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如果将农民的家都拆没了，中国现代化就会缺少稳定的根基。”

“我一直反对激进城市化方案，认为应当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中国应当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采取‘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即允许农民进城，同时保护农民返乡权。”

“乡村振兴战略，重点不是要建设强富美的乡村，而是要建设保底的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和为国家提供稳定农村根基的乡村。”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脱贫攻坚，“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这个情结，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

关于乡村建设、城乡结构，农村稳定与国家安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特别是疫情之下出现的众多不确定性，观察者网对此采访了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以下为采访全文。

【采访、整理 朱敏洁】

观察者网：贺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观网在疫情期间，采访了不少在武汉工作生活学习的人，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学生们也给我们写了很多稿件，记录了疫情之下的生活和所思所想，非常感谢。疫情发生以来，您一直在武汉吗，能简单说说这段时期的感受吗？虽然这段时期学校没有开学，您在研究工作方面主要关注些什么，和过去相比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贺雪峰：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在武汉，哪里都没有去，哪里也不好意思去。

这段时间的感受简直是太多了。简单说两点，一点是没有想到中国抗疫会取得如此完美的成绩。春节期间特别悲观甚至愤懑，结果在中央正确领导部署下，中国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反观欧美发达国家，新冠疫情蔓延至今，政客甩锅不择手段，丑态百出，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

二是中国农村再次发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危机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疫情期间，没有听说因为就业而造成严重社会稳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城农民工有家乡可以返回，返回家乡就可以住得下来、生活得好。当前农村户籍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55%，就是一半以上。农民是我们公认的弱势群体，而在疫情之下，农民回到家乡，应对疫情，应对不确定性，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就使得中国在面对疫情时，可以依据防疫需要进行疫情管控，也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等到3月6日，全国除武汉以外的所有地区就开始进入新增确诊病例为零的阶段，距离武汉1月23日封城仅仅一个半月时间。

我个人的研究工作没有变化。这次疫情进一步增强了我对中国体制的信心。我相信，再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中华民族必定可以实现伟大崛起。只是我以为，这个伟大进程中，我们千万不要急躁，千万不要折腾，千万要为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保留好农村的退路，千万不要像山东那样借合村并居来拆农民房子。如果将农民的家都拆没了，中国现代化就会缺少稳定的根基。

越是快速发展时期，越是面对深度不确定性，就越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农村。目前的乡村振兴战略，重点不是要建设强富美的乡村，而是要建设保底的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和为国家提供稳定农村根基的乡村。过去我就一直反对激进的城市化主张，经过本次疫情，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主张。

观察者网：相比城市的关注度，乡村总是在大众视野边缘。疫情爆发，特别是武汉封城后，人们开始讨论大城市的发展路径，尤其和17年前SARS相比，很重要的不同点是城市人口密度、人口流动频率和城乡融合程度。那么，类似城市研究面临的这些问题，在乡村研究中会如何被关注？城乡融合，人口流动，基层治理等方面，是否拓宽了内涵？

贺雪峰：乡村一直是学界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融合、人口流动、基层治理一直是乡村研究的主要视角，疫情爆发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扩大了这些主要视角的内涵。

城乡融合并不是单向度的城市化，而是双向的城乡互动。经济此次疫情，乡村的地位将被重新审视。在疫情的影响下，大城市的风险被放大，这提醒我们注意城市化并非越快越好，要考虑更综合的因素。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有两个鲜明的战略，一是新型城镇化，二是乡村振兴，两者并行不悖，体现了中国处理城乡关系的独特制度路径，形成了城乡融合的关系。由此，乡村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持续发挥“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又好又快的城市化才能得以实现，最终带动乡村振兴，实现更高层次的城乡融合形态。

人口流动要有更多的社会学思维。应对人口流动既不能人为地加以限制，也不能抽拔农民的乡村之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大规模人口流动，使农村劳动力资源得到高效的配置，形成了“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春节及之后两个月内的严格人口流动管控措施并没有使乡村陷入失序、酿成新的经济社会危机，这是中国经验。其背后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社会性质：农民是有根的，人口流动仅仅是增加了农民可以从外部市场获得的收入，并不是使他们流离失所。比如说，农民在农村有稳定的居所——持续多年的脱贫攻坚全面解决了农村危房问题，有承包地和菜地满足了粮食和蔬菜的需求。小农家庭普遍的自给自足，实际上缓解了人口流动管制给农村带来的经济冲击。

基层治理要更加重视应急治理。疫情带来的公共危机瞬间使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应急状态，考验着基层治理能力。基层治理不仅体现在主导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维度，还要体现在高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维度，这就是底线思维。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应急治理体系的建设。应急治理体系并不是另外建立一套体系，而是在现有常规治理体系中加入一些应急转换机制，使得常规治理秩序迅速转换为应急治理秩序。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某些因素有利于应急治理，如党对基层治理的集中领导。同时也需要注意一些薄弱的环节，如基层村和组的组织薄弱，农民应急意识有待提高等，这需要注重提升基层的社会组织能力，增强广大农民的应急意识，以应对包括公共卫生危机在内的多样化危机。

观察者网：在这次疫情中，您是否观察到了乡村组织、基层治理的问题，与过去研究中所发现的有所差别？疫情会在哪些层面拓宽未来乡村研究的内涵？

贺雪峰：在疫情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观察中，的确能够观察到一些乡村治理的短板弱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一是乡村体制方面。在湖北省的疫情观察中，我们发现其乡村治理能力还比较薄弱。比如说，在疫情初期，湖北省乡村两级对武汉返乡人员的数据就一直摸不准，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疫情控制。这反映出乡村体制建设的短板。2005年湖北省实行乡镇综合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乡镇层面实行“以钱养事”，大量基层干部转化为“社会人”，失去了干部身份，也失去了工作动力，乡镇政权弱化，甚至悬浮于基层社会之上。取消农业税之后，湖北省还推进“合村并组、取消小组长”等，导致基本治理单元超出了传统熟人社会的范围，极大削弱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

二是乡村治理机制方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人民战争，政府不仅需要动员县乡村各级干部，还需要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初期，少数地区再次出现了在抢险救灾过程中的“干部动、群众不动”的基层治理困境。一些地区有群众聚集打牌，旁观者并没有去劝阻，认为这是得罪人的事情，除非村干部来强制驱散。在一些城乡接合部农村，由于基层组织残缺，基层疫情防控出现了真空地带。

当然，全国相当多的村级组织通过强有力的动员建立了疫情防控体系，动员了各种力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村庄成功的群众动员经验表明，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乡村治理中的群众动员的积极作用，把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我们经常说，基层治理的主体是农民，我们一定要指导，这个农民主体不能是个体的农民，而必须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农民主体不是分散的农民个体的集合，而是组织起来的农民的集体。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当前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和关键。

观察者网：4月，发改委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其中户籍问题又有进一步调整，不仅便利农村转移人口城市落户，甚至鼓励有条件的超大特大城市也取消落户限制，相比而言去年只是全面取消大城市落实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突破。您怎么看待户籍制度不断松绑的趋势，对城乡融合的意义凸显在何处？疫情之下，对户籍问题是否有了新的思考？

贺雪峰：户籍制度松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所确定的发展目标。2014年确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在户籍城镇化率以及缩小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相关政策是为了做好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收官工作。

对于户籍政策改革，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为何户籍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历史上，我国户籍制度背后捆绑着一整套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近年来，随着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建设，以及对“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推进，城镇户籍的“含金量”大大弱化。在此背景下，进城农民没有落户的积极性。

不能忽视的是，不仅城乡之间存在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而且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公共服务差异。中西部县城的公共服务与沿海一些特大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不是一个概念。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力相关，只有极少数，如北京、上海这种具有优质公共服务的城市户籍才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相反，获得其他大部分城市的户籍，不等于就享有额外多的优质公共服务。所以，城乡人口转移速度超过户籍迁移速度。

二是，我比较担心激进的城镇化政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激进的城镇化会给我们带来极大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自由流动的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要素的最优配置，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现在要打破城乡关系，一方面是让农民进城落户，主要是进县城；另一方面，资本也千方百计地想要打开下乡的闸门。我们之前形成的具有弹性的城乡结构正在被打破。

最近，我与团队正在重点研究农民城镇化问题，发现农民进城很大程度上是被当地县城房地产拉动的，县域城镇化政策正在制造一个“城乡三元结构”。县城是不可能实现本地就业的。进城农民正在变成脱离土地、高消费的“伪中产”群体。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农民，也不等于市民。短期来看，可能刺激消费，长期来看，实则是在“消耗”我们保持社会稳定的战略资源。我一直反对激进城镇化，反对将农民“赶到”没有产业支撑的三四线城市。

面对这次疫情，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与我们的保护型城乡关系有关。因为有农村作为退路，所以中国遭遇各种意外风险时，就有了退路。进入三月份以来，沿海地区外贸企业订单减少，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农村有土地、房屋和粮食，并没有引发严重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在。2001年我就提出“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判断。到今天，我还是坚持这个判断。我认为，这次疫情提醒我们必须在战略上重新认识城乡关系。不能指望刺激农民“消费”来拉动内需。保持农村稳定，建设好农村这个大后方，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前几天，我专门写文章批评山东拆农民房子的合村并居运动。山东这些年在这方面一直很激进，一直不吸取教训。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想尽办法拆除农民房子呢？当然不是为了拆房子种粮食。很有可能是因为前几年城市扩张太快，地方负债太多，想通过新一轮的合村并居让农民进城托房市，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必须警惕地方政府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搞成了以人口、消费和房地产为目的的城镇化行为。

观察者网：《重点任务》中，还有两个问题关注度比较高，一是继续加大“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的激励力度，包括将建设用地指标与吸纳落户数量挂钩，二是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首先向您请教，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联动性？其次，关于城乡统一建设用地问题，现在大家知道有允许宅基地流动这回事，但具体机制其实并不清楚，您作为农村研究学者，从农村发展、农民利益等角度来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建立需要关注什么问题？

贺雪峰：这些年，包括地方政府和很多人，都存在一个极大极大的误会，那就是，认为土地上包含了很大的财富。土地上不投入生产，怎么会有财富呢？带着这个误会，很多人一直想做土地“文章”。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由于土地多就自动完成现代化，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因为土地不够，现代化就一定失败。比我们（人均）土地多的国家多的是，很多这样的国家十分落后。反过来，比我们土地少的国家，有不少成功完成现代化。土地是“假问题”。

很多人盯着城市“地王”，想着土地价值，说中国只要一改革土地制度，就释放几十万亿元甚至百万亿元的财富。真是不可思议的想法。照这么说，其他土地多的国家，按照他们的建议改一改制度，就一下子“赶英超美”了。

回到上面的问题。“人地钱挂钩”这个说法，我从来就不认可。现在城市发展缺的是“建设用地指标”吗？当然不是。很多城市规划了很大的新城区而发展不起来，根本不是缺少土地，而且缺少土地上面的有效投资。城市发展关键还是靠经济发展，靠工业化，靠就业，靠产业升级。“人地挂钩”这类制度的作用小之又小。

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关的是征地制度。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质是减少征地范围。这背后涉及的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案问题。不同的人主张不同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一些人主张土地增值归被开发地块的农民，支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土地增值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全体劳动者投入的结果，应该归社会享有。打个比方，深圳的土地增值很大，有人认为应该归几十万的深圳“原居民”，还有人认为应该归千万个为深圳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我支持后一种观点，认为征地制度更合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会带来财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会鼓励食利行为，对劳动者不利。

再就是宅基地问题。除了大城市周边的宅基地之外，大多数的农村宅基地并不值钱。鼓励农民“交易”宅基地进城，负面后果很大。一般农民的宅基地尽管经济价值不高，但是作为农民退路和保险的社会功能很重要，宅基地作为一种社会保障，不应该拿到市场上交易。有人说，农民宅基地空在那里很浪费。我将宅基地称作为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必须保留的“资源冗余”。不是所有的资源都要在某一个时刻被开发殆尽。“冗余”的概念，很多人不理解。我想，如果是懂得工程控制的人，应该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概念。既然中国现代化必然存在风险，那么，就一定需要设置对应的“冗余”来应对这些未知风险。过去，谁能预料到新冠疫情的爆发呢？我们的发展就像一头超级大象在奔跑。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留点回旋余地，有什么不好？

观察者网：前段时间，由于越南、乌克兰等国发布粮食出口禁令，导致国内舆论担忧粮食安全，甚至在市场上引起小波动。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农村抛荒、粮食储备、粮食进出口等，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现况如何？如何看待粮食储备和进出口的关系？

贺雪峰：中国确实存在较为普遍的耕地抛荒现象，许多人据此推断国内可能会产生粮食安全问题，这个论调一直都有，只不过在全球疫情持续、部分国家禁止粮食出口的局势下，更加引起社会关注罢了。这种担心其实是源自人们对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一些误解。

我们要看到抛荒的深层原因。农村抛荒大部分是季节性的，农民之所以选择这种种植方式，主要还是因为粮价较低，种地不划算。粮价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粮食储备充足，且受到进口粮食影响，国家无法再收购更多。只要国家适当提高粮价，在现有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农民完全可以马上扩大种植面积。

另外，农村里还有一批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进城务工的“中坚农民”，他们年富力强，有足够的种植能力和种植意愿，这个群体也能够承担起迅速扩充粮食生产能力的作用。大家要对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有充足的信心。我一直认为，粮食安全，并不是粮食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就是这个道理。

我国一直保持非常高的主粮自给率。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粮食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安全，这一点上，我们的政策一直是明确的。因此，粮食进口波动并不影响主粮供应安全。这个战略要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下去。

前些年有人说应该放弃主粮自给自足，加大进口。显然是书生之见，如今更见其幼稚。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牢固树立战略安全意识。一方面，要通过丰富粮食进出口，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更要坚持底线思维，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观察者网：因为疫情，全球、区域乃至一国内部物流受阻。最近，Nature发文称，全球粮食供应链正出现中断；甚至有些地方因买卖受阻，出现浪费，而人为屯粮，恐将引发落后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这些问题是否如想象得那么重，值得担忧吗，您对此怎么看？

贺雪峰：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统计，2019年末我国农村剩余贫困人口中，东中西三地分别有47万人、181万人和323万人，表明农村剩余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新冠疫情对贫困地区农户带来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是伤筋动骨的，而是在可控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一方面，虽然新冠疫情减少了农民家庭的务工收入，但及时复工复产降低了影响程度。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家庭收入主要有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两部分，其中务工收入占较大比例。据西部深度贫困县2019年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收入中，务工收入所占比例是75%到85%。这意味着农民能否获得稳定的务工收入，对农户脱贫的稳定性具有决定性影响，也表明贫困户土地耕种的收入在其家庭收入中占比较小，尤其是在货币化收入上占比更小。只要这些地区的贫困户及时外出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那么疫情对他们收入的影响就可以大为降低。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小，贫困地区不会出现粮荒现象。农业生产，对农时的要求很严，如果春耕备种不及时，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粮食产量会降低。从调查来看，新冠疫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是对种植大户的影响，比如受疫情防控要求和复工复产影响，农业生产资料购置不够畅通，一些种植大户无法获得及时的务工需求。

在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农业经济主要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户经济，大户种植较少。再加上，湖北以外贫困地区的疫情本身并不重，疫情防控任务较轻，疫情影响的持续时间不长，小农户基本上可以及时进行春耕备种。因此，粮食生产方面受的影响较小，基本上可以满足本地农户自给自足和本地市场的需求。退一步说，即便这些地区粮食产量下降，国家粮库储备充足，根本就不用担心粮食问题，也就不会因粮荒、非理性屯粮而造成粮食危机。

观察者网：从中国来看上述问题，这段时期国内一直在做“助农”活动，其实效果有好有坏，有的人可能因为东西不是很新鲜或价格，出现一些纠纷，当然有的认为这个活动本身就超出一般的买卖行为，您对这些活动持什么看法？您认识或关注的一些基层或农民是否参加此类活动，实际反馈如何？

贺雪峰：“助农”活动一直以来就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农村春耕生产和一些农产品销售受到一些影响，各种形式的“助农”活动也就多了起来。这表明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的关心，对农民生活，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的脱贫攻坚非常关注和重视，这是好事情。从调查来看，各地“助农”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电商平台的“爱心助农项目”。电商平台针对某些地区农产品销路难的问题，与当地政府建立合作帮扶关系，以一对一的方式直接对接合作社和农户，从而减少中间销售环节，将中间节省下来的利润留给农户。电商平台通过庞大的用户群、高效的数字化能力和反馈消费者订单的能力，推动合作帮扶农户的确定性收益，让他们放心在农业种植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不需要担心销售问题。电商平台的“助农”活动，在助推一些地区销售滞销的果蔬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效果。

二是基层组织成立的“爱心助农志愿队”。基层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通过不同的形式，组织本单位的党员、干部和职工，到农村开展助农公益活动。比如“助农采摘活动”，帮助农民群众采摘西红柿、收捡核桃等。还有如“春耕爱心助农”公益活动，为贫困户购买农资，解决贫困户的农资短缺问题，减少他们的现金支出，保障他们春耕备耕工作顺利开展。再如“精准扶贫爱心助农”活动，组织党员干部为缺少劳动力的贫困户家庭锄草、育秧、犁地等，切实解决贫困户家庭的燃眉之急。这些活动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助农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对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的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和联系群众的方式。

三是单位结对帮扶的“助农”活动。这是政府企事业单位针对结对帮扶的贫困县或镇村开展的系列助农活动。主要的助农帮扶的方式包括：工会福利购置帮扶，即单位工会福利主要从结对的贫困县或镇村购置；组织单位职工捐资助学和认领贫困户；组织单位职工购置镇村的扶贫种养殖产品等，如某高校职工承包了某贫困村果园的冬枣果品。

四是志愿者组织的“助农”行动。这也是“助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志愿者组织形式多样，既有大学生组织，也有城市公益服务性组织，还有市民自发组织的兴趣爱好小组，助农的形式包括帮助抢收、自购、义卖、宣传、推介、网上销售等。

上述各种形式的“助农”活动，在一定范围、针对具体地区、村镇或农户，确实起达到了一定的帮扶效果。但是，“助农”活动是一种超越市场的买卖行为，之所以会起到帮扶的效果，是因为帮扶方的“义举”并没有计入成本，或者说由帮扶方承担了一定的组织成本。这种成本的担负行为是不可持续的。正因为如此，“助农”活动只能是局部的、个别的、偶然的、间歇性的行为，不是普遍的市场行为，也就不可能惠及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农户家庭。

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助农”活动来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和农民的贫困问题。在业已形成统一的全国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统一的全国市场是将种植农户组织起来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农产品流通的最有效方式。“助农”活动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直接帮助农民生产和销售，而是帮助农民获得信息、连通市场、对接需求。在这方面，电商平台和基层组织可以大有作为。

观察者网：2020年最具关注度和议论性的话题，应该就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最近有15个省市先后宣布全省贫困县清零，相信之后还会陆续出现。您过去写过很多文章，包括《大国之基》一书中也收入关于精准扶贫的论文。可能有人比较好奇的是，全国各地发展不均，如何在一个截止时间之前全部完成脱贫，对此如何评价、衡量？这几年国家在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上投入的人力物力十分巨大，从过程、效果等总体角度来看，有什么评价？

贺雪峰：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应该说，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持续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国家今年必定能够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评价这几年的脱贫攻坚战，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历史的维度。这几年的脱贫成绩是建立在过去几十年的减贫工作基础之上的。1986年我国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工作。当年，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制定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优惠政策，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到2015年精准脱贫正式开展时，我国实现了7亿人脱贫。在这个意义上，开发式扶贫战略为精准扶贫战略的开展奠定了强大基础。

二是实践的审视。精准扶贫是在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开展起来的，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片区为重点、精准到村到户的脱贫攻坚责任制。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顺利实现脱贫目标，关键就在于我国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如通过对口帮扶、扶贫工作队等具体策略，实现了区域协调发展。具体而言，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加强了扶贫工作力度；并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配合市场和社会参与扶贫，以及激发群众主体性，形成了大扶贫格局。

精准扶贫不仅工作力度大，且工作要求也高，要求做到“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可以这么说，这些年的脱贫攻坚，成绩不易，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精准扶贫过程中滋生了不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加重了基层负担。因此，我们不仅要总结精准扶贫的经验，也要重视其中的教训，为将来的常态化扶贫机制的建立做好准备。

三是战略视角。后扶贫攻坚时代，扶贫攻坚如何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全国农村工作重点如何由精准扶贫转向乡村振兴，成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

从乡村振兴战略来讲，按2018年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分三步走：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按三步走的部署，2020年进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第二步。也就是说，2020年由扶贫攻坚所对接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二步，即对接到再经过十五年奋斗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是直接对接到第三步即建设“强富美”的乡村。尤其扶贫攻坚重点所在的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比较差，虽然农民脱贫了，地方经济基础却普遍比较落后。这些地区农村工作重点转换时就尤其要注意对接到经过十五年奋斗才能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第二步的战略上，就尤其要防止错误对接到乡村振兴第三步即“强富美”的乡村建设上。

因此，中西部地区切忌在脱贫攻坚后急功近利，试图通过集中资源、重点突破、打造亮点的形式建设美丽乡村，从而将有限的资源重点用在了脱离地方实际的乡村振兴形式上，没有做基于保底的乡村建设工作。

观察者网：当前，各学科、各行各业等都在探讨“疫后时代”，当然疫情之下，各类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内外政府、民众最关注的。新书名《大国之基》，猜测其中一部分的内涵是指“三农”是中国的基础，那么疫情之下，从国家安全、资源安全角度，如何考虑农村问题？

贺雪峰：“大国之基”，确实一部分内涵是指“三农”的压舱石作用，是我国非传统安全的有力保障。

疫情爆发的时间，刚好处于春节期间，农民工都返乡了。到2月底，东部地区加快提升复工复产进度的时候，我们调查发现，农民工复工的积极性并不高，并不愿意冒风险返城复工。到3月，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部分农民工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机会。这虽然并不是愉快的事情，却也不是那么过不去的事情。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甚至一年两年三年，日子就是艰苦一点，也可以过得去。

正是农民工失去得起工作机会，使得中国具备强大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无论是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同样面对疫情，为什么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印度、巴西等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急于复工？因为防疫、发展经济、就业、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确诊病例超过150万了，死亡人数都已经超过中国感染总数了，却整天在着急复工。巴西一个月换了两位卫生部长了。意大利也急于解封和复工复产，恢复旅游业。其中原因是，美国40%的个人积蓄不超过400美元，巴西、印度一个人失业往往就意味着全家挨饿。

结果就是，越是因为就业与稳定的压力不敢于封城，就越是造成疫情失控，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防疫、发展经济、就业、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就越是不可调和。

中国当然也要复工复产，却是基于经济发展需要和疫情控制需要，而不需要过于担心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所以，中国疫情防控就可以依据疫情防控的需要而进行坚决果断的决策，就可以采取顶级防控措施，就可以在短期内控制住疫情。其中一个根本的方面是，占中国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农民有退路，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因此中国就有应对新冠疫情的足够纵深，中国国家决策就有足够的自由空间。

我一直反对激进城市化方案，认为应当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中国应当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采取“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即允许农民进城，同时保护农民返乡权。

我还认为，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是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设一个不差的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

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应当市场化，也不能够效率优先的。

中国现代化之路从来不会太平，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只要有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有退路，有回旋余地，有办法。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风浪，中国总可以借助农村这个稳定器率先平息风波，克服困难，在每一次危机之后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危乃是机也。

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就要警惕激进的城市化。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这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战无不胜的法宝。

小农经济、加工制造、产业升级三者之间不是相对冲突的，而是相互依存的，是驱动中国现代化的三个轮子。当前中国发展最大的重点和难点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发展的全部关键和重点是“中国创造”。只有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升级，解决当前中国发展高新技术“卡脖子”技术，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创造”的围剿和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新技术的反围剿的博弈成败，是决定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崛起的全部关键。

中国加工制造业仍然是当前中国竞争力的源泉，是中国国力上升的主要表现。只能继续发展，不能丝毫削弱。

小农经济为中国最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与土地结合起来的条件，从而为中国最为广大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保底和退路。农村稳定为中国现代化赢得时间与空间。

农村稳定，中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竞争力，就为中国创造和产业升级提供了空间与时间。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由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转变为中心国家，那个时候再消灭小农经济，彻底改造中国农业，改变乡村治理制度，就有了可能。

对于中国来说，新冠疫情是一场遭遇战。这场遭遇战中，中国在最短的时间用决绝的意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尤其是相对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来说。他们是在明知疫情情况下展开的阻击战，却打成目前的胶着状态，可以比较确信地说，西方体制也是存在问题的。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就非得比中国圆。中国体制有中国体制的优势，美国体制有美国体制的劣势。

中国体制优势，不仅包括举国抗疫的体制，而且得益于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借助体制优势，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仍然保持了稳定，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在发挥作用。也正是一个稳定的农村，为中国应对伟大复兴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深度不确定性提供了广阔的自由决策空间，也就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突围提供了基础条件。

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千万千万不能折腾。总书记说中国改革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不能折腾。