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桂松  来源：云阿云•反颜色革命

编者按：天不藏奸，卖国者死！不管他已经是死了的，还是没有死的，只要他敢卖国，就一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彻底清算！并且这种清算时间不会让人民等得太久。中国大运！天不藏奸！特朗普上台与新冠肺炎全球爆发，将加剧这种彻底清算日期的早日到来，中国人民要死盯那些叛党夺权，祸国殃民，乱臣贼子；要死盯那些卖国求荣，走资走修当权派和第五纵队，要彻底铲除那些害人虫，中国人民要有信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丑牛| 百年大变局：中国朝东

丑牛 · 2020-04-14 · 来源：乌有之乡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这话不是实现了吗？这才是百年来世界最大的变局！

百年大变局：中国朝东

丑牛

东是东风，也是毛泽东。

中美贸易战打响后，“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一下成为热门话题。“变局”是什么?没有人说清楚，大概是美国引领的“自由化”“全球化”要翻盘吧。特朗普重提了一个门罗主义的口号——“美国优先”，翻得最厉害的是“中美蜜月”，前国务卿佐利克倡建的“中美国”，卿卿我我的余音未了，现总统一翻脸：“中国是最大的威协国家”。真个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一时措手不及，有的人还以为这是美国总统的“误判”，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中美两国可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最表“爱心”：奉劝美国的议员们，不要误解中国共产党，把对苏联共产党的认识，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环球时报》所指的苏联共产党是哪个时期的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还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共产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时期的共产党是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受到美国官方的热捧。至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哪个时期的苏联共产党不一样呢?这话太敏感了，《环球时报》心知肚明，不好说。

无论你怎样的“劝郎(朗)归”，郎(朗)决不回头，而且对“夫妻关系”，“命中注定的夫妻”不屑一顾，在谈判桌上，死死卡住中国的脖子。我们看看第一阶段协仪签字仪式的视频，特朗普的神采飞扬，中国特使的嗫嗫嚅嚅，我想起当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场面：美国将军说：“这是一个美国将军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协议上签字”。这一次是中美两国角色的互换。中国共产党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的确不一样，它参加的是一场资本的角逐。是世界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暴发后，美帝国主义要维持其垄断地位向其它国家转嫁危机，中国首当其冲，成为最大威协国家。

这是一次世界的大变局，但并不是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决不是第一次。

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一场资本主义大的危机引发，争夺殖民地。大战的结果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爆发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29年又一次更大的资本主义危机暴发，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列强间要重新瓜分世界，结果是在东欧、在亚洲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亚、非、拉人民要解放!”之歌，响彻全世界。中国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革命风暴席卷全球!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这是世界百年又一次大变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由美国出钱、出武器，国民党反动派出人，在中国打了一场“剿共”的反革命战争。结果是彻底地失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洗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由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写了一篇《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白皮书无可奈何地供述了侵略中国失败的历史，还提出“卷土重来”的战略。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是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毛主席在批《白皮书》和艾奇逊的四篇文章中，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剖析艾奇逊的这一阴谋，并号召中国的一些爱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提高警惕。我们今天重提《白皮书》，是要大家在今天“中美关系”的激烈冲突中，认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不是已经有一批公知们、大V们，沦为美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了么?有人在网络上重新发表《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这对目前的斗争，仍然是战斗的檄文，批判的武器。

不幸的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艾奇逊的这个“战略”却大获成功，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攻击、污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打开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门，被压抑的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像雨后春笋般的出土，最有影响的是《日瓦戈医生》事件。《日瓦戈医生》是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写的一部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日瓦戈医生，是个民主个人主义者，小说写了他在参加十月革命前后的兴奋、彷徨、挫折和失望。小说的主调是对十月革命的否定。作家把书稿送到苏联作协办的刊物《新世界》，编辑部不仅拒绝刊登，还回信对他的作品进行谴责。作家把手稿寄给他的意大利朋友，这位意共党员立即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美国联邦调查局得到了这本书，如获至宝，翻译成英文大量印刷，并用各种方法把俄文版偷运至苏联境内，这本书立即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一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几乎完全控制了苏联舆论平台，对搞垮苏联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匈牙利暴乱事件，是由“裴多菲俱乐部”组织的，一看名称就知道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事件，吹响了东欧崩溃的前奏曲。

苏联解体，东欧的沦陷，都是共产党的自我毁灭，杜勒斯们称之为“和平演变”。帝国主义者为赢得的胜利，欣喜若狂。名扬全球的时代评论家福山，写了一本书：——《历史的终结》，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了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美国的大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写了一本书：——《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所有资产阶级的媒体，一致宣告：“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永恒”。

这是世界百年来又一次的大变局。

中国为什么没有变?(有变，没有大变)。艾奇逊们寄以厚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曾蠢蠢欲动，《苦恋)曾拍成电影，《河殇》电视系列片，放了几集就一片喊打，被迫停播，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的作家也出现过，还风光过，莫言的反革命、反共的作品也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比帕斯捷尔纳克还幸运，穿着不伦不类的燕尾服，走进金色大厅，讲着他半土半洋的故事，但他不敢讲在他的作品中，日本侵略者的人道，血腥还乡团的仁爱，土改是二流子抢劫勤劳致富者的财产，是把寡妇作为浮财分给光棍……这些故事从哪里来的?虽然共产党管意识形态的高官赞扬他“把中国文学引向世界”，但民间却一片喊打：“把这个家伙驱逐出军旅作家的行列!”并终于把他身上的军装剥掉。

为什么苏联变了，东欧变了，中国却不变?有毛泽东领导的两个十年的斗争：第一个十年——(1956——1966)是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中苏两党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衰落，社会主义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取得胜利的时代，还是“没有战争，没有军队，没有武器”和平共处，天下大同的世界?在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还存不存在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和斗争，还存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存不存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颠覆的危险，还存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参加这场论战的吴冷西同志在晚年写了一部书：《十年论战》，在论战中，新华社发了《两论》《九评》，今天读来，很有现实意义，因为这场斗争，并未结束，还摆在我们面前，苏联不是被颠覆了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差不多了么?

中苏论战因赫鲁晓夫下台而告一段落。毛主席又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说中苏论战，中国举的旗帜是“反修”，那未“文化大革命”举的旗帜就直接“反资”，“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有一条最响亮的号召革命的语录：“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党敢于发动群众向自己党的错误路线开火，但为了人民的江山万年长，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在晩年重上井冈山，选择了这条艰险之路。在“文化大革命”之火点燃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韶山冲，在韶山脚下幽深的“滴水洞”里，与世隔绝。在这十多天里，他在想什么?从他离开“南方的一个山洞”到了“白云黄鹤的地方”，写给江青的信来看，他思考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坦率地剖陈了自己，有些猴气又有些虎气，他预想自己前途，会当共产党的钟馗，会跌得粉碎，最后，他引了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数十年后，人们回望这段历史，不正是他当初的设想么?在他临终前，他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他嘱托身边的同志：“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主席去世，一抔之土未干，真个是“血雨腥风”，上百万人投进了监狱。他一生办的第二件大事，用党的名义，被定性为“十年浩劫”“民族灾难”。他真的“跌得粉碎”，去毛化、非毛化一直到丑毛化;他真的当了中国共产党的钟馗，左派、右派都用他的话来打鬼。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怎样改?“打左灯 向右转”。

怎样开?“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

如是：中国发展经济的道路是两个“毫不动摇”。美国一再声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的利益攸关。这边厢是“最大的发展国家”。那边厢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厢情愿，“中美国”呼之欲出。这真是：“举世劳民同主子，人类从此入大同”。

这也算是世界百年里的一次大变局。

人算不如天算，中国“拨乱反正”了么?恰巧相反，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动荡局面。

改革开放扬帆远航的第一站是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开始远航就触了礁，“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难进富裕门”，二十年、三十年仍然如此。2000年，一直在农村拼搏了二十年的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16年，湖南省的一位老作家贺振扬，把远航四十年的农村变化，编写了一部长卷：《庶民之优——中国三农问题扫描》，扬帆远航的天下第一村，带领中国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不同的是，不向地主交地租，2-4亿青壮年劳动力全部沦为“制造大国”资本家的奴仆。“农民工”、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阶层，构成血汗工厂的主力军和后备役。超经济的剥削和压迫，比如连年的讨薪受到镇压，促成“农民工”由一个社会阶层成为工人阶级，并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主体。2018年，深圳发生的“佳士事件”，是由农民工要求组建自己的工会遭到镇压所引起，并立即得到学生组织的声援与合作。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泯灭，令人深思，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农民一直是革命的主力军，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条仍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却镇压农民工运动，我们共产党人能不反思吗?

发生在2012年的“乌坎事件”，更令人震惊，两万多乌坎村民，集聚广场，撵走了“两委”(支委和村委)，选举了自己的“两委”。他们为何暴力夺权，他们在广场上举起的旗帜是《还我土地》，他们反对政府把土地卖给资本家，他们“夺权”后，立即把土地收归集体所有，是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土地归集体所有，又是共产党提倡分田单干，将土地流转到资本家手中“规模经营”，农民沦为打工仔，农民能不反抗吗?我们共产党人能不反思吗?

中国工人阶级命运更悲惨，国企改制，三千五百万工人下岗，下的是什么岗?由国家主人公变成雇佣劳动者，变成资本家购买的商品，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奴仆。几乎所有的国企改制都遭到工人阶级的抵抗。

2005年襄阳轴承厂的万名工人，佔领了襄江大桥，阻断了通往西北、西南的铁路枢纽，先是调来周围的武警部队想驱散工人，没有成功，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带领的公安、司法等部门的领导人与工人进行“对话”。公安厅长开头宣布工人占领大桥非法，为首者应到公安部门“自首”。为首者居然当场接过公安厅长的话筒问道：“厅长大人，你说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堵路都是犯法的，请问：二七大罢工的领袖林祥谦犯不犯法?犯了哪家的法?”工人还指着厂领导人的鼻子，“你们企图阻挡工人游行进襄阳市区，滚开!你们离工人越来越远!和资本家越来越亲!”

稍后发生的“通钢事件”更激烈，在省委代表主持的谈判会上，工人把口出狂言——“你们口口声声称‘通钢人’，告诉你们，不出三年，要你们通钢人都姓陈(掠夺通钢的民营企业家的姓)”的资本家活活打死。

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份子所组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怎么和自己的阶级对立起来了呢?沒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正视这个问题，承认这个问题，更不用说能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反共的外国人看得很清楚，他就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布热津斯基，他在《共产主义就这样进行着历史退却》一书中写道：

“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变得愈来愈不像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像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真不愧是美利坚的大智囊，他把改革开放中共产党的变化说透了。

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大变化，党内大多数是反对的。2001年，在纪念党的诞辰80周年纪念会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讲话中，把党的性质说成是“三个代表”，随即在党的16大上，说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参加共产党，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一批老同志办的刊物《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对“三个代表”论和“资本家可以入党”论，进行不点名的温和的批判，就这样也逃不过惩罚，两个杂志同时被查封，这还不打紧，连写文章的人，也受到监禁。著名的军旅作家魏巍被监禁在总政大院家中，由解放军“看守”。我亲历了这一事件的片段。在武汉，我与李尔重老很熟悉，来往很密切，他写的许多文章手稿，都交给我整理、校对、打印发出去。突然，尔重失联了，他的家人也不知他的去向。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神秘电话，问我能不能进省委大院，我说：能啊，凭“记者证”。他说：明天上午九点，你坐在二号楼前的花坛边，有个人问你：“你坐这里干嘛?”你回答：“累了，休息一会”。然后就随这人走。我很纳闷，省委二号楼是机要楼，由武警守卫，我怀疑是不是“诱捕”，但随即否定，谁敢在省委大院武警戒备的地方下手呢!第二天我去了，果然有一位老者走近，我照着电话中的“对话”搭讪，随他进了戒备森严的二号楼内，在二楼左边的尽头处，走进一个套间，尔重正在外间等着我，我紧握他的手，不肯放下，我看到他处境的艰难，他却轻松地说：“我又成地下党了!”随即我把我所知道的北京情况，特别是魏巍的处境告诉他，他冷冷地一笑，口中念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他告诉我：住省委二号楼，是省委领导同志亲自安排的。

随着风声紧急，他又失联了，过了几天，他从鄂西清江上的隔河岩水库给了我电话，说在大山深处休养，再过了十多天，他回到武汉，给了我一部手稿——《论社会主义革命——批仨代表》。这是对那位倡导“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入党”权威的反击，站在他背后的，不仅是一大批党的“老革命”“老左派”，老省部级官员，还有更大的一批体制内的党的官员。一批杂志封了，更多的左翼网站兴起来，不仅有老左派的，还有新左派的，不仅有党内、还有军内的、新闻界的、文化界的，不仅有中央的，还有更多更广泛的地方的，群体的……。

他们打败了“新西山会议”派。“新西山会议”是国务院委托前发改委主任高尚全组织的一次改革座谈会。会上竟提出了“共产党是个非法组织”，竟提出了改革的前途是“台湾模式”。

他们打败了《炎黄春秋》大佬们发起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炎黄春秋》的社长在香港宣布：“我们的团队是囊括了退下来的部级高官。”这话不完全假，但不堪一击。

他们打败了2008年的“08宪章运动”，这个运动由一百多位社会精英、公知、大V组成，发表了“08宪章”，要在中国推行“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时，南北呼应(广州——北京)，连共和国总理也发表讲话：“普世价值不是西方所独有”“在我任上，要为政治体制改革而奋斗，至死方休”。

他们打败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北京坐阵指挥的“茉莉花革命”。

他们打败了国务院高官于幼军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攻讦，2015年，国务院文化部的高官于幼军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到来前，在广州中山大学开办反文革的大讲堂，总题目是《错误的理论  荒唐的实践》，全讲二十余万字，第一讲的题目是：《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哪知第一讲就讲砸了，听者发问：“于幼军先生，谁给你任务?”于幼军马脚毕露，草草收场，临阵脱逃。引起了网上一片叫阵声，在2016年“5·16”前展开了一场对文革的大论战，反“文革”方出阵的虽都是赫赫有名，几个回合，都偃旗息鼓，拥“文革”方却越战越勇，越战阵容越大，连国外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参加进来，逼得《环球时报》连发三篇社评，大喊：“停、停、停”。

他们打败了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理论权威提出的“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怎样转?共产党是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谬论。

群众性的斗争，空前的激烈，每年，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上万起，除了上文提到的几起典型的重大事件外，有些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恶劣，骇人听闻。

太原发生的农民工讨薪、警察把讨薪农妇掐死一案，震动全国，由农民工抢拍的一张照片，成为经典，一位矮胖的警察，把被他掐死倒在脚下的农妇的头发踩在脚底，他昂首挺胸，对死者不屑一顧。活生生的一幅“法西斯”。全国城乡，声讨警察暴力，声援受害农妇周秀云一家。

发生在鄂西大巴山深处野三关小镇上的邓玉娇杀人案，轰动全国。邓玉姣是野三关小镇“休闲城”的服务员，一天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领着几个客商来此“休闲”。他拿着一叠钞票搧打邓玉娇，把邓玉娇逼倒在一座沙发上实施强暴，情急中邓玉娇抽出身上的水果刀把他刺死，拿起电话，自己报警。警察说她是故意杀人，群众说她是“正当防卫”。这消息一传出，许多人都不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到野三关来营救烈女。警察只好把邓玉姣转到恩施市的精神病院，并把她捆绑在病床上。网上有人说这是托尔斯泰《复活》的“复活”，事件发生在2009年，共和国已建立六十年，怎么回到了俄罗斯的沙皇时代!?

生在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事件，更令人沮丧，十里长的“黑砖窑”，很多都是“奴隶”工。全国四百多失去亲人的家庭，组团来这里寻找失踪了的亲人，被警察阻挡，记者进去一查，真是“人间地狱”，未成年的孩子，像牲口一样的圈住，像牲口一样地在皮鞭的驱赶下干活。更让人惊诧的是，这些黑砖窑的主人，许多是基层的党政干部，共产党员成了奴隶主。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中，国务院召山西省长进京汇报，得出的结论是：“用工不当”。五台山上的和尚听了连连唸叨：“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改革开放以来，最广泛的群众运动是什么?毫无疑问：“毛泽东热”。改革开放是从“批毛”“非毛”“反毛”开始的，毛主席的像，从各个公共场所，党政机关会场、办公室揭下来，毛主席的塑像被推倒铲平，毛主席的著作，在书店下架，毛主席语录，报刊禁用，想不到的是，几乎在此反毛的喧嚷中，毛泽东热悄然而起，你要人们唱《走进新时代》，人们却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你要人们唱《春天的故事》，人们却高唱《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你拆毛主席像，我建毛主席纪念堂，你想把毛主席搬回，韶山，纪念堂前的瞻仰队列，越摆越长，每年的“12·26”韶山冲人山人海，人们为他守夜，几十万人同吃长寿面。一位历史学家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亘古奇观。”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政客们，面对此“红流”胆战心惊，总想阻挡、扑灭，但天不从人愿，越阻挡，越汹涌，越激流!我是亲历了无数次的这种场面，2018年“12·26”武汉工农兵在武昌毛主席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毛主席诞辰纪念会前夜，我住所的前后院都有人放哨、盯守，我一出门，一批人围了上来，拦住我的车子，我恼了，对他们说：“我去农讲所纪念毛主席，犯了什么法?”没人吭声，我对司机说：“开车”，一批人跟着车走了几步，也没人阻拦，到了农讲所，这批人早就站在农讲所大门前，长枪、短炮(照像机、摄像机)对着我，大门前的马路上，一长串红、蓝、绿、黑、白的车子排列成阵(红是消防车、蓝是警车、绿是武警车、黑是防暴车、白是救护车)。纪念会正在进行时，突然高音喇叭齐开放，让你对面讲话也听不清，纪念会被迫中断，这时，一位参会的农民拿起了扩音喇叭，对着农讲所的办公室喊话：“农讲所的人听着：你们如果再骚扰，我们农民就进城来占领农讲所。这里是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你们镇压农民，我们有权占领。这一喊，高音喇叭立刻停了，纪念会开完，我们列队走出农讲所，在大门口，有人指着站在门廊下的一个人说：“他就是指挥开高音喇叭的人”。有人就对着他啐了一口，他愤愤地对我们发牢骚：“我知道，在你们心目中，我就是一条狗!”我立刻感到他的处境，掏出了一支烟，对他说：“老师傅，错怪你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不是冤家不碰头”，到了餐馆吃饭，紧临一桌，坐的全是在农讲所监管我们的警察，他们也正在指手画脚地议论我们，我拿着一支空酒杯，走到他们的桌前，领头的警察有些惶惑，以为我要来询问他们，我说：“今天大家辛苦了，我来讨杯酒喝”。这一讲，大家都轻松了，领头的警察要服务员再加上两道菜，招待“老革命”。我说我不是什么“老革命”，和你们一样，是个当兵的，我当的是毛主席的兵，今天来讨杯酒，是想同大家一起，为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干杯!大家正有些犹豫时，我向身边一位最年青的警察碰了杯，这小伙子一饮而尽，说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赢得了一片掌声。

我是从世纪初美国发生“911”事件的那一年，参加组织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活动的，多次是由对抗转为理解，去年“12·26”鄂、豫、陕、赣四省红色网友会师韶山，我在纪念会上作了演讲：《来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有些话，很敏感，一走到台下，自称“省直机关干部”的五位同志走到我跟前，夸奖我讲得好，还要与我合影留念。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想或许不久，体制内的同志也要纪念“12·26”了。

回想前不久的国庆七十周年盛典中，我们看到：毛主席回来了：在国庆到来之时，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开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参观中讲了“三个缅怀”，第一个缅怀是：“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这句话的前半句引的是毛主席的诗句，是毛主席南京解放时所写，后半句引的是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元旦献辞的题目——《将革命进行到底》。

盛典的头一天，是烈士纪念日，中央领导同志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坐像三鞠躬。

盛典阅兵的领头车上，是毛主席曾经领导的立下战功队伍的战旗。

盛典游行的行列“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方阵，独领风骚。

改革开放以来，这算是头一次。我们不要忘记，改革开放正是从反毛、批毛开始的。

帝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从“和平与发展”的梦中醒来，从“全球化”的陷阱中挣脱，从“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的歧路回头，从“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幻觉中清醒。夫妻关系在哪里?“中美国”在哪里?“相向而行”在哪里?“战略伙伴关系”在哪里?

一场瘟疫的来临，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毕露，隔岸观火、落井下石、造谣诽谤、封锁围堵、四处煽风、八方点火、一门心思唱衰中国，哪知今日中国，已非“中美国”之中国，也非“美国梦”的中国，而是毛泽东归来的中国，凭着社会主义，凭着毛泽东思想，不到两个月，就把瘟疫撵走。反观美国，疫情到来却一片恐慌、一片混乱。特朗普扬言：及或死它十万，也算成功。这真是：机关费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台湾民进党的大佬叶耀鹏先生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比较客观，他说：

“世界正经历百年难得的大变局，许多人都对这个变局发生疑问，难道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需要经历‘修昔底德陷阱’，双方比拼一场不可吗?可一场疫情发生后，发现并不需要。大自然很微妙，用微小到找不到的病毒来检测你们的能力，测验你们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疫情蔓延的时刻，世界的许多囯家已经选择与中国站在一起，相信中国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叶耀鹏先生没有说明，为什么许多国家选择和中国站在一起，中国在疫情检测中，为什么胜过美国，因为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七十年前，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话的结尾讲道：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这话不是实现了吗!

这才是百年来世界最大的变局!

张宏良：绝不能让美国提出“丧权赔款”的要求

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0-03-22来源：民族复兴网

——对美国民调显示要求中国进行疫情赔款的点评

果不出我们所料，美国在转嫁危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在垄断资本集团和美国政府的煽动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承担美国救治疫灾的费用，否则就对中国开战。“要么赔钱，要么开战”，这种只有在晚清时期西方列强才会提出的要求，居然成为目前美国民意调查的结果。70年前被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怕了的美国人，现在已经满血复活，在中国人面前由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

3月17日《华盛顿观察家》报道了《拉斯穆森报告》的民调结果，有42%的美国选民表示应该由中国承担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的费用，作为美国两大政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各有54%和37%的人支持这个要求。由于美国90%以上的抗生素和救治药材是由中国提供，28%的美国人认为，一旦中国也像美国在C919飞机发动机上对中国断供那样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对美国断供，就立刻对中国开战。特别是美国提出的并非是中国只承担美国的救治费用，而是要承担世界的救治费用，显然这是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以“带头大哥”的身份在组建新的“联合国军”，是在打起为世界讨还公道，为整个人类而战的“神圣旗号”。

熟悉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是近代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之前最典型的一种舆论动员。日本第一次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是如此，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是如此，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是如此，美国率领联合国军侵略朝鲜是如此；不仅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如此，包括美国侵略一些弱小国家也是如此。20世纪末美国侵略南联盟和21世纪初美国侵略伊拉克，无一不是先行通过谣言做足“道义”上的舆论准备后，才“顺应天道”、堂而皇之地发动侵略战争的。目前美国之所以重在调动国内民意来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准备，主要是美国的战争权掌握在国会手中，只有做足舆论准备才能在国会通过战争提案。

大家千万不要听信那些汉奸五毛党的忽悠，认为目前中国国力十分强大，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敢对中国发动战争。历史上中国每次遭受侵略战争之前，那些汉奸五毛党都是这样忽悠国家和民众的。老祖宗说的好，国家虽大，忘战必危。中国千百年来之所以屡次被小国家打败，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被这些汉奸五毛党忽悠的结果。莫说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惧战畏敌的历朝历代是如此，就是斯大林那样一个从革命和战争中走过来的极度警觉强悍的天才领袖，都因为相信了这种太平忽悠，差点儿把整个社会主义苏联葬送于希特勒之手。

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旦被贼惦记上，无论怎么防范，最终也难逃被偷的结果。所以从老百姓的篱笆墙到国家的国防力量，其实都是为了防止贼惦记而设立的，目的就在于要打消贼惦记的念头，否则无论多么强大严密的防范也无济于事。目前中国最为紧迫的就是要坚决打掉美国这个“贼惦记”的念头，只要潘金莲一开始就打掉西门庆的贼念头，那么就绝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悲剧后果。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贼惦记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像晚清时期那样要求中国直接进行疫情赔款，迫使中国接受“丧权赔款”的屈辱方式;二是如果中国不接受这种方式，那就换个方式，迫使中国接受美国医药的天价知识产权，实行“割利赔款”。

上述两种方式无论接受哪种方式，都会拉开中国沦为美国规则殖民地的悲剧大幕，最终难逃被解体的悲惨命运。所以中国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美国提出这个要求，必须抢在美国提出之前就掐死他这个念头。而掐死美国这个念头的最好办法，就是敢于正视和面对美国最直接的战争威胁。不是美国警告中国如果胆敢用药品断供来威胁美国，就直接发动战争吗?那好，中国就从这里开始彻底掐死美国的“贼惦记”念头。现在就向美国宣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不放弃“中国病毒”这个侮辱性的称呼，不放弃对中国的战争威胁，不停止对美国民众针对中国的战争煽动，那么中国将根据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来决定是否继续向美国提供药品以及提供多少药品。

只有在这个最直接的战争威胁面前敢于迎风而上，中国才有可能打掉美国的战争念头。否则等待中国的就只有赔款或战争两个选择。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只有敢战的民族才能享有和平，只有不怕死的国家才能生存下来。晚清就是想用割地赔款的屈辱方式来换取和平，结果并没有换来和平;相反，新中国敢于用手榴弹和美国的原子弹进行死拼，结果打出了70年的和平。只要目前中国能够让美国相信中国敢战能战，美国就绝不会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大家一定要认清楚，美国之所以敢于随便发动战争，就在于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依靠战争发财，战争对美国来讲从来就只是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个生死问题。只要我们能够让美国意识到战争是个生死问题，那么美国绝不敢随便发动战争，更不敢对中国这样一个核大国发动战争。目前中国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刻向美国发出这个信息并且要让美国相信，中国有能力有决心把这个信息变成现实。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目前中国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向美国发出示弱信息了。比如华春莹和赵立坚必须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来反驳特朗普和蓬佩奥，而不能再在推特(类似新浪微博)上以个人身份进行反击了。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只在私下里用推特发表反击，等于是在向美国发出中国政府示弱的信息，这种示弱信息比任何信息都更加可怕，等于是在帮助美国下定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不仅中国新闻发言人要公开地反击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污蔑，中国政府还要采取实际行动对美国做出强硬姿态，比如对那些替美国抓捕中国公民的相关机构进行立案调查，特别是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拘留案——内蒙警方以造谣“新冠肺炎是美国攻击中国的生物战”的罪名，将一位中国公民拘留10日，国家必须立案调查，调查此案是否有美国背景。以此来告诉美国，中国公务员为美国服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釆用这种示强方式，才能起到打消美国“贼惦记”的震慑作用。

如果在美国已经公开发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信号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仍然不敢在新闻发布会上反驳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同样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的公开污蔑，而只是私下里在推特上进行反驳，并且中国地方公安仍然在拘捕所谓“造谣攻击美国”的中国公民——并且这位被拘留的内蒙老百姓对美国发动生物战的推测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的看法完全相同……这一系列的信号反馈到美国，只能让美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害怕美国，中国不敢和美国闹掰，中国愿意为了维持中美关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国民。一旦美国得出这个结论，那就任何力量也将无法阻挡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就只能被动等待这场战争了。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目前趁着中国70年前和50年前两次打败美国的余威还在，趁着美国还没有公开提出这个赔款要求之前，中国必须把美国这个“要么赔钱要么开战”的念头掐死在萌芽之中，绝不能让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的这个惯常做法重新复活!否则，亡国灭种的大难将会不可避免。所以，目前对中国来讲最需要的就是，第一是示强，第二是示强，第三还是示强!当今中国只有示强，才能打掉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贼念头，中国才有可能在世界历史的大转变，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中，继续享有和平。

2020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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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美国人有点急眼了，

民调数据给中国两条路：

要么付钱，要么开战

头脑暴风雨

到现在为止，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肺炎的治疗费用十分昂扬，国内最高纪录是75万余元，放到欧美地区的话，这笔费用将很可能打破百万级。这是全人类都正在面临的一场浩劫，需求一起协作。

然而日前美国查询组织揭露的一份民调数据，却显示了另外一个可能会引起国人不悦的结果。

3月17日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新闻周刊网站上，赫然出现了一篇文章，显示有54%的共和党议员希望由我国出钱来为全球抗疫消费买单，或至少付出其间一部分款项。

怀着非常复杂和好奇的心境，笔者查阅了全文，看来，美国人民并非咱们想象中的那样淳朴。

在这篇名为《美国民众说：我国应该为传播病毒付出代价，三成人认为这是一场“战役”》的文章中，确实刷新了笔者的三观。这是多么巨大的误解才能构成这样的民调结果!

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根据最新的《拉斯穆森陈述》的民调显示，有42%的美国选民表明，该国应帮忙付出因所谓的新冠状病毒而发生的费用，由于新冠状病毒以其始发地的一座我国城市命名。还有36%的人表明不赞同，22%的人抛弃选择。

这还不算完，拉斯穆森陈述的查询人员还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做了调研，结果显示，54%的共和党议员都赞同这一观念，那就是，我国至少应该为全球抗击病毒的举动付出一部分费用。作为其传播病毒的代价。在民主党人士中，有37%的人表明认可。

更令人担忧的是，拉斯穆森的查询发现，美国人十分惧怕被我国约束呼吸机和抗疫药物的采购，由于美国发现90%以上的抗生素和其他制药质料，都把握在我国手中，脱离我国的帮忙，美国抗击病毒的尽力或成空谈。

当被问及如何应对此种威胁时，28%的美国选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与我国开战。当然，更多人选择了交流，也有不少人优柔寡断，不置可否。

作为美国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是倾向共和党和特朗普的，在文章中作者极力赞颂现在美国本土没有爆发病毒，都是特朗普的汗马功劳，由于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封闭了通往我国和欧洲的航线。

果真如此的话，那特朗普不仅是医学天才，仍是未卜先知的智者咯!但实际上，美国新增病例一天猛增862人，累计确诊6522，与两周前数百例患者比较翻了好几番都不止。此时不是更应该专注防疫，全力缓解病毒蔓延趋势才对嘛，还有心境甩锅和抹黑，看来病毒仍是对美国太友爱。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最新的科学研究的铁证面前，美国媒体不敢再说我国是病毒发源地，但却死死捉住传播说事，妄图混肴对错，将不满情绪引向我国。更为关键的是，要高度警觉美国国内由于新冠病毒引发的民粹主义众多，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政策激变，毕竟，一周之内美股三次熔断，已经极大的影响到了美国一些人和一些势力。

张宏良：戈尔巴乔夫与邓为什么能够一拍即合

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0-04-17来源：民族复兴网

——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与邓对话》的点评

中苏两个最大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居然在研究如何铲除社会主义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奇观！不过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从没有两个皇帝坐在一起来研究如何铲除皇权?没有两个资本主义总统坐在一起研究如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两个最大共产党的领袖会坐在一起研究如何铲除社会主义?

那些左派五毛党也就是左派内部那些红色精英，为了掩盖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避免暴露他们同样是打着左翼旗号在摧毁左翼力量的反革命真面目，总是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戈与邓的个人品质。其实这并非是个人品质决定的，而是因为新生事物发展不成熟，最初必然要采用旧事物的发展形式，因而在早期必然会被旧事物所改变，不断形成反复的结果。

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要消灭所有剥削关系，让老百姓当家作主的革命。但正是因为是第一次，找不到自己的革命形式，只能采取以往历史上那些剥削阶级革命的旧形式，选择一个精英集团来领导革命。虽然所选择的这个集团是红色精英，宣誓要为穷人打天下，让穷人坐天下，而不是为自己打天下。但是一旦坐了天下以后，就与历史上所有革命成功的精英集团一样，变成了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

可是，由于这个红色精英集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打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旗号。所以人民大众自然就会要求他们兑现承诺，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做人民的主人。如此以来，这个红色精英集团就会和人民大众形成新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从而使原有的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旗帜，社会主义口号，变成新的阶级统治的绊脚石。于是，如何铲除这个新的绊脚石，便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集团的阶级共识。戈尔巴乔夫与邓一拍即合的阶级基础就在于此。

只是邓所拥有的是东方智慧，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的西方智慧。戈尔巴乔夫的西方直线思维方式，决定了他是通过公开消灭这个党和这个制度，来铲除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这个绊脚石的。而邓拥有的相反相成的东方思维方式，决定了他是利用这个党和这个制度的组织和信仰力量，来铲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个绊脚石的。显然这个方法比戈尔巴乔夫的方法更加有效。所以邓成了领导核心，而戈尔巴乔夫则成了历史弃儿。特别邓的方法一旦遭遇到那些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可以让那些高喊马克思主义口号的人，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去镇压掉这些反抗，从而能够达到以往剥削阶级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石双鸟的作用。

这就是邓远远高于戈尔巴乔夫的地方，这就是东方智慧远远高于西方智慧的地方。当年在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是如此，今天在如何铲除左派的问题上同样如此。那些顶尖企业家也就是大资本家所代表的西化派，同样采取了戈尔巴乔夫直线式的西方思维方式，要求一举铲除中国左翼力量，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可是那些具有东方智慧的徒子徒孙，却采取了他们祖师爷“用假佛去真佛”的传统方法，穿上左派的袈裟，高诵毛主席的经文，通过把左派变成五毛党的办法，来彻底消灭左派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

谈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最近几十年来，为什么总是右派具有东方智慧?左派的东方智慧在哪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要解释的问题。因为最近面对右派越来越占上风的局面，一些人总是指手画脚，挑鼻子挑眼，指责左派这也不对，那也不行，好像只有他们这些什么事都不干的人最高明。所以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当今左派内部五毛党占上风，也就是那些邓派换装而来的红色精英占上风，仍然是当今左派不成熟的结果。马克思讲，任何人都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不可能摆脱既定的历史条件来创造历史。

幼苖只能给人带来希望，而不可能马上带来果实。这是幼苗的生长特点决定的，与栽培技术是否正确没有任何关系。幼苗要开花结果，总得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付出代价，付出劳动，付出牺牲。过去资产阶级革命经常讲，自由之花是鲜血浇灌的;其实社会主义革命之花同样是鲜血浇灌的。不经过斗争，不经过付出，不经过牺牲，又怎么可能让那些左翼群众能够辨别出谁是复兴社会主义的真正毛派，谁是打着毛主席旗号在充当反动势力的走狗呢?

连毛主席那样慧眼如炬、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一代大佛，都能够被那些反动官僚所蒙骗，我们又怎么可能要求现在的左翼群众能够看出那些被大家口口声声尊称为“老师”的红色大佬，实际上是一些仇恨人民、随时准备屠杀人民的反革命刽子手呢?如果革命和反革命的“真假美猴王”这么容易辨别，那也就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共产党总书记，不可能出现邓了。革命有革命的逻辑，革命有革命的因果。这是不能随便选择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新生事物在成长阶段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尽快缩短这个时间，尽快成长起来，但是我们却不能抱怨，不能幻想跨越这个阶段。历史上旧事物打击新生事物的最厉害杀手锏，就是利用新兴事物自身的不成熟来改变新生事物。

20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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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福钦随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1959年，欧福钦结束在中国的7年任期后回国。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热络的时期，欧福钦发自中国的报道被《真理报》频频刊登。然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昔日热门的中国话题在苏联已不受关注。欧福钦改学日语，并随后去日本工作了7年。

进入80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解冻。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欧福钦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一次，他的身份是负责参与起草相关文件的专家。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当然是85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58岁的戈尔巴乔夫举行的高级会晤。邓小平为这次会晤确立了主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欧福钦对记者回忆，他参加了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但“我们没有被请出去，我只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够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

欧福钦说:“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们没有保存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读后感与编者按：

天不藏奸，卖国者死！不管他已经是死了的，还是没有死的，只要他敢卖国，就一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彻底清算！并且这种清算时间不会让人民等得太久。中国大运！天不藏奸！特朗普上台与新冠肺炎全球爆发，将加剧这种彻底清算日期的早日到来，中国人民要死盯那些叛党夺权，祸国殃民，乱臣贼子；要死盯那些卖国求荣，走资走修当权派，要彻底铲除那些害人虫，中国人民要有信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