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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政治:揭开中东伊斯兰国家政体的神秘面纱

原创 朱志宏  战略观察家

中东伊斯兰国家大体有五种:其一是哈里发政体;其二是君主政体;其三是西方民主政体;其四是专制政体;其五是伊朗的政教合一的政体。哈里发政治体制是伊斯兰教国家传统政治体制,并是“伊斯兰国”想要复活的一种政治体制。后四者则呈现大致演进的态势,其中伊朗的政体是一种创新。

哈里发政体

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哈里发制度有两层意思:其一,穆罕默德去世后,在麦地那建立并延续千年历史的政教合一的哈里发政治制度。其二,伊斯兰教关于理想政治体制哈里发制的一系列教义规定和理论学说。

早期伊斯兰国家的首脑领导制度采取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担任国家政治、军事、司法、宗教首脑的人物称为哈里发,故这样的国家称为哈里发国家。"哈里发"一词系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代理者"、"继任人"。《古兰经》云:“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穆罕默德传教时,他是真主派遣到人间的使者,是天启的传达者,后来是麦地那公社宗教、行政、司法和军事的最高领袖,即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他去世后,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相继被选为"真主使者的继任人",或经指定选为哈里发,哈里发制度遂形成。伍麦叶王朝开始后,哈里发制度便转化为世袭制。

哈里发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原教旨主义,即按照穆罕默德的方式治理国家,严格遵守《古兰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相信,《古兰经》的绝对可靠性,超越时空。在他们看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立法依据。

“伊斯兰国”就是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国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将人划分为信教者与异教徒。他们对于异教徒的要求是,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就被清除。在“伊斯兰国”看来,对异教徒斩首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是在执行安拉的意志。在“伊斯兰国”看来,将被俘获的女性作为性奴隶和贩卖,也是天经地义的,都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在“伊斯兰国”看来,只有他们才是正确的,才代表了真主的意志。

因此,“伊斯兰国”成为当今世界最邪恶的恐怖组织,也是人类社会的公敌,是最没有前途的政治体制。沙特与美国尽管支持过“伊斯兰国”,但也只是暗中支持,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开支持这个极端的恐怖组织。

君主政体

沙特等海湾国家多为君主制国家,伊朗、伊拉克等国原来也是君主制国家,以下以沙特为例说明。

沙特是君主制王国,禁止政党活动。沙特没有宪法,《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是国家执法的依据,因此沙特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沙特国王被称为“两个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仆人”国王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有权任命、解散或改组内阁,有权立、废王储,解散协商会议,有权批准和否决内阁会议决议及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

1992年3月1日,法赫德国王颁布治国基本法,规定沙特阿拉伯王国由其缔造者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曼.费萨尔.沙特国王的子孙中的优秀者出任国王。沙特实行兄终弟及制度,国王死后,王位在儿子们中间传递。

沙特没有议会,但有协商会议。协商会议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成立,是国家政治咨询机构,下设12个专门委员会。协商会议由主席和150名委员组成,由国王任命,任期4年,可连任。沙特政府成员很多是由王室成员担任。

沙特君主政治体制属于前现代政治体制,没有生命力。沙特王室为了防止萨达姆、卡扎菲一类的军官造反,干脆把军队养到了巴基斯坦。沙特国内只有国王卫队与警察,而花大价钱在巴基斯坦养了2个师的全副美式装备的军队,随着准备镇压国内的造反者。如此虚弱的国家也只能对内依靠从石油获得的金钱收买民心,对外请美军来保护自己。

沙特王室由于拥有大量唾手可得的石油财富,不思进取,把精力放到了斗富炫耀之上。沙特国民则由于政府的收买政策,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没有奋斗精神。目前在沙的外籍劳工约700-800万人,多数来自东南亚国家,从事佣人、建筑、清洁、搬运等工作,月工资仅400-500里亚尔(1美元折合3.75里亚尔)。2019年沙特籍雇员大约为311万。而沙特人口总量则为3300多万,也就是说,沙特90%的人是不劳动的。

沙特制造业比例非常低。据沙特统计局2019年12月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第3季度,沙特男女制造业劳动者总数为83万人,其中沙特本国国民仅占23.2%(19.3万人),外国劳动者占76.8%(63.7万人)。沙特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人口不足十分之一,而沙特籍制造业人口占总人口不足百分之一。沙特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

沙特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它是一定要支持逊尼派恐怖组织的。沙特不仅资助基地组织,而且也资助“伊斯兰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沙特政教合一的君主制是没有前途的,迟早要被淘汰的。

西方民主政体

中东西方西方民主体制搞的最好的是土耳其。土耳其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后,凯末尔开始了世俗化改革,制定新宪法废除政教合一的制度,按照西方民主政体确立了国家的共和体制。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很彻底,甚至在1928年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

土耳其现行宪法于1982年11月7日通过并生效是共和国第三部宪法。宪法规定土为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大国民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实行普遍直接选举18岁及以上公民享有选举权。土耳其实行多党选举制,总统和议员由选举产生。

土耳其一心想要融入欧洲,但欧洲一方面鼓励土耳其脱离阿拉伯世界,但另一方面却难以接受土耳其,这就使土耳其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欧洲人眼里,土耳其属于阿拉伯世界,而在阿拉伯人眼里,土耳其却属于欧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开始了回归中东。

2001年,埃尔多安创建了“正义与发展党”,并任主席,2003年,埃尔多安首次出任了土耳其总理,之后在2007年和2011年,埃尔多安连任总理,2014年埃尔多安在首次总统直选中获选总统。埃尔多安是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土耳其总统制的鼓吹者。正义与发展党是土耳其伊斯兰化的推动者,而如今埃尔多安更是渴望成为“苏丹”式的强权人物。

正是由于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在“倒行逆施”,美国才支持政变要将他干掉。不幸,美国支持的政变被俄罗斯特工获悉,普金把暗杀行动提前告知了埃尔多安,使其躲过一劫。2016年的政变反而使土耳其与俄罗斯走近,并结成俄土伊松散联盟。

土耳其令人担心的是正在伊斯兰化,一旦土耳其伊斯兰化,其民主政体是否还能够稳定就要打一个问号了。但无论如何,截至目前为止,土耳其的民主政体还是最成功的。

土耳其的民主政体的成功并不能说明民主政体就适合中东伊斯兰世界,因为其带有很大的特殊性。其一,土耳其地处欧亚结合部,一部分领土就位于欧洲,因此土耳其文化中就有很多欧洲元素。其二,土耳其的建国者凯末尔世俗化革命比较彻底,为实行民主政体打下了良好基础。其三,土耳其以突厥人为主体。

中东多数是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就不具备土耳其的条件,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民主政体国家。民主政体在阿拉伯国家往往演化为专制政体。

专制政体

中东阿拉伯国家最常见的政体是由民主政体演化而来的专制政体。这不奇怪,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生长于西方文化之中的,并没有普世性。世界上多数国家采取了民主政体,但成功的却是少数。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也许根本就不适合采用这种政体,民主政体的不稳定就很容易导致专制政体。

阿拉伯国家专制政体最为典型的是军人通过政变上台实施专制。而军人专制往往又形成家族专制。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都属于这类政体。当然,这些政体也不稳定。

家族专制必然导致腐败,统治者为了维护家族统治不仅自己需要积攒大量财富,而且还需要用大量财富收买那些效忠于自己的人。

家族统治还需要排斥异己,往往需要对异己力量残酷镇压。但家族统治也需要贿赂国民也争取支持。比如,卡扎菲和萨达姆时代,利比亚与伊拉克人的福利还是比较高的。家族专制下,由于统治者长期统治,社会比较稳定,对国家的建设也是很重视的。

专制体制往往是伊斯兰世界世俗化的推动者。无论是伊朗的巴列维国王,还是埃及的穆巴拉克、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都极大地推动了本国的世俗化。因为世俗化在中东会遭到伊斯兰教的强烈抵制,因此只有采取强制性政策才容易推进。

但世俗化也为这些专制政体埋下隐患,巴列维国王被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穆巴拉克被埃及人民所推翻。萨达姆与卡扎菲死于非命。目前,只有叙利亚的小阿萨德成功继任,但国家也几乎成为瓦砾。

但没有卡扎菲的利比亚陷入内战,没有萨达姆的伊拉克陷入分裂。因此,阿拉伯世界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于自己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

伊朗的政教合一政体

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伊朗的抹黑,一提起伊朗的政教合一政体,人们自然会与落后、野蛮联系在一起。但伊朗的政教合一政体远远比哈里发政体、君主制政体和专制政体先进,还可能比西方民主政体稳定。因此,伊朗很可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于自己的政治体制。

伊朗政治体制中吸收了很多西方民主制度的元素,又将宗教元素纳入,因此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中最稳定的体制。从直观上看,伊朗政体可以经历美国四十年的封杀而没有倒下,也没有因阿拉伯之春而被颠覆,就足以证明其稳定了。

霍梅尼不仅仅是一个革命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一手设计了一个超稳定的政治体制。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朗政权。这个政权具有二元结构的特色:

   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合二为一,拥有绝对的权利

伊朗的最高领袖既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其权力极大。领袖的权利范围覆盖了伊朗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这些机构都必须在领袖的监护下行使权力。此外,领袖还担任武装力量总指挥。

例如,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2人组成,其中6人是领袖直接任命的教法学家,另外6名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的权利极大,主要负责审核专家会议、总统、议会和内阁等权力机构成员的候选人资格,监督专家会议、总统和伊斯兰议会选举及公民投票,并负责审议和确认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必须符合伊斯兰教义和不违反宪法。

伊朗的国家利益委员会,其职责包括为领袖制订国家大政方针出谋划策、在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就议案发生分歧时负责仲裁等。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由领袖确定,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机构负责人、宪法监护委员6名教法学家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等。

伊朗的司法总监由领袖任命的经学权威担任。此外,伊朗的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及司法部门的主要领导人都是教法学家。这样的制度设计使领袖与教法学家结成紧密的、相互依托的关系。

在伊朗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中,最高领袖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最终决策者,而不是国家政策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在国家政治进程中多通过行使权力发挥独特的引导和平衡作用。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虽然不是由人民直选,却是由人民选举的专家委员会选举产生,专家委员会具有监督和罢免领袖的权力。也就是说,人民间接参与了最高精神领袖的选举,实践了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宪法规定“领袖的职位既不是世袭制,也不是终身制。领袖的任期取决于他担任这个职位和维护政局的能力。”这一点又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民主选举与多党派政治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也吸收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成果,这就是多党制和选举制。伊朗允许多党派竞争总统和议会宝座。

伊朗总统由民选产生,是继宗教领袖之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统负责除直接由领袖负责的那部分事务之外的行政事务,但必须是在领袖任命之后才可行使其政治权力。

伊朗的290名议员全部通过民众直接投票产生。伊朗伊斯兰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负责审批政府财政预算及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议,有权质询和弹劾总统、部长。

伊朗的领袖能够影响总统和议会选举,但不能掌控选举结果。领袖有权否决总统选举结果,也有权罢免总统,但哈梅内伊非常谨慎使用这项权力。由于鲁哈尼政府未能兑现很多在《伊核全面协议》签订时所作出的承诺,伊朗国内一些强硬保守派趁机向鲁哈尼政府发难。他们认为,鲁哈尼政府在兑现承诺上失信于人,在保障伊朗签署核协议后应该得到的经济利益上缺少能力,应该被弹劾或者被取代。但领袖哈梅内伊阻止了这些人的意图,他强调鲁哈尼是民选总统。

伊朗议会和总统是国家政策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具有相当的政策和权力空间,但受到领袖和宪监会的控制。2013年鲁哈尼总统上台后积极与西方靠拢和推动达成《伊核全面协议》,哈梅内伊坚持美国不值得信任的立场,但并没有进行强硬阻止,而是顺应主流民意,支持外长扎里夫为首的核谈判团队及控制谈判进程。

    伊朗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超稳定性

伊朗政教合一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持了政治的超稳定性。这主要是由于宗教势力不是作为外在力量与世俗政权对抗,而是作为内在力量与世俗政权相互辅佐共同统治。这样,宗教力量就凭借着自身对民众的影响力,为稳定政局起到巨大作用。

由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政府受到宗教势力的控制。但我们不要将伊朗的宗教阶层想象的太糟糕。伊朗宗教阶层与世俗知识分子阶层尽管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集团,然而他们在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阶层。伊朗宗教阶层饱读诗书,博览古今。他们要受严格的科班训练与学习。这使他们在对现代国际政治的了解方面,相对于世俗知识分子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他们坚持伊斯兰主义,坚持“教法学家监护”;另一方面他们却并不故步自封,又接受了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政治元素。

宗教领袖和教法学家在政府中主要起引导和监督作用,具体行政和立法是由民选政府和议会负责的。因此,政府出现问题,民众不会将怨气直接撒在宗教领袖和教法学家头上。此外,如果民众对最高领袖不满意,还可以通过选举,选出新的专家委员会。再由专家委员会将最高领袖罢免,重新任命一个民众满意的领袖。

在霍梅尼的顶层设计里,教士阶层对政治干预并不多,他们扮演的是超政治的角色,提供了最高的意识形态支撑并在必要时作为国家的政治的最后一道防线。

由此可见,伊朗的政治体系具有超稳定性,伊朗最高领袖的意外死亡或更迭,对政权影响不大。相较于埃及的世俗化民主政权而言,政府出现问题,最高领袖与宗教集团可以起到纠偏与稳定作用。而且,由于伊朗的政权是政教合一的,也不会出现埃及穆兄会夺取政权的危机。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尽管发生了与伊拉克的八年战争,发生了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但伊朗却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动荡。而且笔者相信,伊朗仍将能够抵御住美国新一轮制裁和打击。

   伊朗的政教合一政体具有一定的效率

网上流传的可笑的段子,说巴列维王朝开放发达,伊朗人现在后悔了。但事实上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在持续的战争和长期封锁下取得了发展,证明伊朗政府还是相当有能力的。伊朗的预期寿命从巴列维王朝末年的55.3岁提高了76.3岁。而中国人均寿命77岁,美国人均寿命也不过78.6岁。伊朗的城市化率从1979年的49%提高到了2019年的75.4%,而中国只有60%。巴列维王朝末年的成人识字率是36.5%,如今这个数字是85.5%,而印度不足45%。目前伊朗的全国日收入低于1.9美元的贫困率是0.6%。巴列维王朝时期最被某些人称道的男女平等,但在教育上,巴列维王朝女性占入学率比例是38.9%,而2015年是50.3%。伊朗大学更是呈现阴盛阳衰现象。

笔者在“伊朗又要试射卫星,其教育与科技水平不可小觑”一文中指出:伊朗高等教育普近率高于中国。伊朗有1000所大学,超过1300万人有拥有大学学历,拥有22.9万名博士。在8100万人口中拥有1300万大学生比例确实不算低。要知道,中国大学生占人口比例也才有8.86%,远远比伊朗低。伊朗在校生为500万,是人口的6.3%。而中国在校生约3700万,是人口比例的2.6%。

伊朗也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根据最新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伊朗在2019年世界各国创新排名中提高到了61名,中国为14名。伊朗还是世界上培养工程师数量第五多的国家,具备一定的工业能力。在制裁之下,伊朗发展起了一个初步的军事工业,可以生产枪支、弹药、火炮、坦克、装甲车、导弹、潜艇、军舰、雷达系统、战斗机等。伊朗的民品工业也有一定规模,以汽车制造为例,2000年伊朗制造了近30万辆国产车。进入21世纪,伊朗汽车品牌进一步增多。

另外要承认,现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有强大的动员力和组织能力。经过两伊战争后,伊朗形成了一种动员体制,做一些大事情可以动员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例如,2012年第16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伊朗德黑兰开幕,伊朗老百姓一个星期不上班,全部管制起来,这就是伊朗社会强大的组织力。伊朗若要组织反美示威游行可以组织多个大巴车,把老百姓拉到一个点去喊一样的口号。伊朗每到星期五穆斯林都要祈祷,世界上的穆斯林做礼拜都在清真寺里。但伊朗有一个特殊的创造,把星期五的会放到德黑兰大学校园里,上万人出席。而且每次大会上都有伊朗某一位领导人宣讲政府的重要政策。伊朗把祈祷会变成了政治集会,打出的很多标语都是政治口号。这些是一般国家办不到的,这种能力在战争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以举国之力搞建设。

   西方抹黑伊朗的真正原因

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既保持了政治的稳定性,又不压制一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因此,伊朗的科技水平在伊斯兰世界仅次于土耳其。由于政治安定,因此伊朗经济得以稳步发展。2012年伊朗人均GDP达到最高的7927美元。如果对伊朗解除制裁,伊朗将很快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伊朗成为发达国家也是有可能的,但这正是美国与西方担心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争斗一千多年,只是到了近代基督教世界才占据优势。因此美国与西方是绝对不愿意看到一个伊斯兰国家发达起来的,而伊朗与土耳其将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土耳其由于是北约成员国地缘位置太重要不好下手,但打压伊朗就可以无所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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