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法意编译  法意读书

作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

译者：吕慧英

法意导言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于2020年2月12日在《克莱蒙书评》发表《1980年代的代价：债务、经济衰落、移民》（The Price of the 1980s：Debt, decline, and immigration）一文。八十年代的里根总统对美国的改革是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的一次大转折，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格局影响至今。这篇文章反思了里根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措施的内在矛盾，表明里根经济学的限度不容忽视，而代价则是巨大的。里根经济学的确给当时的美国带去了一定的繁荣景象，但更深刻地理解它是理解美国今日困境的关键。

想要了解更多他的观点，可以参考上期推送《民权法案》是美国党派分歧的根源。本文不代表公众号立场，编发以供参考。

在1960年代后持续了一二十年的“反文化的文化”（countercultural culture）意味着什么？

对于那些支持它的人来说，这是对旧价值观的逐步改造，是对新可能性的绘制。对于那些对它感到惋惜的人来说，这仅仅是对旧文化的一次掠夺，是一次堕落，是江河日下。从理论上讲，它可能同时是这两者。但到了1970年代，美国人逐步达成了判断。他们抛弃了这个国家正在复兴的想法，转而担心它正走向崩溃。

这不仅是对经济放缓的反应。当然，在强大的工会、新的环境法规和新的昂贵的石油和汽油所包围的经济中，创造就业机会成为一种不可能。仅在1974年12月，这个国家就损失了60万。但是比起这一危机，美国人更担忧的是文化。

美国汽车一度是其纵横世界的经济的象征。现在，不管汽车工人多么气焰逼人地要求获得“世界上最好的工人”的报酬，他们的鄙陋令人震惊、尴尬。1977年，普利茅斯（Plymouth）推出了一款名为沃拉尔（Volare）的新“T-Bar coupe”。广告写道：“对于从未听说过风吹过发间的驾驶乐趣的新一代美国人，我们骄傲地献出我们的新款T-Bar Volare Coupe。” 以这种方式，克莱斯勒（Chrysler）避免了直接讲出它已经失去了以可承受的价格生产折蓬汽车的能力。自1978年开始，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开始生产旅行车，例如别克世纪（Buick Century）和奥兹莫比尔短剑巡洋舰（Oldsmobile Cutlass Cruiser），这些车的后车窗不会滑下来。福特（Ford）和卡迪拉克（Cadillac）的杂志广告将新车型置于历史车型的暗淡背景下，仿佛是为了安慰自己：即使他们的产品是三流的，他们至少曾生产过更好的。

政府的前景甚至要更糟。这不仅仅表现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因丑闻被迫离职；在过去几十年里的三项伟大的时代进步——公民权利、妇女解放、从军事上巩固世界的自由秩序——都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排斥。《民权法案》颁布之后，内陆城区的暴力犯罪和毒品滥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女士杂志》出现后，立法机关正在废除他们最近才通过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越南战争后，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革命政府在尼加拉瓜和伊朗上台。

社会上充斥着一种怀旧和失败的情绪。美国公众开始将1960年代的政治计划视为危险的乌托邦。他们推动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上台来结束这一切。相反，以其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没有完全理解的方式，里根挽救了它。

债务购买了什么？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警告：“我们，你、我以及我们的政府，必须避免只为今天而活的冲动，为我们自己的轻松、便利掠夺明天的宝贵资源。”

那时，这个国家已经有大量欠款，但只是在战时。为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联邦政府增加了2000亿美元的债务，这一数额大约相当于战争结束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尽管从1947年到2008年，整个信贷市场（包括私人个体）的规模每年都会扩大，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5年中，政府债务的轨迹（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衡量）一直在稳步下降。是在里根的统治下，它开始上升。实际上，国债在他的任期里可能增加了两倍。这开启了美国财政史的新篇章。

从1980年代的数字和图表来看，很容易忽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为什么在婴儿潮一代生产高峰期，政府需要马上借债？债务狂欢购买了什么？它缓解了国家的什么紧急情况？

从精算和人力资本的角度看，罗纳德·里根当选后的25年本该是共和国历史上平衡预算的最轻松的时代。占38％的有投票权人口的整个婴儿潮（Baby Boom）一代，都处于生产力最强时期，退休人员和待抚养子女相对较少。国家（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处于和平状态。这为全球经济设定了规则。但由于婴儿潮一代将在2010年至2030年间离开劳动力市场，因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重大责任迫在眉睫。而这些很可能都无法实现。

婴儿潮一代的借贷能力被用于避免1960年代的冲突为美国提供的抉择。债务换来的是社会和平。社会和平被理解为在肯尼迪遇刺两年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发起的各种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项目的代名词。我们应该将伟大社会理解为民权冲动得以强化的制度形式，一种使种族隔离得以进行的必要资源从白人向黑人的转移。如我们说过的那样，种族隔离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事业”。像任何大的事业一样，它需要恒心、耐心和高昂的花销。几乎所有没有从中受益的人都会因此而变得贫穷。现在，它被作为美国人所欠债务的最低首付呈现给公众。

我们拥有的最好证据是，从一开始，对多数美国人来说，这都是太大的付出。给里根带来两次压倒性胜利的言论至少是一个标志，表明美国人不愿纳税以支持1960年代的民权和福利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在上次大败后默许理查德·尼克松下台，那些投票支持他的人已经失去了缓和变革步伐的机会。随着尼克松的下台，“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倡导者们赢得了必要的时间来捍卫它免受“反弹”影响，因为反对社会变革的民主运动即将到来。在尼克松和里根之间的近十年间，所有的亚群体都变得依赖“伟大社会”了。这些项目现在已经因为太大而不可能失败。

它们硕大无朋。一旦债务被用作维持社会和平的手段，它很快就会达到数万亿美元。约翰逊于1965年提出的低调举措之一是《高等教育法案》，该法案设立了所谓的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以帮助“贫困的”青年上大学。到里根主政华盛顿时，它的成本已上升至70亿美元。尽管其有效性存在争议，背后却存在着教育管理者和学生拥护者的坚定联盟。所以，里根没有碰它。到2010年，这笔款项将激增至390亿美元。这还不是联邦政府对教育支持的全部。根据一个温和的说法，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联邦对大学生的补助和贷款在1963至1964年为8亿美元，在1973至1974年为150亿美元，在2010至2011年度为1570亿美元。

此类助学金不仅仅用于资助个人教育，它们还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资金，催生了主要为筹集资金而建立的新的营利性大学。在21世纪，佩尔·格兰特（Pell Grant）助学金的最大筹集者将是菲尼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hoenix），一家成立于1976年的全国性开放招生的“大学”。它的学生欠下了纳税人支持的350亿美元联邦贷款。他们的违约率高于毕业率。越来越被吹嘘的里根式“私营部门”正以这种方式运作。这是一个用于接收政府资金的“集水区”，通常是由一些有足够关系的人在公众知道政府资金将如何使用和去向之前设立的。

为了构建约翰逊的新秩序，里根毫不吝啬。他承诺了多年：他将“大笔一挥”取消平权行动，然后砍掉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项目对 “福利皇后”（译者注：指滥用福利制度的女性）的慷慨资助，并废除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教育部。然而他发现，当选总统后，做任何一件这样的事情都会冲击反种族隔离的根基。因此，他没有这么做——尽管数十年来，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通过假装他做了来吸引选票和扩大筹款基础。同时，他的减税措施为白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黄金降落伞，使一代又一代受迷惑的人用私人资源重新创建旧秩序的波将金（Potemkin）版本（译者注：即弄虚作假，装潢门面）。

那些失败者必须得到赔偿。考虑采取平权行动——在传统秩序下违宪，在新秩序下强制实行——使白人在职者所担任的工作、其子女的职业发展前景和他们作为公民的社会地位都受到了利益损失。只有向白人选民提供补偿性好处，这样的计划他们才可能接受。一个要让绝大多数选民支付平权行动成本的政府必须能够保持低失业率、房价上涨和高生活水平。

里根经济学仅仅代表矛盾下的政策名称，而这种矛盾很多人并不承认：公民权利非常重要，无法要求人们去等待它；但也非常不受欢迎，不可能要求人们为此买单。里根允许美国人同时生活在两种社会秩序下，两种宪法秩序下。一个“前伟大社会”和一个“后伟大社会”。很快，这两个社会的成本都变得昂贵。

成本可以大致由里根执掌白宫后的数十年中公债和私债的增长来衡量。

根据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的经济学家罗伊·韦伯（Roy H. Webb）的估计，到1989年里根离任时，政府的无资金准备负债（主要是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退伍军人福利）已达到4到5万亿美元，且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这一数字将呈指数增长。然而，他就是什么也没做。到2016年大选之时，与韦伯类似的债务计算得到的结果至少会高达135万亿美元。

罗纳德·里根挽救了伟大社会，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仰慕者称赞他“拯救了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他制止了一些最严重的过分行为，并找到了资源来保护自己的愤怒选民免受他们本无法忍受的后果。那就是减税的目的。

1960年代战役中的双方都可以表现得很自在，如同自己是赢家。无需提高郊区企业家的税负即可在教育部雇用更多的民权执法人员，无需在国家公园中租借石油开采权即可支付航空母舰的费用。华盛顿未能赢得1960年代革命的共识，反而通过减税赢得了那些原本会从这场变革中蒙受损失的人。几十年来，美国人自欺欺人，认为这种安排是自然而然的。那是有红利的时代。

财政上不负责任的时期通常不会立即被辨认出。从表面上看，它们甚至看起来像是繁荣的黄金时期，因为本用于投资的巨额资金被释放用于消费。这正是标准的索洛（Solow）增长模型和其他对投资的经济描述所预测的。当社会濒临破产时，它甚至可能经历物质和文化的璀璨时期。

作家只会惊叹于1980年代美国公众使用的电动打字机的美感和多样性，就在文字处理程序将永远毁掉它们之前：安德伍德，史密斯·科罗纳，皇家，雷明顿，奥利维蒂和IBM Selectric，优雅，坚固，权威。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在几乎所有报纸都让位于泛滥的舆论网站之前，读者只会惊叹那时的报纸质量。它们很厚。1987年9月14日出版的《纽约时报》规模最大，长1612页，重达12磅。它们非常全面，有着从整个20世纪以来的所有文章，从诗歌到政治，从集邮到调情，而到了世纪之交，大多数已经都是彩印！利用子孙后代的资源，婴儿潮一代能够大致拥有轻松、放纵的生活方式，这令人深信不疑，也使许多人加入其中进行建设，就像金字塔、中世纪大教堂或是铁路曾经对人们的巨大吸引一样。

移民，不平等和债务

它的确吸引人。总体而言，美国婴儿潮一代从其前辈的经济中获利，通过外包和移民，将其经营成本不仅转移到了不同的世代，而且转移到了世界的不同地区。

这些也是借贷的一种形式。低工资移民补贴了他们所移民到的富裕国家，非法移民尤其如此。他们低薪，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在法律体系之内。最终，当地人要为这种劳动付出某种代价。要么，他们邀请工人加入他们的社会，这给土著人造成的负担会以包括机构负担沉重、文化迅速变化和政治权力稀释的形式出现；要么，他们将工人排除在外，而这一成本则以剥削、政府镇压和道德败坏的形式出现。在该法案到期之前，移民必须被考虑进国家的“账外负债”。

这些负债很难量化。诚然，大规模移民有助于一个自信、发展蓬勃的社会开展大型项目，如大平原的定居、南北战争后美国城市的工业化；但对一个成熟、业已安定下来的社会而言，大规模移民可能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如果这还能叫“选择”。出于选民委托，里根在60年代后没有去做出那些被视作不可持续的改变。大规模移民是其中之一，且意味着他的标志性失败。里根猛烈地打开了大门，又愤怒地宣布要关上。几乎所有的里根主义都是这样。

1965年的哈特-凯勒（Hart-Celler）移民改革在当年席卷国会的浪潮中常常被忽略。这项改革推翻了根据1924年《移民法》通过并于1952年再次确立的“原籍”（national origins）制度，该制度旨在使美国的种族构成大致保持原样。即使在1960年代中期，来自英国和德国的移民也构成了全国“配额”移民的一半以上，而这些国家加上爱尔兰、意大利和波兰，几乎占了四分之三。

很难说这一法案的支持者们究竟认为他们在做什么。

一方面，他们赞美美国对其历史上存在的种族主义上的胜利。另一方面，他们更热烈、庄严地相信，取消原籍配额不会改变美国的种族结构。众议院发起人伊曼纽尔·策勒（Emanuel Celler）说：“该法案下，配额移民中欧洲人很可能超过80％。”

法案通过后，就在自由女神像的脚下几百里外，约翰逊召集国会举行了签字仪式。这一隆重与他对其重要性的低估形成奇怪的对比。他说：“我们今天将签署的这项法案不是一项革命性法案。它不会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它不会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结构，也不会真正增加我们的财富或力量。”

他确实断言了太多。哈特-凯勒法案会改变美国的人口统计图景，也会改变美国的文化，使政府切断了三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的认同纽带，让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由欧洲移植而来的国家（a nation of transplanted Europeans）。

约翰逊说：“今天，美利坚民族恢复了其最深处的传统。无限制移民的时代已经过去。” 实际上那些日子成为过去只是因为1924年的限制性法律。而现在，约翰逊正在从书本中删除这些法律。约翰逊的新任总检察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也和总统一样天真。卡岑巴赫声称，出于精确统计的因难而非任何欺骗的意图，这种新的移民将会占未来人口增长的“万分之二”。他宣称：“我们现在可以正义地实施移民政策，无需成本或需损失。”

被刺杀总统的弟弟爱德华•泰德•肯尼迪（Edward Ted Kennedy）参议员也这样认为。肯尼迪在参议院主持哈特·塞勒法案时像卡岑巴赫一样草率、像LBJ一样错误。他说：“这个国家的种族融合不会走向衰败。” 他甚至列举了九个会因新开放体系受益的国家：中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日本，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半个世纪后，其中只有中国跻身前十名移民来源国之列。）“该法案不会加剧失业，也不会导致外国人涌入本地劳动力市场，也不会导致美国公民失业。”他说。“这些都完全是无稽之谈。”

但肯尼迪为他的倡议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在哥哥被暗杀的仅仅一年之后，他就把法案的反对者视作不爱国和“不美国”（un-American）：

我们需要对任何法案的规定进行负责任的讨论。我已提到的批评是高度情绪化、非理性、缺乏事实根据。这些与负责任的公民义务背道而驰，会催生对我们遗产的憎恨和对有助于建立美国的生命力的恐惧。

就像坚信“可以在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确保正义的卡岑巴赫，肯尼迪也很难区分美国的道德和利益。这种混乱使人们陷入了冲突。如果道德和利益总是一致，那么反对你利益的人就会是罪恶的。在肯尼迪的沾沾自得中，可以看到21世纪美国政治文化的预兆。

移民与民主失败

哈特·凯勒法案发起者的每一项预期都错了，甚至，该法案的批评者（如美国移民政策委员会等令人兴奋的社会倡导者）的警告都低估了它可能带来的巨变。

从美洲的大发现到1965年，在这三个半世纪中，美国共收到4300万新移民（包括25万奴隶）。而在哈特·凯勒政策之后的半个世纪中，移民数量为5900万。

从这个角度来看，里根在总统任职初期面临的移民问题仍然相对较小。1965年法律的意外后果是加剧了无序而非有序的移民。少量的欧洲移民并不需要庞大的农村和边境执法机构，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在进行的是一种新的移民。大约有300万非法移民，其中的大部分人，西南部的拉丁美洲农业工作者，给公共服务带来沉重的负担，使当地人产生了反感。

即使在里根“革命”之后，各政党在移民方面也相差无几。以此方式，泰德·肯尼迪这一凯勒法案的推动力，最终在里根试图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卡特政府走向衰落的日子里，肯尼迪提议成立移民与难民政策专门委员会，由巴黎圣母院主席西奥多·赫斯堡（Theodore Hebsburgh）神父主持，他选择了指导这一委员会的阅读材料。肯尼迪委员会的两名成员，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和肯塔基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罗曼诺·马佐利（Romano Mazzoli）提议了在后来的1986年成为《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IRCA）的立法。

辛普森-马佐利（Simpson-Mazzoli）做出了大胆的妥协。它向非法移民者提供公民权，这样这些非法移民拥有即使是极为短期的在美期间居留权。一项特殊的农业工人计划（SAW）得以授予永久居留权，只要这些工人可以证明他们在1985年5月至1986年5月之间从事了60天的农场工作，无论他们是否懂英语或对美国社会有了解。据估计，有25万人符合该计划的条件，但是所需的文件和证明却很容易伪造：130万人最终利用了这一计划。最终，通过人数超过300万。

为了防止这种轻易的大规模合法化会激励外来移民，这一法案提议近乎彻底地阻止非法移民。这包含文件要求、1.23亿美元的新安全资金，以及对有意雇用非法分子的商人的严厉惩罚。辛普森·马佐利（Simpson-Mazzoli）带来了自1970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USOC）成立以来，联邦管理权力的最大一次扩张。

即使在“新政”的《国家复苏管理局》和《民权法案》中都有先例，尤其是在已进行十多年的平权行动中已有先例，这种情况对企业主的决策造成的干扰仍然令人担忧。这是问题的核心。鼓励移民的法律（赦免活动、文书处理）虽然不受欢迎，但引其入过程极为顺利。

这些都是真实的，阻碍移民的部分，边境管制、雇主制裁，很受欢迎；但同时，从它们事实上无法执行来看，这些又是假的。

反对大规模移民的人倾向于将《移民改革和控制法》视为对公众的彻底欺骗。但真相要更加复杂，它与美国宪法文化的变化有关。

不断变化的民权精神

为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美国人不仅要在法规方面，而且要在执法手段和日常行为中发出强有力的信息，以达到非法移民行为和非法移民者受到阻碍的效果。当时的历次民意调查都告诉我们，美国人确实打算传达这样的信息。1986年6月，想要减少移民的人数与想要增加移民的人数比为7：1（49％：7％）。从历史上看，每当社会变革过快，这种粗暴、粗暴、反动的多元化就会“浮出水面”。

后来的移民和归化服务局（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局长多里斯·迈斯纳（Doris Meissner）谈到非法移民时说：“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会离开、新的雇主限制会把他们赶出去。” 在1964年以前的美国，这种解决过热移民潮的方法可能有用，但美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没有人们迅速形成和表达新观点的基础了。

移民是越来越难以公开讨论的众多话题之一。直到1975年，《洛杉矶时报》仍可以报道移民的经济竞争，发表《美国官员提出，雇主更偏爱能够被剥削的低工资工人》这样的文章。这一年，关于移民的新闻报道中有47%提到移民的低工资问题。到世纪之交，这一数据下降为8%。1976年，据报道，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安·理查兹（Ann Richards）在特拉维斯县（Travis County）专员法院的竞选活动中说：“如果需要一个男人来雇用非工会劳工，进行纠察队工作和湿地劳作，那我要感谢上帝能够让一个女人或其他愿意接任的人去做。” 和他一样，当时大多数得克萨斯州的自由主义者都为类似的誓言而自豪。到1990年理查兹（Richards）成功竞选州长时，“湿地”的说法已经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污点，提到这样的言论会损害他的选举活动。

在最新的修正案中，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充满了强调雇主在因国籍而带去的歧视中保持正义的说法。这看起来像是橱窗上的装饰，但是在新《民权法案》后的司法环境中，它成为了法案的核心。对雇主雇佣非法移民的惩罚完全相反。无论最开始在字面上看起来“雇主制裁”有多严厉，实际的要求是雇主以民权法禁止的方式去做。现在，美国的老板们更担心遵守而非违反移民法。1987年，一位美国移民和入籍服务居的官员受派遣调查了长岛一家涉嫌使用非法劳工的工厂，他强调说，他在那里“是要解释新的移民法有关雇主制裁的规定，而不是执行”。

在政策上，《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通常被描述为成功与失败的结合。从宪法上讲，这是一场灾难。作为一种控制移民的手段，《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终止了显性因素（通过大赦）与隐性因素（通过反歧视法）的同等对待。它为法院和联邦民权机构提供了新的依据，使法院和联邦民权机构在美国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都设有法学院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资历的专业人员，使其能够在任何与歧视有关的问题上否决立法机关和选民。所有问题的关键都在这里。每部法律都在演变为某种版本的民权法。

在1994年的一次公投中，500万加利福尼亚人拒绝向非法移民提供福利，使该州的187号提案在民意测验中出现了18%的大胜。但是地方法院法官玛丽亚娜·普法尔策（Mariana Pfaelzer）认为这是错误的——限制国家福利金等于制定移民政策，这不是州的特权，而是联邦政府的特权。而那正是187号提案的要求。

民潮与该国不断变化的法律制度相互作用，从而使每次移民都不同于上一次。即使在最佳状态下运行，移民也给围绕民权建立的制度带来了紧张。哈佛社会学家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指出，一方面，新移民的成功引发了对黑人的“无声无息（有时是说出的）的批评”，因为黑人的发展相对缓慢。另一方面，新移民被视为潜在的歧视受害者，而不是潜在的歧视施加者，被纳入民权体系。非法移民对雇主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在工作场上享有的权利较少。他们对公众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在法庭上享有更多权利。

《移民美国的柬埔寨难民》，2011年5月，加州长滩，柬埔寨人居住的区域。附近是一处帮派暴力聚集点。

来自亚洲最绝望角落人们的白手起家故事与早期移民群体的故事是相似的。这些故事经常被重复、宣传，使美国人重新感到他们在20世纪初欧洲大熔炉中所感到的骄傲。柬埔寨难民Linn Yann（其父被红色高棉杀害）刚到美国时，还不会讲英语；到了1983年，到美国的四年后，她赢得了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Zone V拼字比赛，正确拼出了“兴高采烈”（exhilarate）和“吹牛”（rambunctious）；直到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汉密尔顿县（the Chattanooga-Hamilton County）决赛中她才失败了，因为她之前从未见过的“辣椒肉馅玉米卷饼”（enchilada，译注：一种墨西哥食物）一词。

翻译文章：Christopher Caldwell，The Price of the 1980s：Debt, decline, and immigration，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winter 2020

网络链接：https://claremontreviewofbooks.com/the-price-of-the-1980s/

译者介绍：吕慧英，南京大学文学院18级研究生，文学、哲学爱好者。以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宣言的“live a real life”为志，从阿伦特的言辞中感受到光明：“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一些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