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

核心提示：在中日对弈的这盘大棋中，由于毛泽东高瞻远瞩，棋高一着，善于以敌后根据地“做眼”，日寇被分割包围，最终被赶出中国。

战略方针：

“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性转变。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等就红军改编问题到南京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未能达成一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闪电式进攻，南京政府岌岌可危。面对日军狂风暴雨般的突袭，蒋介石感到如果不组织全国性的抵抗，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国共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红军改编前后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红军改编前，毛泽东每天都在关注局势发展，思考战略方针问题。他深知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日军兵力占优势，武器装备精良，国民党军队以170万之众都难以抵挡其大举进攻，而当时陕北红军总共不到8万人，改编后能上前线的只有3个师4.5万人。在敌强我弱、统一战线又不巩固的形势下，这点力量如何在战场上发挥最大作用，有效打击敌人？如何积蓄力量，求得长期生存发展？如何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在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冷静思考，反复琢磨，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多次发言，他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的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在全面抗战、持久战的认识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创造抗日根据地的主张。他说，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此，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这一战略方针在会上引起了争论。抗战爆发后，红军指战员群情激奋，急于到前线打一些大仗，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日的决心和能力。毛泽东所说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根据地，怎么能在短时间内消灭敌人，达到保家卫国的目的呢？一些人感到难以理解。

为了让指战员明白这个战略方针，毛泽东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并打比方说：“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好比围棋中的做‘眼’，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洛川会议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鉴于会上的分歧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十分担心部队在实战中能否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9月中下旬，他接连5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后来又一再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并多次以下围棋作比。1938年5月会见美国武官卡尔逊和发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都说过：“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与日军的攻势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的状况，就好像是下围棋。”“由于我们有许多的敌后根据地‘做眼’，就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尤其是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

如果把中日战争比作一场棋局的话，毛泽东确实是一位高明的“棋手”。他没有在开局时急于“吃子”，而是在日军占领区内“做眼”。随着棋局的发展，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不得不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被抗日根据地反包围，成为一条“无眼”的“困龙”，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覆灭的命运。

树立榜样：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

1937年9月初，改编完成的八路军3个师陆续东渡黄河，按预定计划，向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集结。

这时，正值日军沿津浦、平汉、同蒲三线大举进攻华北，其西线部队正以两翼迂回包围之势，向大同、平型关急进，企图直取太原。我军如仍按原计划全部集结于晋东北地区，势必陷入敌之战略包围之中。毛泽东看清战局的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9月1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任弼时：“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11月太原失陷后，国民党军队大部撤至晋南、晋西。为坚持华北抗战，创建根据地，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指出：山西国民党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毛泽东还作出具体指示：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继续留在晋东北，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到1938年2月，三大主力部队基本实现战略展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雏形已经形成。这4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可谓4个活的“棋眼”。

此时，中共第一块敌后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晋察冀根据地处于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交界一带的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八路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937年9月，一一五师到晋东北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山西地方党目前应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因该处可得阎杨更多协助，将来可向北恒山山脉发展。因此，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部）及群众组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平型关战役结束，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率领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等共约3000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分向四面发展，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根据地。

日军进军山西后，国民党军队纷纷撤退，晋察冀地区多数县城已被敌人占领，只有五台、平鲁数县及其他各县的乡村未被日军铁蹄蹂躏，一些散兵游勇乘机作恶，为非作歹，汉奸到处造谣欺骗，社会秩序极度混乱。

八路军的到来让满怀国仇家恨的敌占区人民看到了希望。聂荣臻率领部队开展机动灵活游击战，趁敌人后方空虚之机收复多座县城，并在各地大力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游击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设4个军分区。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选举产生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各级政权进行了改选，统一了政策法令，采取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发行边币、保证军需等有利于抗日的措施。八路军还改编了当地的抗日武装，部队迅速扩大。2月，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军2万多兵力的8路围攻，恢复了晋北、冀西、冀中、察南的50余县，站稳了脚跟。

在1938年2月28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他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他特别举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例证，说明“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后来又亲笔题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以晋察冀根据地为榜样，八路军和各地民众起义部队在华北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抗日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壮大。

进军平原：

“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开创根据地

1938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遇。毛泽东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4月21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广大的平原地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

第二天，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建抗日根据地。从此，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开展起来。

5月19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如何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指出：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

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日军后方空虚又疏于戒备。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11月下旬，八路军各部主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它所属的第三四四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是对正面战场上友军作战的配合和支援。

到1938年底，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山地、平原、湖汊地区创建起来了。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苏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指导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同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华中地区的形势发展。华中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交通发达，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是敌、顽、我三方必争之地。1937年11月、12月，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12月，新四军军部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938年2月15日，新四军各支队开始集中，毛泽东即对新四军的部署和最佳发展地区电示项英、陈毅：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5月4日，徐州战役正激烈进行，毛泽东又致电项英：“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4月下旬，新四军军部派出先遣支队向苏南开动。随后，新四军4个支队分别向苏南、皖中、豫东敌后地区展开。10月武汉失陷后，从武汉到长江下游及整个津浦路东地区，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均为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完全撤出华中，桂系部队、顾祝同部队及江苏、湖北、安徽地方军等部控制了华中敌后的一些地方。

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在华中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说，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从而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并得到了全会批准。

至1939年底，依据中共中央、毛泽东规定的战略任务，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苏南、皖东、皖中、豫皖苏等根据地。1940年以后，华中地区呈现出复杂的斗争形势，日伪派军加紧对我华中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于1939年1月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1940年1月，党中央、毛泽东适时地发出重要指示：“在全国未公开投降以前，即现在的抗日反共局面继续下去的形势下面，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发展当然会引起磨擦，但只有发展力量，给磨擦者以反打击，给武装进攻者以反攻，才能巩固自己，坚持阵地和克服投降危险”，“如不斗争，不足以巩固统一团结和坚持抗战”。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调遣八路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同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一方面督促东南局及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执行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在敌后建立根据地。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指示，强调根据地应“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当然，毛泽东反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根据地，他一再强调：“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由于采取了上述有力措施，八路军、新四军很快在苏北打开了新局面。经过1940年10月的黄桥决战，苏北的八路军部队和新四军部队在东台县马驹镇胜利会师，苏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着眼华南：

“必须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华南广大国土沦入敌手。中共广东省委按中央的指示，建立群众性抗日武装自卫团体，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很快，在东江地区，建立了以曾生为领导的惠宝人民武装游击总队和以王作尧为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后来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珠江三角洲，也先后建立了广州郊区抗日义勇军、顺德抗日游击队和中山抗日游击队3支人民抗日武装（后来发展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在海南岛，琼崖红军经过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后来发展为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

在华南的中共抗日武装，虽然位置上远离中央，有时信息隔绝，但是他们结合华南实际，贯彻执行毛泽东开展游击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思想，坚持了敌后抗战。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多次给予他们重要指示。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孤岛奋战的琼崖纵队：因在任何条件下，日本必占琼崖不退，琼崖特委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其一，要从抗日大局出发，坚持团结，共同抗日；其二，“对琼崖要放手的干”，“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应比广东其他地区更放开手脚；其三，“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其四，对琼崖反共逆流“须随时警惕，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关于琼崖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央指示琼崖特委丝毫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要依靠人民筹给，一切自力更生。随后又指示琼崖特委从收救国公粮、收各种捐税及发展人民生产中去解决长期给养问题。

1940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琼崖特委代表李明、黎明时，还就琼崖革命斗争方略、路径作了重要指示，指出：“琼崖有党、有军队、也有群众，但缺少政权。要坚持长期斗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冯白驹为核心的琼崖特委加快政权建设步伐。至抗战胜利时，全琼除保亭、乐东两县外，各县均有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在海南岛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不断制造磨擦。在琼崖共产党人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关键时刻，11月23日，毛泽东亲自拟写电文，指示：“……顽军有向你们进攻可能，你们应从军事上政治上加紧准备粉碎其进攻。其方法是待其进攻时，集中主力打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琼崖特委召开会议，决定武装保卫美合根据地。特委一方面调整兵力部署并对琼文地区的斗争作出安排，一方面发动大家挖战壕，削竹签，设障碍，准备打退进犯之敌。

电报发出的当天，党中央又发出第二封紧急电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询问琼崖总队的人数、枪数、编制、驻地、团以上军政指挥人员、党员成分及战斗力，军队的政治工作，敌军分布及数量，友军及顽固派军队的分布及数量。很显然，对琼崖革命形势和琼崖党组织、军队应对严峻形势的能力，党中央和毛泽东极其关切。果然不出所料，12月15日，震惊全琼的“美合事变”爆发。

根据“美合事变”后琼崖的形势，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又对琼崖作出“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立即发表告琼崖及海内外同胞书”“作深入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等指示。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军南侵后的6年中，根据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必须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从华南斗争的实际出发，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先后建立了东江、珠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

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已经由抗战开始的1块（陕甘宁边区）发展到19块，包括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冀热区、山东、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南、淮北、皖中、河南、鄂豫皖、湘鄂赣、东江、琼崖等，组成战略上与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相配合的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中共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130万，人民军队由几万人发展到127万，根据地的人口由150万发展到1亿。在被国民党丢弃而为日寇占领的大小城市，无不处于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说：“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

在中日对弈的这盘大棋中，由于毛泽东高瞻远瞩，棋高一着，善于以敌后根据地“做眼”，日寇被分割包围，最终被赶出中国，国民党顽固派借战争削弱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企图化为泡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成为最终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