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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茂:警惕帝国主义的末路疯狂

——疫情隔离期间的若干思考

张文茂 · 2020-03-14 · 来源:乌有之乡

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像新冠病毒一样,是不能离开宿主国而独立生存的,必须寄生在特定的宿主国。这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它既需要一个可靠的宿主,又一定要把这个宿主毒害化(由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变为金融化、虚拟化、赌博化的寄生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最后的垂死阶段的根本矛盾。

“资本是没有祖国和国界的,哪里最适合资本的寄生和发展,哪里就可以成为资本的宿主国”。

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势力的存在已经与众多独立主权国家并存的全球现行体制结构发生了不可调合的矛盾,即跨国大资本和全球体制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美国想横扫全球,一统天下。但是,由于德不配位,力不从心,反而出现了自我孤立的衰退之势。这就产生了跨国大资本势力必须面对的两个选择:是继续保住美国这个寄生宿主国还是另外寻求新的宿主国。我们知道,在以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曾出现过商品输出、占领殖民地、产业资本输出、全球金融资本霸权等多个阶段。二战以后,美国逐渐成为跨国资本势力的寄生宿主,并通过美元、高科技、普世价值观和军事霸权等手段来维持霸主地位,从全世界剪羊毛以自肥。但是,这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宿主国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使宿主国经济必然地逐渐走上去工业化的道路,并陷入主要靠投机为手段的虚拟经济陷阱,最终彻底寄主化、腐朽化。恰在此时,另一大国由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而形成的一大批汉奸和买办资本急需向原宿主国转移资本,以便寻求保护,甘心当汉奸。这就产生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种貌似公平共享、实则压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国际垄断资本增殖服务的新型剥削模式和理论。这一新型剥削模式和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汉奸和买办资本势力与跨国金融资本势力的勾结。在这种理论或明或暗的影响下,世界可能会向三个方向演变:1.美国可以继续做为跨国资本的宿主国存在下去,但中国必须做为打工者加入进来。这是现实中的主奴关系。2.美国无力称霸全球,跨国金融势力只好采用中美共治的形式统治世界。3.美国垮掉,被跨国资本势力抛弃,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跨国金融资本势力的新宿主。这是幻想的替代关系。中国的铁杆汉奸势力有这样三个层次的愿望。然而,不管是百年来之大变局,还是几百年来之大变局,或是几千年来之大变局,如果不是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什么变局都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周期性循环而已。

国际融垄断资本集团只有俘获中国做为新的寄生宿主,才能减缓或挽救美囯衰退的趋势。所以,必须逼迫中国进一步加快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并且按照美国的需要尽快完成全面的无底线开放,以便联手中国境内的汉奸、买办资产阶级以及类似共济会之类的组织载体,重建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和规则,此外没有挽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任何其他出路。所以,只要中国能坚守住自已的政治经济主权,不被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套死套牢,那么,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转折点就会到来,矛盾的主导方将由资本主义(美国为代表)让位于社会主义(中国为代表)。所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核心焦点。而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加大打压力度,正是国际垄断资本面临美国自身危机加剧却又不能很快拿下中国所暴露出来的焦虑心态,甚至有理由怀疑此次病毒本身就是美国铤而走险的冒险举措。值得警惕的是,随着目前事态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势力完全有可能彻底丧失理智,在全球范围内挑起更大的事端。

在这一新型剥削模式和理论或明或暗的影响下,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越大,美国从中国攫取的利益也越大,几十年来这是呈正比例发展的。但是,这一趋势的不断升级也有一个极限,即中国工农大众承受的极限,在经济上表现为两极分化的扩大危机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国家一方面是继续给美国输血,另一面是拼命加大社会的维稳成本,同时采取一些扶贫之类的补救措施。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讲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会达到极限的临界点。所以,现在看似乎是中美之间比谁能撑的久,谁先倒下,其实是在考验中国老百姓的承受力和共产党的维稳能力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彻底跳出这一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的魔咒,不再按他们制定的规则行事,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才能稳步于社会主义阳光大道。

淡化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虚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污化中华民族的英雄伟人,消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转变中国人的遗传基因,解构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稀释中华民族的血统,减少中国的人口数量,破坏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消灭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剥夺中国的产业和经济主权,掐住中国农业粮食安全的命门,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阻断中国的科技发展,取消中国的中医药学,开放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创造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寄宿中国的法制条件,培育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类“共济会”组织和代理人……。这一切都是国际金融资本准备俘获并寄宿在中国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不断被打脸,我们有些人还是要把热脸再贴上去,任人家侮辱而不以为耻?人们只是从国家之间(民族)的关系上看问题,其实,这是需要做阶级分析的。从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扩张的逻辑来看,资本是没有祖国和国界的,哪里最适合资本的寄生和发展,哪里就可以成为资本的宿主国。所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另一层含义,即中国新生的官僚买办资本和以美国为主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起手来,先是继续以美国为宿主国,而中国的买办资本要融进去,幻想有个中美共治。但在美国将要衰落的背景下,又希望联手选择中国做为新的宿主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继续对中国进行一系列的改造。从这一点看,中国的汉奸和买办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在目标和利益上有很强的一致性。

《里根经济学之父:美国三十年虚假繁荣落幕走向总清算的十年》一文值得一读。

1.公共卫生事件只是一个契机,一个导火索。但是它代替不了任何一场深刻社会革命。

2.美国陷入经济社会总危机,完全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金融化、虚拟化、投机化的必然结果,使自己成为世界的寄生体,而美国成了它的宿主国。

3.中国经济的殖民化或附庸化帮助并加剧了美国的寄生化和腐朽化进程。这使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自以为找到了避风港,而且与美国为主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结成了联盟,所以有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亲美、媚美论调。

4.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只能提供一个转机,推动着变革时代的到来。而这种社会变革只能有两个基本的趋势:或者是中国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引领人类走向新的文明,但这几乎需要中国自身先进行一场政治上的去病毒化。或者是国际金融资本与中国买办资本联手,在危机过后重新选定可以寄生的新的宿主国,而中国是重要的后选国之一。这也是中国汉奸势力卖国言行能够合理地得到解释的根本原因。

帝国主义发展到现在,因其寄生化的金融垄断资本所履盖的宿主国人口已经非常庞大,有几个亿的人口总量,这就导致任何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小于这些帝国主义的中小国家,都不够资格成为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为新的宿主国,而只有中国具备了这一条件。所以,能不能拿下中国,就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条件。这一矛盾在我国国内仍然表现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在共产党内则表现为是坚持共产党的初心和本色,还是使共产党彻底国民党化。在对港、对台的政策上,也都存在这一矛盾和斗争。完全寄希望和平统一,背后是国共同化的思想在作怪,所以没有勇气武力解决。而这些矛盾的深层原因,无不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相关,因此,陆台问题、陆港问题背后都是中美关系问题。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危机到来之前,急于寻找中国的实体产业做为新的寄生宿主,由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失控,只有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有效控制,所以,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将会加快私有化和外资进入替代的进程。

恩格斯批判过的杜林、浦鲁东等人,都是要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希望消除由此产生的社会弊端。恩格斯说:“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主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

可叹的是,杜林的经济学当年虽然被恩格斯驳倒了,但却被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信徒在实践上复活了。所以,在全球化大潮和新自由主义之风的推动下,不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复活了,而且,由此产生的一切社会矛盾和弊端也会复活起来,绝对不会仅仅在生产领域,而是包括流通、分配、消费领域的一切环节都会复活起来。

我是担心很多同志沉浸在抗疫胜利的赞美声中,却完全忽略了即将到来的更复杂和更激烈的生死博斗。我们多年来扭曲的社会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上层权利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形势怎么会根本改观呢?

很多善良的人以为一场疫情就会改变中国私有化和附庸化的发展态势,想的太简单了。没有将西化思想清除出中国并使其不再干扰中国改革,怎么可能彻底扭转这一趋势发展的方向?

此次我国抗战疫情的斗争如果最终不能转化为一场政治生态的去病毒化,那么,原来的一切特色依旧。

十一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经提到有人(霍布森)对分割中国作出了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象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象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所能开辟的前景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一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献,并且利用这种贡献来豢养大批驯服的职员和仆役,这些职员和仆役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的富源汲取利润,并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动也很难预料,所以不能预先肯定只有这一种前途或其他任何一种前途。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确实是向着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不会被引上另一个方向,那么这些势力就会正是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

列宁说:“作者说的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会遇到抵抗,它就正会走向这种结局。”现实与霍布森和列宁的估计不同的是,不是西欧的联邦完成了这一进程,而是美国完成了这一进程。这才是近几十年来亲西方的“精英们”盼望中国改革的根本目的,即让中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现在到了要结束这一进程并最后战胜帝国主义的时候了。

十 二

如果我们承认列宁讲的我们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那么,现在我们是处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或许是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已经陷入高度虚拟化的寄生阶段。这个阶段与帝国主义以前的各个发展阶段不同(如殖民地统治、商品输出、资本和产业输出、美元世界货币化的金融垄断等),是帝国主义各主要国家的经济虚拟化、投机化。这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的最后疯狂,是其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结果。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总危机和战争的暴发、以及代表世界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大革命运动同样将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给当代资本主义下一个新的定义,是否可以这样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后帝国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已经超越主权国家的局限、并以某个霸权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宿主的、称霸全球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十 三

有些精英在不断地编织一种梦幻般的美丽图景,就是我们可以完全打开国门,放大量外资进来。我们有能力掌控国内各类资本,也有能力掌控国际垄断集团的在华资本,还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简单点,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能强大复兴。其实,毛主席早就说过: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非要走,只能是附庸资本主义。这是被中国近、现代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洋务运动、国民党的几大家族的资本主义泛滥,以及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泛滥,都跳不出这个规律。一些人把毛主席的警告不当回事,竟然相信这样的谎言,已经使中华民族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请问,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就那么弱智吗?它们会选择一个共产党掌权同时还要保留大量国有经济的中国成为新的宿主国吗?还会让你保留大一统的格局吗?国内的汉奸买办势力难道不会推墙沉船、改旗易帜吗?

十 四

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像新冠病毒一样,是不能离开宿主国而独立生存的,必须寄生在特定的宿主国。这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它既需要一个可靠的宿主,又一定要把这个宿主毒害化(由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变为金融化、虚拟化、赌博化的寄生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最后的垂死阶段的根本矛盾。所以,出路在于,要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找到新的宿主国,开始新一轮循环;要么人类社会从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社会主义新的文明时代。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出路在于不忘初心,回归本色。要敢于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西化精英的精神束傅,正视问题和矛盾,才能重新获得力量的源泉,承担起再次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现代科技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民群众参予国家和社会管理有了全新的途径和手段,各种新的民主形式产生的条件也已经成熟,需要党的核心领导层加以引领和布局,真正开展一次新的伟大的斗争。

2020年3月13日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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