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以骅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

徐以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文/ 徐以骅】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主干，以基要派、五旬节派、灵恩派、复临派等为旁支，包括部分保守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摩门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内的宗教新右翼，开始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登堂入室”，并且作为“国际关系新锐”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显山露水”，甚至造成美国外交“宗教化”或“福音化”的声势和印象。

如果说共和党在被称为“价值观选民年”的2004年美国大选中获胜，是宗教新右翼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巅峰之作，那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则是宗教新右翼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得意之笔，揭开了美国宗教建制性介入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帷幕。

宗教新右翼影响美国外交的趋势

美国各种宗教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方面互争短长，甚至针锋相对，但就某一时段的总体趋势和影响力度而言，各教各派的强弱还是有区别的，这便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美国对外政策的差异。在宗教新右翼崛起的背景下，过去20年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影响出现了以下三大标志性事件。

一是《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他由宗教团体推动的涉及宗教的立法倡议，在法律上正式确认了美国外交政策与所谓“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并且启动和加强了宗教尤其是右翼宗教团体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立法化（或国会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盟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开始渗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之中。

二是2016年12月分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的作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弗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以及《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前者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所谓“侵犯宗教自由”的外国人名单，并授权予以相应制裁；后者亦要求美国制定所谓“侵犯人权者”的名单，限制其入境美国，冻结其在美资产。两个法案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美国实施制裁的重点从国家转向单位和个人，即用“打击到人”的方式来提高制裁的效力和“精准性”，从而加强美国政府通过国内法来实现包括推进“国际宗教自由”在内的所谓“人权目标”的力度。

三是2018年7月美国国务院举办的“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以及2019年7月第二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这两次会议是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人权类会议，并倡议成立“国际宗教自由联盟”，通过“国际宗教自由基金”和“地区性宗教自由圆桌会议”等进行后续运作。这项被称作“宗教自由超级碗”的美国官方宗教人权举措就集中体现了宗教对美国对外关系的影响，反映了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在“国际人权机制”上“另起炉灶”的走向。美国国务院在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贝克主导下，竭力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以至某些基督教福音派势力鼓吹美国国务院在保护“国际宗教人权”领域目前正处于“黄金期”。但美国国务院领导人使外交机构过度介入宗教问题的做法，也招致包括某些福音派大佬在内的许多人士的批评，称其违反了美国宪法政教分离原则。

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对华政策

宗教新右翼初起信奉所谓“四大道德原则”，即“亲生命”“亲家庭”“亲道德”“亲美国”，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右翼的三大主题，即经济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传统主义及好斗的反共主义，颇有相同之处，因此，有人把整个政治右翼运动称为经济保守派与社会保守派在共和党内的结合。

宗教新右翼与政治右翼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志同道合，是一场以鼓吹自由、有限政府、强大国防、国家主权、人权和宗教自由为基调，以反共为特征的道德十字军运动。

在对外关系领域，宗教新右翼关注且最有发言权的议题无疑是所谓“宗教自由”问题。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以及世界范围的宗教复兴，使所谓“宗教自由”问题更为凸显，这为美国宗教的政治觉醒和行动主义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

中国向来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的关注焦点和攻击对象。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是由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宗教信仰自由却成为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之间相互认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美国指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由来已久。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以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连续19年在其《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将我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因此对中国实施制裁。在宗教人权领域找中国的茬子，渲染所谓“中国灵魂争夺战”，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宗教智库和宗教团体的常态和偏好。

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就任以来，在宗教新右翼的支持和推动下，美国对华宗教政策呈现以下特点或趋势。

第一，对华宗教施压态势的持续性。美国在对外宗教关系尤其是推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的基本理念和看法保持不变,如朝野所共同鼓吹的“宗教自由优先论”“宗教自由和平论”“宗教自由反恐论”以及“宗教自由繁荣论”，美国政府在对华宗教领域将“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等。目前有舆论和研究认为，在某些领域如高科技领域，中美已陷入某种“新冷战”局面，其实在对华宗教领域美国政府几乎从未摆脱过冷战思维，而此种持续性在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相当少见。

第二，经贸、地缘政治与宗教议题的叠加。一般而言，美国对所谓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强调是随地缘政治和中美政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呈反比关系。也就是说，经贸冲突和地缘政治因素的上升通常意味着宗教因素重要性的下降，这在美国经济萧条、反恐形势严峻和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因此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通常有是受经济利益绑架还是受宗教利益劫持的争论。然而，当前美国对华施压的经贸和地缘政治目标与宗教议题已从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制约，演变为全方面的相互推进。

第三，宗教领域对华策略和手段的调整。与经贸问题一样，在所谓宗教人权领域，美国改变光说不做、多说少做的状况，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实施所谓“宗教迫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实质性制裁，包括不能入境美国、禁止与美国贸易、针对个人财产进行制裁等。其中，近期已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西藏旅行对等法》，以及已由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均表明美国政府目前在经贸领域对华施压所采用的所谓“对等策略”已开始延伸至宗教等领域，以此来实质性制裁和“精准打击”我国政府、驻外机构和企业的有关人员，并且通过立法形式使美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长期化。

第四，在宗教人权建制内安插具有中国背景的高层人士。例如，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名曾担任达赖喇嘛英文翻译的丹增多吉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白宫任命美籍维族女性伊勒特比尔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公开推动我国境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合流并加紧栽培其中的“新一代明星”，等等。这些具有支持民族分裂主义背景的反华人士出任美国官方和半官方机构要职，使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获得上层权力通道，得以直接参与美国对华政策游说和决策过程。

目前，美国对华安全战略与对华宗教战略空前一致，其最高决策层内形成对华宗教鹰派。他们不遗余力地公开攻击我国宗教政策和歪曲我国宗教状况，试图通过运作所谓宗教人权议题，把我国拖入冷战式意识形态冲突的漩涡。

例如，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在首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结束后对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进行访问时，就污蔑中国已“对信仰宣战”，并在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攻击我国已拉下所谓“宗教迫害的铁幕”。蓬佩奥在第二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则妄称所谓“中国人权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人权危机之一，是本世纪的污点”；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在该届会议“政府与民间代表”专场发言中对中国治疆政策大肆攻击，宣称美国如不对此采取行动，就会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谈论宗教自由的道义权威”。

在当前宗教领域对华持续施压已成为美国所谓“全政府”对华战略以及“府会、朝野和两党共识”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中美在宗教领域的冲突正在不断加剧并且表面化。

宗教新右翼的未来影响

作为“软硬兼施”的力量，宗教显然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持续和实际的影响，渗透到美国外交决策的各个层面。然而，正是因为宗教作为外交政策要素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宗教对外交的影响难以得到准确评估。在外交决策领域，宗教也不是“自变量”或“独行侠”，而是通过与诸如政治、经济、社会、种族、文化、语言等其他因素联动而发生作用的。因此，宗教一般被视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次要因素。

不仅如此，宗教和宗教团体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还受到各种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包括：

（1）美国政教分离的传统；

（2）宗教团体内部纷争即所谓“窝里斗”的传统；

（3）亲企业的共和党传统，即共和党既代表大企业利益又代表宗教利益，两者之间形成一定的相互牵制；

（4）美国外交建制的现实主义或世俗文化传统，使宗教因素在美国官方外交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5）其他因素的牵制，即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宗教目标往往受到地缘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其他人权问题等多种利益诉求的制约和挤压；

（6）宗教团体缺乏介入外交事务的专业知识，宗教团体事前预设的道德立场、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以及不愿妥协的好斗姿态往往使其成为政策圈的笑料。

因此，美国宗教团体或宗教新右翼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尽管声势颇大，但很难达到呼风唤雨和颐指气使的地步。

宗教和宗教团体取得政策目标的先决条件，还必须诉诸社会舆论或其诉求符合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并且获得当局的支持。美国政策咨询圈的“潜规则”之一，就是如果得不到总统的支持，或与权势集团所认为的美国利益相左，任何群体外交政策游说的成功率都将大打折扣。在后冷战时期，由于美国宗教势力获得了较大政治选举能量，于是在全国性宗教团体与执政党之间，便形成了某种事实上的互相利用关系，即政党及其候选人以推进某些宗教议程来换取和维持宗教选民的支持和选票。

从目前来看，尽管特朗普本人对宗教人权议题并不十分热衷，但他却比冷战结束以来历届总统都更加倚重基督教福音派作为政治基础，其执政团队比往届都更具宗教色彩且更善于操控宗教议题，而特朗普政府在推动宗教右翼议程方面也比往届政府取得了更多实效，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宗教右翼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这就说明了为何宗教团体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影响力，并且较少受以上制约因素的羁绊。一向关注所谓人权问题的民主党人，因其较少受重商主义掣肘，并且具有更多在全球范围推销所谓“人权至上”等西方价值观的“普世情怀”，因此他们不仅在所谓宗教人权议题领域与特朗普政府攀比争胜，在许多情况下更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前，宗教右翼的对华立场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无缝对接，互相推进。但宗教右翼或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团体，除作为现政府的政治基础而发生较大间接作用外，在对华政策议题上的影响不如精通中美关系、立法程序和高层政治运作的宗教人权类组织、智库和游说团体，而后者的影响又不如具有宗教右翼背景的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宗教右翼或福音派宗教团体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取决于其政治介入的专业性以及与权力中枢关系的远近。

但是，如果把宗教右翼或白人基督教福音派视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关系网，或是“在华盛顿代表上帝”的宗教权力建制，那么特朗普政府时期宗教右翼或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对华施压的政治能量确实不可小觑。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地缘政治鹰派、经贸鹰派、科技鹰派的势力也在全面增长。从目前来看，宗教右翼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已加大介入美国对华政策的力度，其对美国社会对华负面舆论的滋长、中美人文交流空间的收窄、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的长期趋势等，均具有造势动员和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