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5月10日 来源：凤凰网财经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为主题“凤凰网超级财经周”活动，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解析全球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凤凰网财经连线中表示，不要因为中国疫情得到控制，就认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很好。

曾光提出，中国公共卫生有些地方做的不错，比如说计划免疫工作，但是整体的公共卫生体制凝聚力不够，很多骨干人才都在离开这个队伍，选择更适合于他们的地方。特别是一流的公共卫生学院，比如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到机关系统工作的人不到2%，而公共卫生系统最需要这些高智商、知识面比较广的人，需要他们不断学习医学知识、公共卫生知识，还需要他们有社会医学知识、法学知识。有满腔热情和奉献的精神，有和决策者的话打交道的勇气和智慧，以及动员群众的能力。曾光表示，这样的人才现在不可多得了。

曾光表示，SARS后国家很重视公共卫生建设，那时候给各级卫生疾控系统都盖楼买了设备，对急救中心也进行了建设。但是以后的很长时间，特别是过去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尽管滑坡、公共卫生人待遇很低，但是在甲流防控中公共卫生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曾光表示，钟南山院士有一句话说的好，就是和临床相比，公共卫生地位低。

以下为发言实录：

嘉宾介绍：

曾光，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凤凰网的网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在凤凰网和大家见面。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事就是新冠肺炎的流行，这个流行可以说从年初开始，更早是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到现在已有四个多月了。可以说四个多月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大家都知道，这疫情首先在中国流行，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焦点，但是很多人甚至对中国有一些讽刺、挖苦、不理解，有些人都认为中国一些封城的建议等是违反人权。

但是突然发生变化了，中国成功的控制了疫情，而曾经看热闹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疫情如火如荼，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已有三百多万病例，而且最严重的恰恰是在欧洲和美国。

我想提这么一个问题，过去中国的公共卫生实际在世界上并不是很先进，过去我们都向欧美学习，特别是向美国学习。早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我有幸做访问学者，到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去学习公共卫生，那时候觉得中美差距非常大。

到现在，我认为中美之间公共卫生之间实力的差距还是非常大，可以说美国一直是引导者，我还是历史的见证人，因为最早到中国开展项目培训的美国专家是我请来的，而且跟我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他的办公室跟我的办公室就在对门，去年9月份他们才撤走。

但是这个问题就发生了，为什么中国作为学生，公共卫生基础远不如美国，而且疫情首先发生在中国，却能很快控制疫情？为什么作为我们公共卫生的老师美国疫情控制的一塌糊涂？这个问题不要说别人，就连我这个非常了解美国的人事先都没有想到，但是对于这事情的发展过程，因为我对美国太了解了，所以跟大家谈谈我的想法。

第一条，美国以举国体制来应对传染病大流行，是一百年以来的第一次，上一次流行是1918-1919年，即西班牙流感流行，以后无论发生多少传染病流行公共卫生事件，都来的没有这么急，规模也没有这么大，总而言之通过卫生系统就控制了，不需要政府走到前台来，不需要举国应对，所以我说美国是第一次。

但是中国就不是了，我们是17年以来的第三次，有经验了。第一次是2003年的SARS，那时候SARS也是在我们国家首先发现，从广东流行到北京，也涉及到了国外，涉及三十多个国家。我们的经验何在呢？关键是中国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不能光靠卫生系统来解决，政府领导要走在前台。对政府领导来说，怎样才能选择正确的道路抗疫非常重要，当时中国政治家能够专心虚心的听取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SARS在广东流行的时候，我是卫生部和广东省联合调查组流行病学组的组长，钟南山是临床组的组长，我们一起工作，那时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省委书记、省长，我们的意见随时可以告诉他们。

到了北京后，我又成了首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联防联控联合指挥部的顾问，跟首都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当地是属地管理，由北京市委市政府牵头，中央各部委都参加，我被他们聘请为顾问，参加他们的会提出对策建议，后来有幸在4月28日受卫生部派遣，前去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科学防治的讲座，实际讲座是讲公共卫生防治的对策，就如何在中国控制SARS的流行，靠的是科学。科学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能够开到这把锁的首先是公共卫生，首先是采取隔离措施，把病人集中收治，将密切接触者都集中隔离。

这样的措施，很快被国家决策者接受了。那时我们开展的联防联控机制本身就是个发明，各单位都要参加，当时首都SARS联合防治指挥部除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以外，像卫生部、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农业部、中宣部等领导全都集中在一起开会，遇见什么问题当时决策，第二天就检查。

打的第二仗是2009年甲流的流行，甲流流行起源于美国和墨西哥，但是美国把它当成一种流感没有设防，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疫情从美国输出。当时世界卫生领导各国，不断升级防疫级别，中国都有响应，打了很艰苦的防疫战，从口岸开始堵截，到进内地后及时发现及时控制，苦战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我们研制出疫苗后才放缓。

这次新冠病毒来是我们的第三仗，有前两次的前车之鉴所以这次有经验了。打第二仗的时候，那时跟我一起工作的美国专家还笑话我们，不就是流感吗，用不着这么防，美国没有防也没有出大事。

这次流行他们同样是这样的认识，一开始把新冠病毒当成大的流感，不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没有做好认真的准备。

从SARS开始到甲流，中国都是采取人道主义的措施，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无论穷富，无论城市和农村，一律免费检测、免费治疗、免费医学观察，可是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体制，一开始检测试剂出不来，还耽误时间了，真正开始检测时，一开始要付费，穷人付不起，之后可以医疗保险报销了，但只报销一部分，而美国有28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所以这些是它的社会问题。另外防治对策上美国也出了问题，中国继承过去SARS和甲流防控的传统，既要防病治病还要防止病毒传播，可是美欧很长时间只管看病，不管病毒传播。而中国对每一例病人都做流行病学调查，找到密切接触者，找到后就严格控制，

但美国有很多轻症病人，甚至相当一部分重症病人都没得到及时治疗，很多病人都在社会上而且都在家，加上美国封城禁足提的晚，提完以后老百姓响应的也没中国这么好。美国最高领导人不会迅速采纳虚心专家的意见，好像总统什么都懂，可是实际上很多事确实是外行。

实际1月3日我们国家疾控中心的高福主任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1月4号向美国CDC主任通报了疫情，因为我们中美两国有公共卫生合作关系，所以美国知道的很早。说中国瞒报疫情，我觉得美国确实应该问问良心，问问自己够不够绅士。

这个论坛是一个经济论坛，特别是对国际经济，其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因为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太大了。但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以我的观点来看，不取决于中国，甚至也不取决于美国和欧洲，而是取决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预防控制最差的国家，如果中国疫情流行的高峰作为第一波，欧美的作为第二波，那么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三波刚刚开始。只要有一个国家控制不好，全世界都不得安宁，所以全世界的儿童都要接种疫苗，

但是如果要主要国家疫情平息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欧美国家不会突然就能控制住疫情，因为即使欧洲的疫情在下降，也是在很高的平台上下降。有一种理论叫群体免疫，群体免疫的意思是防不了病毒，就干脆让病毒感染，希望只感染年轻人，年轻人都感染以后的话，差不多人口的50%、60%以上都感染了，病毒流行不起来了，老年人也就保护下来了。其实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们不了解传染病流行的历史，过去的传染病包括天花，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脑等。在没有疫苗以前，流行了那么多年，都是群体免疫，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通过群体免疫就能够控制传染病。

再者，因为群体免疫的计算有问题，他们把全世界的人当成均匀分布，实际上全世界的人是不均匀的，世界分成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又分成那么多新的单位，人与人之间互相接触的机会也不一样，即便病毒流行一片，那也是有流行到的地方，有流行不到的地方，传染源总存在，总是不断出现爆发流行。历史上的传染病连续上千年流行不断，没有一个因为群体免疫控制住，新冠病毒也不会例外。

所以我认为，疾病想要有效的控制住，要取决于疫苗研制的速度，全世界易感人群接种疫苗，接种好了就会迅速控制，那么这真正需要全球一盘棋。比如现在美国和中国在疫苗研制中暂时领先，还有很多欧洲国家甚至跨国公司都在花大气力研制疫苗，疫苗研制出来后除了满足疫苗研制国家的需要外，还一定要满足全世界人的需要。需要疫苗的量太大了，以中国为例，每年出生的儿童是1500万，国家的计划免疫实际上每年给这1500万的儿童接种。现在易感者是全中国14亿人，几乎相当于100倍了。

给这么大人群生产安全、有效的疫苗，并且都接种好，绝非易事。全世界70多亿人口，包括处于战乱的国家，要都接种到了更不容易。所以世界上如果没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没有协作的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和引领的作用，我认为这些愿望很难实现。所以我判断这个仗相当长期，可能要做好新冠病毒长期的和人类共存的心理准备。但是有了疫苗控制住疫情后，新生儿童还是易感者，那么就会像现在其他疫苗接种一样，成年人岁数大的人全都接种过疫苗，每年就给新出生的接种，也将新冠病毒纳入我们的计划免疫，这样全世界就不再怕了。

世界经济的恢复要加速，但加速的同时也要慎重，所以现在面向很多国家，确实要提醒他们复工复产需慎重，疫情再反复的风险很大。即使在欧美这样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群还是易感者，病毒在社会上还在传播。

另外疫苗如果研制成功，不论是哪个国家先研制成功，都是人类的福音。各个国家应该合作起来而不是对抗，特别现在不应该甩锅，应该客观的看到了自身防控出现的失误。通过这次防控，欧美国家也会上一课。如果再来一次这样的大流行，他们的表现一定会有很大进步。

这里我要说一点，中国防控胜利千万不要有一种误会，认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很好，实际上不是的，这段时间中国公共卫生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刻，SARS流行的时候，一开始公共防控混乱就和公共卫生处于困难有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总说预防为主，为什么总宣传预防为主，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没有做到预防为主，所以才经常宣传。有些地方做的不错，比如说计划免疫工作，但是整体的公共卫生体制凝聚力不够，很多骨干人才都在离开这个队伍，选择更适合于他们的地方。特别严重的是现在国家公共卫生学院，特别是一流的公共卫生学院，比如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到机关系统工作的人不到2%，而我们的系统最需要这些高智商、知识面比较广的人，需要他们不断学习医学知识、公共卫生知识，还需要他们有社会医学知识、法学知识。有满腔热情和奉献的精神，有和决策者的话打交道的勇气和智慧，以及动员群众的能力，我觉得这样的人才现在确实是不可多得了。

如果公共卫生系统不加强、不重视，可能还要遇见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开始我们就需要注意这个问题，过去有人错误的认为公共卫生问题可以在医改中解决，实际上是不了解公共卫生。什么是公共卫生？这次新冠病毒防控给大家展示了公共卫生的观念，公共卫生一定是捍卫和促进公共健康的事业。

为什么会想到武汉封城呢？我们高级别专家组是1月18号到的武汉，1月19号研判疫情，后来大家达成共识，那时候武汉的病人据统计不到300人，但是如果经历春运，500万人离开武汉，情况会非常危急。后来见到国务院主管领导以后，我们立刻报告。当天晚上面向记者发言时，我们就呼吁武汉人不要出城，外地人不要进城。1月23日武汉就封城了，而且是果断的措施。这个封城惨烈在没有预案、没有准备的，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政领导没有准备、社会生活没有准备，制造了很多麻烦。但是没办法，如果晚几天封城，中国可能会出现好几个武汉，世界上的形势会比现在还要糟糕的多，所以很多苦难都由武汉人承担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所以应该向武汉人民致敬，向一切援助武汉的人致敬，武汉封城成了中国疫情真正的拐点、转折点。

对于中国公共卫生确实是说来话长，过去有一句话叫财神跟着瘟神走，公共卫生过去一贯是这样的，没有传染病流行了，公共卫生就会低落，重视的人很少，因为公共卫生问题平常不是政府首长们经常想到的问题，只有传染病流行了他会想到，SARS以后国家确实是很重视公共卫生建设，那时候给各级卫生疾控系统都盖楼买了设备，对急救中心也进行了建设。但是以后的很长时间，特别是过去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尽管滑坡、公共卫生人待遇很低，但是在甲流防控中我们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能这个贡献被报道的很少。我给提几个问题？是谁揭示了这个疾病的自然史、呼吸道传播？是谁提出的要戴口罩、要洗手？是谁发现潜伏期具有传染性，是谁调查了最常见的潜伏期是14天，并且这14天成为国际标准？这都是搞公共卫生的人提出的。

是谁做的流调发现每一例密切接触者，把他们都集中医学观察，使他们不再传播。我觉得这些公共卫生起的作用相当大的，钟南山院士有一句话说的好，就是和临床相比，公共卫生地位低，我觉得是这样。在卫健委所表彰的疾控系统的人里，我培养的学生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所以我希望社会上要像关心临床医生一样关心公共卫生，尊重公共卫生的贡献，了解公共卫生都在做什么，特别希望在新冠病毒肺炎受到控制以后，中国能开展公共卫生改革，巩固公共卫生的队伍，把中国公共卫生队伍真正建设成一支捍卫中国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够战斗的队伍。

我今天跟大家就讲到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