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0-05-17  来源：民族复兴网

这个因偷拿食物而被逼自杀的小女孩悲剧已经过去了4年，但是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却没有丝毫改变，中国仍然是一个富人拥有立法权的社会。并且不是像以往社会那样是富人阶级拥有立法权，而是富人个人也拥有对穷人的立法权。中国老百姓最大的不幸就在于此。

《水浒》中高太尉相当于现在的常委级别，张都监是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可是他们要加害林冲、武松这样的普通教官和犯人，也只能栽赃陷害，而不能直接加害，因为他们没有立法权，不能像当今官员或老板那样，随便就能够将下属置于死地。只是中国富人的个人立法权并非是历史形成的，而是八十年代皇权化改革造成的。当时那位老人为了获得整个官僚集团的支持和拥护，便实行内部赎买政策，建立了一个全息化的皇权体系，把全国大大小小的一把手全都皇权化了，拥有了支配属下的绝对权力。

虽然奴隶社会的奴隶主也可以随便处置奴隶，但那是因为奴隶就像猪马牛羊一样是他的个人财产，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伦理上他都拥有随意处置的权利。而中国老百姓并不是官员和老板的私产，而是理论上和法律上的国家主人，仆人随意处置主人，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伦理上都属于犯罪行为，并且是超越所有罪行的伦理大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同时也失去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甚至失去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

好在十八大后中国放弃了“放权让利”的改革纲领，加强中央集权，约束地方官权，恢复了中央和地方的正确权利关系。但是在官权和民权的关系上仍然没有改变，甚至官权越来越强，民权越来越弱。这主要是地方官员和富豪通过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不断激化维稳矛盾，以此来绑架中央，剥夺民权，竭力避免中央集权建立在民权基础上，而只能越来越依赖官权。这是当今民权状况越来越恶化的重要原因。

正是鉴于这种状况，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呼吁，中国在成功迈出加强中央集权第一步之后，必须迅速迈出扩大民权的第二步，这也是决定胜败存亡的最关键一步。中央集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是建立在民权基础上，形成的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大众政治文明;相反，如果建立在官权基础上，形成的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官权政治。最终结果如何，就取决于能否迈出扩大民权这第二步。

官权政治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将会把中国2000多年皇权政治所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官权约束体制彻底格式化，将会把数百年来资本主义所建立的宪政约束体制彻底格式化，更不要说是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的约束机制了，更是会被彻底否定。这种对以往人类历史上所有权利约束机制的彻底否定，将会形成权力约束的完全真空，造成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官权泛滥，所有罪恶现象都不再会有任何底线。

虽然以往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剥削社会，但是毕竟人类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无论是中国数千年的君主政治文明，还是西方数百年的宪政文明，特别是新中国探索的大众政治文明，在约束官权和资本方面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改革应该建立在这些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应该是对这些先进政治文明成果的积极扬弃和发扬光大，而不是对这些先进政治文明成果的彻底否定。而40年来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剥夺民权的政治改革，就是对以往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彻底否定。

十八大以来加强中央集权，就是对人类优秀政治文明特别是东方政治文明的积极继承。当今社会是一个官权和资本主导的社会，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对官权和资本的约束机制，用最高领导人的话来讲，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当然不仅仅是官员的权利，包括资本的权利都要关进笼子里。而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除了自上而下的约束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还要有自下而上的约束，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机制。

中国改革前后的历史经验证明，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约束机制和单纯的自下而上的约束机制，都不可能达到约束作用，只有中央集权和民权相结合的双重约束机制，才能形成对官权和资本的有效约束。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不是建立约束中央最高领导的普选制，而是建立直接约束官员和老板的大众民主。老百姓的利益是由顶头上司和老板决定的，只有老百姓能够直接约束顶头上司和老板，民主才有实际意义，才能实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而以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教训，就在于老百姓受极右势力西化派的忽悠，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把矛头对准中央，放过了官员和老板这个真正的改革对象，把改革引入死胡同。现在看来，扩大民权的改革不应该是约束中央，削弱中央集权，而恰恰相反，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形成中央集权对官权的有效约束，迫使官权不得不接受民权的约束。扩大百姓民权和加强中央集权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借助于中央集权，才能扩大百姓民权。这也是文革留下的最根本经验。

总之，那种把政治体制改革解释为约束中央的忽悠该结束了。

2020-05-12

关联阅读：

张宏良：悲剧就在于富人对穷人的个人立法权(2016)

——对甘肃永昌事件的点评

2016-1-4

一个13岁小女孩偷拿了几块巧克力，被超市扣押在超市讥讽辱骂，接到通知赶来的女孩妈妈被要求交纳150元罚款。因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尴尬羞怒之中责打了孩子，并苦苦与超市交涉要求减少一些罚款。就在妈妈与超市交涉过程中，女孩儿悄悄地离开现场，从17楼跳了下去。当地上千民众为这个小女孩讨还公道，被视为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而驱散。

穷孩子偷拿食品，这是古今中外许多电影小说里的常见情节，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印度电影《流浪者》等等，所不同的是，在那些文学作品描述的那万恶旧世界里，偷食品的贫穷孩子往往只是被追打一顿，而象当今中国这样以死亡为结局的却十分罕见。当今中国儿童自杀已成为普遍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悲剧。对此，当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问一个为什么了。

几天来人们对小女孩自杀的原因和责任议论纷纷，却忽视了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对一个孝顺孩子来说，看到因为自己的错误而造成妈妈尴尬羞辱，比自己遭受打骂还要更加痛苦，这是每一个童年时期有过类似遭遇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估计这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今中国社会的丛林化，给弱者特别是穷人又特别是穷人孩子的压力，可以说是大得无法想象，而生命的欢愉和幸福，又几乎与他们绝缘，特别是明天对穷人的孩子来讲，完全是一片黑暗。这就造成了穷人自杀现象越来越普遍，特别是造成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儿童自杀现象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孩子是充满梦想的年龄，当社会把孩子所有梦想的大门全都关闭之后，孩子必然会把生命看得无足轻重。本想上网查一下小女孩遇难的资历，没想到“13岁小孩跳楼”几个字一输进去，立刻跳出了好几个13岁孩子自杀的报道，可见此事是何等普遍。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罚款本来是政府的权力，是谁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富人，以至于当今中国所有富人都有权对穷人罚款，并且在所有事情上都可以对穷人罚款，以至于造成了只要是有点儿资产的人，就可以用罚款的手段来维护资产。由于中国的权钱一体化，使政府把立法权交给了富人，富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惩罚穷人，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惩罚的泛滥。无论任何人只要是拥有一点儿强势，就可以对他人罚款，甚至连厕所里都写着“小便入池，违者罚款”。整个社会完全丛林化了，每个人都以欺辱和榨取弱者为乐趣，强者榨取弱于自己的强者，弱者欺辱比自己更弱的弱者。由于儿童和老人是人群中最弱的环节，所以儿童自杀和农村老人自杀，便成为当今中国最具特色的悲惨现象。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30多年来放权让利改革造成的最大弊端，就是官权泛滥，没有任何约束。封建社会的官僚有皇权制约，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有资本制约，毛泽东时代的官僚有民众制约，唯独改革开放以来官僚没有了任何制约，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可以为所欲为的官僚集团。并且在权钱一体化的条件下，这种为所欲为的权力自然也赋予了富人，富人和官僚一样拥有了对穷人可以为所欲为的处置权力，特别是拥有了过去只有皇帝才有的立法权。每一个官僚和富人无一例外地全都是“朕即法律，法律即朕”，古代皇帝有什么，现代西方国会有什么，每一个官僚和富豪手里就有什么，官僚和富人完全皇权化了，甚至超越了皇权。把宝贝儿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这是过去连皇帝都做不到的事情，可是今天在那些七品芝麻官眼里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穷人的灾难由此开始，男人无法卫护自己的尊严，女人无力保护自己的贞操，儿童自杀的年龄越来越小，老人自杀的数量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越来越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从而爆发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奇迹。许多人只是感叹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却很少有人看到那GDP背后的斑斑血迹和累累白骨。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迄今为止仍然属于人类社会，可是却彻底背弃了东方文明设立的“扶弱锄强”的人类社会法则，转而实行“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如果中国不能尽快恢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天理，那么先死的虽然是百姓，但后死的一定是国家是民族。

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百姓民权，约束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现在，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条已经做到了，接下来生死成败的关键，就是约束地方官权，而越约束地方官权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收回官僚富豪的立法权，无论是厂长、校长、处长、董事长，大家在政治上都是社会普通一员，谁都不能拥有立法权并以此来决定他人命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百姓民权，用民权来约束官权。否则，单靠中央集权来约束地方官权，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是根本无效的。

所以，关键的关键，全都集中在了民权上。而能否跨过民权这一关，则取决于人们对文革的认识。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对中华民族的道路抉择，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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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4

13岁女孩偷拿超市巧克力遭索赔 女孩跳楼身亡

来源：新华网

13岁的女孩赵花(化名)偷拿了超市的几块巧克力，超市工作人员发现后要求家长前来赔付，就在赵花的母亲去找钱时，赵花爬上一幢高层，并从17层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12月28日发生在金昌市永昌县城的一幕。

昨日，记者前往金昌市永昌县城采访，涉事的永昌县华东超市门前聚集了上千名当地百姓。记者费了好大劲挤进超市，死者赵花的母亲昏厥在超市的地上，当地警方在现场维持秩序，医护人员也在超市现场。

赵花的父亲赵长军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向记者讲述了事件的大致经过：12月28日下午1时前，女儿赵花离家去学校，下午1时10分许，孩子母亲接到永昌县城华东超市老板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说赵花偷拿了超市的巧克力，要求家长前来赔付。赵花的母亲连忙赶往华东超市，因赵花的母亲身上只带了30元钱，而超市要求至少赔付100元，赵花的母亲只好转身去赵花父亲爆米花的摊点上取钱。下午2时20分许，赵花的母亲凑上95元钱给超市赔付并一再交涉。此时，赵花离开了母亲的视线，回到家中不见女儿，赵花的父母和邻近的亲戚开始四处寻找。下午3时许，有人说一个小姑娘从城关镇御山城市广场E座高层上跳下身亡，赵花的母亲赶到事发广场后看到，跳楼身亡的正是自己的女儿赵花。原来赵花趁母亲与超市交涉的时刻，爬上17楼跳下，摔在了裙楼三层的顶部，当场身亡。

赵花的亲戚赵玉文告诉记者，赵花现在在永昌七中初一年级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赵花还有一个哥哥，一家人租住在永昌县城，父亲赵长军靠爆米花维持一家生计，供两个孩子上学。

华东超市的卢经理告诉记者，处罚赵花和叫来家长是为了教育孩子，而赵花的母亲一来华东超市就打骂赵花，超市的工作人员还进行了劝阻。

在现场一位永昌县公安局民警告诉记者，他们也是接到报警才赶到现场。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事。(西部商报 记者 张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