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疫情影响研究”课题组，本文为独家首发。

内容提要

1. 疫情中，作为世界秩序基础的资源分配秩序、作为世界秩序基层的全球产业链秩序、作为世界秩序基干的全球货币秩序、作为世界秩序顶层的价值观秩序都遭到了西方的“抛售”，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在盼着有更加公正合理的“价值投资方”出手“抄底”。

2. 疫情对世界格局的冲击，使资源背后的资产估值暴跌、西方市场隔离于全球产业链、美元资产从国际金融“稳定锚”变为最大不稳定因素、西方价值观急剧贬值，世界秩序各基本层次纷纷“见底”。

3. 中国客观上骤然处在了世界舞台中心。作为世界很多国家心目中的“买方”，中国是否以及何时“出手”，要有时机上和通盘的考虑，而在此之前则须有顶层方案的设计。应绸缪新型全球资源合作体系、5G为基础的新型全球产业链、更高水平的人民币国际化。

4. 中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有能力在中国市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并“走出去”配置全球资源，则要在国际机构网络和全球化人才方面进行“全球化能力建设”，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

世界已回不到起点，疫情后的世界必将与疫情前截然不同。

以石油美元为代表的资源分配秩序是世界秩序的基础，以“工业的血液”石油为命脉的全球产业链秩序是世界秩序的基层，决定着产品配置的全球货币秩序是世界秩序的基干，引领人类头脑的价值观秩序则是世界秩序的顶层。疫情之下，世界秩序在四大秩序上都受到了颠覆性冲击。

“抄底”是金融市场上遇到标的物估值低点时的操作策略，标的物的卖方主动“甩手”，则买方出手“抄底”合理合法。世界秩序中西方主动退出的领域，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在盼着有更加公正合理的“价值投资方”出手“抄底”。

一、疫情如何重塑全球格局？

全球化“休克”，意味着若干西方大国因无力“伸手”而暂时离开了世界秩序中的“交警”角色。世界秩序怎么办？难道要等着西方大国“回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已在每个基本层次上成了世界秩序中的“卖方”，全球化不可能在没有“买方”的情况下恢复秩序。

1.1 西方自己退出石油霸权，疫情后还能夺回来吗？

疫情对现行世界秩序最大的冲击，恐怕莫过于动摇西方霸权的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石油霸权是西方占有世界体系霸权地位的根基。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其含义就是霸权秩序建立在全球石油产、运、销体系基础上。而疫情导致的石油需求崩溃和油价暴跌，意味着西方将自行退出石油霸权的核心环节。

2月下旬以来，西方资产价格的崩盘以能源、航空板块领跌，以油价暴跌为标志。2020年内，代表北美市场价格基准的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期货价格，从年初的60美元/桶以上跳水到3月底低至20美元/桶，可见背后的需求下降幅度。

需求崩溃导致其背后的资产价格失去支撑。石油美元框架下，油田、采油设施、储运系统等各类石油资产都运行在美元流通框架内，全球至少形成了二三十万亿美元以上的石油资产。油价“腰斩”且欧美市场需求超大幅度萎缩，造成这些资产的价值也直接“跳楼”，美国已有知名页岩油气企业因资不抵债申请破产。

假如疫情过后欧美经济复苏，这些石油资产的价值能恢复到疫情前吗？西方大量油气企业陷入资不抵债困境，已经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除非先把前期债务的“天坑”填上。

这就说明，疫情期间西方需求萎缩以及西方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崩溃，实际上意味着西方自己暂时退出了全球石油定价主导权。从资源出口国的角度看，明明自己没犯什么错误，只是第二大客户陷入财务危机了，凭什么自己的身价要减半呢？跟最大客户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最大需求方的货币计价，不行吗？

石油为代表的全球资源秩序在全球化“休克期”已大面积“失血”，资源出口国对于全球最大资源需求方有前所未有的期待。可以说，全球资源体系出现“抄底”机遇期。

1.2 西方已无力继续持有全球产业链主导权，能否甩手？

与西方实质上自己退出全球资源分配秩序不同，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情况是西方不愿甩手，但疫情下已无力继续持有。

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当前全球产业链格局可概括为“中国生产、西方消费”。2019年制造业总产值全球占比超过35%，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约2.6倍。但从人均消费支出来看，2019年中国内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人民币21559元，仅相当于经合组织（OECD）人均水平的八分之一左右。

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但在全球产业链格局中，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仍然控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例如，2019年第三季度全球手机利润为120亿美元，苹果公司手机出货台数远不及三星和华为，但利润达80亿美元，约占行业整体利润的66%。

疫情对供应链的巨大冲击正在改变当前经济格局。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深陷新冠疫情的泥潭中，主要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无法正常运行，陷入停滞，从全球看，目前只有中国可以有效提供西方国家所需要的多数产品和服务.如呼吸机总共1400个左右的零部件中，有1100多个仅在中国有批量生产。鉴于中国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跨国企业会把更多高附加值环境加快转移到中国，产业链聚集效应会进一步显现。所以，全球产业链本身需要新的引领者。

1.3 美元突变为全球货币秩序的不稳定因素，怎样应对？

以美元这种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曾在战后70多年的历史中对全球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疫情中，美国的“无限QE”等“大水漫灌”措施，将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在三个月左右时间就翻倍，必定使美元本身成为全球货币秩序中最大的长期不稳定因素。

货币，先得有“货”然后才有“币”。美元是以美国市场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其他国家接受美元的前提是用美元能在美国市场买到东西。并且，信用货币的前提是有信用，也就是能买到预期中的品种和数量。疫情中，美国市场萎缩、美元天量注水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通胀，美元自身的信用还会保持吗？

截至3月25日，一季度美联储代理外国账户持有的美国国债减少580亿美元，降幅达1.7%，为6年来的最高水平。外国账户美债周平均持有量则下跌至2.891万亿美元，为2017年4月以来最低。

另有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在美联储账户中托管的美国国债减少了1090亿美元，创历史最大单月下降规模。

可以预见，如果没有新的“稳定锚”，全球货币秩序必然无法回归有序。而能够充当“稳定锚”的货币，必须来自稳定成长的市场。

1.4 西方价值观剧烈贬值，疫情后还能“止跌”吗？

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标榜的西方价值观，曾被像“华盛顿共识”这样的西方议程鼓吹为全球化的指导思想，甚至还出现过宣称西方价值观是人类终极价值的“历史终结”理论。

然而，疫情中，西方树立的种种价值观被其自己不断“打脸”，个别西方领导人面对疫情蔓延除了“甩锅”毫无作为，某些西方主流媒体打着“言论自由”旗号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更有西方国家出现“群体免疫”这样的“神操作”，导致西方价值观正在急剧贬值。

毫无疑问，全球抗疫要想取得胜利，肯定不能靠西方价值观指导。疫情后，西方价值观能“止跌”吗？那就要看西方国家自己能否在西方价值观指导下打赢“战疫”了。

现在，在全球价值观与人文领域，随着西方价值观的“暴跌”，对于非西方价值观的巨大需求正在显现。

二、把握国际经济秩序的“底部结构”

上一部分论述了疫情导致西方在世界秩序各基本层次都不得不“甩手”，世界需要“买方”。接下来我们分析疫情中世界秩序的“底部结构”，分析资源、产业、金融和价值观体系的走势何以“见底”。

2.1 全球资源秩序的基本架构已打破

现行全球资源架构的核心是西方的期货交易市场加上资源生产国的产能。全球石油产销网络和定价权的形成史定义了全球石油秩序架构。殖民时代，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殖民统治，抢占资源和市场，把持了全球主要的资源生产和供应，形成了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内的西方资本控制石油跨国产销渠道格局。1974年，美国和沙特签署了秘密协议，沙特承诺，以后所有的石油出口要用美元作为唯一的定价以及清算货币。作为交换，美国给予沙特传统专制的王族权利以及其领土予以保护。自1975年始，以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计价及结算货币。1983年，美国成立了纽约石油期货市场。1988年，英国伦敦成立了布兰特原油期货交易市场。这两个市场都以美元定价，最终确立成为国际原油市场的定价基准。

而在2020年3月，上述架构破裂了。西方需求激烈萎缩状态下，石油根据美元计价的期货交易来定价，已威胁产油国生存。据研究，油价需要维持在55-80美元/桶才能维持沙特的经济平衡，俄罗斯来则需要油价在35-40美元/桶来维持其经济平衡。

可见，西方需求崩盘状态下，产油国很难再支撑现行全球资源秩序基本架构，“底部结构”已确立。

2.2 全球产业秩序的枢纽环节已失灵

西方国家主导构建的国际经济体系为战后经济重建发挥了巨大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融入全球化。不过，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追求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开始成为更多国家的追求。

不同于以前经济危机，本次疫情最先受到打击的是物流体系，这实际上对当今的全球化造成了致命一击。跨国企业将无法实现商品的全球调度，航班随时取消，导致货物到达不了目的地的情况时有发生。欧、美等国家自身也收紧了航运规定，国际航班大幅减少，跨国企业所拥有的会计、法律、技术、设计、金融等核心体系无法开展工作，同时，这些核心服务只有依附于制造系统，才能真正发挥出作用。

因此，疫情的打击，已经导致跨国企业对整个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在减弱，其一直拥有的全球研发、全球销售、全球服务能力在瓦解，当其不能控制每个产业链的环节，那么原来所拥有的枢纽环节的价值也就不断降低了。

不同于西方在全球产业链中通常只占据“上层建筑”位置，中国有全产业链和超大规模优势，全球化休克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往往从“无可替代”变为“别无选择”，口罩产能就是显著案例。

可见，西方的上游产业“停转”状态下，全产业链往往表现为不再需要西方的角色了，“底部结构”已确立。

2.3 全球金融体系的承重墙已坍塌

金融的两个最主要元素是货币和资产，目前全球金融格局的两个基本特点是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各国金融资产参照美国资产进行定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无风险收益率是资产定价和估值的基础，而美国国债收益率通常被作为无风险收益率使用。

为什么美国国债收益率能够被作为无风险收益率使用？二战后，布雷顿森林协议把美元规定为世界货币，但这只相当于给美元发了“全球通行证”，并不意味着美元自动获得全球流通能力。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伦敦建立了美元计价债券的交易市场，美元在美国本土之外的流通“心脏”才出现。从全球经济角度来看，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欧洲市场在中国市场崛起之前一直是全球经济的绝对“重头”，在20世纪80年代时一度占全球经济总量70%以上。因此，美元在大西洋两岸都作为债券计价货币，意味着美国信用成为全球“重头”市场体系的价值尺度，而作为美国信用化身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就跟理论上的无风险收益率画上了等号。

如果国际金融体系是一座由各类金融资产构成的大厦，那么美债收益率可以说是这种大厦的“承重墙”，因为所有资产的价值都要通过无风险收益率来计算。

然而，疫情带来一个后果：“承重墙”塌了。3月25日，1个月与3个月期的美国国债出现了利率为负情况。了解资产定价模型的人都知道，在无风险收益率为负的情况下，会得出“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亏钱”的荒诞结果。这就相当于“尺子”上的刻度成了负数，会把两个物体的间距量成“负距离”。而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实际情况就是美债收益率不但可以是负数，而且处在剧烈波动中。

“承重墙”坍塌的国际金融体系“大厦”，实际上已成“危楼”，因为其中的一切资产都失去了价值支撑，随时处在暴涨暴跌的风险中。

随着英国脱欧的日期临近，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已经“见底”，这个“底”就是作为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美元流通枢纽的伦敦脱欧之后，欧洲大陆将寻找新的金融体系“承重墙”，一个“多元货币”格局的全球金融体系呼之欲出。

2.4 西方价值观的“灯塔”已熄灭

由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单位构成的民生体系是价值观的主要载体。现行全球民生体系的格局，多以西方的教科文卫组织或公司为行业标准制定者，例如疫情前美国的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曾被作为全球效仿的行业标准。

全球教科文卫体格局形成史的两个重要支点是殖民统治与传教史，以及西方在科技发展中领先地位。殖民统治与宗教传播使西方的观念传播到全球，而西方在科技发展中长期处在领先地位则是大学、科研、文化传播以及卫生和体育等人文领域成为西方价值观的传播载体。这导致了全球格局的西方化，甚至在全球化数十年进程中使西方价值观成了世界上很多人心目中的“灯塔”。

然而，疫情中，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单位要么无法按西方价值观的指导发挥作用，要么处在“休克”状态。显然，包括中医在内的大量非西方价值观载体对人类抗疫做出了无可否认的巨大贡献。全球人文领域中，价值观的“底抄底时机”已显现。

三、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如何布局全球？

全球化已“触底”。由于西方在全球化各基本层次上“甩手”不再扮演角色，疫情前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客观上骤然处在了世界舞台中心。作为世界很多国家心目中的“买方”，中国是否以及何时“出手”，必然有时机和通盘的考虑，而进行时机和通盘之前，则须有顶层方案的设计。

3.1构筑新型全球资源合作体

中国应利用此次全球性疫情大流行引起的全球性需求骤降的契机，进一步加大与相关资源生产国的合作，加快做好能源资源的全球布局。

一是构建多元能源合作模式。资产出口国很多都是“一带一路”支点国家。中国一方面是资源原材料进口大国，另一方面在二次能源如电站建设方面是工程出口大国。应将不同种类资源的合作关系联系在一起，构建多元能源合作模式，例如“电力换石油”。

二是加深资本合作关系。为什么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美国上市而不在中国上市？这是由于美国具有强大的资本生成能力。但疫情已使这方面格局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完全可以吸引“一带一路”等国家的重要资源企业来华上市，融入人民币资金。在一些重要的国际能源资源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中国也可以对其进行纾困，择机入股、收购和兼并，从股权层面获取对话语权和主导权。

三是开辟更多合作方式。比如和更多产油国建立合作，形成多元化的进口渠道和来源；促成与相关资源贸易中采用双方货币、甚至主要采用人民币来结算；推动在石油定价中逐渐参考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原油期货价格等。

3.2 缔造5G为基础的新型全球产业链

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物流和人流的阻断，但是却让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有人说，没有3G就没有“社交网络革命”，没有4G就没有“电子支付革命”。5G时代，全球产业链必将重构。重构的方向将是需要大数据支撑的人工智能、物联网、远程服务、虚拟场景等新兴科技产业。并且，正如“社交网络革命”不需要发达的传统媒体产业做基础、“电子支付革命”不需要信用卡的高普及率做基础，谁能引领5G时代的产业链重构也无关当前各国在相关产业中的地位，仅取决于在5G应用推广方面是否占有先机。

作为4G基站最普及、5G推广速度最快的市场，中国在本次疫情期间展现出“远距离经济”的广泛可能性：学生在家上课、企事业单位员工远程开会和办公、居民在家网购，各种经济活动正在加速网络化，人们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可以说，本次疫情很可能成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催化剂，加快新时代的到来。

3.3从格局上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今年2月，外国投资商所购的中国债券额创下了纪录，达1.95万亿元人民币（2810亿美元），作为新兴市场债券的代表，中国国债开始被外资看好，资本大量涌入。当然，也不要忘了前文提到的美国国债遭到抛售的事实。这一对比，就能反映出关键的信息，即人民币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理论上，货币国际化反映了一国主权信用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额常年稳居世界第一。在储备货币方面，人民币的比例正在逐步上升。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目前已经与近40个国家或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互换总金额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人民币。这对于汇率稳定、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中起到了维稳的作用，有利于各国经济金融的稳定。推动人民币从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升级为国际投资货币正当其时。

四、应提出“全球化能力建设”

全球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全球化，在世界舞台中心立得住、干得稳、叫得响，终究须以人的能力为依托。中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有能力在中国市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并“走出去”配置全球资源，则需要进行“全球化能力建设”，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

4.1 新型全球化机构网络建设

全球化以机构网络作为治理主体，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货币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疫情后，全球化秩序重组需要以新型全球化机构网络为支撑。应从三个层次上构建。

一是标准化机构网络。最早的国际机构多数是标准化机构，因为标准化是广域市场的基础。例如联合国框架中历史最长的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TU）创建于1865年。一些以统一行业标准为职责的国际组织也可归入标准化网络，如成立于1894年的国际奥委会、成立于1907年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当前，以5G作为引领性底层标准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中国可在传统国际机构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如新型数字化、移动支付、绿色金融等领域建设新型标准化机构网络。

二是稳定化机构网络。二战后的全球化发展，极大地得益于稳定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的机构网络，例如稳定国际金融的IMF、稳定国际贸易的WTO、稳定粮食供应的国际粮农组织（FAO）。显然，疫情使新型稳定化网络的需求凸显出来。当主要货币中只有人民币发行国疫情风险很低时，基于人民币的国际金融稳定机制设计显然很有必要。当亚欧大陆经贸网络手疫情影响低于海上贸易网络时，构建“一带一路”经贸稳定网络显然迎来历史性机遇。

三是信息化机构网络。基于互联网的治理与服务体系是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基石，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决定了信息领域中的世界秩序，而彭博社、路透社等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则决定了经济金融化时代的估值贵贱。疫情充分暴露了传统的国际信息化机构网络存在何等风险与弊病，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信息化机构网络时不我待。

4.2 全球化人才队伍建设

为什么全球化被西方主导？说到底是人的因素。因此，中国要建立强大的全球化人才队伍，才能在进入全球化各个领域后把握主动权。这就需要从三个方面建设人才队伍。

一是人才引进机制。华为能够成为世界级企业，离不开其5万人以上的外籍工程师队伍。华为吸引人才的成功经验首先在于提供比西方同行更好的待遇和发展空间。中国经济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不能转化为合理的收入形成机制，就无法形成“人才顺差”。因此，要以用人机制上的“国际竞争力建设”为抓手缔造人才引进机制。

二是人才培养机制。全球化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与实践深度结合。例如，“一带一路”建设就不能仅靠语言人才，而是更多需要能够解决大量现实问题、甚至要把具体领域提升到世界水平的人才。因此，需要更多形成像人民大学丝路学院这样的国际化教育与前沿领域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

三是研究合作机制。当前，把研究经费投入直接计入GDP已成主要经济体统计改革热点。这就为以经费投入为牵引广泛搭建产、学、研、智库为一体的国际研究合作平台提供了历史契机。

（课题组组长：王文；课题组执笔人：贾晋京、卞永祖、曹明弟、陈治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