疫战争中已经出现过几波，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正是一些起劲的反阴谋论者，在操纵着掩耳盗铃的舆论弯弯绕。

要求查清两场巨大灾难背后有没有阴谋，是中国人民渴望了解事实真相的正当权利，也是维护基本生命安全的强烈要求，避免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妖魔化，还可以避免一些对象可能会错误的背锅，这有什么可怕的？所有人包括“全球学者”都应当全力支持才是，实在想不出什么可反对的理由。这是“全球学者”反对阴谋论就能阻止了的?不能因为涉及科研领域就成了追查禁区，任何对象都没有不允许质疑的特权，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谁也不能有如此特权。

中国公众确实质疑个别科研人员，那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与美国合作研究病毒的石正丽。大家本来对石正丽十分推崇，十几年翻山越岭去寻找带病毒的蝙蝠，而且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并得了国家奖的研究。2013年10月，非典肆虐中国10周年之际，她在《自然》杂志上发文认为：中华菊头蝠为非典病毒(SARS-CoV)的贮存宿主。这次新冠病毒肆虐，她又言之凿凿地说，这是人类爱吃野味的不良生活习惯引起的。1月23日发文说：云南菊头蝠身上发现的新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同源性高达96.2%，表明其自然宿主很有可能是蝙蝠。到今年2月28日，她与高福等人又在《柳叶刀》线上平台刊文说，新冠病毒与非典病毒完全不同，要求改掉与非典病毒近似的命名，免得引起误导。

问题在于，既然新冠病毒与非典病毒完全不同，它的来源还是中国的菊头蝠吗?时至今日，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们，都与云南山洞里的菊头蝠有关吗?要知道，菊头蝠携带的冠状病毒与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即便只有近4%的基因差异也是极大的不同。人类与黑猩猩98%的遗传基因相同，人和老鼠基因同源性高达99%，怎样才能在自然进化中变得相同呢?石正丽的一个可能性推测，为什么就变成了舆论主流?怎么就成了不能质疑的结论呢?

对石正丽的说法，人们多么愿意相信是真的。大疫当前，大家对石正丽的声音非常注意倾听。毕竟，爱吃和能吃蝙蝠的人非常罕见，这样的毛病能改也好改。但是，在搜寻石正丽科研成果时惊讶地发现，她对这种病毒的说法，在中国宣扬的结论与在美国论文中的结论，竟然完全不同。

石正丽参与的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naturemedicine(自然医学)》第21卷第1508-1513页(2015年)《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一文中说：

“我们从中国马蹄蝠分离的RsSHC014-冠状序列中构建了一种编码人畜共患冠状病毒棘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其背景是SARS冠状病毒小鼠适应的脊骨。这种杂交病毒使我们能够评估这种新的棘突蛋白引起疾病的能力，而不必依赖于其自然基础上其他必要的适应性突变。”

我们当然知道，这项重要研究主要不是石正丽完成的，是由美国人领衔、美国研究人员占绝对优势、由美国资金赞助的，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拉尔夫·巴里克带领的一个15人研究团队的成果，但在这个团队论文的署名中，写着武汉病毒所的葛兴义、石正丽。在作者贡献中，葛兴义负责假型实验，石正丽提供了SHC014棘突蛋白序列以及质粒。

一般人可以搞不清楚这个研究成果的性质，但石正丽、葛兴义应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和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嵌合病毒？查百度百科名词解释得知：

“这是一种基因工程重组病毒，在制备技术上并不存在太大问题，但作为重组病毒，在安全性上还有一定的风险，在自然条件下，有病毒之间自发产生重组的例子，可能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新型病毒。”

既然如此，这次的新冠病毒的来源，应当确凿无误地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自然起源；一是非自然起源。

石正丽作为一个中国的病毒研究者，公众并不认为她会研究病毒来祸害中国人民，想她也没有那样的动机和胆量敢与全民族为敌。但是，作为一个知情人，明明知道在美国研究机构已经有了这样的研究成果，明明知道病毒存在两种以上的可能来源，怎么能在第一时间一口咬定，那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引起，而不可能是其他因素和某种人为因素呢？你认真调查研究了吗?你的结论证据确凿吗?知不知道最早的4个病例中，有3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怎么连依据你的论文怀疑一下都不行呢?国内外的“全球学者”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在人们的信仰中，科学研究可以猜测假设，但科学结论必须是实证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和胡说。任何科研工作者，如果不以证据做结论，或者使用的证据和数据作假，他就与科学没什么关系了，甚至可以当骗子对待。公众盯住石正丽不放，不是什么不着调的阴谋论，而是在世界性新冠疫情蔓延，在那么多没有中国蝙蝠来源的背景下，希望石正丽能用科学态度和科学道理，老老实实地把问题讲清楚，免得让大家再去费心质疑猜测。

在此，也想到几个亡羊补牢的问题：

（一）要重新审视修改相关科研活动的运作机制

现在看来，武汉病毒所暴露的问题触目惊心。

我们曾为拥有世界一流的P4实验室而自豪，它应当是中国人民免于疫灾和生物战争攻击的保障和盾牌，应当是默默为国奉献的绝密单位。我们熟知，研制“两弹一星”的那些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隐名埋姓几十年，连夫妻之间都丝毫不知。参与研究那些机要国家项目，要经过多少严格的政治审查把关，有多少高度警惕的力量守卫着国家机密。敌特间谍纵使千方百计，也搞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还一个个被捕落网。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经过几十年的不断蜕变，武汉病毒所的运作机制竟是如此千疮百孔。可以导致亡国灭族的病毒研究，以得到外国支持、与外国合作、为外国提供帮助、论文发表在外国刊物上、成为外国院士为荣耀，那个视我们为核心威胁的国家早就知道一切，而我们的人民却什么也不知道。一场生物战级的大瘟疫开始不久，一篇类似战损报告的文章就发表在国外，中国人民要查询有关情况，必须登录外国网站才能知道。什么原因使事情变得这样荒谬？真的让全社会痛心！

开放合作，必须把住国家安全的红线和对等平等的底线，这应当是基本原则和遵循。如果是制度规则出了问题，使科研人员不得不这样做，就应当坚决彻底地修改纠正。能开放合作的科研项目开放合作，不能开放合作的科研项目坚决禁止，有关部门必须严格监督把关。

我们欣喜地看到，教育部和科技部已经发文，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纠正存在的问题。当然还需要认真研究出更具体的硬核落实措施。这种基于重大教训的纠错要大力宣传，这是党和国家优良传统的回归，应当从高校科研推广到所有相关领域。要让大家都来认真反思，才能更多地改变那些荒唐错误的理念和做法。

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最大的法宝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凡是已经被实践证明错误的一定要纠正过来。只有这样做，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有希望，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二）要集中可靠力量高度负责的查清新冠疫情来源

当前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不是动员起来反对阴谋论，而是要坚决查清病毒来源，坚决查清到底有没有人为因素，坚决查清背后有没有某种势力的策划和实施。吃了这么大的亏，决不能稀里糊涂的不了了之，这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基本要求。

仅仅十几年时间，就不得不进行两次举国抗疫战争。我们至今不知道敌人的确切来源，只是石正丽们一再告诉我们，包括非典病毒都是来自鲜为人知的云南菊头蝠。但她既没有回答徐德忠等科学家对非典病毒提出的逆向进化和非自然起源问题，也没有回答新冠病毒的第一代源头不在中国的问题，更没有回答自己为什么里外不一的问题，全国人民还是一头雾水。必须查清祸国殃民的敌人来自哪里，才有可能避免再次被动挨打的可悲局面。

抗疫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要尽快组织可靠力量进行最高级别的调查，要注意保护好相关当事人。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甚至可以根据病毒基因组序列认定某个患者携带的病毒是第几代，也可以追溯上一代病毒的携带者是谁，集中力量彻底调查，包括调查石正丽的云南蝙蝠病毒有没有传染路线，对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决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有国家力量调查侦破，拿出比目前更清楚更科学的结论，争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个可靠交代。吃了如此大亏之后，连敌人从哪里来都查不清，是国家和民族的奇耻大辱。

（三）要对全社会包括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精神教育

社会主义中国的各项事业和工作，都要坚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要求落到实处。科研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富强服务的，衡量科研工作标准决不能是论文至上，更不是在外国发表论文至上。

在这方面暴露出的问题非常严重。石正丽等早在2015年就认识到，可能出现这种新冠嵌合病毒及其危害，为什么没有发出相应的预警?为什么没有根据这种病毒的特点，及早组织力量研究预防应对办法和相应的药品，相反却在抗疫开始的第一时间，抢先注册美国实验药品在中国的实用专利呢?这到底是什么动机支配的?从最善意的方面去理解，是钻到钱眼里去的表现，忘记了科研为了什么这个根本性的科学精神。还有，在论文中说可以构建一种嵌合病毒，而在疫情肆虐时却一口咬定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问题，连任何其他可能都不愿意考虑，同样缺乏一个科研人员应有的科学精神。

还有那个花巨资建成的覆盖全国全境的信息直报系统，曾说对任何可疑的包括新发或者再发的传染病会立刻知道，是一个经过验证的科学信息体系吗?为什么在疫情考验中成了笑话?包括高福，一方面在论文上对外国人讲人传人，一方面在国内讲没有人传人和有限人传人。明明知道早期发病者中，许多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在最初的确诊条件中，必须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到底是什么人这样规定的?要知道，在这个领域你是著名专家，是最高权威，是国家疾控中心主任，任何其他领域的权威，都不能断定是不是传染病，基层诊断标准和国家决策都要听你们的意见，失掉科学精神会害死人的!

坚持科学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必须从中国的各界精英们开始做起。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