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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法，明天就要表决了。

这个草案自打提出以来，就让英美极为上火，多次在这件事上横加阻挠，香港那边最近也很不安分。

但香港警察明显是感觉要拨云见日了，执法起来很硬气，光上周末24号，就抓了120个闹事的废青，截止到现在抓了240个。

香港四大地产商纷纷向媒体表达支持态度，称订立香港国安法，正是为了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

有点连夜绣红旗的意思了，就是李摘瓜老爷子说话的时候还尽是弯弯绕，像是话里有话。

有一些废青还在挣扎，不断地在污蔑国安法，说什么是1984。

还有废青打着“请求美国登陆香港”的牌子，妄想美国人会为了他们和中国翻脸。

其实，香港问题之所以会闹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恰恰就是因为英国人曾经在香港施行了严酷的高压统治，大力打击异己分子，清除左派人士和内地派去的地下党，正经在香港搞了1984。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的左派势力一度占据了最大主动权，并赢得了大量民心。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人民也像大陆一样，敢于向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宣战。

他们每天学习《毛泽东语录》，将“共产主义”、“大公无私”时刻挂在嘴边；每天哼唱革命歌曲《歌唱祖国》、《智取威虎山》；每天拿着“红宝书”，和伙伴们上街游行。

只不过因为和英国人的斗争中，左派被英国人用强势手段血腥打压，势力逐渐消退，在香港沉寂了很久。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简称叫“SB”的英国部门说起。

1

二战时期，香港是世界三大间谍之都之一。

因为香港独特的地位，英国、美国、国民党、共产党等多方势力都在此互相角逐，或明或暗，各自较劲。

英国在香港的特务部门，也专门培养了很多眼线，遍布香港，连歌舞厅茶馆餐厅都派人偷听人家对话。

各路间谍太多了，以至于香港的茶馆，有的就特别在门口贴上一个“自照衣帽，勿谈国事”的牌子。

英国在香港的特殊部门，是香港警察“政治部”，这是一个很鲜为人知的隐秘机构，英文名Special Branch，简称为SB，政治部探员在需要表明身份的时候都会称自己为SB。

这个部门1934年成立，名义上隶属香港警队，由警务处副处长指挥。

但实际上，他们直接向英国军情五处（MI5）汇报工作，做的也是情报工作。

英国军情五处（现为秘密情报局）。

政治部下面的警察是香港的，但是特工都是从英国空降的。

这些特工对中国人天然的不信任，怕手底下的人不听话，有时候会专门派人装成新警察，给华人警察当小弟，然后挖对方的黑料，情报工作做到自己人头上了。

搞到最后，警局里一旦听说谁是SB，都要纷纷绕路走。

域多利道扣押中心：政治部拘留在香港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意图推翻英国殖民地政府管治的政治犯的地方。

英国人成立政治部，并非是多此一举，是为了维系自己殖民统治的。

早期的香港，和内地联系极为紧密，在共产主义的火焰烧遍全国时，香港的工人运动也搞得如火如荼。

早在1925年5月，上海发生工人运动，工人领袖顾正红被杀。学生示威声援，结果租界的英籍巡捕开枪射杀，造成十三人死，数十人重伤的五卅惨案。

全国上下马上爆发了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各地直接参加声援运动的人数，估计有一千二百万人。

香港同样民怨沸腾，共产党员也行动起来，从6月19日开始，各个被指挥的工会组织工人离开香港，返回大陆。

电车、印刷、船务等行业率先响应，三天内就有两万人加入罢工浪潮，声援同胞。

一时间，东到汕头，西到北海，工人纠察队绵延千里，旌旗相望。

这场省港大罢工足足持续了16个月之久。

整个工人运动组织极为严密，有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外，还成立了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个部门，甚至有会审处、监狱、医院、食堂、宿舍等机构。

没有了工人的香港，街上买不到蔬菜和肉类，只有垃圾粪便堆积如上，臭气熏天。

真正创造价值的，永远是广大的工人阶级，没有了工人，港英政府什么也不是。

在一次行动中，港英政府恼羞成怒，向爱国群众开枪，造成五十多人死亡，称沙基惨案。

不过工人并没有就此屈服，直到第二年，国共关系逐渐破裂，省港罢工委员会更是被蒋介石缴械，国民党和英国政府暗通款曲，这事才宣告终结。

大罢工迫使港英当局对统治政策采取了重大调整，被迫减轻了对华人的歧视、压迫，开始让利。

1906年的香港警察部队，印度裔警察可以拿枪，华人警察不许拿枪。

第17任总督金文泰一上任，就打破了华人不许参政的惯例。

在这局博弈中，中国可谓大胜。

但英国人是老牌帝国主义了，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殖民经验极为丰富，为了更好地控制香港，政治部就此应运而生。

政治部凌驾于一切执法部门之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政治部特工手段高明，要获取情报，通常是用间谍、收买线人和行动组来完成。间谍常以英国驻港外交官、各大企业机构工作人员等身份给自己打掩护。

收买线人这一管道，主要是向意志薄弱的左派人士下手，用权力和金钱收买他们。

行动组收集行动情报，也会依靠比较老套的方法，去茶馆、歌舞厅暗布沿线都有。

他们甚至会在香港与深圳交界处的罗湖口岸附近，找游客打听消息。

随着时代改变，政治部的手段也与时俱进。

从政治部出来的人曾有人用“罗亚”的化名，写了一本《政治部回忆录》，详细介绍了这个独特情报部门的手段。

拿窃听举例，特工就有直接从电话线或机楼截取通话信息；或者设法进入目标建筑，在室内安装微型电子装置；或者在目标单位钻洞破墙，植入微型录音器三种方式。

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以工会为主干的香港左派和地下党，数次发动群众对港英殖民当局展开斗争，可是效果都不如意，最后都被港英政府镇压了下去。

除了来自政治部的贡献外，CIA也功不可没。

1947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法》生效，中央情报局成立，第二年CIA就部署到了香港，摸清了香港的共产党组织。

仅仅到1949年9月2日，CIA就查到共产党在香港的青年组织的架构和主要活动，搞清楚了共产党是怎么有组织开展学习活动的，了解“五四”青年节的意义。

CIA还插入暗桩潜伏到工会中，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1949年10月1日，工会发出秘密备忘录，支持职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结果这一秘密备忘录被CIA完整记录了下来。

CIA还会在香港订阅报纸、收听新华社新闻广播，间接收集大陆的各种情报，内容十分广泛。

比如下图这份文件，发布时间是1950年9月18日，内容是东北沈阳附近的国营农场用上了拖拉机，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这在东北历史上是首次农场使用两种型号的联合收割机，但CIA把这件事都摸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们记载到：“即使在最低速，这些机器每小时能收割、打谷23到24亩地”。

世界上另外两个间谍之都，里斯本和卡萨布兰卡，在二战后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作用。

唯独在香港，因为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一贯的警觉，反而变本加厉，形势越来越复杂。

这个阶段，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的地下党在香港有很大的群众基础，反抗英国殖民者才是主流。

1967年，英国电影《007·雷霆谷》在香港上映，007系列风靡全球，但是香港人不买账，因为当时英国密探总在香港监视工人罢工，大家对英国特务恨之入骨。

于是，香港人拍了一部《龙门客栈》，让武艺高强的侠客跟东厂密探007斗智斗勇。

电影里的特务头子曹少钦的发型、神态，和当时镇压工人、贪污腐败的警务处长彼得·葛柏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然而，香港的左派势力却遭到了英国人的毁灭性打击，内地派过去的地下党，培养出来的群众基础，直到今天也没有恢复到当年的水平。

2

196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当天，港英当局在深圳罗湖关闸做出常规戒备。

当天下午，几名行色匆匆的旅客从大陆返回。

港英政府当时值班的人因为还没完成业绩，就从这批人中随意拦住一名男子打探情况。

没想到，他随手一挑，就撞了大运。

这名男子被检查的时候一切正常，只是右腿上打上了石膏。在盘问中，港英特工并无发现异常，就打发他走了。

然而，这个人离开时，走路却跟正常人一样，丝毫没有受伤迹象。

特工马上发觉不对，迅速将其追回，带到“小黑屋”中继续盘问。

经过拘留、搜身、和审问后，特工发现他身怀巨款，于是仔细检查，拆开男子足部所缠纱布时，找到了一枚微型底片，内容为情报工作指示。

原来是内地过去的地下党。

一番逼供，这名男子不堪折磨，终于供出他在香港这边的接头人，正是时任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的曾昭科。

消息一出，整个港英政府高层都轰动了。

因为这个曾昭科是当时香港警界的红人，曾因枪法好当过港督的贴身保镖，黑白两道都有他的势力。

曾昭科早年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后来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经济。

1947年，曾昭科毕业回到香港，以极高的学历加入香港警察队，并屡受重用，一路升到九龙刑事侦缉处副处长等要职。到1961年，担任仅次于英总警司的助理警司。

曾昭科文武双全，黑白两道都玩得转，既懂诗词歌赋，也能和黑道的人称兄道弟，避免形象太好被人怀疑是共产党。

如果不是1961年的那次意外，谁也不会想到曾昭科这种级别的人都通共。

据说，著名的台湾特务要暗杀周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就是由曾昭科传递了关键的情报，才让周总理提前得知，改变了行程。

在大陆的压力下，英国人不敢把曾昭科怎么样，只是关押了两个月后，送回内地，英雄归来。

2014年，曾昭科逝世时，国家领导人亲自赠花圈。

曾昭科只是一个代表，在解放前，共产党的地下党和香港自己的左派人士已在香港建立了一套极为完整的情报网。

1948年，港英政治部在一次行动中，搜获了一份本地左派组织文件。

左派在文教界的实力相当可观，自己就有40多所学校，直接拥有报章有6份，出版社11个与印刷厂8间，有23个文艺团体。

1948年11月，港督葛量洪根据政治部的情报判断：

“在香港的共产党及左派分子近来表现兴奋，行为也日见张扬。他们已不太在意要掩饰身份，而对学校的渗透亦不断提高。

有证据显示，不少老师向学生传授共产主义思想，并鼓励他们返回中国去参与游击队，以抵抗南京政府。”

新中国建立后，将香港被作为一个窗口连接世界，并未直接解放。

然而，香港的群众运动却没有停止，英国政治部对地下党的打压也没有停止。

1965年，香港市政局民选议员叶锡恩，向政府提交了一份两万多人的联署公文，希望政府关注民生问题。

政府不但置之不理，第二年更是提高了寄往内地的邮费，廉租屋的租金也提高了一成。

一名叫苏守忠的青年穿上写着“支持叶锡恩，参加绝食，反对加价”的衣服，在港岛天星码头绝食。

结果第二天英国人就把他逮捕了。

大批劳工很快涌上街头，他们以旺角为中心，占领街道，抗议警察。

英国政府则用警棍和催泪弹镇压，只用了两天就完全镇压下去。

60年代的香港，塑料花是增长最快的新兴工业，当时许多商业大亨，例如摘瓜李先生，就是凭塑料花赚了第一桶金。

1967年，香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人要求资方废除新订立的加重压榨工人的苛刻条款，被资方无理拒绝，还将他们解雇了。

工人们果断起来反抗资本家。

然而，5月6日，港英当局介入，他们收买一名工人，在人造花厂制造了一起“打人”事件。借此机会，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当场打伤100多名工人，拘捕18人，史称“五·六血案”。

香港整个社会被瞬间点燃，工人们走上街头，将矛头直指英国政府。

他们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中国人民不可侮”、“英国人滚出香港去”、“强烈抗议港英法西斯血腥暴行”、“坚决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等口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早在1966年，周恩来就指示过香港这边的工作：

“香港不能照搬内地，内外有别，香港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务必避免我们在香港的党组织和各企业机构自己内部大斗，发生大乱子，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

可惜，形势不由人，港英当局不断升级的暴力行径，激起了香港爱国同胞更为激烈的反抗。

当时内地的形势也有极端化的趋势。

于是，在内地的支持下，香港左派成立了“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北京的造反派也积极声援，他们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掉了办公楼，造成英国代办离任回国。

在和港英当局发生暴力冲突后，港英当局血腥的镇压激怒了香港人，英国警察机枪扫射民众的行为更是让群众的愤怒到了顶点。

于是，香港这边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极端化了，有人要英国人血债血偿，开始用罐头罐和汽水瓶制造土制炸弹和燃烧弹袭击警署，还用镪水从高处往下袭击路过的警察、警车。

一时间，在香港处处闹市区冒出了不少真真假假的“炸弹”，这些炸弹上还都以大字写有“同胞勿近！”的字样。

这种激进的行动让普通人感到恐惧不安，也造成了无辜市民的死伤。

大量的左派机构，媒体和学校也走向“反英抗暴”前线，但这等于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在了英国人面前。

恰好内地也正乱着，根本顾不上香港。

于是，港英政府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开始野蛮镇压，查封左派报纸、关闭左派学校，大规模地逮捕左派人士，英国人航母都派来了，甚至出动了航母上的直升飞机攻击，一时间香港陷入白色恐怖。

《商报》被收购、《晶报》等凄然停刊，《大公报》和《文汇报》虽勉力支撑，但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影响力，更谈不上统战功能。

左派电影公司及其经营的影院也纷纷倒闭。

拔除了左派力量后，港英政府趁着群众对左派暴力行动的反感，开始反攻倒算，对革命进行污名化，将民众的起义和暴动描绘为“恐怖主义”，全然不提自己的过错。

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反英抗议运动中，成立了专门的宣传委员会，并在英国成立了“香港心战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专门负责舆论宣传。

经过一整套的手段，在香港，共产主义思想被彻底妖魔化了，多年培养起来的组织架构和地下党也被英国人摧毁殆尽。

以至于香港回归时，内地想要重建在香港的基层组织，都得从头再来。

3

1982年到1984年，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后，中方完全收回香港主权。

但英国是老牌殖民帝国，在明知注定无法“守住”香港的情况下，选择在长达十余年的过渡期里“埋雷”、“挖坑”，试图在还回香港后还保留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和利益。

在明处，大规模修改法律。

一百多年里嚣张跋扈，从来都血腥镇压群众反抗的殖民政府，突然高擎民权大旗，主动拔高香港立法机构权限，限制港英政府的权力，给港人“人权”。

英国早在1976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对于自己的“属地”香港，公约里提到的各项权利，什么婚姻男女平等、普选、选举无记名投票、男女同工同酬等，一样也没有给港人。

结果到了1991年，港英政府突然好心地给了香港《人权法》，还是不顾实际情况把这个理想化的“公约”照单全收，规格比英国自己的都高。

“六七暴动”后，英国人专门制定了一个《香港公共秩序条例》，没有香港警察的批准，你港人想随便上街游行？门都没有。

从那之后到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用这条法律“合法地”镇压了无数次工人罢工。

偏偏到了1996年底，港英政府却突然改了规矩，以后谁再想暴动示威，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请了，而且想在哪搞就在哪搞。

此前无比严苛的港英政府《社团条例》也突然解禁。

以前，只要香港总督怀疑某组织勾结境外势力，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宣布该社团非法。

而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开明”，宣布解除社团限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注册，也不再取缔任何组织。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英国于香港统治的最后岁月里，疾风骤雨般把此前大权独揽的港英政府权力拆分了个干净：

把行政权分给了政务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

这些动作是明显的使坏，但因为高扬着“民主人权”旗帜，几乎是无法克制的“阳谋”。

回归前，港督在香港说一不二，生杀予夺随心所欲。

回归后，随便立个法都难于登天，23年都过不了《基本法》二十三条，逼得我们只能自己动手。

暗处情报隐蔽战线的工作，也一直没停过。

香港警队的“政治部”，在1995年解散，原来的资料全部运走或者销毁，其原成员部分离职后去了英国。

由于政治部的规模、名单都不透露，而且不少官员和政治部多少都有牵扯，因此要摸清大家在政治部的具体角色几乎不可能。

但在香港回归前，中英之间的情报战，针锋相对的两个部门就是港英方面的政治部，以及中国方面的新华社香港分社。

1983年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后叛逃至美国），其履任正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

他在回忆录中就提到，当时港英政府对新华社香港分社内部的一举一动都要进行监控，以至于分社成员开会、打电话向北京报告，都不得不跨过罗湖桥，回到深圳再行动，以防行踪暴露，或电话被窃听。

与此同时，美国在港的情报工作也不消停。毕竟，跟香港毫无关联的美国，不能像英国一样明暗两条线并行，只能在这条暗线上耕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香港商人陈达钲、罗海星为核心，组织了一场“黄雀行动”，目的是要从香港向国外秘密转运被通缉的内地“民运领袖”，该行动背后就是CIA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甚至还专门给行动拟定了一套暗语：

即便到了香港正式回归祖国以后，英美的动作一样猖獗。

香港刚回归时，首任特首董建华拒绝入住前身为港督府的礼宾府，名义上称不愿将特区与殖民地记忆再做关联。

但其实，董建华是担心英国在礼宾府内安装了窃听器。

没想到，董建华果然猜对了。

2005，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荫权上任，在礼宾府翻新装修时，意外发现礼宾府内遍布窃听器，时有港媒报道：

“包括客厅、卧室以至浴室都‘不干净’。”

港媒曾报道，香港政府保安局在香港回归后，彻底检查过礼宾府，并移走所有窃听器。

也就是说，2005年发现的这些窃听器，很可能是香港回归后安装进去的……

类似的事情甚至发生在解放军驻港部队的身上。

同样是在2005年，驻港部队大楼在装修拆除一幅墙壁时，在墙身内发现窃听器。因为解放军驻港总部，前身是英军驻港联合总部。

英国方面积极收买线人的行动也没有停歇，在香港回归后仍有内奸潜伏于中方，有些线人爬的位置还相当高。

比如2003年曝出的蔡小洪案。

蔡小洪在被捕前，任中联办秘书长。据报道，早在1995年他就开始为英国情报机关服务，利用其职位，有机会获得中国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最高指示，同时也可利用职务之便，打通香港的三教九流。

直到2002年，中国情报部门通过调查，才发现蔡小洪在为英国情报机关提供机密消息，第二年将其抓捕。

1997年至今，香港已回归祖国23年。

但在香港境内，英美在此深耕，而内地的力量一直没有彻底恢复的格局没有改变。

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力量都是呈现劣势的。

在过渡期以来，内地很大一部分的工作重心还投向了香港的精英阶层。

许家屯的回忆录中，“XX是我们的老统战对象”的表述极其频繁，而如许家屯本人所言，这个“XX”往往都是当地“大资本家中的顶尖人物”。

这样的“精英路线”统战不能说毫无收获，但从结果看，输大于赢。

像李嘉诚这样的“统战对象”，“统”了半天最终效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

香港如今的状况，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地步，不用雷霆手段不能根治。

我们想要真正在香港“收心”，前方还是困难重重，美国会不会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和我们正面刚，都是个未知数。

国安法是一个好的开始，前方依然道阻且长，但只要我们重新捡起当年最强大的武器，放弃对资本家的幻想，走回到群众路线这条“正道”上来，一切就都有希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乌鸦校尉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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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萧若元：《香港的命运》

《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的前前后后》 党史纵横

《从解密资料看CIA在香港的监控、渗透与行动》 观察者网

《请回答1997: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 乌鸦校尉

立言：《【讲真】英国殖民下的香港真的那么好吗？》 中国历史研究院

《香港“人权法”评析》 《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4期

陈弘毅：《〈社团条例〉与“香港民族党”事件》 大公报

陈望华、蒋真德：《港英政治部的前世今生》 《风声》月刊2013年11月号

乔新生：《如何使香港重新回到法治轨道》 菲律宾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