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月黑风高，气氛肃杀，围攻中国的形势一日紧似一日。

美国方面，特朗普总统、蓬佩奥国务卿、再加上纳瓦罗、班农等一众顾问及共和党议员，频频媒体亮相，轮番登台叫阵，曰追责曰索赔曰资产冻结，成立“中国行动委员会”，似乎要与中国大战多少个回合。

国际方面，英国、德国、澳大利亚部分智库和媒体，多国的地方法院、协会、非政府组织和律师个人，遥相呼应，摇旗呐喊，似乎组成了一个跟随美国的“联合行动委员会”。

而这两个“委员会”的成立，正值中国自疫情暴发以来累计出口口罩已超过200多亿只，全世界平均每人都可得到3-4只的时候。

正值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累积确诊病例突破400万例，累计死亡人数逼近28万例的时候。

正值美国累计死亡人数已超过8万，是二战后美国在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中的战斗死亡人数之和的时候。

正值德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新增病例在连续多日处于低位之后突然骤增，世人开始担忧出现第二波感染风险的时候。

正值中国政府根据本国抗疫成果和经验，苦口婆心、口干舌燥告诫各国团结协作共同抗疫，不要炮制“政治病毒”、挑起国际争端的时候。

但是，有人就是要罔顾事实、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有人就是要把全部过错都推到中国身上。特朗普总统在周一的记者会上回答CBS News华裔女记者“为什么你在美国死亡超过8万人的时候将新冠病毒测试视为一个全球竞争？”这一问题时，竟然让她去问中国！

一边是人人可见、黑白分明的基本事实，另一边是连串的谬论和谎言，正如新华社5月9日的新闻稿中指出的，“近期，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为转移国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甩锅中国，编造了各种匪夷所思的谎言。”随着事实与谎言、真相与假象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一个黑暗现实也浮出水面：有人又要故伎重演，再次玩弄欺骗世界、欺骗人民、欺骗历史的逆天把戏了！

但是，把戏很拙劣、伎俩很陈旧、闹剧的套路破绽百出，由此不难判断，这些人忽略了这一点：今日世界早已不同于过去的世界，今日中国也早已不同于过去的中国，今日的世界人民包括西方国家的人民也都不同以往了。少数人一手遮天、伪造历史、逆转大局的黑暗时期，不会再继续了。

这些人是谁？

他们是叫阵中国这场闹剧的主角，但不是笼统而言的美国，也不是笼统而言的西方，他们只是少数人，一小部分很特殊的人。但人们也不必把他们想象成一个秘密组织、一个阴谋小集团。他们其实就是一群散落在西方各国不同机构、担任着不同职务的要害人物。

其中有一些是西方各国政府中握有重权的高官，有一些是西方媒体中主编、记者、明星、主持人和评论员，有一些是大学、智库等学术机构中的知名学者和著作人，另外还有一些更为隐蔽的人物，包括大型基金会的董事和项目经理等。

虽然他们并不属于一个组织，甚至相互之间也有公开或隐蔽的斗争，但从整个人类社会范围来看，他们仍是有别于绝大多数人的、内部有着很强共性的、能够基于共性形成一致性行动的一个特殊人群。

共性之一：权力

首先，这些人都是坐拥某种超越国界的甚至全球性巨大权力的人，其中包括高官们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媒体人的舆论权力、学者们的思想权力、明星们的文化权力、资本家们的金融权力等等。他们对自己拥有的特殊权力具有清醒的意识，并且会不失时机地运用这些权力，以服务于某种特殊目的。

因此，他们都属于广义上的“当权者”，按照丹尼斯·朗对权力的定义，就是那些具有在很大范围内“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之能力”的人。（Dannis Wrong，1988）由于他们掌握的权力大到超越国界甚至影响全球，因此也可以将他们这个群体理解为全球的“顶层社会”，或更直白地说，“地球村”的“村霸”小集团。

共性之二：私权力

他们掌握着巨大的全球性权力，但是，除了一部分政府的行政权力之外，大多数都不属于公权力，而是私权力。

例如各个私人基金会通过自身巨额资本而获得的金融权力，著名学者通过自身的著作和文章而获得的思想权力，影视明星或运动明星通过自身形象而获得的文化权力，媒体人通过所在媒体和自身言论的影响力而获得的话语权力等等，都属于私有的权力，与大众无关。即使是政府官员通过选票而取得的行政权力，在西方国家中由于金钱对于政治活动的深度影响，也不再是服务于公众和国家的公权力，而变质为服务于背后金主的私权力了。

资本无祖国，思想和文化无国界，舆论话语的影响力遍及全球，因此虽然是一小撮人掌握的私权力，但却是远大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权力的全球性权力。当今世界，巨大的私权力主导着全球事务，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共性之三：资本权力

私权力不是公权力，其权力来源与人民的授权毫无关系，“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从来不适用。在前现代，私权力主要由私人武装提供权力基础，在资本主义时代，私权力主要由私人财富和资本提供权力基础，而在资本权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政治权力的西方国家里，方方面面都被资本所控制。

所以，不同当权者虽然分别掌握着不同的权力，背后却也都是资本权力这一种权力在运作。这就是人们看到的西方私权力“三级结构系统”，即私人基金会（资本权力）—智库和学术机构（思想和文化权力）—政客和媒体人（行政权力、司法权力、舆论权力）。

重要的是，私权力的原则从来不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而是“权为钱所赋，权为钱所用”，与自由主义的欺骗说辞恰恰相反，这种植根于金钱之中的权力从来没有、也决无可能被“关在笼子里”。

共性之四：反人民权力

私权力与公权力相对，也与民权力相对。在全球化时代，西方私权力“三级结构系统”实际上构成了全球的私权力中心，凌驾在全世界人民之上，而世界各国政府则介于全球私权力中心与本国人民两者之间，其中一部分国家的政府代表了本国人民反抗全球私权力的公权力（如以中国为代表的人民共和国），另一部分国家的政府则代表了统治世界人民的全球私权力（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家共和国）。因此，表面上的中美竞争和对抗，从真实的权力格局上看，实际上是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公权力中心与寄生在美西方国家中的全球私权力中心之间的竞争和对抗。

看到这一点人们也就明白了，那一部分疯狂反中反华的西方政客和媒体，其实并不代表各自所在的国家，而是代表他们所属于的全球私权力中心的利益，基于这个私权力中心最根本的反人民立场。

权力、私权力、资本权力、反人民权力这四个共性，使这群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一个不需要组织形式的社会组织，一个不需要联系渠道的关联网络，群体内部在权力和利益的循环中以自适应的方式连续运行。

问题在于，他们毕竟不只是一般的利益集团，而是超级权力和超级利益的联合体，这就隐含了巨大的危险。有学者用“权力精英”（Power Elite）一词概括各种权力相互关联组成的联合体，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他1956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醒大众：

我们必须要记住：权力精英中的这些人现在占据美国社会结构中的战略职位，他们控制着一个优势国家的优势机构，而且作为一群人，他们处于一个能做出对世界人口带来可怕后果的决策的位置。（Charles Wright Mills，1956）

米尔斯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是如此，在当下同样是如此。美国作为一个“优势国家”，它的政府、军队、媒体、企业等等“优势机构”，一旦被一群私权力“权力精英”所控制，“做出对世界人口带来可怕后果的决策”的危险就随时存在。

根据学者的统计，二战后至今，是人类历史上在自由民主名义下导致了最多屠杀的时期，全世界范围内共有5000万到5500万人直接死于西方和亲西方的军事政变以及其他冲突，还有数亿人间接地默默死去。美国著名左翼记者安德烈·弗尔切克问道：

在西方，这种全球秩序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甚至在被征服的世界里，人们也常常不加反抗地接受了它。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Andre Vltchek, 2013）

这些人干什么？

私有的、资本控制的、反人民的全球性权力，超越各国主权边界，不受舆论的监督（因为它就是舆论），也不受法理的制约（因为它就是法律），那么，掌握并运用这个超级权力的小集团，从基本性质上讲，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犯罪集团。当这个集团以内部自适应的方式协调一致地实施某种反人民的犯罪行动时，参与者没有人是无辜的，无论是实施罪行的军人和政客，还是帮助掩盖罪行的学者和媒体人，都是罪犯。

金融权力和舆论权力是这个集团通过各类私人基金会直接拥有的权力，依靠这两个权力，“资本国际”面向全球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剥削和掠夺得以顺利进行。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该集团还通过金融和舆论手段间接地劫持美西方各国政府，动用国家的政治、军事或司法权力，实现其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大目标。

集团的金融是“国际金融”，集团的舆论是“国际舆论”，集团通过西方国家政府行使的政治、军事和司法权力也无不是国际性的，因此，这个集团虽然没有行政上的集权，但实际上却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权，被他们用来攻击政治对手的各种“帽子”——集权主义、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全权主义等——其实全都在他们自己头上。

但这个集团在国际上滥用权力的犯罪行为，在本国却不会受到指责和清算，因为西方本国的民众是被深度蒙蔽和欺骗的对象，在很多时候也毫无例外地成为小集团极权主义的牺牲品。诺姆·乔姆斯基写道：

只有西方的宣传能够动员起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目的或目标的大众。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它可以触发政变、冲突、暴力和“为了改变而进行的斗争”。它可以把这个地球上最和平的大国说成是最暴力的国家；它可以把后者描述成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它还可以把一些对世界进行了几个世纪恐怖统治的西方国家说成是和平和民主的真正支柱，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几乎所有西方人都相信它。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也都相信……（Noam Chomsky, 2013）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关于自由的一套陈词滥调。很容易理解，小集团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为了最大限度地摆脱监督和制约，当然就会最大调门地宣扬自由，以实现“恶的自由”。从金融权力的需要中产生了关于“金融自由化”的说辞，从舆论权力的需要中产生了关于“言论自由”的说辞，还有从暴力权力的需要出发产生了关于“航行自由”的说辞等等。

但正如中国政府的有力反驳：“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同理，“言论自由”不等于“谬论自由”、“谎言自由”，“金融自由化”也不等于“掠夺自由化”、“洗劫自由化”。近代以来的历史见证：凡是以自由之名强行推动的事业，几乎无不是以另一部分人类转入奴役状态为代价的：

17世纪英国的士绅贵族自由地追求“进步”，伴随着大批的穷人失去土地和家园。欧洲自由民自由地移民到新世界，伴随着无数的非洲人、美洲人包括一部分欧洲人成为悲惨的奴隶。

从那时起，自由常常就是犯罪和杀人的代名词。埃德蒙·伯克宣称“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大英帝国。”但一位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却反问道：“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了世界上如此广大的疆域……一个自由之国何以变成了一个奴役之国？”为什么“出自善意”的英国人却因“市场崇拜”，而牺牲了“共同人性”？（Niall Ferguson，2003）

几百年过去，旧式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暴力为主、金融和舆论为辅的超级权力形式变成了金融和舆论为主、暴力为辅的超级权力形式，但是以自由之名实施掠夺这一本质未变，一部分人类的自由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类的奴役这一规律也未变。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为何引起全球震动？因为书中揭示的事实被解读为：二战后新殖民主义导致的全球财富分布不平等甚于历史上的老殖民主义时期！换句话说：通过金融和舆论等新型手段进行的剥削和掠夺，比通过传统的暴力手段更有效！

还能玩下去吗？

西方私权力小集团曾经无所不能。远的不说，1991年的苏联解体、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等，都是这个小集团参与其中甚至一手主导的杰作。

其共同特点是：虽然有些危机中使用了武力，有些没有使用武力，但无一例外地都有西方私权力集团金融权力和舆论权力的深度运用。

金融权力的运用，确保资本家在危机前后针对目标国家资本市场进行洗劫，而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获得战前采购和战后重建中的政府承包合同而获利；而舆论权力的运用更是不可或缺，一则确保西方国家在开战的理由上获得合法性，二则对战争中西方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掩盖并帮助肇事者脱罪，三则将所有的罪责统统戴在敌方的头上，四则对西方国家本国的民众进行信息屏蔽和深度洗脑。

金融权力与舆论权力的配合运用，以及这两种权力与武力的配合运用，并不需要统一指挥，凭着私权力集团内部历史悠久的自适应方式即可自动完成。这就是私权力与公权力的主要差别之一，由于紧紧围绕着私人权力和私人利益的相互增强这条主线，不用关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之所在，私权力小集团内部协调配合的一致行动很容易达成。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曾推动在国防部里成立“战略影响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试图通过政府统一指挥情报和舆论战，但却引起了一系列部门冲突，最终不得不关闭。事实证明，在打击非西方国家战略对手这一总目标上，西方国家私人部门提供的舆论战、意识形态攻心战等手段，丝毫不输政府部门。

尤其重要的是，恰恰是私权力主导的西方媒体舆论，承担了对西方国家本国公众进行信息屏蔽和深度洗脑这个任何政府都很难承担的重大任务。表面上看，在西方国家里政府受到代表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公共媒体的监督，确保信息流动的自由和言论自由，但实际上，这些公共媒体隐蔽地承担着为私权力小集团服务并对公众进行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的洗脑的任务。

关于这个问题，乔姆斯基说道：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了非常复杂的工作，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宣传体系。它主要通过广告来给我们这里的人洗脑。大量的资本被投入到营销和广告当中，基本的目的就是维持一个消费社会。（Noam Chomsky, 2013）

百年洗脑的结果，正如安德烈·弗尔切克所指出的：

他们（西方国家的公众）的世界是单极的。他们不会比较不同的观念、理念和意识形态。他们只有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背后则是为之服务的多党制议会体制和立宪君主制。

安德烈·弗尔切克通过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发现：

在这个世界所有大洲都居住过以后，我真的相信，“西方人”是这个地球上最教条、消息最不灵通和最缺乏批判精神的一个群体。但他们自己却相信自己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和“最自由”的人。（Andre Vltchek, 2013）

正是如此。西方媒体依靠商业广告生存，商业广告的资金投入来自于资本家，资本家通过商业广告不仅仅推销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还塑造公众的消费心理、影响公众的思想观念。长此以往，经年累月，西方国家的公众成了一群失去了辨别能力的“自由人”，他们会像接受一件家用电器商品一样接受媒体注入到他们头脑中的任何一种思想观念。而这一切却是一个隐蔽的私人小集团滥用其巨大的私权力的结果。

这就是当今这个世界的现实，直到百年不遇的新冠病毒大瘟疫在全球暴发。

正如很多人指出的，全球疫情很可能彻底改变了当今世界，有人甚至预测疫情前后将如同公元纪年前后一样将时代一分为二。

首先，人们惊讶地看到，一直都只出现在各种体现先进和强大程度排行榜上的那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群体，在疫情的无情冲击之下，竟然成了在疫情应对失败和累计确诊及累计死亡人数排行榜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群体。

其实这并不奇怪，疫情不过是把这些国家长期以来由于私权力当道、公权力萎缩导致国家能力整体退化这个现实充分暴露了出来，尤其是通过与中国这个始终坚持以公权力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进行对照时，前者的困境更加暴露无遗。

接下来人们又看到，在这些国家里，一方面由于国家能力残缺导致了大量人口染病和死亡，另一方面却是一如既往地推行以私权力为中心、以资本为中心的各种措施。体现为救市优先于救命、通过“群体免疫”支撑经济，以及继续通过舆论权力操作掩盖事实真相、蒙蔽甚至误导公众并转嫁责任、甩锅中国。

这也并不奇怪，如前所述，私权力小集团本质是资本权力和反人民权力，疫情之下，私权力小集团在考虑到自身的健康卫生安全不成问题之后，必然会将攸关自身利益的经济运行和国际竞争置于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之上。

但是，这一次西方的私权力小集团注定是不能得逞了，谎言和谬论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帮助他们过关了。这是因为：

第一，这一次他们嫁祸于人的对象不是任人欺凌的弱国和小国，而是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民共和国中国；

第二，这一次他们能够借助用来成功脱罪的资源和手段不再像过去那样充分和有效了，互联网新媒体时代，在重要的事实真相上，他们已经不能一手遮天、随意掩盖了；

第三，这一次是由非人类的病毒带来的全球危机，他们那些转嫁危机、转嫁罪名的欺世伎俩一直都只适用于人类社会，而面对病毒，他们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却是进退失据，束手无策；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社会必定朝着天下无外、天下为公的历史方向发展，决不会退回到天下为私、互为敌人的死路上。多行不义必自毙，西方私权力小集团祸害世界、欺压人民的日子已经太久了，中国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强大、最成功的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就是对私权力统治的末日宣告。

中国政府在日前发布的《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一文中说，“谎言止于真相，我们用事实说话。今后，只要有新的谎言出现，我们还会继续告世人以真相。”

这是中国当前的策略，也是最有效的策略，只要一步步地“继续告世人以真相”，包括大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西方私权力统治的基础就会全面崩塌，因为全球性的私权力没有丝毫的合法性，这个被少数人僭取的超级权力一直就建立在谎言和谬论之上。

叫阵中国，主角暴露身份之日，就是落马受擒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